03/29/2020

//@光头怪博士:一定要叫孩子学好英语,不然容易被坏人骗。。。原话的意思是“华南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病毒开始传播的源头”//@fengfeixue0219: 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狗吃了?[吃瓜] http://t.cn/A6ZV3NO2

紫光阁:   美科学家称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话筒]↓↓ ​03/2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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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是专业人士,随便读两篇德语新闻,好像阐述一个问题,都比中国专家还清晰明了,德语新闻里早就讲过,无症状感染者是主要传染途径,经过目前检测发现,50%感染者中无症状。

我这种讲话方式,是不是小学生都能读懂。到现在还有中国专家模棱两可,认为中国无症状感染者只占1-2%,所以不用算作确诊者,先不说这种算法有没有问题,如果他的理论成立,那不是充分说明,中国人遇到新冠病毒,98-99%会发烧咳嗽胸闷,而外国人遇到新冠病毒,50%无症状?

另外,科学统计中,先要有个大的归类,比如检测阳性的先算一个大类,不管你跟他们叫感染者,还是携带者,还是确诊者,都无所谓,但必须有个概念先把检测阳性的统筹出一个基数。

然后在这个基数里,再分类,有症状的和无症状的; 有症状的再分类,轻症状的和重症状的; 重症状的再分类,治愈的和死亡的; 治愈的再分类,有后遗症的和无后遗症的。每个类别里都可再次详细分类,就算不是专业人士,小学生都能看懂这个分类方式。

云山雾罩,一脸懵逼,竟然在统计分类时,都出现了双标,比如德语里所有阳性的都算感染者上报,但中文统计里无症状的不算确诊者,这也没什么,但你在报道德国确诊者时,也按这个标准,那就要把无症状者刨除,否则你就要加以说明,国外提供的数据是阳性感染者,不是确诊者。

这么严肃认真的科学问题,稀里糊涂玩文字游戏,有意思?

03/28/2020

归国留学生希望隔离时能有一张干净的床单(并非要求每天更换,仅要求一客一换,也就是不用继续睡上个隔离人留下的脏床单),这样基本的要求都能引发意见撕裂和混战。只能说当一个群体被污名化后,就沦为了社会情绪的宣泄口。某些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抗疫期间以点带面,渲染妖魔化,熟练地用污名化手段塑造假想敌、挑动内讧,会不会有报应我不知道。但是伤到的人心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合,昨天是湖北人,今天是留学生,明天又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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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2020

#湖北籍贯##湖北籍贯返京##湖北籍贯进京# 说下我湖北籍贯如何返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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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2020

任素汐:那年的呱呱坠地,据说是她自己写的词,不到一分钟,唱得人泪流满面:
那年的呱呱坠地啊
那年的老无所依
那年的满心愤恨
那年的生死转机
那年的的万人空巷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铁栏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灵哭晚清
那年的昼夜难分眉不展
那年的冬盼天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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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摘要
3月28日早上6时30分整,武汉地铁6条线路共90辆列车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出发,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暂停运营达65天的武汉地铁,终于正式恢复运营。这是自1月23日武汉地铁暂停运营65天后,开出的首批面向市民运营的地铁,也标志着武汉地铁正式恢复运营。3月28日下午,武汉地铁4号线中南路站,等车的乘客。3月28日,武汉火车站,一名出站乘客在咨询志愿者。一辆公交车上贴着"欢迎回家"的字样,这是10天前载援汉医疗队前往机场时,为向医疗队表示感谢准备的。
原文约 9305 | 图片 32 | 建议阅读 19 分钟 | 评价反馈

当城市的脉搏开始跳动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守候微光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外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早上6时30分整,武汉地铁6条线路共90辆列车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出发,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暂停运营达65天的武汉地铁,终于正恢复运营


同日,随着由西安开往广州的K81次列车缓缓停靠在武昌站站台,包括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在内的武汉17个铁路客站开始恢复办理到达业务。


这座城市的脉搏,开始跳动了。


3月28日早上,武汉地铁2号线首列从佛祖岭开往金银潭的列车上。这是自1月23日武汉地铁暂停运营65天后,开出的首批面向市民运营的地铁,也标志着武汉地铁正式恢复运营。据了解,目前武汉地铁已恢复运营184座车站,乘客在安检前,需要接受体温检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首列由黄冈开来的城际列车C5604乘客抵达。据了解,自3月28日零时起,武汉市17个(武汉、汉口、武昌、南湖东、汤逊湖、庙山、普安、纸坊东、后湖、金银潭、天河机场、天河街、花山南、左岭、乌龙泉南、土地堂东、山坡东站)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到达业务。自4月8日零时起,恢复办理武汉市上述17个铁路客站出发业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早,湖北襄阳东火车站,正在安检的乘客。当日上午8时,由襄阳东站发往武汉汉口站的G6860次列车,是襄阳三大车站恢复运营后首趟始发开往武汉的高铁。贺瑞明/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出站乘客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获取健康码,这是搭乘武汉地铁的条件之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汉口站外,出站的旅客在过马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从广州南到武汉的G1112次列车乘客排队出站。该趟列车是武汉恢复各火车站到达业务后的首列外省终到武汉列车,车上共有258名乘客。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首列由黄冈开来的城际列车C5604抵达,一名乘客正在出站。这趟列车上的许多乘客都是回到武汉准备复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刚刚下车的瑾涵(中)和家人准备回家。瑾涵10岁,她的父母在武汉经营一家超市。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中午,汉口站,境外返汉人员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在引导到站旅客出站。当天零时起,武汉、汉口等武汉市的17个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到达业务,汉口站迎来了许多外地返汉客流。为严控境外输入病例,当地专门设立了境外返汉人员服务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3月28日中午,旅客走出汉口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3月28日,武昌火车站地铁站,乘客在站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名认证、排队等候安检。除正常安检流程外,乘客需出示绿色健康码、接受体温检查合格后方可乘车。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3月28日下午,武汉地铁4号线上,工作人员举着牌子在车厢内来回走动,提醒乘客不要聚集,下车扫码。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3月28日,武汉地铁2号线,开往光谷广场方向的列车。很多乘客是从汉口火车站上车的,他们来自周边县市,返汉务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3月28日下午,武昌火车站内,工作人员在境外返汉人员服务接待点工作。据工作人员介绍,境外返汉人员需登记后进行集中隔离。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3月28日下午,武汉地铁4号线中南路站,等车的乘客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3月28日,武昌火车站出站口,一名身着防护服的旅客准备搭乘公交车返回住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一名出站乘客在咨询志愿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中午,汉口站接站处,两位年轻人见面时拥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人被隔两地,直到当日才久别重逢。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3月28日中午,汉口站,崔先生手捧鲜花迎接从恩施返汉的女友。俩人两个月没见面了,汉口站恢复到站业务的第一天,女友从恩施坐火车出发,他则从黄冈开车,在女友火车抵达前半小时赶到汉口站迎接。因为担心武汉买不到鲜花,他在黄冈就提前买好,带到了武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3月28日中午,旅客走出汉口站。当地有关部门在出口处安排了许多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反复提醒旅客和接站人员保持间隔1米以上的距离。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3月28日,武汉火车站,一名小女孩和妈妈准备乘坐地铁回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武昌火车站公交车站,两名乘客在等候乘车。一辆公交车上贴着“欢迎回家”的字样,这是10天前载援汉医疗队前往机场时,为向医疗队表示感谢准备的。司机觉得,这也是向返汉人员表示欢迎,故一直保留。武汉市自3月25日起恢复117条公交线路运营,乘客需出示绿色健康码、接受体温检查合格后方可乘车。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3月28日,汉口火车站外,一名公交志愿者。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3月28日,武汉长江大桥上的一名外卖员。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3月28日下午,武汉地铁2号线上的乘客。很多乘客是武汉周边地市的返汉务工人员。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3月25日,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一处公交站台,几名青年在等待公交车。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在暂停运营62天之后,当日,武汉市的117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28日中午,汉口站,两位铁路工作人员从站前广场走过。当天零时起,武汉、汉口等武汉市的17个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到达业务。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编辑 | 孔斯琪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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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2020

    我的妈妈,过年以来一天无休还加班,目前又开始为大家做体检(健康报告)。今天回家说,她们从一线一档变成二线,不仅一天三百的承诺打了水漂,中间发的四千补助还要被收回。这就是疫情过去后的英雄,擅长造神运动的我国,运动中讴歌你,运动结束就要收回圣袍,悄咪咪的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是了。

    顺便提一句:最后的算法,就是只有直接接触到病人的医护才算一线,什么意思,发热门诊,防疫消杀、流调,同风险的门诊、其他部门全都白白加班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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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脸懵懂,在社区人员陪伴下,来领自己父母的骨灰。在这场疫灾之中,失去亲人的孩子,可能远不止他一个。非典孤儿"更是被广泛报道,帮"非典孤儿"找一个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回应。不少"非典孤儿"因此找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家庭,有的"非典孤儿"在许多人的接力资助下,后来还考上了大学。且不说社会对他们的帮助了,就连"疫灾孤儿"数量有多少,具体情况如何,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原文约 1605 | 图片 1 | 建议阅读 4 分钟 | 评价反馈

    不能被遗忘的“疫灾孤儿”

    原创公民于平 鱼眼观察

    这几日,武汉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殡仪馆前排起了长队,许多人焦急地等着领回自己亲人的骨灰。


    在长长的队伍中,有一个人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脸懵懂,在社区人员陪伴下,来领自己父母的骨灰。


    这样的一幕,让许多人的心,狠狠被扎了一下。


    人们的伤痛,不仅因为一个美满的家庭的破碎,更是担忧,孩子这么小就失去了双亲,他的心理该会承受怎样的冲击和压力,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未来将怎样面对自己的生活。


    其实,在这场疫灾之中,失去亲人的孩子,可能远不止他一个。疫灾造成几千人死亡,不知有多少家庭遭遇灭顶之灾,不知产生了多少“疫灾孤儿”。


    我在曾许多新闻中找到类似蛛丝马迹。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那个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死了还给爷爷盖被子,躲在家靠饼干度日的六岁男孩。这个让人心疼的孩子虽然最终获救,但他以后的生活,靠谁来照顾?



    疫情期间,有微博大V曾发布一条信息:两个武汉孩子,爸爸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作古,母亲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病危,姐姐病情也不太好,只有弟弟还行。这个两个姐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那个因为女儿死在家中,走投无路在微博发出一句“你好”为孙女求床位老爷爷,最后不幸辞世。人们为他无私的爱而感动同时,却忽视了,他那幸存的孙女该怎么办?


    作家方方在她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场疫情,让数个家庭支离破碎,比老年人更惨的,就是孩子。这场瘟疫中的遗孤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算过。仅我们所知的几位殉职的医生,就有四个:两个小小孩和两个遗腹子。朋友告诉我说,还有一群小孩子,大概二十多人,有的父母双亡,有的父母被隔离或在住院,还有父母中一人死亡的。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有四五岁。朋友说,他们害怕穿防护服的人,也害怕戴口罩的人……


    偶尔听到一个音频,不知道是哪里的孩子在声嘶厉竭的哭喊:妈妈,你不要抛下我,我很喜欢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总会浑身发冷。”


    这些“疫灾孤儿”,我相信有关部门会给予生活的照料。但一场重大灾难,很容易让这些孩子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留下长期的心理隐患,那么,相关的心理疏导真的能到位吗?


    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未来该如何安排,最好的办法显然不是送入孤儿院,而是能有家庭收养他们,让他们可以尽快走出灾难阴影,融入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那么,他们的归宿有没有安排好?


    我记得,17年的非典之后,“非典孤儿”作为一个群体曾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曾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护幼基金”,保障这些孤儿未来的生活和教育。


    在大陆,“非典孤儿”更是被广泛报道,帮“非典孤儿”找一个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回应。不少“非典孤儿”因此找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家庭,有的“非典孤儿”在许多人的接力资助下,后来还考上了大学。


    相较于“非典孤儿”所得到关注,不得不说,如今的“疫灾孤儿”几乎处在被遗忘的状态。且不说社会对他们的帮助了,就连“疫灾孤儿”数量有多少,具体情况如何,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这叫人怎能不担忧他们的命运?


    在任何一场灾难面前,受到伤害最大的永远都是孩子,但被忽视的往往也是孩子。因为他们年幼,他们无法为自己发声,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随波漂流。


    这就要求我们给这些“疫灾孤儿”投入更多的关注。


    我恳请武汉乃至湖北相关部门,尽快公布“疫灾孤儿”情况,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提供帮助,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归宿。


    为孩子擦去泪水,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帮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这,也是对孩子亲人们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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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2020

      #涉警舆情#
      网友心声:叶色,想和你聊聊我们现在的现状。

      我们是(大家都懂的边远)地区,我和好几个同事是1月15号通知报道的新进公务员,在某戒毒所,目前为止我们从1月20日正式录用文件下达到现在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工资、补贴、包括5险1金都没有,我们这一批已经从1月15号干到现在了,当时通知报到的时候特别仓促,1月13号通知,1月15号必须报道,很多同事都是连家里招呼都没有打就直接奔过来了,心想过年值班后调休回家一趟。

      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真的快撑不下去了,某顺丰部下达通知为刺激消费预发4月份工资,那么意味着我们新进的这一批公务员的工资就需要到5月才能发。

      而顺丰部的领导已经两次到场所门口,美其名曰视察,却看了一眼大门然后在周边城区住了一晚然后就走了,一直到现在。

      我们新进人员什么保障都没有,甚至我们都已经一个月都是包包菜,粉丝,土豆了。

      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极小的群体,我们说实话扛不下去了。

      #心疼狱警#
      这是个新丁,给我留言好几天了,我一直在跟他说他遇上好时机了,这么大的仗,一辈子都是少见的,这回赶上了,要坚持!

      可我没想到,ta的口罩是接近一个月以前的,已经带了接近一个月了,现在全封闭有钱都买不了东西,况且他们还没钱,酒精也没有,洗手液都是一个月以前配的了,现在没有后备的了!

      这怎么搞的?后勤买不起东西吗?还是实在太边远,远到防疫物资都送不进去?

      真的为这些个新同志感到寒心,希望有人在看我的微博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部门单位一些个别人个别单位人员的作风,这是把这些孩子当人在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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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7/2020

      因为收紧标准而收回/不发补助基本是全国普遍情况了吧,这个话题下全是基层的控诉。 ​
      查看源微博

      “是时候奉献出我们了。”
      “过世了。”
      “我不能没有爸爸。”
      “奶奶下午问爷爷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今生缘浅,来生再聚。”
      “天都黑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爷爷说外面有病毒。”
      “救救我唯一的爸爸。”
      “老天你开开眼。”
      “妈妈……”
      “我老婆呢?”
      “我不想全家都死啊。”
      “爸爸



      这是我的一个互关微友
      也是一个武汉女人的真实故事
      从文字来看
      她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
      但她 却用文字记录了近来的一切
      她的日记 没有华丽的词汇
      也没有难懂的句子
      但 就是这普普通通的句子
      却句句震撼心灵 沁人心肺
      如果不是她私信我
      我可能还真注意不到她的存在
      但我 注意到了 所以 真的很难受

      那在殡仪馆及公墓排队的人群里,有我的朋友、我的熟人、我的街坊、我的同学……我曾经在街头擦肩而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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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人真的太苦了,没有单位陪同或者社区陪同,不...

      加加知

      来自: 加加知 2020-03-26 21:37:20

      标题:武汉人真的太苦了,没有单位陪同或者社区陪同,不允许去领骨灰

      唉太苦了

      静悄悄,没有哭声,想想就压抑

      看到更揪心的图片

      新坟连墓碑都来不及刻,用马克笔写上名字

      点进这个人的微博,他的爸爸去世了

      看他的微博浓浓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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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2020

      //@楚襄ing://@雪在手中:我就是一位受害者的家属,我拒绝了他们所谓的全程陪同,说穿了就是监控,谁给的权力,我不需要任何所谓的陪同,人不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死难者家属不会答应……

      沙丘2046:   我是今天上午10点左右到汉口殡仪馆的,大门口沿路停着长长的私家车和志愿者车队,进门安保很严,到处是便衣,基本一抬手机就有人过来制止。我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有的家属抱着遗照坐在对接点等待,有的抱着骨灰盒从我身边走过。人很多,很安静,没有哭声,也没有哀乐,他们就这样默默地抱着骨灰盒离开。只到最后我要离开才看到一位阿姨放声大哭,她的哭声引来所有人回头,大家呆呆地看着她,甚至有一丝尴尬。 http://t.cn/R2WxQOQ03/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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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开放骨灰领取 汉口殡仪馆逝者亲属排起长队

      2020年03月26日 23:18 来源于 财新网
      可以听文章啦!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为防止因集中祭扫引起疫情扩散蔓延,2020年清明节期间暂停现场祭扫服务,推出集体祭扫服务,提供网络祭扫服务

        【财新网】(记者 包志明 摄影记者 丁刚)3月26日早上8点,家住汉正街的刘萍(化名)在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武汉市汉口殡仪馆,加入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前一天下午,她接到通知,可以来此领取她去世父亲的骨灰。

        汉口殡仪馆里这条近200米的长队,两人一排,从殡仪馆静雅厅的大门口一直蜿蜒至东侧乾和厅的门前。自3月23日武汉开放各殡仪馆领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去世人员骨灰以来,类似的排队现象在各殡仪馆和公共墓地出现。

        汉口殡仪馆静雅厅是逝者亲属办理殡葬手续和领取骨灰的场所,每位逝者只有一位亲属可以进入大厅。刘萍先是在取号机上取号,然后向工作人员提交居民死亡殡葬证、逝者身份证、她自己的身份证等证件,并填写表格。办妥上述事宜后,刘萍拿到一张票据,凭票可免费领取一个空骨灰盒,然后在大厅等候叫号。骨灰盒分为岫玉、蓝田玉和川白玉三种,刘萍选了川白玉,这是她父亲生前比较喜欢的颜色。

        刘萍的父亲此前因脑瘤住院,1月底医院清空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父亲只能回家,但家中没有治疗条件,父亲的病越来越重。3月初医院恢复门诊,她的父亲才得以重新住院,但为时已晚,几天后就去世了。“这个病真是害人,我父亲虽然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的,但也是被它间接害死的。”

        一直到下午2点,刘萍的号才被叫到,她在“发灰台”窗口递交了填写的材料和空骨灰盒,没多久,发灰台将用红布包盒身、上盖黄布的骨灰盒放到刘萍手中。在一旁等候的志愿者举着黑伞将刘萍送出大厅。整个过程中,大厅内非常安静,偶尔会传来轻微的抽泣声。“我的眼泪早已哭光了,现在只想好好把我父亲的后事办完。” 刘萍说。

        武汉目前共有汉口殡仪馆、武昌殡仪馆、青山殡仪馆、蔡甸殡仪馆、黄陂殡仪馆、新洲殡仪馆、江夏殡仪馆、回民殡仪馆等八家殡仪馆,其中前三个在中心城区。汉口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许多逝者亲属需要等五六个小时才能排到号,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预约,殡仪馆的骨灰太多,人手不足,寻找需要花很多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网上先预约,这样最多一两个小时就能领到骨灰了。”

        一位工作人员透露,2月份最忙的时候,殡仪馆每天要工作19个小时,每个男性员工都被叫去抬遗体,“实在太多了”。他说:“上级要求我们清明(4月4日)前把骨灰都发放完毕,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这里面有得新冠肺炎死的,也有其他原因去世的。”

        刘萍领取完骨灰盒出门时,一辆大货车停到静雅厅西侧门口,车上装载的是汉口殡仪馆订购的骨灰盒。司机表示,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多个骨灰盒,昨天已经来卸过一车,明后天可能还会再来送一车。殡仪馆十几位男性工作人员来到大货车上,把骨灰盒搬到静雅厅的侧厅存放,每500个一垛,目前一共有7垛。

        下午3点,武汉下起瓢泼雷雨,还有小半车骨灰盒没有搬运卸下。刘萍领取完骨灰已经坐车离去,在早上排队的小路边,一位老奶奶还在雨中等待。众人都劝说她先去门外的车里避避雨,老奶奶却说,她和老伴结婚60多年了,从来没有分开很久过,她老伴这次走了那么久,她一定要在最近的地方等他出来。亲属们只好打起了伞,继续等待。

        下午4点,财新记者离开殡仪馆时看到,依旧有逝者亲属前来领取骨灰,叫号机的数字已经到了230多。现场工作人员表示,网上预约前来的也大概是这个数字。

        截止3月26日,武汉市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为50006人,死亡人数2531人。当地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向财新记者介绍,在疫情期间,尤其是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20天里,由于核酸检测不足,其医院同期有几乎与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量相当的疑似病例去世,至于在家中死亡及其他非新冠死亡病人的具体数字,只有街道及民政部门掌握。

        3月24日,财新记者在汉阳区的扁担山公墓看到,亦有办理墓葬的死者家属在公墓外排队。该公墓每个墓位售价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新冠逝者可打七折。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汉阳区永丰街道在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69人。资料显示,整个武汉13个市辖区总计有108个街道办事处,21个镇,15个乡,1107个社区,2033个行政村。

        3月26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清明节将至,为防止因集中祭扫引起疫情扩散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20年清明期间暂停现场祭扫服务,推出集体祭扫服务,提供网络祭扫服务。通告显示,全市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暂停开展守灵、告别、祭扫等人员聚集活动,恢复开放时间暂按不早于4月30日执行;民政部门将统一安排,由各公墓管理单位组织工作人员为安葬在陵园内的逝者举行集体祭扫仪式,由各殡仪馆组织工作人员为骨灰寄存在殡仪馆的逝者举行集体祭扫仪式;经营性公墓管理单位免费提供网络祭扫服务。逝者家属可实名登录逝者所在公墓的网上平台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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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在此之前,湖北省除武汉市外各城市已陆续采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为返岗务工人员开辟绿色通道,各省市也相继采取措施助力湖北籍人员返岗。直到3月15日接到公司可代替社区开接收证明的通知,冉施的返岗计划才得以推动。3月23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四十七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着手有序做好滞留湖北人员返京工作并进行医学观察。所以医院健康证明、小区隔离证明、单位复工证明,其实差不多都是废纸,一次都没有用过。
      原文约 3367 | 图片 9 | 建议阅读 7 分钟 | 评价反馈

      湖北人返岗难:被劝返、阻拦、举报甚至解聘

      “希望大家对湖北籍返工人员,

      不是对虚幻整体无比热爱,

      对具体个人冷漠残忍”


      冉施的返岗复工路 图/受访者供图


      终于有可行的返工方式了。自由摄影师冉施立刻带齐各项证明,从滞留了近2个月的湖北省荆州市返回工作地上海。3月21日的雷暴天气持续到晚上9点,他被冻得够呛,想尽快进小区。

       

      据3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从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而在此之前,湖北省除武汉市外各城市已陆续采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为返岗务工人员开辟绿色通道,各省市也相继采取措施助力湖北籍人员返岗。

       

      可冉施还是和近一个月新闻报道中被劝返、阻拦、举报的湖北人一样,被小区工作人员强硬地拦在门外。“一听我是湖北籍,态度就变了,对我恶语相向。”

       

      出于职业习惯,他本能地拿起手机录像。没想到对方立刻动手强抢,争着夺回手机的过程中,他看见围观的人对自己指指点点,言语间反复强调一句话——他是湖北回来的


      从高速路口拦到小区门口

       

      冉施是做好了进不去小区的准备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湖北人想返岗,除需提供各项健康证明外,还要有务工地所住社区的接收证明。他曾为此在3月初联系上海所住社区的居委会,当时对方便态度强硬,无论他说情还是投诉,都坚决不开证明。

       

      最初他以为自己是个例。上网搜索才发现,同样遭遇的各城市返岗人员大有人在。“社区根本不会给你开接收证明,政策出了湖北省就行不通了。”

       

      直到3月15日接到公司可代替社区开接收证明的通知,冉施的返岗计划才得以推动。3月19日,他等到了荆州市政府的“点对点”包车,当天,国家卫健委公布了3月18日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0例的消息,那是湖北省的第一个“0”。

       

      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曾在3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兄弟省市对湖北外出打工的中低风险地区、持有健康码的人员不要再附加其他的条件。”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也曾呼吁“全国各地、全社会善待湖北人民”。

       

      可湖北人的返岗路依旧困难重重。

       

      多家媒体报道显示,湖北省大冶市、仙桃市等中低风险市区的“点对点”大巴车在到达目的地时被劝返,有乘客被迫在大巴车上过夜,还有乘客被勒令只能在车上用塑料袋上厕所,“怕下车传染病毒”。

       

      冉施所坐包车的目的地是湖南省岳阳市,他在那里乘车中转,没有遇到类似问题。不过,考虑到各城市的严防措施和之前居委会的态度,他还是和对接租房事宜的自如管家打了招呼,后者承诺,会在他进不去时安排单独的隔离房间。


      在岳阳市中转上车的大都是湖北人 图/受访者供图

       

      备用方案派上了用场,社区的恶劣态度却远超冉施的想象。在他已经隔离60多天、健康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对方仍然坚持将他拦在门外,这让他相信自己在被差别对待。

       

      临时隔离房间是自如的闲置出租房,没有被子和热水壶。冉施记得自己开着30度的空调,穿着4件衣服,还是冻得睡不着。为分散精力,他只能一直抱着手机刷新闻,湖北人的各式被拦经历映入眼帘,“想想蛮绝望的”。

       

      开通行证明有多难

       

      和费尽周折回到上海的冉施不同,姜岩的四位家人连离开湖北省都做不到。

       

      姜岩居住的英山县隶属湖北省黄冈市,是他们家族的祖籍地。1月中旬,他的叔父、姑姑和两个妹妹先后来这里过年,没想到疫情暴发,一困就是两个月。

       

      作为黄冈下属县市中第一个病例清零的地区,英山在3月初便已成为低风险区,3月13日基本恢复交通。但由于叔父和姑姑都是新疆某兵团职工,单位管理远比地方严格,二人得不到批准手续,只能继续滞留。

       

      两个要分别回北京上学、找工作的妹妹则卡在了县防控指挥部。英山县广播电视台官方公众号1周前发布的通知中,针对外省务工人员政策,标明了“北京市除外”。姜岩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办理离县通行证注意事项文档上也有类似说明。

       

      3月21日,多位网友转发了一则称湖北地区人员一律不得返京的媒体报道,还有网友表示,在微博上申请话题#湖北人什么时候可以返京#时,被提示话题“违法”,无法显示。

       

      同一天,姜岩叔父所在单位同意开返疆证明。考虑到返京形势未明,全家决定先带姜岩的两个妹妹一起回新疆。

       

      可妹妹的返疆需求被县防控指挥部再次拒绝,“他们查到我一个堂妹是由北京到湖北的,担心她‘曲线赴京’”。姜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方要求家人签一封不赴京承诺书,并找到本县公职人员担保,才能开具证明。


      一家人又根据最新指令忙起来。由于“点对点”自驾回新疆要走三四千公里的高速路,需两三个人轮流开车才安全,他们在找担保人之余,还要找拼车的人。

       

      无奈计划赶不上变化。3月23日,姜岩叔父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上级单位仍不允许二人返疆。没有证明便无法通行,一句“不许”,让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现在四个人基本上确定不回疆了”,姜岩说,“继续滞留”。

       

      有人复工,有人被裁

       

      据国家卫建委,截至3月25日24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确诊病例3947例,新增确诊病例6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湖北省新增病例0例(武汉市0例)。

       

      随着各省市“点对点”复工专车陆续开通,回到工作岗位的湖北人已增至十几万。认证湖北健康绿码、安排居家隔离等措施正逐步落实,有滞留武汉市的待返岗人员表示,在3月25日接到了疾控部门的电话,被告知等待具体安排。

       

      3月23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四十七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十四次会议强调,要着手有序做好滞留湖北人员返京工作并进行医学观察。对开放景区的防疫指导与管理要跟上,继续执行限流措施,做好防疫检查。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立群表示,滞留湖北有进京需求的有近20万人。返岗人员可在“京心相助”填写返京申请后,通过“点对点”包车和已开通的G488、G4834专列返京。

       

      被禁止进入小区后,冉施曾拨打12345热线投诉,后者于3月23日告知了他可以回家的消息。他记得自己是拎着行李直接进门的,之前态度坚决的小区没再阻拦,也没看任何证明。“所以医院健康证明、小区隔离证明、单位复工证明,其实差不多都是废纸,一次都没有用过。”

       

      回家只是复工的第一步,如今的冉施正在为找一份固定工作发愁。受疫情影响,他无法外出拍摄,不少客户都流失了。加上滞留湖北时亏掉的约8000元上海房租、每月2000元的车贷,继续做自由工作者很难负担。

       

      姜岩的叔父和姑姑没有经济方面的问题,疫情期间,兵团的工资可以正常发放。但他表示,返疆受阻的湖北籍人员还有很多,路程远、私家车少依旧是这些人返岗的大问题。

       

      同样不需为工作发愁的还有滞留在湖北省十堰市的阳格。她已经在3月25日被公司裁掉了。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任职的医疗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主营产品为医疗输注泵。2月疫情严峻时,公司老板曾要求包括她在内的全体商务人员去医院跑业务,并多次转发励志类文章,鼓励员工“狂拜访,狂上单”。


      阳格的公司微信群 图/受访者供图

       

      可当她在湖北滞留到3月时,老板却劝她主动离职,“说岗位都撤销了,别回了”。幸而在反复沟通下,她最终走了合理的裁员程序,拿到1个月的赔偿。

       

      顺利返岗的人越来越多,被劝返、阻拦、举报的事例也在陆续出现。复工考验之下,每一个湖北籍返岗人员都要随着政策的变动不断改变计划。

       

      阳格不想再被卷进无休止的变化中,决定趁这个机会,留在家里陪一陪重病的家人。还要以湖北人身份找工作的冉施没有选择,采访结束时,他特意发来一句话——

       

      希望大家对湖北籍返工人员,不是对虚幻整体无比热爱,对具体个人冷漠残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值班编辑:俞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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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那是位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北楼三层的一个重症病区,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重症及危重症病人。除了郑军华,队伍里还有曾经抗击过"非典"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学科带头人周新,也有上海市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郑军华记得,病区里一个病人不配合治疗,不仅扒掉了自己的吸氧面罩,还差点儿扯破了护士的防护服。60天来,郑军华带队接管的病区收治了170位新冠肺炎病人,其中重症/危重症比例高达72.35%,已经有92名病人出院。
        原文约 6969 | 图片 5 | 建议阅读 14 分钟 | 评价反馈

        抢命金银潭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海报:张玉佳
        本文约7895
        预计阅读时20分钟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强 

        编辑 | 陈卓

        刚到北三楼的日子,经常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那种感觉江月明到现在还记得。

        那是位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北楼三层的一个重症病区,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的重症及危重症病人。江月明只是其中之一。

        住进北三楼之前,她感觉自己“看不到希望”。一起住进金银潭医院的病友离世了,此前一起聚会的朋友也感染了。她想,自己如果当时没住进医院,继续烧到39.5℃,走不动路,可能就死了。

        她的肺部CT影像显示,双肺大片磨玻璃样渗出。大年初一,医生跟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她只模糊地记得医生在摇头。

        后来,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蒋进军把她拉回来的。蒋进军是在江月明进入金银潭医院3天后到的,和他一起到的是上海市第一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

        截至3月24日,这支医疗队已经接管这个病区60天。60天来,医疗队面对过数十次死亡,他们不断地降低病区死亡率,从“两眼一抹黑”地与死神抢人,到与世界分享重症与危重症病人救治经验。

        “有人来救了”

        江月明记得,自己被急救车拉到了金银潭医院那天是腊月廿八,庚子新年尚未来临。第二天,武汉封城,她在恐惧中度过除夕夜,迎来新春。

        那是金银潭医院最困难的一段时光。医院174名医生,438名护士已陆续全部投入一线,也有来自同济、协和等医院的ICU力量支援,但人力还是不够。

        他们面对的,是源源不断送来的病人。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脑子里的那根弦,已经紧紧绷了近一个月。

        “所有医生、护士是完全没有休息,完全没有休息!”在最近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张定宇回忆,“所有人都是24小时连轴转,包括护士下夜班可能就给她睡个觉的时间。”

        “不可能再撑下去了。再撑下去那根弦会断掉的。受伤的是整个医疗体系和我们的病人。”

        病区里的常态是5个医生、十四五个护士,管理四五十个病人。医院里的保洁人员没了,医疗垃圾、病人丢出来的东西、病人的吃喝拉撒,都要护士负责。医院做行政工作的人白天去半污染区给病人送饭,夜里有人还要去拉从各地寄来的防护物资,“去慢了别人就拿走了”。

        张定宇说,他也是在除夕夜下班回家的路上才知道,“有人来救了!”

        支援武汉的第一批上海医疗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科主任委员郑军华的带领下,从长江尾飞向长江中下游的这座已经封城的“孤岛”。

        1月25日的深夜1:30左右,飞机在雨中降落在武汉。郑军华在起飞之前,才拿到张定宇的电话,才知道自己带领的队伍要支援金银潭医院,这个疫情的“风暴中心”。

        这是一支从上海52家医院的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等抽调而来的“医护精英”。除了郑军华,队伍里还有曾经抗击过“非典”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学科带头人周新,也有上海市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

        起初,他们并未想象到在这家医院里正发生着什么。

        有人离家时把孩子托付给闺蜜,有人穿着裙子匆忙赶来,有队员说刚走进金银潭医院时感觉这里“死一般的沉寂”,第一次在院子里遇见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时,下意识地绕开走。对于这个病毒他们知道得不多,对病毒感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始料未及。

        金银潭医院北三楼一位气管插管的病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领队郑军华也不敢确定,口罩以及身上的防护服,是否能够抵挡住病毒。郑军华记得,接管病房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就遇到了一例死亡病例,“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两眼一抹黑”“束手无策”是这支上海医疗队多位专家、教授进入金银潭医院初期的感受。由来自52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管理需要磨合;在陌生的医院面对临时改造的ICU,环境需要熟悉;更重要是这个陌生而诡异的病毒,需要一步步加深认识。

        他们接管的病区包括北三楼的临时ICU病房、北二楼的普通病房。临时ICU的31张床位上,有20多个极其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像这么多重病人集中在一起的场面,很多护士没见过。”郑军华说。

        蒋进军进入病房后才知道,条件远比想象的艰苦多了。他记得北三楼306室20号床的病人老伍,刚来时“神清气爽”,看上去并不严重,但一天之后病情突然加重。“(鼻导管)吸氧半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高流量吸氧,还不行。”蒋进军在酒店通过微信不停地“远程指挥”。

        库房里20台无创呼吸机全部用上了,最后他们在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一台处于死机状态、管道不全的无创呼吸机。蒋进军直接联系了呼吸机厂家的工程师,现场连线,重启了“死机”的呼吸机,又把呼吸机需要的管道拼凑齐全。上了呼吸机,才将老伍抢救回来。

        郑军华感到压力很大,一面担心队员感染,一面为重症病人救治而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有着丰富重症病人抢救经验的陈德昌,血压前所未有地高到不得不吃药。抗击过“非典”的周新也发现,“以往的经验有时候行不通了。”

        让陈德昌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还不到40岁的男人。“上了无创呼吸机,本来病情比较稳定,平时还可以聊天。”后来有一天,他前去交接班时,在楼下见到了男人的妻子在哭泣,那时才知道,昨天晚上男人“突然一下血压下来了,人就没了”。

        “怎么挺好的病人一下子就走了。”陈德昌很奇怪,他们竭尽全力地抢救,有时仍然拦不住死神抢走病人。虽然许多死亡病例都是老人,但他们并非都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还有癌症晚期的老人未死于癌症却死于新冠肺炎。

        医生们开始思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病毒的靶器官在哪儿,救治方案应该如何优化,低血氧症如何改善,“炎症风暴”真的存在吗,为什么血压会突然降低,病人的肺部到底成了什么样子?医生们对这个疾病的疑惑太多了。

        “我们必须寻找答案。我们不能这样悲观下去,我们一定要前行。”郑军华2月初的那段时间里,脑子里总琢磨着“病理解剖”的事儿,“病理解剖是了解疾病发展规律,特别是致病性非常重要的一块儿”。陈德昌也意识到,“要打开一些谜团,必须做尸检才知道体内发生了什么。”

        “寻找答案”

        世界上第一例、第二例用于解剖的新冠肺炎逝者遗体,均出自上海医疗队接管的金银潭医院北三楼重症病房。

        “这个事情达成,不是那么简单的。”郑军华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在尝试推动,只是在2月15日、16日,条件具备了。新冠肺炎病人的遗体解剖已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教授刘良领导的遗体解剖团队已做好准备,金银潭医院愿意提供遗体解剖场所。

        但想要获得病人遗体,并非易事,首先要征得家属的同意。据媒体报道,首个肺炎逝者,因家属不同意,而未能够进行尸体解剖。且后来的1500多名逝者,也均未做过尸检。

        在接管病区之后,上海医疗队就规定,每天打一个电话与病人家属沟通病情。家属与医生之间的信任逐渐建立起来。当病房的医生联系2月15日、16日去世的两位病人的家属时,对方都同意进行尸体解剖。“其实现在看(每天跟家属通电话)这个规定,(对尸体解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郑军华说。

        遗体解剖确实让许多疑惑得到了解答。

        比如,病毒的靶器官不只是肺,“心、脾、肾、肝、小肠等,甚至卵巢都有损伤”;比如,机械通气后血氧饱和度提不上去,是因为病人细小支气管肺泡里有大量黏液分泌,把肺泡堵住;比如,此前“炎症风暴”只是临床推测,遗体解剖后发现“(病人)体内没有这么大的炎症”;比如,以前胸腺肽只敢按说明书的一周用两次,胆大点儿一天一次,后来发现淋巴细胞都没了,一天敢用两次,“很多人淋巴细胞就上来了”,等等。

        由遗体解剖而得来的“病理改变”,写进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里。如此一来,面对标准化的诊疗方案,医疗队也能够更积极地判断病人发病阶段,病情细节,给不同的病人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法,“尽量不要让病人发展到呼吸衰竭”。

        那时候,上海医疗队接管病房已有40天,虽然偶有医护人员感冒发烧,但没发现有人感染。医护人员与陌生环境的磨合也已经完成,救治经验慢慢积累,医疗队抢救的效率与质量,也不断提高。即便是在ICU,死亡率也在下降,郑军华也感受到,身上的压力渐渐小了。

        慢慢改善的还包括一度困扰郑军华气管插管的问题。

        “插进去,过几天(病人)就走掉了,这说明我们插的时机不对,说明到这个时间你再去插管,对病人的治疗效果不好,大家去反思。”郑军华告诉记者,“第六版(诊疗方案)就提倡,‘及时进行气管插管和有创机械通气’。很多都是临床经验的总结。”

        上海医疗队进行的第一例气管插管,是陈德昌做的。

        这位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已经20多年没亲自为病人插过管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那次插管时,他看着飞沫喷溅到自己戴的正压面罩上,“非常危险”。后来再次给病人气管插管时,直接“把病人自主呼吸打掉”,但这样留给他插管的时间只有一二十秒,“必须保证100%成功,不然他可能就有危险。”

        蒋进军则试图将无创呼吸机用到极致。江月明转入北三楼306的第一周,蒋进军说,随时都在准备为她进行气管插管。但他明白,当时气管插管之后的病人存活率并不高。他要发挥无创呼吸机最大的效果。“病人有左肺和右肺,呼吸机要成为病人的第三个肺,让它与人体保持很好的同步性,人机合一。”

        “呼吸机没调好,就容易人机对抗。”蒋进军总是花费很多心思去调整呼吸机的参数,在他看来,有时候并不需要上有创呼吸机,只是无创呼吸机没发挥出它最大的功效,“就像摄影,有人就用傻瓜模式,但其实你可以用M档(手动模式)拍出你想要的效果”。

        与此同时,蒋进军将此前江月明吃的药尽可能精简,以减少药物在身体上产生的副作用,并鼓励她主动进食,增强抵抗力。

        江月明咳嗽,蒋进军在治疗中加了治咳嗽的药,防止导致气胸;为了防止误吸和加强营养,蒋进军使用了鼻胃管给她供给营养;为了避免长期卧床不动造成深静脉血栓,蒋进军鼓励她努力活动腿脚,并给她用了活血化瘀的药物。

        蒋进军还更换了病房里的经常漏气的吸氧面罩,换上从上海调运来的针对中国人脸型而设计的“钮式面罩”,病人戴上后舒适度非常高,才不会出现扒掉氧气面罩的情况;并采用俯卧通气的方法,让肺部能够更好地恢复。

        “一定活着回来”

        住进金银潭10天后,江月明活下去的意念慢慢萌生。在那之前,她只想求一个解脱。“床边上一样东西我都拿不了,一拿就马上气喘不过来。”那阵子,紧张的救治一直进行着,悲观的情绪,也需要被抢救。

        306室的不少病人都有过情绪崩溃,以及拒绝治疗的经历。

        江月明所在的病房,对面床的老伍,入院时还能够独立行走,但病情加重时,眼睛几近失明,躺在床上时,失明的恐惧与烦躁让他总想扒掉那个长得像猪嘴巴的吸氧面罩。郑军华记得,病区里一个病人不配合治疗,不仅扒掉了自己的吸氧面罩,还差点儿扯破了护士的防护服。

        绝望之时,江月明想过自杀。她拒绝配合治疗,还问护士能不能给她一把剪刀。她要忍受着身体疼痛和心理恐惧的折磨。“仿佛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用手机一点点敲下遗言,发给女儿:“要是妈妈真的回不来的时候,你自己好好生活。”女儿不让她这么说。

        江月明最绝望的时候,护士拨通了她女儿的电话,希望女儿多跟妈妈视频,“哪怕说不了话,就发一个视频。”医生和护士也鼓励着江月明说:“只要配合治疗,会活着的。”有时候则哄着说,“你的病情在好转。”

        有一天女儿在视频里说:“妈妈,我一定要等着你活着回来。”江月明哭了,开始想好好活下去。蒋进军让她“把饭当药吃,营养非常重要”。于是,她开始拼命吃饭,护士没时间喂饭,她就用手抓着饭菜一点点儿往嘴里送,即使那时候同病房的病人正在换尿布或者排便。

        无创呼吸机用了两三周,撤掉了,换用高流量吸氧面罩,又用了两周左右,开始鼻导管吸氧。等取下氧气面罩的那天,江月明发现自己的嘴巴捂烂了,乌紫乌紫的。再后来她开始尝试着下床走路,起初她只能够做到把脚挪到床边坐着,三四天之后才真正在护士的搀扶下走起路来。

        蒋进军知道,306病房里的4位病人都是“有文化的人”,有大学教授,有公务员,也有公司白领。于是她决定让已经写下遗书的江月明当这个病室的“室长”,大家“互相照顾,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比赛吃饭,鼓励运动,互相做心理建设。

        23床的老刘恢复得挺好,但他本身有胰腺炎,“开始一滴水都不能喝,全部要吊盐水。”后来老刘看到其他几个人呼啦啦吃饭,有点儿着急自己的病情,便偷偷吃粥。“结果淀粉酶一下子就飚上去。”

        蒋进军就告诉306室的其他人:“你们吃饭时稍微告诉他一下,不要让人家嘴馋。”江月明就开导老刘说:“老刘,你现在不能吃饭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吃饭。”

        “周围有人死掉,大家心理上都非常恐惧,所以他们就相互扶持,就像一家人一样。”蒋进军说,“病人给病人做思想工作,会更好。因为我们医生穿着防护服,像个太空人一样,有距离感。”

        金银潭医院北三楼朝南的病房已经被清空的走廊里摆着空病床。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这段特殊的日子

        60天来,郑军华带队接管的病区收治了170位新冠肺炎病人,其中重症/危重症比例高达72.35%,已经有92名病人出院。3月23日,病区里只剩下27名患者,病房空了一半。郑军华准备把两个病区合成一个病区。

        院长张定宇清楚,上海医疗队接管的危重症病人的病区,治疗效果非常好。郑军华带领的团队过来以后,“整体的病死率在下降,出院病人在增加”。一些此前被认为很可能救不回来的病人,活了下来。

        陈德昌印象中有一位,本身就得了肺癌的病人,“我以为他预后不好,结果越来越好了。”他记得15床有一个肺部被病毒侵蚀很严重的女病人,免疫功能一直都很差,上了无创呼吸机。“我们以为她活不过来,结果把她救活了。”

        有一天陈德昌查房的时候,15床的病人突然到他跟前,给他深深鞠了一躬。原本这位女病人的丈夫也住在北三楼,10多天前治愈出院了。陈德昌记得,丈夫经常来病床前陪着她,这两口子在2月14日情人节那天,一人拿着一个苹果让医护人员帮忙拍照,以纪念他们一起度过的这段特殊的日子。

        许多病人的成功救治,以及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都是建立在一线医生对临床救治经验不断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

        3月13日,国际著名医学期刊《JAMA Internal Medicine》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揭示了COVID-19致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患者从ARDS发展至死亡的危险因素,并归纳分析了激素在治疗中的作用。

        这正是郑军华带领的上海市第一批医疗队联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团队,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的201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救治经验回顾性分析的结果。

        研究发现:从住院到ARDS发生,从ARDS发生到死亡,可能存在不同的风险因素。与ARDS的发展以及从ARDS到死亡的发展相关的风险因素包括高龄、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器官凝血功能障碍。此外,他们还发现在ARDS患者中,激素甲泼尼龙的使用可能使患者获益。

        目前,该研究在JAMA官网的阅读次数已突破17万余次,受到国内外同行广泛关注。研究团队收到20多封国外同行来信,希望能够进一步交流他们的抗疫救治经验,写信的人来自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巴拿马等国。

        该研究第一作者之一的吴超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国外同行的来信中,他能感受到他们对当前中国成功的抗疫救治经验是高度重视和迫切需求的,他们在邮件里的开头常常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抗疫的艰难时期。”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州梅奥诊所呼吸科主任Augustine S Lee 教授还表示,“希望探讨新冠肺炎的救治经验,并邀请我们给他们科室的医生做一个学术视频讲座。”

        郑军华发现,其他国家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的探索,尤其是在重症病人的救治、社区感染的控制等方面,还会关注当发生ARDS后呼吸机、CRRT的使用等。“他们特别想知道,我们国家在降低危重病人死亡率上的救治经验。”吴超民补充道。

        “医学是在不断地进步,传染病会再来。那是病毒,你永远杀不死的。”经此一役,周新觉得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反思,“它和人类是共存的,它也会出变异,我们永远跟不上它。今后还要时刻警惕这种不明原因的感染,一定要警惕。”

        如今,医生们对于病死率的降低分析了多种可能性。可能是病毒毒性减弱,收治的病人危重程度下降;可能是医疗资源充足,救治效率和质量提高;也可能是他们积累了更丰富的治疗经验。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情况是,病人转去轻症病房别再转回来,或者直接康复出院。

        当死亡无法逃避时,医护们也会选择尽力送逝者最后一程,因为那些人被送进医院时,可能是与家人见的最后一面。

        北三楼的护士长徐璟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人离开了,当他的遗体被送离时,护士们都默默站在走廊的一边,经过谁身旁都会说一声:“老爷爷,一路走好。” 一些家属听闻病人去世,站在医院楼下大哭也未能见到逝者最后一面。徐璟想,我们就替家属送送吧。

        那些逝者的遗物,原则上不允许被家属带走。但家人总希望能够留下点什么,比如老人临终前用过的手机,会放进消毒柜里消毒,然后单独放进袋子里,双层包裹好之后,贴上逝者的姓名和床号,等待亲人来取。

        恐惧慢慢散开

        面对一个没有特效药的疾病,很多时候,医疗队能做的是通过药物治疗、营养支持、氧疗支持,让病人活下去,以对抗病毒。

        对于几乎每天都有死讯的重症病区,情绪的安抚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没有家人陪护的隔离病房,医护人员必须及时掐断病人“不想活”的念头。

        上海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则一点点儿地鼓励病人,“有好身体才能抵抗病毒”。从上海调来的50名心理医生,有时也会进入病房帮助病人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护士一口一口地喂饭,有时候一个病房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喂完,再或者给行动不便的病人泡脚、洗头。病人想吃水果的时候,护士们就从住的酒店带水果过来。病人因为住院匆忙连袜子都没穿,护士们便把自己的新袜子拿了过来。

        一位护士记得,有一天她推着老人下楼做CT的时候,阳光很好。已经很久没晒过太阳了的老人说:“在病房里太没劲,太无聊了。”她就说,“那我带你晒一会儿太阳吧,但时间不能太久,你氧气不够。”

        护士们让病人很感动,病人也有让护士们的泪目的时候。2月29日那天,正赶上护士刘燕生日,306室的病人躺在床上录的几段小视频,让医护人员们哭得一塌糊涂。

        视频里老刘取下吸氧面罩,喘着气说:“刘燕,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来日武汉相会。”病房里的医疗仪器嘀嘀嘀地响着,说完他赶紧又把面罩戴上。其他人也依次摘下口罩,送上生日祝福。

        在如今的306病房里,死亡的恐惧已经慢慢散开了。4个人只是偶尔再讲起各自死里逃生的经历,激动时老范的血压会升高,江月明会流泪,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最有故事的那个。

        老刘还上着高流量氧疗仪,而江月明和老伍早就换下鼻导管吸氧,老范已经脱掉吸氧设备,在住院超过50天后终于达到出院条件,江月明说自己也快出院了。他们希望之后能够住进同一个隔离点,他们互加了微信,建了个微信群,准备分享养生知识。

        这几个本来可能要插管甚至上ECMO的病人都用无创通气救过来了,现在能够陆陆续续地出院了,对蒋进军来说是再开心不过的事。蒋进军记得老伍出院的时候说,等来年一定到上海去看他和医疗队的医生、护士。

        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已经在这里驻扎了60天,他们看着其他医疗队的返回,心生羡慕,但仍要坚守到最后。好在他们都从那个无比难熬的冬天,走出来了。

        蒋进军再回想起两个月前刚来金银潭时,这个冬天安静得可怕,尤其是那场在上海很难见到的大雪,更添压抑。而此刻在金银潭医院,很多病人已经出院了。北三楼的病房空了一半,院子里萌发出春天的气息,早樱开了又落,油菜花正开着,院子里许多树已经抽出绿芽,病房里时常有布谷鸟和灰喜鹊的叫声传进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病人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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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岁的医院终于恢复常态

          医护人员护送一名危重症患者转院。部分医护将随救护车前往接收患者的医院,随时监控患者情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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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编辑 | 从玉华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门口的碧桃花开了。马路对面的草坪偶有市民散步,保安和环卫工坐在长凳上晒太阳。

          这平静来之不易。桃树枝叶枯败的日子,红会医院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1月26日,四川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踏进这家当时濒临崩溃的医院,队员被眼前的景象击蒙:患者和陪护家属挤满门诊,走道全是加床,还有病人躺在地上。300多张病床住满病人,电话被求床位的人打爆。

          1月22日被征用为武汉市发热患者定点医院前,红会医院已被新冠病毒侵袭。超过10%的医护人员后来确诊,此外还有20%的医护人员累倒或病倒,无法工作。之后的50多天里,累计有400多名外地医护人员进驻支援。

          四川队医生周凯是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重症监护病房组组长,参与接管ICU病区。很多病人被送来时奄奄一息,有的血氧饱和度不足50%。周凯的工作,是从死神手里抢人。决定生死的时间有时就30秒,慢了,病人就走了。

          支援武汉50多天,这支队伍从未轮休。一名领队计算,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床位比不足2:1,即使不考虑轮休,都有约200人的缺口。

          回忆50多天的见闻,周凯双手颤抖。

          抵汉第53天,周凯第一次睡了个好觉。3月18日上午,他负责的红会医院ICU病区最后一名患者转院。次日,医院完全“清空”,进行全面消杀,暂时关闭7天,此后成为普通患者就医医院。

          103岁的红会医院重新成为红会医院。

          清 空

          10名医护人员围着病床向电梯一路小跑。防护服“唰唰”作响,心内监护仪不断“嘀嘀”报警。

          “所有人都听我的,我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ICU病区负责人黄晓波向所有人大喊,“(病人)头要朝前!保持这个速度!”

          3月17日,红会医院7楼ICU病房挤满了医生。按照计划,ICU里的6名危重症患者都将在这天转院,年龄最大的97岁,还有一人上着ECMO。前一天,这里刚转走一名100岁的危重症患者。

          他们要保证病人转院过程中的绝对安全。病人身上插满导管,转运过程中,支撑生命仪器只能靠医生抱在怀里的氧气钢瓶供氧、跑了三个楼层才借到的锂电池供电。疫情期间,这都是稀缺货。

          氧气瓶只能支撑90分钟。

          这意味着,从这边离开病房上救护车,那边下救护车进入病房接好设备,必须在90分钟内完成。

          早些时候,医护人员推着空床演练了一次转院过程。红会医院部分走道狭窄,他们试验转弯处车能不能推过去,电梯里挤得下病床和几名医护人员。有人专门负责发行动命令,有人监控尿管和外周静脉,有人负责推药……

          “我问任何病人指标,必须马上回答出来。”送完一个病人后,黄晓波再次向队友重申原则,“即使你觉得我错了,也要照做。”队伍的医护人员来自四川不同的医院,每一个医院都有自己的转院流程和“ECMO小队”,但聚在这里,他们必须按同一套标准工作。

          一名上了ECMO(人工膜肺)的患者准备转院,医护人员紧急为其吸痰、调整呼吸和输液管道,本在休息的部分医护人员也从驻地前来帮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救护车在楼下等着了,一名患者的指氧夹突然读不出数字,护士把他的手捂暖和才好——天气冷,患者末梢循环不畅。上了ECMO的患者已经准备就绪,负责接收的医院突然又打来电话,说没有做好接收准备。

          类似的临时变动时常发生。按照最初计划,医院的患者本应在3月15日“清空”,考虑到部分患者病情危重,计划在3月14日取消。3月16日,医院又接到通知,3月20日前“清空”医院。

          黄晓波离开病房前,上了ECMO的患者的血压突然从140掉到了70,医护人员却说不上原因。“现在静下心来,你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想。”黄晓波说,“不能明天把病人推出去就死了。必须确保今天晚上做针对性治疗。我们不能保证他一定能活得过来,但要确保他活得尽可能长。”

          最后的夜班

          这天夜里,周凯上了最后离汉前的一个夜班。这是他第一次可以长时间坐在医生办公室休息,不需要在病房之间小跑着抢救患者。下班前,周凯特地走到已经搬空的病房看了看。

          几名护士互相在防护服上画象征四川的熊猫,还有人专门借来红色的记号笔,画樱桃和小太阳。

          红会医院ICU清空前夜,医护人员互相在衣服上画熊猫、太阳。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ICU的医护每天都见到数不清的红色。电脑里,每一个患者的血象和生命指征都大面积“爆红”;ICU护士站前专门新建巨幅LED屏,实时显示危重患者的生命体征,屏幕上不断弹出红色窗口警告;心内监护仪等仪器不时闪红灯“报警”,发出高频的“嘀嘀”声。

          第一个夜班时,一名医生扛不住,哭了。值8小时的班到后半夜很累,她忙了一晚上的一个病人突然去世,“觉得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没有结果”。同时,隔壁病房一名患者因为痛苦大声呻吟,另一个患者又不断闹腾,非要说自己的氧气管道没气,“沮丧,心力交瘁”。

          防护服不透气。一个班值下来,医护人员因吸入二氧化碳过多头昏脑胀,里面只穿短袖也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它让医护人员行动迟缓,身材高大的人不敢动作大,否则就有破裂暴露的风险。不过,一名本院医生说,“防护服有一点好,我流泪的时候,谁也看不见。”

          四川医疗队撑到了ICU只剩最后一名患者。前一班医生建议大家轮班,但10多名医护人员还是决定一起值班,“有个伴可以说说话,不无聊。”

          他们终于有时间、有心思讨论自己的事情。有人说科研压力大、医院要求医生发论文,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他们交流起不同医院职称评定和晋升的规则。

          话题很快转到家人、孩子,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沉默了。

          医生邓磊说,刚到武汉一周,他给8岁的儿子打电话,儿子听说他还要很久才能回去,在电话那边欢呼雀跃,“因为我监督他学习很严厉,平常他就盼着我去医院值班。”但最近,儿子给他做了一张小报,还说学会了炒青菜,要做给他吃。

          窗外,半轮明月高悬。“这么长一段时间,不想家是假的。我们不是英雄……”周凯说。

          突然闲下来,他接连两三天感到不适应。平常即使下班了,他心里也挂念着病人。之前他一直想着要“彻底放松一下”,但病床真的空了,他又“莫名奇妙失落起来”。

          看着空荡荡的病房,黄晓波也感到失落,“很难表达……(上世纪)50年代将军退伍,因为和平年代,不打仗了,心里失落。现在医生没有战场了,是一样的。”

          战时状态

          周凯1月23日接到“上战场”的通知。那天,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70例。出于职业敏感性,周凯意识到,“要叫我们了,肯定是很严重了”。

          1月24日除夕夜,邓磊本来要在医院值班。因为次日就出发援汉,领导让他回家吃团年饭、陪家人,“有点像最后的晚餐。感觉很悲壮。”

          抵达武汉的头一周,邓磊感到压力很大,充满“对未知的恐惧”。“能感觉到,整个武汉基本是崩溃的。有医护人员感染,我也担心自己被感染。”周凯说,“我们第一批队员压力是最大的。我们给后来的人讲这里的情况、经验,他们心里有数,就不会那么慌乱。”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接触新冠病毒,不清楚其传染性。邓磊想到了埃博拉病毒,“身体任何一寸皮肤的裸露都会导致感染,谁能保证身上没有一块皮肤突然就露在外边?”

          1月18日,红会医院将体检中心改造为呼吸内科二病区,一天就收满了患者。再改造,又一天就收满了。改造到第四个病区时,医院被征用为发热患者定点医院,门诊量从平日的每天800人次,激增至最高2700人次。

          当时,医院没有防护服、护目镜,有医护人员戴着游泳眼镜上班。医护人心惶惶,经常发生医护人员看过病人、做完手术,2天后病人确诊,医护再紧急隔离。

          等待四川医疗队的,是拥挤程度堪比春运时火车站的医院。有人在门诊排着队就突然倒下、去世,还有人刚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就不行了。一名医生总结,放在平常,住院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当时,能进医院就是幸运儿,能进ICU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电梯里,3名本院医护人员看到四川医疗队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第一次见面开会时,红会医院的领导握着医疗队队员的手哭。红会医院一名副院长当时没有症状,一周后确诊,几名四川队的专家和他一起开过会、吃过饭,赶紧隔离做检查。

          邓磊理解那种绝望感。他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参加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尼泊尔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自然灾害,短时间会有大量死伤者,峰值在一开始。但传染病的规律是,病人会越来越多,峰值可能永远在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一名医生告诉记者,医院早期有很多积压的病人,送进ICU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标准抢救。

          红会医院的一名医生回忆,武汉协和医院曾转运130名患者到红会医院,两天后,近30人死亡。

          红会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病房条件、设备都达不到救治重症病人的要求。ICU是6张床位的大通间,可能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医院没有一间负压病房,没有一个正压头套,供氧能力也跟不上,“可能想去做很多事情,但你发现由于很多客观因素,导致你没办法去完成,这是非常痛苦的。”邓磊说。

          队员还面临感染风险。邓磊回忆,当时进出污染区共用一条通道,有人防护服没穿好,就有医生在一旁脱防护服。医护人员摘了口罩,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才到戴口罩的地方,中间就有吸入病毒的危险。

          在黄晓波的建议下,红会医院停诊3天,整个医院重新理顺诊疗流程、划分“三区两通道”。他们在病房内用钢管、塑料膜搭了一间临时负压病房。早期唯一的正压头套是黄晓波从四川带来的,实施插管时医生戴,一旁的助手只能多穿一层隔离衣。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ICU病区,四川省援鄂医疗队临时搭建的简易负压病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医院没有ECMO,黄晓波靠自己的关系从陕西调来。制氧机、氧气瓶和氧气面罩、呼吸机、ECMO的接口不兼容,医护人员像拼积木一样去试,“就像拼一辆汽车,常常拼了半天,发现只有2个轮胎。”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周凯说,“我们都知道,烈性传染病的感染者应该住负压病房。但面对数以万计的病人,没有办法,这是战时状态。你得上。”

          现在的ICU是在呼吸内科病房的基础上改建的,4人间住2人,2人间住一人。标准的ICU有成套的设备,如纤支镜、心电图机、供养管、吸痰机等,还有床旁病历系统。但在呼吸内科病房,所有的设备都堆在病人的床边,如果遇到病人上ECMO,病房里一地排插。

          几天时间里,他们在一个濒临崩溃的二级医院里,组建了接近三甲医院规模的ICU。“我们只能把普通病房尽可能多地改成ICU。当时的情况,所有的医院都是饱和的,那么多危重症病人,不及时处理,病人面临的结果就是死亡。”

          高峰时,有10多人排队等着进ICU。前一个病人去世,到后一个病人住进来,间隔仅1小时,那是护士按照传染病管理制度做紧急消杀处理的时间。

          创 伤

          2月5日,周凯值了最慌乱的一个夜班。那天晚上,所有的无创呼吸机都用完了,有创呼吸机只剩下一台,但ICU的很多病人情况都不稳定,“万一有两个人需要插管,我怎么办?我救谁?整个晚上都处在特别抓狂的状态。”

          后来,他经手的一名患者去世了,他循例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周凯仔细一看名字,和负责的另一个病人名字一模一样。他翻患者信息,发现电话也一模一样。那天下夜班回酒店,他一夜无眠,翻来覆去想这一家两口子的事情。

          抵达武汉两周后,周凯和队友陆续开始出现焦躁、烦闷的情绪。“生理、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

          “应急救灾,国际通行的标准是14天一轮换,这个时间是有研究支撑的”。过去,周凯参加自然灾害救援时都是14天一休息。这次,大家的心理预期也是这样。

          那时,医护私下交流时,都在盼着后续队伍的支援。“既然叫我们第一批,那后面肯定有人来换我们。就是没想到,后续队伍不是来换我们,是加入我们。”邓磊说。

          “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最崩溃的是觉得日子没盼头了。”一直到第20天,周凯想,可能不会有人来了,只能告诉自己坚持,结果一不注意就坚持了50多天。

          在宾馆休息时,周凯喜欢把窗帘拉上,看看手机和电视,学习新冠病毒最新的知识,他看导演常凯的遗言,流泪。

          “我觉得自己是分裂的。穿上这身防护服的时候,我是一个医生,再危险再难我都上,我想得很简单,就是想方设法治好病人,补贴、荣誉、奖励我都不在乎;但离开医院,我就是个很普通、甚至很颓废的人。”

          直到ICU清空前,周凯才感到松口气,第一次到宾馆楼下晒太阳。

          那时,各医疗队撤离武汉的新闻“满天飞”,他所在的医疗队却迟迟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他估计,因为他们队以重症、呼吸、感染等科室为主,可能要支援其他医院,防疫指挥部也在近期一次会议里给他所在的医疗队打了“预防针”。

          恰好一辆载着医疗队撤离武汉的大巴经过,望着一车欢声笑语,周凯满心羡慕。这些天他一直祈祷,疫情不要二次爆发,“不然肯定还是我们上啊,有经验。”

          他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表现。没事的时候,他忍不住刷新闻,停不下来。连日的倒班让队员作息完全混乱,周凯睡一小时就醒,调整好一会儿睡着了,还是一小时就醒。

          很多人都做噩梦,梦里的场景很相似:多台心内监护仪接连报警,像打地鼠一样管不过来;病人的供氧突然断了,到处找不到氧气瓶顶上;病房里传来叫喊,但医院的走廊怎么也跑不到尽头……

          4名护士抵达武汉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对早期300多人的队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自然怀孕率。领队赶紧联系后方将怀孕的护士送回四川。此后,四川省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前,都要先检查是否怀孕。

          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四川队的领队每天都会给队员发问卷表,请心理咨询师为医护做心理疏导,还请川籍明星和队员连线加油。

          2月15日,很多队员的心理状况发生波动。一问,原来是1716名医护人员确诊新冠肺炎的新闻吓到了队员。他们赶紧向队员们澄清,这些感染的都是本地医护人员,目前没有支援武汉医疗队员感染。

          2月底,红会医院接受了一批新冠肺炎危重症老人。那一周,武汉市江汉区新增确诊病例191例,114例被红会医院收治。一天,四川队一名领队接到任务后,告诉指挥部,医院已经没有收治能力了,指挥部提出请求,“能不能再多收10个?”

          这些老年人大都有多项基础疾病,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有些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疫情发生后,医院的护工全部都辞职了,1000元一天都请不到人。负责安保、清洁的60多名后勤人员也只剩下一半。

          接收那批患者后,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比刚来武汉时还要大。

          生死之间

          这场战斗异常凶险。有患者早上还在说感谢护士,血氧饱和度看起来也很正常,下午突然离世。一名医生抢救患者到凌晨2点,刚下班回到酒店,就接到护士的电话,说病人走了……患者变成了第二天通告里的一个数字。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武汉市多家定点医院ICU病房的死亡率均大于50%。

          2月15日,红会医院的氧气站建好。施工方援建雷神山医院后,马不停蹄前来作业。四川队的一名领队说,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医院的死亡人数明显减少。

          新冠肺炎让这群全国最优秀的重症医学科医护感到束手无策。邓磊以前的经验是,病人插管、上呼吸机,病情基本会稳定,但这套经验对新冠肺炎患者并不完全适用,“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不够”。

          他遇到一名患者,白细胞指数飙升到了6万,这是他从医生涯罕见的情况。病人随即脓毒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

          病人普遍缺氧,管床护士往往要一直守在床边,确保氧气管插好了,没有从口腔滑出,并不时给病人吸痰。护士还要负责病人的口腔和身体清洁,避免感染,棉签和面巾纸就在一根根插进身体的导管间穿行。

          “简单讲,我们就是在想法设法给人续命。”周凯说,“可能很多人不理解,ICU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病人赢得时间,扩大治疗的窗口期。新冠肺炎患者很多呼吸衰竭、多脏器衰竭,我们就想方设法改善情况,等待机体自身修复。这些措施不一定有效,但是不做,他一定会死。”

          50多天时间里,7楼ICU病区总共有4名患者上了ECMO。有一例当天去世了,两例转院了,还有一例本在3月1日成功撤机,医护都很高兴。黄晓波形容,“那是支援武汉一个多月来最开心的日子”,走出病房还哼起了歌《春暖花开》。没想到一周后,那名患者的病情急转直下,还是去世了。

          在这里,很多过去的经验都失效了。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普遍出现凝血障碍、血液pH值异常等问题,很多人还伴有严重的感染,常用的应对手段有时起到反效果。

          “我们往往靠积累教训来指导实践。经验不完全可靠,可靠的是发现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拿证据和事实说话。”会诊完一个患者后,周凯总结道。“不要去盲从任何人,包括自己。”

          他们长期在ICU工作,见惯了生死,这次仍有无力感。“明明用了全力抢救,病人还是走了。感觉一身本事毫无用处。”

          3月15日上早班前,邓磊和黄晓波讨论一名患者的治疗方案如何调整,等他到护士站请护士准备药物,却被告知,病人在当日凌晨4点33分去世了。邓磊站在护士站前沉默了好久。

          ICU病区收纳死亡者身份证、手机等物品的盒子。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红会医院的ICU护士长杨莉把逝者的手机等物品都存放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患者离世时,家属往往见不到最后一面。她们计划等疫情结束后,将遗物转交家属,“那些手机里一定还留存着他们一家人最珍贵的记忆。”

          护士站的冰箱里还存过30多瓶标注着“捐赠”字样的免疫球蛋白,一瓶市价约500元,是一名陆姓老人留下的。老人在2月中旬去世,家属选择把药捐给有需要的病友,值班护士握着电话,眼泪簌簌往下掉。

          再 见

          ICU医护人员总是在和死神抢人,他们几乎从未送人痊愈出院,手头的病人稍加好转,就转到其他病区,赶紧接下一个危重症患者。

          患者的床头大多有一个“气球”,是用一次性医用手套吹成的,用于支撑氧气管,避免造成压疮。每一个“气球”上,都写着“早日康复”“武汉加油”等字样。

          由于ICU的患者大多处于昏迷状态,这些字很少被患者看到,但护士每吹好一个手套,仍会在上面写下祝福,“不管他知不知道,我都要给他打个气,加个油。”

          一名护士将手套吹成气球,撑着氧气管,避免对患者造成压迫。该护士告诉记者,她每吹一个气球,都会在上面写下“早日康复”等字样,表达对患者的美好愿望。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摄

          多名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在所有医护人员中,ICU的医护最需要心理干预。“方舱是欢乐的,甚至有广场舞。普通重症病房里,医护和患者还常常能互动。唯有在ICU,非常无力。”

          周凯把在ICU工作视作一种使命。“能降低1个点的死亡率,都是我们的功劳。我觉得,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这代人必须站出来。我们经历了历史,也改变了历史。武汉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功劳,也是武汉人民、全国人民的功劳。”

          3月17日,一个年轻人即将出院,病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去送他。“小伙子送来时,血氧饱和度只有30%,非常危险,我们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主治医生说。如果不是医院要“清空”,医护人员都想留他继续住院,因为“那么难都过来了,不希望他有任何闪失,包括出院后”。

          主治医生找到红会医院的一名副院长,请她帮忙联系康复点,允许患者的妻子进去陪护。他还给患者留下联系方式,告知遇到吸氧、心脏和肝肾不适等问题,一定要立刻联系。

          3月19日上午,红会医院最后一名患者出院。

          16层高的住院楼一层层被“清空”,所有的床垫、棉絮都当做医疗废弃物处理,“能扔的都扔了”。7天后,它将成为普通患者就医医院。

          一位快要退休的本院护士说,自己会永远记得这家医院“千疮百孔”的样子。医院完成改造后,她第一次从5楼清洁区穿过一道道临时装上的木门进到污染区,忍不住流泪了。后来,她在进入污染区前的最后一道木门上写“请轻点推门”。

          5楼原本是医院妇产科,医护人员清洁耳道和鼻腔的护士站连着新生儿听力筛查室,墙上还挂着执业许可证。

          送别四川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那天,很多医护都哭了。红会医院的护士杨倩说,“是他们救了我们,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活着出来。”他们给每名援鄂医疗队的队员赠送了一支玫瑰,以表谢意。两方医护人员分别在两件防护服上签满名字,互相交换作为纪念品。

          3月21日下午2点,四川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乘坐飞机返回成都。邓磊在朋友圈给妻子写道,“今天回来了,刚刚降落,我在想你或许正站在空港花田,仰望天空,看到川航3U3104飞过你头顶的瞬间。”

          根据规定,医生的家属不能去机场迎接。要再经过14天,邓磊才能拥抱妻子。

          疫情结束后,周凯最想做的事情是取下口罩,自由、痛快地呼吸。“只有经历了这段时间,才知道自由地呼吸——这件我们平时完全没有在意的事情,有多么宝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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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手机通话记录显示,2月5日这天,一名志愿者打了100多个电话联系床位,都没有得到结果,后来她看到手机就反胃。在志愿者看来,"经验"不仅在武汉的不同行政区、甚至不同街道间都无法通行,并且会很快过时,因为"武汉的情况也是一天一个样"。我当时感觉整个人被那种巨大的愧疚感吞噬了,感觉好乱,打120去急诊还是继续找床位住院?有时找了几天都没有床位,求助者对一名志愿者说"想放弃了。赵粒习惯和对方聊日常生活,她帮助过的一位阿姨也给了她做志愿者的动力,有互相治愈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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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人抱一下,也可以抱住武汉的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月19日中午,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一位在午休的“下沉”干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编辑 | 从玉华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3小时,郝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nCoV Relief(后改名“NCP生命支援”)志愿者招募书,当天有近2000人报名。

            黄快快成了第一批志愿者,她曾在武汉读大学。她想到的是平日搭乘的武汉公交车快到“飞”起,人们“过早”,端着一碗热干面边走边吃。“武汉人的精气神儿特别足,这一次感觉武汉突然虚弱了。”

            她所在的组里,超过一半是大学生。打出第一个电话时,有志愿者紧张得连自我介绍都没说利索。手机通话记录显示,2月5日这天,一名志愿者打了100多个电话联系床位,都没有得到结果,后来她看到手机就反胃。

            最初,她们和大部分患者家属一样,对入院流程办理并不清楚,“手忙脚乱,谁的电话都打”。社区、街道、医院、区防疫指挥部、市长热线、地方卫健委,她们把电话号码按了个遍。

            赵粒接手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个姑娘,她迫切需要为外公外婆找两张床位。外公核酸检测为阳性,外婆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但是核酸检测为阴性。

            这是前期典型的求助者画像:老年人、确诊或核酸为阴性的危重症、没有床位。

            有人分享经验,要先联系到有床位的医院,再找社区开转诊单。她焦头烂额忙完第一步,却被社区通知“根本不知道转诊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在志愿者看来,“经验”不仅在武汉的不同行政区、甚至不同街道间都无法通行,并且会很快过时,因为“武汉的情况也是一天一个样”。志愿者群里共享的政策、医院床位和接收情况的信息一直在更新,并标明“某天某时”。

            “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联系,我们可能在补一个信息的缺口。”黄快快说,很多患者当时处于比较焦虑和慌乱的状态,既没有精力逐个医院地去找床位,也无暇梳理信息。有患者根本不知道入院流程。

            她们把媒体、其他志愿服务团体等公布的救助渠道一并发给患者,“都试试,不知道到底最后哪个能起到作用。”

            让志愿者刘布感到困难的是本身患有其他疾病的疑似或确诊患者,“定点医院只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其他医院不收治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的患者,所以就比较麻烦”。

            赵粒能感觉到患者家属也在一直催社区。电话接通,她刚报出患者名字,工作人员告诉她已经将情况上报。她紧张地问了一句,患者在家里隔离,社区能提供什么防护呢?

            “什么都没有。”电话那头的社区工作者说自己仅戴一个普通口罩,防疫物资只有口罩和84消毒液。没有防护服,有社区工作者穿着厨房的围裙站在了防疫一线。

            社区工作人员谢飞和同事们的工作压力也大到了极点,每天填各种表上报给不同部门、照顾特殊群体就医、联系物业安排消毒杀菌,保证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与供应。四类人群没有完成“应收尽收”之前,居民指责他们不作为。

            “工作初期,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确实像打乱战,都在努力,只是不知道怎样才更有效。”谢飞回忆道,“那时候的现实情况就是确诊的还没有收治,已经确诊的病人,上报两天了,还在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们上门给不愿去隔离的密切接触人员做工作,对方表示,自行去不去;酒店自带被子不去;只给矿泉水没有热水的不去,反正就是不去。

            “有时患者会把社区工作者放在他的敌对面,因为他那个时候需要一个情绪的支撑点,他下意识地认为,我没有被安排入院,是社区的问题,社区没有给我上报等。”黄快快说。

            “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好累,看不到头。为什么就没有床位?我那时候恨不得去造床了!”她担心很多人可能等不到床位,或者入院就危重症了。

            “比如前一天求助的人今天过来跟我说,我已经住上院了,我就会觉得,他们在变好,就觉得挺开心的。”刘布说。

            赵粒做志愿者第三天晚上,收到求助者信息:“我外婆快不行了。”

            “我当时感觉整个人被那种巨大的愧疚感吞噬了,感觉好乱,怎么办,打120去急诊还是继续找床位住院?”赵粒捧着手机,给社区打电话,再给街道打。患者提出想住离家更近的武昌医院,她就给医院反复打,问能不能去住院,能不能有病床,不要只是急诊拉回来。

            打完一圈以后,她给自己做一会儿心理建设,然后继续打电话催一遍。凌晨3点,老人被医院收治。她松了一口气,尽管不确定自己在推动事件的解决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也有人没那么幸运。有时找了几天都没有床位,求助者对一名志愿者说“想放弃了。”她回复对方,我会继续想办法的。然后再去搜集信息,打电话,并给他们汇报进展。刘布也遇到过,求助者的需求从两张床位变成一张——一位已经去世了。

            当志愿者多日后,她有了种很复杂的心情,“你想发一个很轻松的朋友圈,但是你想到还有一群人就是那么惨,我就突然感觉这种快乐就很不应该”。

            督导每天对志愿者进行技术指导和情绪支持。“你要相信你的生活跟电话那头的生活,其实是两个生活,你是在听别人的故事,”陆小芸说,“督导一直让我们划清专业跟同理心的边界。”

            黄快快和志愿者们明显感受到变化是在方舱医院建成后,开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群里的求助信息少了很多。

            一名志愿者每天都关注与疫情相关的新闻,“像从谷堆里寻找一根救命的稻草”。她意识到,白纸黑字的文件牵扯的是鲜活的生命,是无数家庭的希望。2月12日,湖北省卫健委首次公布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病例具体数字。根据《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5版)》,湖北省内可以以CT影像作为确诊依据时,她立即拨通了那些CT影像显示感染、“排队做核酸”求助者电话。

            形势慢慢变好。2月下旬开始,志愿者也结束了24小时待命的状态,群里实行值班制度,每4小时进行一次轮班。

            “应收尽收”之后,求助的患者多是非新冠肺炎的患者,他们可能需要透析、化疗或是因为其他疾病需要住院,也有新的生命即将来到这座城市。也有人提出买药方面的需求。

            这两天,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开始担心去复查的事,比如万一没完全康复会不会再被隔离到医院治疗。

            赵粒习惯和对方聊日常生活,她帮助过的一位阿姨也给了她做志愿者的动力,有互相治愈的那种感觉。“阿姨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再去检查应注意什么,如何做好检测前的隔离等”。这也让她意识到,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她们,不要小心翼翼“怕把对方碰碎了”。

            “成为志愿者之前,是愤怒又无力那种感觉。”赵粒说,后来加入了以后就变成了很微观层面上的关注。“很多事情可能没有答案,但是还是要去做,后面就会发生一点变化。”

            如今,一天比一天好了。有阿姨表示,疫情结束之后,她要去广场上跳舞,舞伴都等她很久了。

            陆小芸说,自己之前对武汉的全部印象就是——“武汉是一座很热的城市”。这次她看到了这个城市痛得最深的地方。“大家都很渺小,但是我们一人抱一下,也可以抱住武汉的。”

              (应受访对象要求,黄快快、谢飞、刘布、赵粒、陆小芸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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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 @人民网 @紫光阁
              希望能有人看到这条微博。作为曾经被戏称为湖北蚌埠的蚌埠市社区工作者,应该全国人民都能知道曾经蚌埠疫情严重程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作为社区工作者的我们每天上班也都是心惊胆战,害怕自己被感染,害怕家人被感染。从过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工作了54天


              特稿|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意外离世

              2020年03月19日 18:01 来源于 财新网
              确诊新冠肺炎仅两天,61岁的涂国能自缢身亡。他的老伴自武汉来到黄梅县后也被确诊。人们认为是他们把病毒带到村里,这引发了家庭风波,对病毒的恐惧飘荡在村庄上空
              涂国能是武汉电力系统退休职工,2020年春节回到湖北黄梅县老家,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之后,他在病房卫生间自缢身亡。受访者供图

                【财新网】(实习记者 王颜玉 记者 覃建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涂国能的逝去,并未改变湖北黄梅县的死亡病例数字。他不是因病去世,而是自缢。2月6日早上,涂国能在隔离病房的卫生间内被发现时,已经身亡。四天前,他作为疑似病例入院,在查出核酸阳性后确诊。更早之前,他同居十余年的老伴自武汉返回后也确诊了。

                涂国能感染新冠病毒,让他老家所在的村庄骤然紧张,他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疯传。他还在电话里被告知,家人因集中隔离与村干部发生冲突,89岁的母亲甚至下跪。

                接到这通电话十几个小时后,61岁的涂国能以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财新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月6日9时许,黄梅派出所报称,在黄梅县人民医院眼科分院(下称眼科分院)隔离病房内,发现一名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患者在卫生间内上吊,人已死亡。黄梅县警方在事后的初步调查材料中称,前面这通电话“可能成为彻底击垮他精神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隔离点自缢身亡

                涂国能住的是一间单人隔离病房,就在眼科分院隔离病区一楼护士站斜对面。2月6日早上,一名值班护士最早发现了问题。相关材料显示,约6时许,这名护士巡房时发现涂国能并不在房间,但卫生间灯亮着。护士在病房外寻找无果,在卫生间外叫喊也无人应答,推开门发现涂国能已经上吊。她迅速叫来医生,经检查涂国能已无生命体征。

                妹妹涂清得知涂国能死亡的消息是在当天下午。涂清告诉财新记者,早上8时,她按惯例和哥哥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电话没人接,微信也不回,打了一个小时都这样。”涂清说,她马上找村支书和镇领导询问,但他们都表示并不知情。后来她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了眼科分院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她报了涂国能姓名,拜托对方其询问哥哥的身体情况。“当时对方说好,让我过5分钟再打过去。”涂清称,5分钟后她再打过去,电话已无法接通。

                涂清说,她继续向村支书和镇干部反映。“他们就说我哥在ICU在抢救,我说我要去看我哥,去照顾他。” 涂清说,由于疫情管控她自己没法进城,下午3点左右,一辆120救护车将她送到了蔡山镇中心医院。这不是涂国能被隔离治疗的医院,这让涂清有些疑惑。她称,到办公室后,几位领导才告诉她哥哥没有在ICU,人已经在凌晨4点到6点间自杀了。

                “他们用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一张是背面的,哥哥吊在卫生间的水管上”。随后,她被告知了警方现场勘查的结果——符合自缢身亡。涂清不敢相信,她要求和黄梅县眼科分院交接遗体,要看法医检验证明。“就算疫情期间不让见人,遗体火化也要家属签字吧。”涂清回忆说,在场领导“拍着胸脯”答应她,但一直拖到下午5点多,她被告知涂国能遗体已经火化。

                这让涂清备感疑惑: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何以能直接火化?财新记者注意到,早在1月27日,黄梅县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遗体处理和丧事活动的工作方案》,其中规定:殡仪馆工作人员到达之前,患者亲属和医院应完成死亡证明办理,医院完成卫生防疫处理;殡仪馆工作人员到达之后,殡仪馆、患者家属、医院等三方在医院内完成遗体交接和同意火化等相关手续。涂清说,火化前她没签任何手续。“这是违规火化,没有三方交接,没有家属签字。”

                涂清事后拿到的一份材料记录了涂国能最后的几个小时:2月5日晚10时前后,涂国能发烧到38.4℃,两小时后再次测温,依旧是38℃。2月6日0时,有护士发现他在病房外闲逛,于是将他劝回病房。凌晨2时最后一次测温,涂国能体温下降到36.2℃。医院提供的护理单记载:“4点钟患者凃国能已安静入睡、呼吸均匀,6点钟护士巡房测体温、送早餐时,患者凃国能不在病房床上。”

                “护士就说我哥把床单撕破了,吊到厕所水管子上面,底下板凳是踢开的,然后他们8点多钟才报警,报警报到黄梅派出所。”涂清说。2月7日,黄梅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除自缢尸表特征外,死者体表未见其它暴力性损伤,初步认定其自缢身亡,可排除他杀。

              黄梅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涂国能为自缢死亡。受访者供图

              家庭风波

                涂国能是黄梅县人,老家在蔡山镇胡家墩村,定居在武汉。退休前,他是武汉电力系统一名职工。妹妹涂清一家定居广州,2020年春节提前返乡陪母亲过年。

                涂国能感染新冠肺炎被认为源于家庭内部。多名家属认为,病毒是现任妻子张萍传染给他的。张萍59岁,与涂国能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原任妻子去世后,涂国能在2009年与张萍结为伴侣,但没有办结婚证。

                “他退休工资一个月有5000块,是我的一倍。”张萍称,涂国能平时身体很健康,“爬八楼都不喘气”。有时候一起出去旅游,自己走不动路了,涂国能还会背着她走一会儿。

                涂家人介绍,涂国能1月10日从武汉回到黄梅县老家,1月23日张萍带着她10岁的孙子也从武汉回来了,两人是到涂家过年的。“嫂子是感冒差不多10来天,她在武汉打了针,还是咳嗽,但不发烧。”涂清说,张萍回来后涂国能也开始咳嗽、发低烧。三天后,两人到蔡山镇中心医院检查,当天张萍被送到了黄梅县人民医院住院隔离,涂国能则被叮嘱回家吃药。

                此后几天,涂国能症状加重,期间还曾找村医治疗。2月1日早上,涂国能发烧到38.6℃。涂清说,她叫了救护车把哥哥送到黄梅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检查,CT结果显示“双肺多发高密度影,考虑病毒性肺炎可能”。由于没有床位,涂国能又被送回胡家墩村。回来后涂国能高烧不退,夜里更是烧到39℃,他在房间大喊“我不舒服”。当晚,家人报警求助,一直忙到2月2日凌晨3点,他才被送到眼科分院隔离治疗。

                相关材料显示,涂国能入院后第二天就被安排进行了核酸检测,并查出了阳性。2月4日,他确诊为新冠肺炎。此后几天,涂国能体温在38-39℃之间波动,伴有精神欠佳、食欲差、头昏、乏力不适,少许咳嗽,轻微腹泻等症状。

                张萍、涂国能先后入院,在涂家引起风波。早在1月26日,涂国能在武汉的儿子涂飞知道张萍因新冠肺炎被隔离就颇为恼火,他给张萍打了电话。“你不舒服还往别人家里跑,哪怕不在特殊时期,你只是感冒发烧,你都不会往别人家里跑吧。”涂飞回忆说,他当时按捺不住愤怒,还在电话里飙了脏话。

                “他劈头盖脸的说我,说他家里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会找我扯皮。”张萍说,自己并非故意带病回家,也不是故意传染给涂国能。

                知晓这场争吵时,涂国能尚未住院,他一面教育儿子,一面安慰张萍。涂飞记得,父亲后来打电话骂了他一顿,批评他不该这样跟长辈说话。“我爸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说了,知道吧?”涂飞说,他当时他正在气头上,就哼了一声糊弄过去,但还是提到“如果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肯定跟她没完”。被隔离在医院的张萍也接到了电话,涂国能宽慰她,“算了,他是个孩子,你不要听他的”。

              微信群里压力

                争端不止在家庭内部。涂国能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消息在胡家墩村“炸了锅”。村民提供的微信群聊天截图显示,2月2日早上7点左右,一则紧急通告在胡家墩村四组一个68人的微信群中接力传播:“二组涂国能已确定是新型冠状肺炎了,千万不要出门,不要串门,不要聚集聊天,不要打牌,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希望大家不要大意,对自己负责,对家人孩子负责。”

                群聊记录又被截图转发,村里一位亲戚将其发给了涂飞。涂飞告诉财新记者,他看到后拜托这位亲戚转告父亲,让其不要在意,免得因闲言碎语把心情弄坏了。“我觉得这个多少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没有在我爸面前提到。”

                流传在外的截图并非只有这一张。胡家墩三组一名干部也在该组村民群中扩散了涂国能患新冠肺炎的信息。这条记录被涂家另一位亲戚看到,他又将其发到了家族群,而涂国能也在群中。

                胡家墩四组一位转发了“涂国能确诊”消息的村民对财新记者表示,村里每组都有微信群,组长会在接到县里通知后在群内发布一些注意事项。该村民回忆,在涂国能住院后,他还在四组的微信群里看到一份“黄梅县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一览表”,该表格详细记录了涂国能的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详细地址和发病日期等个人信息。

                “我哥哥看到了,但他没去计较那些,他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涂清说,她自己看到后也很生气,为此还找到了一名村干部,指责其办事“差火”,“截图到处都是,镇上都知道了”。她认为,把患者的个人信息发出来,丝毫没有考虑当事人的隐私。

                涂国能的个人信息四处流传的同时,因他和张萍二人先后入院,胡家墩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陡然严峻。张萍回忆说,她住院后有防疫人员到涂家消毒。“我老公没见过这种场面,(说)好怕。”她称,那几日涂国能曾答应到医院为她送生活用品,但终因家里人反对加上封路未能成行。“他说着就哭起来,说老婆我对不住你,你跟我十几年,我也没给你一分钱,没买什么东西。”张萍说。

                2月4日,黄梅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公示了确诊病例信息。文件显示,蔡山镇累计确诊8例,其中胡家墩村2例。多位胡家墩村村民向记者证实,村里只有张萍和涂国能感染。

              包括涂国能在内,黄梅县多位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流传。受访者供图

                胡家墩村一名村干部向财新记者介绍,全村2000多人,仅有张、涂二人感染新冠肺炎。“老百姓都恨死了他,你在武汉把病毒带回来了。他和他老婆住院以后,人家都是大门闭得紧紧的,没有一个开门的。要是有人被他们传染上了,人家得骂死他。”

                一份警方的调查文件写道:两人确诊后,胡家墩村因此被隔离管制,造成村民对涂家纷纷指责和怨恨。“同时他本人也觉得对不起乡亲,在其与家人的沟通中多次流露出不安和自责。”

              最后的冲突

                网络空间外,涂家人和镇村干部也发生了一场冲突。2月5日,黄梅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四类人员”集中隔离管理工作的告示》。根据告示,自当天起,黄梅县将对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一律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涂家先后两人确诊新冠肺炎,此外涂清夫妇、张萍孙子、涂国能母亲四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此前,四人一直居家隔离。

                “母亲年纪大了,腰直不起来。还有就是心脏不好,心率失调,有点轻微高血压,有时候不舒服偶尔吃点药。个人生活还是可以自理,没有其它大毛病。”涂清说。

                涂清介绍, 2月5日下午,镇村两级干部到家门口要求涂家四人前往隔离点集中隔离,还给在医院治疗的涂国能打了电话,“断断续续说了三四个钟头”。“他说现在是硬性规定,不去隔离可以,但是你们家如果在疫情期间出现发烧、感冒或者身体出现任何情况,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一概不管的。”涂清如此转述后来涂国能在电话中告诉她的说法。

                涂国能和涂清在电话中商量,涂清和母亲呆在家中,妹夫带着张萍的孙子去宾馆隔离。“村干部答应了我哥,又变了卦。”涂清称,工作人员不断劝其母亲去隔离,为此在下午3点左右,母亲一度当众下跪。“我家装了监控,我哥哥在医院从手机上看得到。”

                涂清说,看到监控后哥哥“拼命给我打电话”。在涂清的认知里,哥哥极其孝顺。他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小时候又吃了很多苦,两人感情深厚。她说,涂国能退休后每隔十天半月就会从武汉回黄梅陪伴母亲,每次都给母亲煎小鱼、做粉蒸肉和红烧啤酒鸭。他把菜都做好放在冰箱里,再买一些老人家喜欢吃的零食,可以让她吃十几天。

                不过,一名在场的村干部否认了涂清的说法。他称,当天下午他只给涂国能打了一通电话。“他说他老妈快90岁了,可以让妹夫和家里孩子去隔离。”之后,他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在晚上派了一辆医疗车。“车停了半小时不到,把他妹夫和孙子接去隔离了。”这名村干部还表示,他并未看到涂国能母亲下跪,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进他家”。

                病中的涂国能为这场冲突忙到深夜。5日晚8点多,涂国能和涂清两次语音通话。9点过,涂清把丈夫拍的集中隔离点小视频转给了哥哥,还告诉他自己和母亲在家,丈夫带着张萍的孙子已经到了隔离点,宾馆条件很好,让他安心。“我哥看了小视频,他说好。我跟他说你搞了一下午了,不要再管了,赶紧休息。”这是涂清和涂国能最后一次联系。

                当晚的聊天中,涂飞收到了父亲发来的银行卡照片和密码。次日清晨,涂国能在病房卫生间被发现自缢身亡。给儿子发银行卡照片和密码的举动是不是出事的征兆,无人可知。实际上,在2月1日,涂国能病情加重之际,他就有类似举动。他跟妹妹提到了财产问题,并叮嘱她把银行卡和密码告诉儿子。2月2日,他又亲自跟儿子涂飞说了这件事。

              争议未了

                “他怎么可能毫无牵挂就这样了断自己?”面对哥哥的突然离去,涂清很是不解。她介绍,2019年12月,涂国能还和她相约养老,他们在武汉白沙洲同一小区买了两套房,付了首付,2020年就能交房,两人还商量要把母亲从农村接来住。

                “未来都已经规划好了,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在涂清看来,哥哥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没有给母亲送终,也没有看到儿子结婚,不可能就这样走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儿子涂飞也感到不解。他说,父亲一直很乐观,从未流露过轻生的念头。“他还主动跟我聊,武汉80岁老人肺炎治愈出院的新闻。”涂飞说,他一直跟父亲科普,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不高,让父亲不要瞎想,“他也跟我说好”。

                出事前一天晚上对儿子交待财产的事,也没让涂飞做出其他的联想。他说,父亲做事细心,有忧患意识。“我18岁那年母亲去世,后来父亲经常跟我聊家里财产问题。那时候他经常出国,银行卡这些肯定得告诉我。”

                “我很惭愧,因为和他吵过架,和他争论过,在他去世的时候,没有在他床边。包括我去年一年都在外地,他也很担心,大半年没有见过面,没有在一起吃过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涂飞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月4日0点35分,他给父亲发了一条信息:“虽然我跟你性格不合,但你终究是我爸,我希望你能好起来,然后再多走几十年,等你出来了,我跟你把酒言欢。”第二天早上8点过,涂国能回复“嗯”。

                黄梅县警方在一份调查文件中写道:“2月5日,蔡山镇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根据规定要求将与涂国能密切接触的亲属进行强制隔离观察”,“当听妹妹说其母亲因为不愿意被强制隔离而向人下跪,此事让他彻底产生了罪感。这也可能成为彻底击垮他精神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警方认定,涂国能自缢身亡还有三个因素,分别是对能否治愈的担忧、张萍住院导致家庭矛盾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以及其本人确诊后本村产生的舆论压力。

                涂家人对这些说法并不认可。涂国能死后一个月,涂清和眼科分院依旧没有达成一致。3月11日第一次调解,双方不欢而散。涂清称,眼科分院一刘姓主任让她先确认涂国能是自杀,再谈下一步。她向财新记者转述刘主任当天的表态:“医院出于人道主义最多赔偿3万元,超过3万就要走司法程序。”涂清觉得谈判无法继续,她说“我现在不需要钱”。财新记者未能联系上刘姓主任。

                “有什么事情你去当地政府问,这个事是政府在处理。”眼科分院工作人员回应财新记者称,其不方便就涂国能自缢一事接受采访,相关情况在2月6日当天已经由县人民医院医生告知在院内治疗的张萍。但张萍说,她只被简单告知涂国能的死讯,没有人跟她讲详细经过。

                涂清列出了她需要东西:包括手机在内的遗物、涂国能在眼科分院的治疗病历和用药处方单、涂国能所住病房的监控视频和照片以及病房外的监控、医院方面的死亡结论报告、遗体移交殡仪馆的交接手续复印件……

                “医院和刑侦队说需要律师函才能提供这些给我。”2月27日,涂清见到了当地政府为她安排的法律援助律师,但至今未拿到材料。“律师说封路还有其他理由,说他有些事做不到。”

                涂清还在等待医院的第二次调解,她希望这一次能够要到一个知情权。“人没了,家人起码要知道是怎么没的。”她说。

                应受访者要求,涂清、涂飞、张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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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责任编辑:王逸吟 | 版面编辑:吴秋晗(ZN038)

              速读摘要
              12个月前的今天,一名环卫工人像往常一样清理着路面,遇到了下楼丢垃圾的谢阿姨。环卫工人很快被殴打倒地,躺在路边的绿化带上。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身处底层的受害者身上,并对受害者进行道德批判。好像不是,毕竟还是可以自给自足,追求幸福生活。这种透明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底色,我们透过这层透明白看到这个世界的斑斓。
              原文约 2417 | 图片 8 | 建议阅读 5 分钟 | 评价反馈

              底层的色彩

              原创十二个月后编辑部 十二个月后


              作者 / 桃木兽头


              出品 / 十二个月后




              12个月前,同样是刚过惊蛰的春天。


              春雷乍动,雨水增多,万物苏醒,充满希望。每个人都想在新一年里大展拳脚。

              而有些人真的施了拳脚——比如,广西防城港,谢阿姨一家四口。

              12个月前的今天,一名环卫工人像往常一样清理着路面,遇到了下楼丢垃圾的谢阿姨。

              住在楼上小区的谢阿姨,想把自己的生活垃圾顺手丢在环卫工人的垃圾车上。

              但环卫工人没同意。

              因为按照规定,这一路段的环卫工人,只需要负责公共路面垃圾的清扫。而路边商铺及住宅小区的垃圾,是由物业负责处理的。

              于是,谢阿姨又忿忿地把垃圾提回了家。

              谢阿姨是回家了,但家人却认为她刚刚没「发挥」好。于是一家人——丈夫、女儿、女婿以及一包垃圾一起,又返身下楼,寻找刚刚的环卫工人。

              这下,讲理是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暴力。


              环卫工人很快被殴打倒地,躺在路边的绿化带上。

              事后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环卫工人的肺部,头面部,胸部,背部和四肢,多处软组织挫伤。


              -


              这几年,类似的新闻——殴打环卫工,暴打拾荒者,脚踢流浪汉……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百度搜索关键词「殴打环卫工」,呈现出的新闻素材,几乎够写好几篇社会学论文。

              其中施暴者形形色色——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有的是执法者,有的是夫妻,有的是游客;

              发生争执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劝阻路人乱扔瓜子,被垃圾车挡住道路,扫落叶被认为影响锻炼,贴小广告被制止……

              但结果都很一致——暴力殴打。


              施暴者们通过揍环卫工人,或是破坏劳动工具的方式,找回与「底层」发生争执而丢失的尊严。
               
              人类的羞耻感并不与生俱来。

              不同于「吃喝拉撒」,羞耻感,是一种后天养成的道德体验。

              人们因为害怕被社会鄙视和批判,所以产生了焦虑,进而慢慢建构起自己的「羞耻体系」——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被谁骂,不能被谁骂;被谁骂了可以嬉皮笑脸,被谁骂了必须满腔热血。

              但如果,是被「环卫工」、「拾荒者」这种社会底层阶级给劝阻了,那精心构建起的体系,瞬间就会分崩离析。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被环卫工制止不文明行为时,很多人会出离愤怒——

              你一个收垃圾的,凭什么管我?


              -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问题的根源,似乎不仅仅是对「身份」的鄙视,更暗含着一种成功学霸道逻辑——

              我比你高级,更有钱,更有地位,所以就可以合理地看不起你,可以不把你当人看。

              并随时表现在动作行为上。

              比如呵斥殴打,大声讲话。我是你的上级,可以对你颐指气使,你是他的下级,就得阿谀谄媚。

              而清洁工,环卫工,似乎又是最「底层」之一——起早贪黑地和废弃的垃圾打交道、穿着反光橘色制服扫大街、偶尔还要翻一翻垃圾箱捡一些废品出来卖。

              这并不奇怪,早在70年代,这种办法是用来羞辱那些走资派的——戴高帽、关猪圈、扫大街。

              通过这些不体面的羞辱,达到改造思想的效果。

              这或许回答了为什么,大人们会一边指着环卫工人,一边吓唬孩子们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只能干那个。

              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会被划分到底层阶级!

              底层,意味着肯定会被级别更高的人呵斥、殴打,没办法再当「人」。


              -

               
              比如,发生在2011年,轰动一时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

              那年10月22日,一位叫做杨喜利联防队员(联防队员这个名号就已经足够有特色了),酒后闯进了小学同学杨武家里,对杨武的妻子王娟,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

              而受害者杨武,因为胆小害怕,又经常受杨喜利欺负。


              所以在事后一个小时,才终于拿起电话报警求助。

              这本是一件再直接不过的权利滥用行为,却由于「强奸」等字眼,将本是受害人的杨武,推到了风口浪尖。

              《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各路媒体纷至沓来。

              他们都涌入了受害人杨武家里,不顾被害人的创伤,一次又一次,让王娟回忆那不堪的一个小时。面对那些颜色各异的话筒,王娟也只能躲在被子里哭。

              那段时间,有些报纸的新闻报道标题起的是——《我是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

              至此,这件事的关注点完全变了味。

              人们不再关注杨喜利是如何醉酒后拿着钢棍进入被害人家中进行犯罪,不再关注法律如何惩治罪犯。

              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身处底层的受害者身上,并对受害者进行道德批判。

              底层的弱势群体,就这样被武力欺凌,然后,又被媒体二次欺凌。


              -

               
              这是一件发生在2011年的事情,但接近十年过去,再说起来,也并没有一种「仿佛是上世纪」的距离感和时代感。

              因为现状一直都没有发生改变。

              施暴者杨喜利,是一位联防队员,说得通俗一点——临时工。


              而受害者杨武,是一位深圳小电器店老板。

              说起来,前者比后者的「社会阶级」,也差不了多少。

              他们是底层吗?好像不是,毕竟还是可以自给自足,追求幸福生活。

              那他们不是底层吗?好像也不能否认,因为有太多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触不可及的。

              但就是「联防队员」和「小电器店老板」这样的头衔差异,让两位原本同乡的闯荡者,走上了迥异的命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的运行需要阶层。

              有了升级的希望,前进的路才不会被生活迷茫的白雾遮挡。

              因此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有着一定的制度体系规范。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阶层并不仅仅是划分社会客观现状的一把尺子,更是一种暗含着特权思想的工具。只要我成为人上人,就能把一切踩在脚下,由我来制定游戏规则。

              即使我本身混得不咋地,也可以用权力耍耍威风,向不如我的底层狠狠撒气。

              但如何定义「底层」?是一个问题。

              当阶层比较高时,下面的阶层都可以被划为底层;

              当阶层比较低时,也肯定会有更低的阶层
               

              -


              如果阶级跃升不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而更多带着一种践踏下级的味道,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层层压迫的社会风气。

              这种鄙视链条一旦形成,谁都逃不了被更高等级践踏的命运。

              泰戈尔说——我感恩,我不是权力的车轮,我只是被车轮碾碎的某个鲜活的人。

              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强权逻辑,我们会被车轮碾过,然后粘在车轮上碾过更多的人。
               
              底层的色彩,是一种无限接近于透明的白。

              这种透明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底色,我们透过这层透明白看到这个世界的斑斓。可问题就是,这种白色太过透明了,透明到我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你从不认识任何一个环卫工人,但他们就在你身边活着,清理着整个城市的垃圾,保持一个现代都市该有的整洁。

              余华在《活着》序里说:

              「活着」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就是无意义生命里的最大意义,好好活着,就需要被尊重。


              从几亿个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降生到这个世界,这的确是一件幸运的事。

              虽然降生环境不同,却都是生下来,活下去

              所有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都希望将生活过好。

              当我们庆幸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时候,也该试着去理解尊重那些过得不如我们的人。

              尊重底层。

              因为「底层」的定义,随时都在变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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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2020

                昨天回国隔离,在西安雁塔区这边,防疫部门指定集中隔离在含光路上的唐城宾馆,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都是坚决服从指挥,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对这些留学生的隔离,网上出现了一面倒的趋势,网民朋友不分缘由指责留学生,认为境外输入全是留学生回国所导致,有这个所谓的全民指责来当盾牌,便出现了高收费乱安置的隔离方式。
                1.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是境外,就必须集中隔离,不会采取居家隔离。
                2.隔离费用:420元*14天=5880元
                3.房间阴冷潮湿,没有热水,床单被罩非常脏,有些还有血迹污秽。
                4.房间所有设备,不光陈旧老化,主要是脏,让人一度怀疑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是监狱,也好歹是干净的吧。
                5.很重要的一点,被隔离的都是学生,需要上网课,这边也不提供wifi,这只是被隔离,而不是被收监关押。
                6.最重要的一点,要求隔离,就是保证人身健康,预防传染,但是住在这么肮脏阴冷潮湿的环境,送的饭菜是脏的凉的,水果发霉,这不是隔离,是故意在制造病人。
                7. 宾馆部分问题如图10、11。这不是所有问题。
                8.这是隔离的第一天,我希望能有人可以给出个解释。废弃建筑真的可以用来安置回国人员吗?

                #央视网##陕西##西安身边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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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当时社区工作人员一上班就要接电话,手机、座机不间断地响,有向他们要口罩、温度计的,有让他们帮忙买药的,也有发热后要求送医的。2月17日,湖北省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第六网格,社区工作人员在询问一名打算出社区的居民。当时社区人手不足,14个工作人员面对着900多户居民,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早晚给老人打电话,询问一下情况。她所在的社区,有个80多岁的患者一直没有排到床位,她安排人陪着老人在医院门口守着,等了近8个小时,才有了留院观察的机会。
                原文约 4189 | 图片 7 | 建议阅读 9 分钟 | 评价反馈

                武汉社区经历了什么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月29日,武汉,一名居民扫码付款给送货人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本文约4533
                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编辑 | 张国

                武汉在新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这座城市每天需要增加3000张病床,相当于每天要建成3家三级医院。有十几天时间,洪山区梨园街道新世纪社区党委书记刘婷都要面对床位的供需矛盾:辖区3104户居民把她当成了“救命稻草”,她的电话从早接到晚,求助的、批评的、感谢的,基本都是为了那一张病床。

                突如其来的疫情里,社区成了居民外出就医的必经环节,也成了人们情绪直接的宣泄口。这些工作人员,见到城市由最初的慌乱到恢复秩序,也见到了人类在紧急状态下的种种应激反应。

                恐 慌

                江汉区民族街龙王庙社区党委书记杨茜记得,1月23日武汉“封城”消息传来后,她所在的工作微信群里立即“炸了”,有的同事因为自己咳嗽,非常害怕,还有人担心万一自己跟居民接触得了病,再传染给一家老小。

                跟普通居民一样,他们也是从新闻报道里,才知道病毒“肯定有人传人”;他们也四处寻找口罩,并为总要与人密切接触而忐忑不安。

                刘婷说,当时社区工作人员一上班就要接电话,手机、座机不间断地响,有向他们要口罩、温度计的,有让他们帮忙买药的,也有发热后要求送医的。打不通电话的人直接涌向社区,上来就痛斥的也有,急眼了还拍桌子。

                新世纪社区统计居民发热情况的表格上,数字直线上升,“每天至少二三十例”,刘婷说,居民只要觉得身体不舒服就会马上找社区,虽然事后发现大部分人没有感染,但当时,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

                社区每天将表格上报给政府的最低一级机构——街道办事处,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等待通知,安抚居民。

                2月17日,湖北省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第六网格,社区工作人员在询问一名打算出社区的居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1月24日,社区的压力进一步升级了,武汉市决定全面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服务。社区负责全面排查发热病人,并将病人送至社区医院对病情进行筛查、分类。对于需要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救治的病人,由社区安排车辆送去就诊。

                武昌区中南路街道百瑞景社区党委副书记李霞记得,有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跪在了社区门口,哭着说儿子发烧“快不行了”,马上要去住院。工作人员赶紧上报了情况。

                两天后,街道办事处回复,可以先将病人送到酒店隔离。再联系时,那位病人却拒绝了,说当时只是有些不舒服,微微发热,已经好了。社区医院给他做了各种检测,发现确实没有问题。

                但李霞说,为这一位病人,他们前前后后沟通了20多次,上报催促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况刚开始很多,“真的能感觉到当时大家恐慌到了极致”。

                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王涯玲注意到疫情的严重性是在1月初。武汉市早期通报的41个确诊病例中,有一例就出现在百瑞景社区。她记得,那位患者1月初就从金银潭医院康复出院了。随后,区卫健局工作人员来到社区,让社区对患者一家进行“包保”,要求患者家属居家隔离14天,医生要每天上门量体温。

                这件事让她对疫情提高了警惕。为此,他们取消了原本要举办的社区“百家宴”活动,也取消了面向社区孩子的寒假托管班,建议居民尽量不要出门。他们甚至1月28日就关闭了小区的多数出入口。

                但是,更多社区当时缺乏准备,只能在后来的工作中打“补丁”,又苦于人手不足。等到2月11日武汉市对所有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时,有的小区一时做不到封锁所有出口,居民出入如常。一位社区党委书记对记者说,在武汉市截至2月9日的“大排查”中,他们用尽全力也只排查了8000多户居民中的2000多户。

                2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两位老人在晾晒被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等 待

                外面交通管制,医院拥挤不堪,为了能从社区“排”到一张床位,不少人跑去哭诉求助。

                “如果我家×××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类似的话,刘婷不知听了多少,早已经“免疫”了。她理解,大家都很着急。

                让她格外难过的是那种“无力感”。她接到过一位女儿的求助电话:母亲属于疑似病例,2月1日去世,还没等到确诊,第二天父亲和哥哥又发烧了。

                刘婷立即把这户居民的情况上报。等待的过程中,患者情况越来越糟,那位女儿几次在电话里哭到失声,刘婷觉得自己也要“崩溃”了。

                为此,刘婷与街道办事处领导打电话时也嚎啕大哭。她觉得自己这么卖力地在为社区做事,但是缺少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坚持不住了”。

                那几天,刘婷因扁桃体发炎也在发烧,但她不敢对任何人说。“我必须要撑住”,她说,自己一遍遍打电话询问居民的身体情况,一次次做表上报,就是希望表格上的数字每天减少一些,可是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没有床位,真的没有床位”。

                那位打电话求助的女儿,是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教师,原计划回武汉探亲一周,没想到最后送走了双亲。她后来在隔离点第一次见到了刘婷——刘婷当时因为与感染者接触而被隔离。她手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帮助过自己的社区工作人员。

                在这封整整齐齐的信里,她感谢了曾陪她痛哭、为她家人跑前跑后、自费帮她购药的人。其中一位社区“网格员”,得知她未感染时发出的“爽朗笑声”,让她觉得“仿佛一束阳光照入我黑暗的心中”。

                “好久没听到笑声了!这笑声给予了多大的温暖是无法言明的。”她说。

                她还说,这些天,自己流的泪是最多的,说的“谢谢”也是最多的。“父母离世,家就没了!心中痛楚万分,但我仍强迫自己提起笔,写下这封感谢信,因为我要记住在这艰难时期,你们给予我的温暖和支持!这将是我余生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等疫情危险解除,我一定要抱抱你们。”这是她表达的愿望。

                求 生

                为了“抢”一张病床,百瑞景社区党委书记王涯玲每天零点左右都会守着工作群,街道工作人员这时候会告诉大家今天有几张病床,早早准备好患者资料的社区书记们会马上“抢”这几个名额。

                “病床只有这么多,那肯定是先到先得了。”王涯玲说,当时床位紧张,分配下来,一个街道少的时候每天只能分到3张病床,多的时候也只有10张左右,远远不够。

                一个家庭三口人全都感染,两位老人都70多岁,向社区上报时,父母将儿子的病情描述得更为严重,等了5天,儿子有了床位。

                没想到儿子刚住下,第二天,父亲自己就呼吸困难接受抢救了,最后没抢救过来。社区工作人员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后悔。“老人一开始可能是撑着,看到儿子住进去了,心情一松懈就垮了。当时让老人先住进去可能就好了。”

                据多位社区工作人员反映,当时拍肺部CT、做核酸检测、住院等都要等待,六七天能等来一张病床是幸运的。

                为了一张病床,武汉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市长热线、举报电话、微博求助……李霞也建议居民通过各个渠道求助,“我们最后真的没办法了,说不定你反映了以后,事情能够解决得快一点。”

                有居民投诉后,上级派人到社区了解情况,李霞说,只要你们能够尽快把病人安排好,我认罚。

                2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青扬十街社区工作人员曾女士正在统计居民反馈需求。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江汉区民族街和平社区副书记汪沛记得,1月26日,两位70多岁的老人被儿子送回这里的一处旧宅隔离。他们CT显示双肺感染,当时算疑似病例,排队等待核酸检测。两位老人看上去精神状态就不太好,生活勉强能够自理,还通过社区联系购买过食物。当时社区人手不足,14个工作人员面对着900多户居民,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早晚给老人打电话,询问一下情况。

                据汪沛回忆,2月1日早上,他们拨通了男主人的电话,老人答了几句就挂了,下午再拨过去,无人接听。工作人员上门一看,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转 机

                曾有一个居民拿着一份文件来找杨茜,上面写着防疫期间龙王庙社区所配备的公车数量,4辆,用于病人转运、购买物资等,每辆都有车牌号。

                杨茜愣住了,“我们一共就收到两辆车,一辆还是和隔壁社区共用的。”她询问街道领导,对方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她印象中,那段时间,大家都在“打乱仗”。各种文件出了一个又一个,做了很多承诺,但基层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床矛盾”。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通报,武汉从1月23日封城开始到2月9日提出“应收尽收”(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共有确诊患者16478人。而中国疾控中心后来的回溯性研究发现,仅1月21日-31日10天内,武汉就有26468人发病。

                那段时间,杨茜只有一个念头:要把病人送出去。她恨不得随时做好准备,把病人往医院送,即使一时不能住院,“医院门口出了事也能马上得到抢救”。社区书记之间也不断交流打听着医院的消息。

                她所在的社区,有个80多岁的患者一直没有排到床位,她安排人陪着老人在医院门口守着,等了近8个小时,才有了留院观察的机会。在医院“留观”,只能坐在小板凳上输液,但她认为,“留观总比在家里等强,总有一线生机。”

                杨茜遇到最棘手的一位患者是位50多岁的男性,本身就患有红斑狼疮,再加上新冠肺炎。“治红斑狼疮的医院不治新冠肺炎,治新冠肺炎的医院又不治红斑狼疮。”

                那位患者肺炎属于轻症,红斑狼疮更严重些,当时想找医院先治疗红斑狼疮,可是非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知道他发热,就拒绝了,而由于是轻症患者,他又在定点医院排不上号,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

                后来,方舱医院建起来了,大量轻症患者从定点医院转入方舱医院,这位患者才住进了医院。

                在这些社区工作人员看来,转机出现在建立方舱医院之后。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推动下,武汉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2月5日,第一家方舱医院启用。

                刘婷说,此后,社区的患者要么进了医院,要么进了方舱,要么去了隔离点,她工作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求助的电话少了。从人们的语气里,她能明显感到情绪的变化。

                “一开始每天都有居民打电话来问,哪栋哪楼是不是消毒了呀,怎么没有闻到消毒水的味道?看到隔壁家贴了封条,又会打电话来问各种情况,他怎么还在家,我连窗户都不敢开怎么办呀……”李霞每天都会把最新的疫情通告发到社区居民群,群里就会“炸锅”,人们在猜测最新确诊的病例究竟出自哪户,有没有出过门,有没有和自己接触过……

                现在,微信群里这样的讨论少了。对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最大的难题变成了“保供”——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刘婷说,封城时,他们就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和困难人群提供特殊照顾。等到2月11日,武汉小区全面封闭,团购的巨大需求涌到了社区。

                政府安排了超市与周边社区结对。每天统计、采购、分发是巨大的工作量,社区前一天统计好居民的需求,第二天一早就去超市打包,然后再一户一户分发。

                2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青扬十街社区,工作人员分拣好的粮食蔬菜“整装待发”,即将送往各居民家中。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一些居民会主动帮忙做事。李霞说,大部分居民都很好相处,有的会在居民微信群里帮忙张罗,知道是特殊时期,谁家若是需要点什么,大家都会相互匀点。

                在几乎每一个小区,封闭之后,一种消费需求尤其迫切——买药。为了给一些病人买药,社区工作人员凌晨4点就去定点零售药店排队取号。

                “像我们这药最全的汉口大药房,有几天只放30个号,我们凌晨4点去的时候,就只能排到15号。”杨茜说,大家都知道药的重要性,不敢耽搁,有的工作人员为了买药甚至在药店门口过夜,买到一批就送回去一批。

                龙王庙社区负责帮居民买药的是社区副主任白玉姣,时间长了被大家称为“白医生”。“白医生”原来也不懂药,买多了就成了半个行家。杨茜说:“什么病需要什么药,需要多少剂量,哪种牌子的药更好,白医生都一清二楚,大家经常打趣:白医生,今天问诊了吗?”

                随着疫情形势的转好,居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多样化、个性化,团购的菜要更便宜、更新鲜、更多品种……社区书记们知道,这些多元需求的增加,表明武汉正在从“非常”走向“正常”。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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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2019

                  如果大爆发了,估计医护人员又会被捧上天吧。立帖为证 http://t.cn/R2WxQ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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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过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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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孙庆玲 雷宇

                  过去两个月里,白袍是武汉最让人安心的服饰,那些身着白袍的人受到了最高礼遇,也承受了最多压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带着一支130人的医疗队从上海飞到武汉时,偌大的天河机场,灯光只为这一个航班而开,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待遇”。

                  1月23日,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扩散,武汉关闭了大门,仅有执行战“疫”公务的少数人获准通行。随后,包括除夕在内,全中国陆续有超过3.5万名医生和护士,通过各种交通工具“逆行”到了武汉,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不止一个人引用过这样的说法:在2003年SARS疫情时,自己还只是个受人保护的孩子,现在轮到自己去保护别人了。

                  谈到这些人时,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感慨:“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了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

                  在武汉,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已经是城市记忆里的一部分:当地同一家医院里,一位一线医生给7个月大的孩子断了奶;另一位医生,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亲戚,与同为医生的丈夫去了一线;还有一位20多岁的医生找到科室主任说,家里孩子还小,她很害怕,想要辞职,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在自身出现症状后,仍表示只要排除感染,还要“回来”。

                  一位名叫甘如意的医生,在武汉“封城”之前,刚回到300多公里之外的荆州老家准备过年。得知“封城”消息后,她决定返回武汉。

                  已经没有公共交通可供选择了。这个24岁的年轻人一路靠着自行车、顺风车、步行,花了4天3夜回到自己的岗位——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卫生院范湖分院。当地政府为她开具的临时通行证上,车牌号一栏写着“自行车”。

                  她的车轮驶向人类史上罕见的瘟疫。

                  “最硬的鳞”给了武汉

                  2月7日晚上,朱畴文率领的130人医疗队进入武汉市区,他们看到,所有商店都关着门,街上没有车,也没有行人。经过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长江大桥、黄鹤楼时,队里最活泼的年轻人也没有表现出初来乍到者的惊讶和欢呼,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朱畴文说。

                  有人制作了一个动画,描绘全国各地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场面:武汉发出“求救”后,中国地图上各地都亮起了响应的旗帜。各地的著名医院纷纷派出医疗队,协和、湘雅、齐鲁、华西……有人形容:“全村的龙都把最硬的鳞给了武汉。”

                  “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如此大规模聚集医疗力量的先例了。”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说。

                  董家鸿供职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派出了20多人支援武汉。接到通知时,一位医生连家都来不及回,直奔机场,家人把他的行李送到了机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王瑞在2月7日随医疗队增援武汉,一周之后,她的丈夫陈心足也被派到了武汉。夫妻二人一个在长江右岸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一个在长江左岸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一个多星期也没能见上一面。

                  随着夫妻同上一线的故事不断被记者们挖掘出来,有关方面一度感到担忧,甚至考虑是否强行撤回一人,以防极端情况下可能给医护人员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

                  “再坚持一天”说了七八天

                  看到前来支援的四川医疗队队员时,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很多医护人员哭了,“援军终于来了”。

                  春节前那几天,这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仅一公里的医院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呼吸科很快收满了病人,接着体检科被改造成呼吸病区,又改造了肿瘤病区……直到医院变成一家传染病医院。

                  1月21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被定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22日的门诊量是1700人,23日门诊量达到峰值:2400人。

                  “要知道,我们平常的门诊量也就800到1000个。”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说。由于早期定点收治医院数量有限,连20公里之外的病人都跑到了红十字会医院。

                  当时,整个城市正陷入一场危机。

                  武汉市原先只有两家传染病医院,病床不超过1000张。但是,疫情高峰的时候,每天新增3000多张床位需求。“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挑战。”在3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丁向阳说。

                  这组数据透露出的巨大供需缺口,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务人员那里,是具体而微的挑战。

                  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所有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在应对同一种病毒,人还是不够,所有的科室主任都在找院领导要人手增援。

                  “再坚持一天。”同样的话,一位院领导对着科室主任们“已经说了七八天”,“我哪里有人?”

                  护工的薪水开到了一个月3万元,还是没人来。护士兼做了护工,负责重症病人的日常护理。

                  因为防护装备跟不上,这家医院的医生、护士减员严重。“感染一批,倒下一批。”熊念说,连护理部主任也上了一线,最终感染了病毒。

                  四川医疗队队员雷波到中药房找药,发现没人,药师们要么“中招儿”,要么去门诊帮忙了。

                  医院一位工作人员的丈夫感染新冠肺炎住院一个月了,她没时间去看望。医疗队员问起她的丈夫,她哭了起来:“我根本顾不上他。”

                  有人“归队”,有人再也无法“归队”

                  直到今天,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依然弥漫着紧张气氛。红色和黄色的“水马”拱卫着这家地处闹市的医院,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警惕地扫描着任何试图靠近医院的人。

                  “整个医院都是污染区。”熊念说。他的值班同事为访客测量体温,提防着随时可能闯进来的病毒。但他看上去很淡定。这位80后院长率领团队扛过了医院最艰难的时刻,如今和300多名四川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一起,继续救治病人。

                  早期病人涌入医院的时候,没有防护服,他戴着口罩、穿着隔离服穿梭在门诊区,调度有限的医护力量。最致命的是防护物资的短缺,他四处求人借防护服。

                  疫情早期,湖北省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的。其中,最牵动人心的是那些殉职者:29岁的彭银华医生,同样29岁的夏思思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生殉职,武昌医院则失去了院长刘智明。为这些人,武汉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有的医务人员在康复后又“归队”了——同事之间聊起“归队”,就像在说刚刚去了什么平常的地方转了转。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贾娜在除夕那天确诊,这位24岁的护士“怕极了”,她设想过“自己会死”。康复后,她“归队”了。康复大约10天后,她去医院捐献了300毫升血清,希望自己的抗体帮助别人。

                  “就像是在黑暗中不停歇地从死神手里拉扯争夺,只为活着的人争取生机。”她说,“如果不去的话,我肯定会遗憾终生。”

                  从护士变成病人再回归护士身份,和新冠病毒对抗的经历,让贾娜觉得更加理解病人的眼神了。“那种绝望和恐惧,我和他们一样明白。”

                  她说,病人眼中的世界和常人眼中的世界不一样,他们不只需要治疗护理,更需要鼓励关心。“比活着更重要的,是希望。”

                  平时献血都要搞“摊派”的人,让人刮目相看

                  带着一群年轻护士到武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晓宁原本心里没底,以为她们会哭鼻子、闹情绪。

                  瑞金医院130多人的医疗队里,超过一半是90后。护士朱酉琦的爸爸妈妈一度觉得,上武汉一线这样的大事,还轮不到自己女儿。朱酉琦则很想在爸妈面前澄清自己的形象:“在科室,我们90后都是中流砥柱了。”

                  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王晓宁不得不承认,这些孩子的点子和热情,“是我们不能企及的”。

                  由于穿着防护服交流不便,护士们会把常见问题写在防护服上,到病人跟前用手一指,无需语言就能交流。几个“灵魂画手”还在防护服上画上她们喜欢的图案、“蜡笔小新”等卡通人物来回穿梭,调剂着病房里的氛围。

                  来武汉的报名通知一出,10分钟内,手术室的153名护士就有130多人报名。王晓宁对这群“平时献血都要搞‘摊派’”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1990年出生的瑞金医院麻醉科医生缪晟昊很享受这种团队共事的状态:护士拿着注射器,看医生的眼神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推药;病人嘴巴一张开,不用麻醉医生说话,喉镜、管子就递过来了;管子滑过会厌的时候,就有人把导芯抽掉了。

                  插管医生被人形容为“敢死队”,打开病人气道的那一刹那,他们离病毒最近。但缪晟昊把插管形容为“飞机迫降”:不是靠机长一个人,而是靠整个团队。

                  从如战场般的救治现场下来的时候,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偶尔会想起从前那些“噩梦般的”业务抽查、专业考试。

                  护士王蕾说,那些“让人汗毛都竖起来”的场景,平常觉得没啥用,到了武汉觉得太重要了,“战场”上的表现,全靠平常的积累。

                  年轻的医生与古老的誓言

                  1月14日那天,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医生夏思思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得知,科室收治了一位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人,她立刻返回了医院。她感染了,后来因此殉职。

                  夏思思的孩子才两岁多,还不知道妈妈没了,每次问到,爸爸就回答,“妈妈在上班”。

                  噩耗传出后,她曾经的大学老师和同学都感到惋惜——她是“当医生的料”,出自一个医学世家,大学一年级就表现出了对于从医的兴趣。班长饶焱说,同学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做了医生,也有人转行了,夏思思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强烈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回忆起夏思思时,5年多前跟她一起入职的同事蔡颖珂提到了每一名医学生必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令无数后来者矢志不渝的古老格言。

                  她对记者忆起夏思思的种种琐事——这是一个对病人富于耐心的、温柔的医生,也是一个感染病毒后害怕而又积极配合治疗的病人,一个受人尊重的同事。

                  蔡颖珂感慨,有时候,职业的神圣感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感受到的,这一次,牺牲就在身边。

                  “都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这个工作就是应该挺身而出。”她觉得,以前对这誓言的感觉是崇拜,现在她知道,这誓言是大家一步步“走”出来的。

                  救回病人就像把鱼放回水里

                  缪晟昊决定去武汉,是因为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遗憾。

                  这位麻醉科医生出生在一个医生大家庭:舅妈是心内科医生,做放射科医生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口腔科医生,姑妈和表哥也是医生。

                  因为医生常常要值班,每年春节全家人都很难聚齐。但他不记得医生长辈们抱怨过什么。

                  他喜欢当医生的成就感,特别是“当你把病情搞定的时候”。每次完成插管,看着病人血氧饱和度升上去,他觉得“就像把鱼放回水里一样”。

                  有关职业选择的答案是多样的。1996年出生的护士姚梦怡,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恶作剧之吻》,她被剧中护士授帽仪式的情节打动。

                  到武汉之前,作为急诊抢救室护士的姚梦怡就接诊过疑似新冠肺炎病人,第一次穿防护服,她感到“太害怕了”。但是增援武汉的报名通知下来的时候,她立即和一个朋友约好一起去武汉。

                  呼吸科医生杜威从小对高祖留下的手写医书充满好奇,家人希望他能继承家族从医的传统。但这位90后开玩笑说,从医可能跟自己的“星座”有关,“对神秘的东西感兴趣”。

                  2019年入职时,杜威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工作中随时可能遭遇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疫情迫使他取消了婚礼,他只是到岳父家“简单地走了一下”。然后,他到了武汉。

                  这个职业永远被人需要

                  在这场战“疫”中,朱畴文看到了年轻人成熟的一面。他对自己的大学同学评价说:“他们很优秀,有的很年轻,最年轻的工作才两年半,就过来了,但是我觉得这支队伍非常值得信赖。”

                  尽管医疗行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朱畴文更愿意向后辈讲医学的价值。“这个职业永远被人需要。”

                  他认为,虽然有关医患关系的极端案例不时出现,但这不是主流,“这些也不应该成为主流”。

                  董家鸿院士认为,虽然中国的医生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社会生态之中,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了“赤子之心”,“广大医务人员保持了基本的职业素养,那就是不能见死不救,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他已决定,在国家规定的补贴标准之上,多给本院一线医务人员一些补助。

                  他期待着,经历这次疫情之后,国家和社会能更理解和尊重医生、关心医生,而不仅仅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才如此。

                  “全世界感激你们为找到最好的治疗办法和防止病毒蔓延所作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在社交媒体上向中国的医务人员表达了敬意。

                  2003年SARS疫情期间就为公众熟知的钟南山医生,如今已年过八旬。SARS过后,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公众、政府部门以至媒体“对医务界的一些偏见没有改变”。

                  他曾经感慨,不能SARS一走、汶川地震一过去,医生就从“白衣天使”变成“白衣狼”。

                  这一次,他在受访时说:“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国绝大多数的医务人员,从来都是白衣天使,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名称。”他强调,从不同时期的表现看得出来,“我们从来没变”。

                  朱畴文则对记者说,年轻一代的医务人员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启了人生。

                  他已经想好,等到下一次再到武汉,不希望自己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医疗队员,只希望做一名普通的游客。这一点,他跟很多年轻人达成了一致——那些在“热干面的故乡”救死扶伤无暇旁顾的年轻人,早已在社交网站上一次次表达过对武汉小吃的集体向往。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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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4/2020

                    #湖北什么时候解封#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为了大局牺牲少数人的生计是理所应当的吧。

                    (3月16日00:40更新:评论区有更多来自湖北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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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这再次说明,抗疫不是哪个国家的事,全球命运相连,这是人类的灾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问了好几个驻外记者朋友,提到这些文章,他们都摇头说"纯粹胡扯",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国人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或断章取义,或编造谣言,或夸大其辞,拿贬低别人的抗疫努力来滋养和迎合某种虚荣感,用这样的文章拉流量,太下作。应该打破这种信息茧房,我们对世界抗疫形势的了解,不能由那些自媒体和营销号塑造。中国抗疫是一盘棋,世界也是一盘棋,在报道我们抗疫的努力时,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去客观呈现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抗疫努力,不卑不亢,用堂堂正正的专业报道之师,去向国人报道一个真实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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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报: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国人世界观别被毁了

                    中国青年报 青年相对论

                    全世界只有不到0.001% 的人关注了我

                    你还真是个特别的人

                    曹林|文


                    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疫情防控虽未到拐点,形势明显向好转,全球疫情却在升级,多国确诊病例在攀升,韩国破2000,日本近1000,伊朗多政要感染,意大利形势也非常严峻。



                    这再次说明,抗疫不是哪个国家的事,全球命运相连,这是人类的灾难。


                    病毒是人类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以邻为壑,必须摒弃种种偏见分歧、政治心结和意识形态铁幕,而形成全球性的联防联控。


                    正如中国抗疫之初某些外国人阴阳怪调的声音,让我们极为反感一样,世界抗疫的形势下,我们舆论场上某些营销号对外国抗疫的妖魔化呈现和调侃,一样让人反感。


                    看最近的社交媒体上一些自媒体营销号所描述的国外抗疫场景,简直弱爆了:


                    意大利人不会戴口罩!

                    韩国人纷纷逃往外国避难!

                    日本人连抄中国作业都不会抄!

                    某国人惊慌失措!

                    某国陷入全国恐慌!

                    新加坡不行了!

                    某国人为什么还不抄中国作业!

                    某国抗疫的画风简直惨不忍睹!

                    国人很愚昧“认为冠毒就是普通感冒”!

                    某国流感就是病源!

                    某国疫情严重让全球顶不住了!


                    看这些自媒体带着“幸灾乐祸”调侃口吻的文章,感觉有些国家都快不行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问了好几个驻外记者朋友,提到这些文章,他们都摇头说“纯粹胡扯”,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国人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或断章取义,或编造谣言,或夸大其辞,拿贬低别人的抗疫努力来滋养和迎合某种虚荣感,用这样的文章拉流量,太下作。


                    “不会戴口罩”纯粹是选择性截取,所谓“逃难”也是夸张。


                    一个朋友特别谴责了“让外国抄中国作业”这种自我膨胀的提法。


                    自私,狭窄,健忘,对不起国人在这场灾难中的付出,也对不起外国友人的援助和国外抗疫的努力。


                    确实,都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民众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有些人还在用那套自我膨胀的语态,拿代价去炫耀,拿教训当鸡血,拿妖魔化别人的努力当调侃材料,利用信息不对称去编段子拉流量,实在让人不齿。



                    让人忧心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抗疫努力,对他国疫情的具体情况,真的知之甚少,正规媒体上只有每天抽象的数字攀升,很容易对世界形成误判。


                    人们对其他国家疫情的了解,很多都是由一些自媒体和营销号传递的。


                    让人忧心的是,有些自媒体营销号,缺乏公共平台公共媒体的专业和权威,没有受过专业和伦理训练,以流量和营利为追求,热衷于迎合圈层需求打造爆款,并没有客观、真实和较全面的反映他国在抗疫上的进程和努力。


                    那些“专供内销”的营销号文章,并非忠实的信息二传手或忠实的呈现,而带着强烈的商业变现欲望。


                    一是信源可疑,不是自己采写,不明来源,缺乏核实,没有公信力背书,随意截取某个片段就成文,混入信息不对称的舆论场中,填补了国人对世界了解的空白,却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二是目的可疑,不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他国的抗疫情况,让信息自由流动,消除信息不对称,而是用某种畸形的价值观选择性地截取矮化他者的信息,迎合和消费舆论场上某种自大、自媚、傲骄的不健康情绪,从而成就一笔流量生意。


                    三是结果可怕,这些矮化别人的信息在中国舆论场传播,形成信息茧房,外人看不见,不想辟谣,也没法辟谣,国人看不到真实的外界,形成洋洋自得的固化认知。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世界观的扭曲。


                    什么是世界观,是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点和看法,可,真实全面的世界都看不见,哪会有靠谱的世界观?


                    有些人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三观扭曲,跟信息流动不畅通所形成的信息茧房不无联系。


                    当我看到那些爆款文后面一边倒的“连抄作业都不会”的留言时,很为这些人痛心。他们并不坏,只是信息不对称的受害者。


                    善良的人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术不正的吹捧误导了。


                    应该打破这种信息茧房,我们对世界抗疫形势的了解,不能由那些自媒体和营销号塑造。


                    中国抗疫是一盘棋,世界也是一盘棋,在报道我们抗疫的努力时,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去客观呈现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抗疫努力,不卑不亢,用堂堂正正的专业报道之师,去向国人报道一个真实的图景。



                    伊朗不只是政要染病,普遍人如何面对?韩国不只有攀升的数字,还有国家层面是怎么防止扩展和输出的。

                    “风月同天”的日本是如何面对医疗物资紧缺问题的,新加坡是怎么闯过开始那一关并有效防控的。

                    堂堂正正地去报道,而不是像某些自媒体那样委琐地当段子调侃,当反衬我们是如何“硬核”的慌乱背景。

                    如果外国自媒体这样妖魔化我们,我们一定非常愤怒,人同此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请营销号们注意吃相,别用那种下作的姿态去妖魔化别人的努力了。

                    国家需要同舟共渡,世界也需要。

                    我们的专业媒体应用良币驱逐劣币,呈现一个全球共同抗疫的客观全景,既能避免我们对世界的误判,提升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是对他人、对自己抗疫努力的尊重。

                    Tip:
                    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营销号去妖魔国外,进入公众号,回复【文学】,可以看到我先前的分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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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号:青年相对论(ID:Youthviews
                    个人微信:关注回复“木蹊”
                    这是一个技能天赋点满,冷漠无情,马桶旁放《理想国》的抖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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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官方认可的新冠疫情上报第一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告诉新京报记者,"发现(不明原因病例)后,我首先报告给院感控,再报告给医务部、院长,这是我作为科室主任的职责",但关于初期的传染病报告卡有无填报,何时填报,张继先表示,"不清楚,我没有做统计。院内呼吸科医生被请到精神内科对该病例进行会诊,老人在呼吸科就诊的妻子肺部影像也显示出了与普通病毒性肺炎不同的病变。
                      原文约 6395 | 图片 17 | 建议阅读 13 分钟 | 评价反馈

                      武汉疫情初期,网络直报系统为何失灵?

                      原创 剥洋葱 剥洋葱people

                      一直以来,传染病的防治强调的都是早期介入。如果能更早监测病例,“当然是能更早遏制”,一位中疾控领导表示,“我想将来我们一定都会回过头来去看,去仔细考察,做一些包括技术上的、深入的调查和回顾。”

                      2月13日,武汉金银潭医院,一位医生在进入负压病房前穿戴防护装备。长江日报 陈卓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魏芙蓉 实习生 杜萌 张逸凡

                      编辑|陈晓舒 校对 | 李项玲


                      本文约6326字,阅读全文约需13分

                       

                      2019年12月份,一种尚不知名的病毒开始在武汉传播。最初的这一个月,一切都未被警觉。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官方消息,当时的武汉“已发现27例病例”。

                       

                      据权威人士证实,12月的这些病例并没有通过网络直报进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简称“直报系统”)中,启动早期监测和预警。

                       

                      中疾控一位现任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还未明确“新冠”病名疫情之初,按照规定,“直报”其实可以走两条途径,“一个是走传染病疫情报告流程,就是所谓的大疫情系统,按‘其他类别’来报;另一个是走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报告流程”。

                       

                      而不管通过哪个途径,只要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上报,都会进入到直报系统当中,任一级别的CDC都能看到病例信息。

                       

                      但在12月份的武汉,直报系统被“搁置”了。官方认可的新冠疫情上报第一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告诉新京报记者,“发现(不明原因病例)后,我首先报告给院感控,再报告给医务部、院长,这是我作为科室主任的职责”,但关于初期的传染病报告卡有无填报,何时填报,张继先表示,“不清楚,我没有做统计。”

                       

                      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则称,“不知道病名,没有确诊,怎么报?这个传染病报告卡的病因,是需要填得非常明确的”。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功焕均向媒体证实,武汉通过“网络直报”方式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始于1月3日。

                       

                      疫情初期,“网络直报”滞后,那么这套建在非典之后、国家花重金打造、最快可“2小时直达”的网络直报系统,到底在哪个环节失灵了?

                       

                      如何定义“不明原因肺炎”?

                       

                      2019年12月26日,一对老年夫妻因身体不适分别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个科室就诊。老太太因为发烧气喘看了呼吸科,老头因为浑身没劲去了精神内科。次日,在神经内科对患者的常规检查中,老头的CT结果显示其肺部有问题。

                       

                      院内呼吸科医生被请到精神内科对该病例进行会诊,同日,老人在呼吸科就诊的妻子肺部影像也显示出了与普通病毒性肺炎不同的病变。“两个人的CT很像,又是夫妻,我们就开始警觉了。”该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说。而这一天,除两位老人外,一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肺部也出现了类似的感染。

                       

                      怀疑是传染性疾病,张继先坚持让陪同老人检查的儿子也在医院做了CT检查。结果显示,儿子的肺部也出现了和父母一样的病变。

                       

                      “哪有一家三口都得一样的病呢?”为了找出病因,12月27日,四位病患在张继先的安排下先后做了甲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检查,结果均显示阴性。

                       

                      “不是这些病,不是我们常见的病,只能是新的。”张继先在当天就将四名病人的情况上报至医院感染管理科,医院随后又上报至江汉区疾控中心。

                       

                      SARS之后,原卫生部曾于2004年制定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2007年更新为《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由医疗机构在 12 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2014)中所附的排查流程图。

                       

                      国家卫健委第二批访汉的专家组成员蒋荣猛告诉新京报记者,“呼吸道疾病是世界都重点关注的疾病。方案的监测目的实际上非常明确,首先是要发现SARS和禽流感,其次是要通过监测发现一些未知的、新的病原体,尤其是和呼吸道疾病相关的不明原因肺炎。”

                       

                      如何定义“不明原因肺炎”?上述方案规定,同时具备以下4条不能做出明确诊断的肺炎病例:发热(腋下体温≥38℃);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5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呈进行性加重。

                       

                      蒋荣猛称,方案中“不明原因肺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概念。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医生在临床中更加关注的是社区性获得肺炎中,即有传染性、病情进展快的病毒性肺炎。但现实是,临床上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诊断普遍不高,在世界范围内,即便是发达国家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诊断率只有30%~40%,而且不同级别的医院,不同地区病原诊断率差异明显,尤其是对病毒性肺炎。正是因为,“大部分病毒性肺炎找不到病原体,也很难做到所有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都能进行上报、进入到该方案的排查流程中。”

                       

                      向妮娟、冯子健等人2010年发表的论文《2004-2009年中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情况分析》指出,大部分医生不清楚“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定义,也不了解报告程序会影响病例的报告。此外,医疗机构因未能从病例报告、标本采集和送检中获知对临床有意义的结果,也会影响医生继续报告的积极性。

                       

                      上述中疾控领导介绍,确诊“不明原因肺炎”,“要有院内专家组的会诊,可能还要区县一级的专家组要会诊”。

                       

                      蒋荣猛介绍,对临床上怀疑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后续的样本检测和会诊机制是排查过程中非常的重要的一环。通常,如果医院有检测能力的,会检测常见的病原体,如流感、禽流感、SARS、腺病毒、支原体等。 如果经院内会诊,不能明确诊断的要立即按“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网络直报,同时向辖区疾控中心报告,把样本送至辖区疾控中心进一步检测。“一旦进行网络直报,任一级别的CDC都能看到(病例信息)。”

                       

                      按照方案要求,辖区疾控机构接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后,应在24小时内对病例完成初步流行病学调查,将调查结果及时向主管卫生行政部门报告,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然后医院根据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专家会诊意见和检测结果对传染病报告卡进行订正。

                       

                      之所以逐级报告送检,蒋荣猛介绍,一方面是由于上级疾控中心拥有更完备的监测技术,“例如中疾控,这10年来储备了大概300多种病原体的检测技术”。另一方面,也能快速展开流行病调查。


                      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缺席的“网络直报”

                       

                      后来的两天时间里,张继先所在的科室又陆续接诊了3名类似症状的患者。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了首次专家联合会诊讨论,来自医院呼吸科和院感办的多名专家经讨论后发现这7名病例影像学特殊,症状类似,其中4名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院方再次将此情况向省、市卫健委报告。当天,省、市卫健委指派了相关工作人员前往该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此时并没有选择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而是直接报给了上级主管单位卫健委。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在疾控系统打造了“直报系统”。该系统由中央和地方投资共建,包含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生死亡登记、健康危害因素等22个监测子系统。截至2011年年底,该系统已覆盖全国100%的疾控机构、98%的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88%的乡镇卫生院。

                       

                      张继先告诉新京报记者,疫情之前,院内传染病报告卡的填报一般是由临床医生来做,但1月初开始,前来就诊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陡增,“每天光是看病人就忙得稀里哗啦,我一天看两三百个门诊,根本忙不过来”,她表示,“它(填卡)需要的信息量太多,非常详细,专门的一个人搞不定。要填写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发病时间是哪一天、发的是什么病……”

                       

                      “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我首先报告给院感控,再报告给医务部、院长,这是我作为科室主任的职责”,但关于初期的传染病报告卡有无填报,何时填报,张继先表示,“不清楚,我没有做统计。”

                       

                      张继先所在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许不是最早接诊不明原因肺炎的医疗机构。同样是早期接诊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还有武汉市中心医院,该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告诉新京报记者,南京路院区的急诊科12月16日左右接诊到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南京路院区12月共接诊到两例类似患者,均在当月转诊到呼吸科,两名患者检查结果12月30日出来后,他们对这个病毒立马引起了警觉。后湖院区12月也陆续有肺炎患者,但“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新型冠状病毒。”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称湖北省新华医院)。图片来自医院官网

                       

                      艾芬表示,碰到传染病,临床医生除了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也会告知主任和院内相关部门。“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是医生的基本功。之前碰到肝炎、肺结核这样的我们会直接在电脑里填了(报告卡)。但这回是未知的,肯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他们(公共卫生科)了”。

                       

                      几天前,一份武汉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工作人员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以下称《疫情处置说明》)流传开来,新京报记者向该院多位医生核实了该文件的真实性,一名医生称,该份《疫情处置说明》介绍的是后湖和南京路两个院区的情况。

                       

                      在该份《疫情处置说明》中,该院公共卫生科在12月29日接后湖院区急诊科医生汇报,称科室接诊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CT检查均显示肺部有问题,有病毒性肺炎的表现。该院在当天进行院内专家会诊后立即将情况电话汇报至市、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和应急办也于当天在院内完成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工作。

                       

                      12月31日和1月3日,医院曾两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先后询问采样结果,以及“是否应该上报传染病报告卡”。其得到的回复是“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不断被提高的报卡“权限”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于12月31日首次抵达武汉,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公布消息称“已发现27例病例”。

                       

                      直到1月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才收到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其中规定“对于疑似病例,院内12小时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传传染病报告卡”。

                       

                      上述《疫情处置说明》显示,1月5日,规定又发生了变化。辖区卫健委组织会议,会上辖区意见显示:疑似病例,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应上报区卫健委,由区级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按照如上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1月8日至1月10日分批上报了共14张传染病报告卡后,接市、省级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的口头通知,传染病报告卡的权限在其后数天内仍在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从“区级专家会诊后报卡”,到“省市联合报卡”,再到“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仍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武汉市中心医院。图片来自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2007年版的方案还是1月4日该市卫健委下发的书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中,针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传染病报告卡的上报权限和时限要求均是:院内12小时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立即上传传染病报告卡。方案中虽然也注明县、市、省三级专家组会诊的流程,但其会诊的目的是“排除SARS和人禽流感”以及在诊断结果出来后需“原报告单位网上订正为诊断疾病或其他不明原因疾病”。

                       

                      也就是说,原本由医院会诊后可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的权限,在疫情初期的武汉,被不断“提高”了。

                       

                      1月10日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停止了报卡。在此之前,艾芬所在的急诊科,传染病报告卡的填写,都是交由医院公共科负责。3月12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该医院公共科,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表示要先联系宣传科。记者多次致电宣传科,截至发稿前均无人接听。

                       

                      不同地区“传染病报告卡”存细微差别

                       

                      按照常规程序,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是病例信息进入网络直报系统的第一步。据《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中首诊医生只要发现临床传染病例,都需在规定时限内将信息报告至医院传染病科,由专人填传染病报告卡,登录网络直报系统,录入信息、上报。

                       

                      但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其所在的科室在临床上碰到的最多的传染性疾病为肺结核,这类疾病的确诊、填卡上报有一套熟悉的流程;但对于此次大多数人经验之外的新冠肺炎,疫情初显苗头时,“不知道病名,没有确诊,怎么报?这个卡的病因,是需要填得非常明确的。”

                       

                      上述武汉医生所指的“不能确诊就没法填报”是指,若面临已知病名的39种“法定传染病”,医生在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时可以直接勾选病名,但他看到的传染病报告卡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不明原因肺炎”病种选项。“如何勾选病种、写病因”首先就为填卡带来困难。

                       

                      新京报记者从多地区不同医院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传染病报告卡在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一名呼吸内科医生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其在医院使用的传染病报告卡,与武汉地区不同的是,“不明原因肺炎”在“其他法定管理以及重点检测疾病”一栏中是作为一类可直接勾选的选项。内蒙古的呼吸科医生也向记者表示,其所用的传染病报告卡也有可供直接勾选的“不明原因肺炎”选项。


                      广东省传染病报告卡(左)上,“不明原因肺炎”是可直接勾选的选项,方案所附的传染病报告卡(右)上则没有这个选项。受访者供图

                       

                      两位医生均表示,在实际操作中,当在短时内收到多个类似症状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或不明的肺炎病例具有明显传染性特征时,会在传染病报告卡上直接勾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

                       

                      就上述武汉医生所指出的填报问题,上述中疾控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还未明确“新冠”病名的疫情之初,按照规定,“直报”其实可以走两条途径,“一个是走传染病疫情报告流程,就是所谓的大疫情系统,按其他类别来报;另一个是走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报告流程”。

                       

                      该领导进一步解释道:前者即使报告卡上没有不明肺炎的病种直接勾选,但可以在“其他”类别中填写,注明“不明原因肺炎”上报。

                       

                      如果有更早的介入,“当然是能更早遏制”

                       

                      对于直报系统的接收机构中疾控而言,“我们天天有人在(监测系统)看,只要是聚集性的上报,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开始的阶段就要关注病例有没有增长,我们还会进一步分析讨论,在一定时候直接介入调查。” 上述中疾控领导对新京报记者说。

                       

                      他称,通过监测系统,中疾控对不明原因肺炎的聚集性病例是非常敏感的。“不明原因肺炎,我们过去关注的重点是新型流感的跨种传播:即动物流感跨到人身上,然后导致流感的大流行。”

                       

                      近年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全国时有发生。蒋荣猛称,近年来H7N9、H5N6等不同亚型禽流感基本上是通过这套直报系统发现的。但他表示,该方案已经使用十六年,“由于种种原因,对不明原因肺炎发现的敏感性以及对样本的及时检测性等方面,还需要大家去总结一些经验,怎样把流程做得更好更完善。”

                       

                      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王宇发表论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评价》,文章提到,在2004年到2016年年间,全国共上报1666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8%为人禽流感病例,76%的上报病例诊断为其他疾病,如病毒性肺炎、细菌性肺炎、未知病原体肺炎等。

                       

                      文章同时指出,医院内有大量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但上报率低,大部分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患者在病例上报至监测系统之前的某一层面被“过滤”了。

                       

                      向妮娟、冯子健等人2010年发表的论文《2004-2009年中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情况分析》则分析,因为监测针对性太强,各级地方政府担心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问题,而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监测、报告过度关注,有形、无形地给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以及临床医务人员带来压力。

                       

                      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正式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将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应对提至最高级别。1月24日,新冠肺炎的网络直报功能正式上线。各地医院可以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上报新冠肺炎病例信息。

                       

                      2月27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广州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指出,“这次暴露的短板,我们CDC的地位太低了,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自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家先后发布六版疫情防控方案,在3月7日发布最新的第六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中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时,应当于两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与此方案适配的是,修改后的传染病报告卡上,患者类型和临床严重程度在系统中都有详细的分类可供选择。

                       

                      一直以来,传染病的防治强调的都是早期介入,如果能更早监测病例,“当然是能更早遏制”,上述中疾控领导表示,“我想将来我们一定都会回过头来去看,去仔细考察,做一些包括技术上的、深入的调查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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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4/2020

                        把昨晚发布的电话录音做成了文字稿。这位湖北普通公民的话,直指了防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解释工作不到位,自行量体温上报)、官僚主义(“一刀切”,不排解民众心声)、粗暴执行(岗哨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物价飞涨(断了收入来源买不起菜)、身心压力,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信亲历过的你我都感同身受。

                        我真的是被这位普通公民的话深深打动了,最后那一声叹息,是这个时代最卑微却最有力的声音。他的心平气和中饱含着无奈和辛酸,他的直白发问中透露着真相和事理,还有那些随口说出的发光的语句:
                        “在自己的土地上还不能自由行走”
                        “哪个人的人生是这样浪费的哩”
                        “这样暗无天日、遥遥无期的隔离”
                        “是湖北省武汉市,不是武汉省湖北市”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要喝水”
                        “一天到黑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一刀切”
                        ……
                        每一句都可以拿来作为标题,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反复出现的那句:《隔离的是病毒,不是隔离湖北人》,这简直就是最朴素的真理,应该传播到天涯海角,成为对这段特殊时期的一份珍贵记录。

                        文字稿由@借你抽兩天 整理,我再根据录音进行了校对。为了让它成为一篇完整独立的文章,删掉了接电话的公务员的话,并对当事人的话做了微调;在可理解的书面语前提下,尽量保留了一些方言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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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隔着口罩,他把饭盒放在楼道里,远远地看了一眼里面如花似玉的孩子。协和、同济医院的医用物资还没有着落,社区里的物资供应和人们的情绪也都变得紧张。很多没被病毒打倒的武汉人也说,一二月份的自己胸闷气短。湖北大学研二学生肖婷的爸妈离异多年,过去她都是一个月打一两次电话,"有事说事",报喜不报忧。湖北的医院里,4万多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护士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顶着。
                        原文约 8034 | 图片 8 | 建议阅读 17 分钟 | 评价反馈

                        武汉人扛过的那些日子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制图:程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朱娟娟 堵力

                        1月25日中午,钱先生炒了几个菜,用饭盒装上,手机都没带就钻进了车里。还是那条走了多少年的老路,从武昌,过桥到汉口。

                        路上少有的畅快,到了长江大桥,两侧已经摆了一个个红色的塑料隔离墩,里面灌上了水。

                        “看来真要封路了!”

                        钱先生的外甥女是武汉协和医院的心脏科大夫,90后独女,她妈在南方,孩子一个人在汉口,除了上班就是隔离。

                        “按说不该冒这个险。外甥女那个小区是父亲的房子,离协和很近,住了不少医生。”63岁的钱先生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

                        但是,微信里3张照片深深刺激着他——协和医护自己裁剪、制作口罩、防护服。他知道,外甥女一直在用自费购买的口罩,去会诊新冠肺炎病人时用一次性手术服替代防护服。

                        外地亲戚都在群里说,让她请假,别冒险了,咱家培养一个博士不容易。她父母担心却鞭长莫及。

                        天大地大舅舅最大。

                        怎么帮孩子呢?家里也没什么专业防护设备,钱先生能做的,只有“给她送饭”。

                        “保护好自己啊!”隔着门,隔着口罩,他把饭盒放在楼道里,远远地看了一眼里面如花似玉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钱先生脑子又开始激烈地过程序:扔口罩,钥匙、外衣、鞋要用酒精消毒,赶紧洗澡。家里再用84消毒液擦洗一遍。

                        因为,武昌家里他还有93岁的老父亲——必须兼顾好!

                        当天晚上12点,武汉宣布中心城区禁行机动车。

                        大桥上下,江城内外,闪烁的车流不见了。

                        900万留守的武汉人,除了几万名确诊病人,更多的,被困在家的方寸之间。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站铁路桥洞下,一名行人拖着行李通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天问

                         “这个病毒太狡猾了。”钱先生不停地感叹。

                        武汉九省通衢,商贾云集之地,衔远山吞长江,自古楚河汉界兵家必争。

                        病毒无形,那些旋转着的、不闭合的RNA,遇到人就扑过去,以摧枯拉朽之势便能毁我们生机勃勃的呼吸道。

                        它诡谲而阴险,在中国这只“公鸡”的丹田处暴发,要想辐射全国,可谓得尽了地利。

                        而暴发之时又恰恰在中国春运高峰,全国性的“乾坤大挪移”,它又抓住了天时。

                        天地人三元,能与这病毒一抗的,只有“人”这个要素了。

                        武汉人,是被病毒选择最深重的受害者,也同时被历史选择为抗击病毒的急先锋。

                        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张兵这辈子最灰暗的记忆。

                        “年夜饭吃了什么?我怎么忘了?”

                        因为那天,爸爸走了。后来妈妈、自己、爱人都进了医院或者方舱。

                        他想向上天示弱示好,他想进入时空隧道,让一切重来。但命运没给他机会。

                        这个世界上,是真没有“如果”啊!

                        张兵本想趁着寒假和春节带着父母、妻子找个海岛一起躲下武汉的湿冷。“如果”能早点离开武汉就好了。

                        1月13日,78岁的父亲开始发烧,此前父亲的一位牌友也曾发烧,“那时大家都没往这方面想,直到牌友住院,被新闻报道出是新冠肺炎患者,我们才开始怀疑。”张兵说,那时自己还每天去病房陪父亲。

                        大年三十早上,父亲在ICU走了。张兵都没办法看他最后一面,“脑子蒙蒙地”去办理了殡仪馆相关手续。

                        初一就将父亲的骨灰“送上了山”。也是在这天,张兵收到医院的电话通知,他也确诊了。同一天,他妻子、母亲也做了CT检查,显示肺部有磨玻璃影,“但没法做核酸检测,只能按照‘疑似’处理”。

                        现在回想起来,张兵说,疫情初期那一个月,是许多武汉人的至暗时刻。

                        武汉有一张宣传画,“98抗洪我们挺过来了,08雪灾我们挺过来了,这次武汉我们也能挺过来”。

                        家庭破碎人飘零,不是想挺就挺得过去的。张兵一夜一夜睡不着。伤痛、恐惧的情绪浊浪滔天,而自己只是一叶扁舟,根本无力控制方向。

                        那段时间,度日如年,眼眶也总是湿的。

                        “当时医院给开了药就在家隔离。”张兵记得,自己和家人在邻居眼中就像定时炸弹,他能感受到邻居的防备,“这也可以理解,我就退了邻居群,基本不出门,除了去医院检查、开药”。

                        医院里总是“人山人海”,急诊室内挤满了输液的人,有的人自己拿着架子坐在马路边的广场上输液;急诊大厅排队检查的队伍已经排到了门外,大家也顾不上“隔1米”的要求挤在一起,有的人举着吊瓶排着队,有的人因为呼吸困难直接倒在了地上。

                        “有那么一段时间,根本看不到希望。”张兵当时在日记中自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上院,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被征收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后,一名医院职工把物品搬离。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自强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城市都蒙了。协和、同济医院的医用物资还没有着落,社区里的物资供应和人们的情绪也都变得紧张。

                        钱先生琢磨着怎么自我调适。他很快接到了邻居的电话,“不能等了,我们自己组织吧,一个是进货,不要再挤在超市排队,空气太差;一个是自主报体温”。他进了邻居群。大家用接龙的办法轮流买菜、统计体温。

                        “在帮助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依靠自己。”他不能给病毒钻空子的时间。

                        “每天起来,我们就忙着做饭吃饭和消毒,渐渐就没时间忧心了。”钱先生说,早晨起来窗户大开着通风,拿了菜回来,用酒精消毒衣服和鞋底。然后稀释了84消毒片墩地。桌椅、洗手池、厨房设备,每天擦洗很多遍,“不停地劳动就是锻炼”。

                        让他骄傲的是,他所在的小区是周围唯一一个没有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很幸运,我们每一户都是那种高度自律、做事严谨的人”。

                        “封城”之前,孟元(化名)就听到小道消息,立刻去了菜市场。当时她感到了异样——买菜的人很多,前面阿姨不仅堆满了一小推车的菜,又塞满了两大塑料袋。

                        孟元回到家,把摊位上最后两棵大白菜,还有10多斤土豆、萝卜等其他易储存的蔬菜,一样一样摆在家里。

                        爸妈下班回来,还数落她:“买这么多菜干嘛?我们初一就回老家了。”两天后,武汉真的封了城,很多人蜂拥去超市抢购。而孟元则靠着这些储备坚持了两周没出门。

                        孟元家里开始进行分餐,做好饭用公用餐具去盛,然后拿到不同的房间去吃。开水煮洗完的餐具分别放在3个不同地方,有的放厨房,有的放客厅。大年三十吃年夜饭,3人才坐在了一起,但一顿饭下来几乎全程沉默,“没有人敢讲话,怕飞沫传播”。

                        但家里的蔬菜还是告急了,在读博士孟元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研究了各种线上买菜、购物的App,做出了一份买菜攻略,算准时间,抓紧下单。等外卖到了,约定好取菜地点,等送菜小哥走后,自己再过去取,“就像对暗号接头一样”。

                        在整个武汉超市都充斥抢购人群之时,汉阳芳卉园小区的居民有福了。因为这个小区有个能人。

                        30岁的赵勐是“菜鸟驿站”的老板。疫情初现,赵勐当机立断垫资买了1吨大米、1.5吨面粉、1000斤油和800斤面条等,放在驿站内。事实上,春节以来,赵勐经常不在驿站。腊月二十九,他加入志愿者队伍,开车往返仙桃等地,为武汉的医院运送医疗物资。

                        不在驿站时,赵勐打开驿站的门,发条微信朋友圈,让居民自己下单来拿物资,再通过二维码付款。“付多少钱,居民自己在网上查了价格后取平均值给就行”。

                        “一段时间以来,大伙儿付钱都很自觉,站里物资也分毫不差。”赵勐认为这个有1400多户居民的小区人素质高、人品好。

                        赵勐其实就是这个小区的一个租户,但他给了每天忧心忡忡的邻居们最大的抚慰,让“正气存内”,自然,“邪不可干”。

                        1月27日,没有暖气的房间彻寒。

                        胡先生的微信里有人@所有武汉人:“在家隔离的武汉人今晚组织大型活动,有愿意参加的一起哈。今天晚上8点开始,届时大家打开阳台窗户唱就可以了,不唱不散!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唱完大喊三声‘武汉加油’!”

                        他立刻打开了窗户,还有半个小时,“大家压抑了那么长时间了,发泄一下情绪很重要”。

                        才兴奋了不到10分钟,网上一位自称协和呼吸内科的医生却强烈呼吁:“请立即叫停小区开窗唱歌事件,极度危险,有传播肺炎可能!”胡先生戴好口罩伸头一望,发现很多家的窗都打开了,人脸模糊,“这楼间距大几十米呢,没问题吧?”

                        也许是医生的话起了作用,胡先生小区唱歌的人不多,但是听到了很多人用武汉话高喊“武汉加油”。自己带着儿子离窗户一米也跟着喊了一通,感觉心里舒服很多。

                        “这不是自嗨,是心理自救!”胡先生说,张飞就是“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这是振我声威。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雪中,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警察。他刚刚将一位患者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扛着

                        2月初,抗疫最要劲儿的时候,很多老师学生校友情绪低落。武大宣传部请一群最牛大咖题词,为武汉加油。

                        情人节那天,武大官微是这些“国宝”的主场。李德仁院士、张俐娜院士、冯天瑜教授等不仅题词,还庄重地落款:于武昌、或者于武大、于珞珈。

                        於可训老教授更是写了一首诗并亲自朗诵——

                        我想,我该是又恋爱了/我爱上了让我/天天禁不住热泪盈眶的/这座城市。

                        我爱上了让我/天天禁不住怦然心跳的/这些人民。

                        你要让我说/这座城市哪儿好/我让你看看/用血肉和生命垒起的战壕。

                        你要让我说/这些人民哪儿好/我让你听听/用离别和牺牲谱写的歌谣。

                        我不能用我喜欢我爱/这些通俗的字眼/也不能用亲吻和拥抱/这些流行的动作/来表达我的恋情。

                        我只能对着视屏/挥动双手/隔着防护服/送一个飞吻/

                        然后,轻轻地说/武汉,我爱!

                        武汉是军工重镇,名校云集,多少国之栋梁聚居于此。他们跟武汉人民一起扛着,这城怎会倒下?

                        2月12日,80后黎婧确诊新冠肺炎,被送进沌口方舱医院。那几天,武汉天气阴冷,还飘起了雪,黎婧不适应,洗头洗澡上厕所都不方便。心慌慌的,“担心女儿和父母被自己传染”。

                        直到第五天,“算算日子,家人应该没事。”黎婧悬着的心算落了地。

                        她打听到了可以洗头的地方。洗完头走到方舱医院的小广场上,发现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她开始观察身边为大家服务的医护人员:裹着厚厚的防护服,一些很平常的动作也“笨笨的、憨憨的”,像极了“大白”。兼职插画师的她手痒痒了。

                        是的,既然躲不过,就扛吧,家住黄鹤楼旁边的黎婧有武汉人骨子里的倔强。方舱里不乏普普通通的日常,其中却滋长着生的力量,黎婧喜欢,也想记录下这些瞬间。脑子里想着那些瞬间,笔尖随着思绪在纸上滑动,那些烦躁、无聊、不安的情绪仿佛都被驯服了般,安静了下来,有时画着画着自己甚至会不自觉笑起来。这对她来说,是种宣泄,也是种娱乐。

                        平时不怎么玩抖音的她还开始琢磨着剪辑、配乐,“就是想告诉人们方舱不是‘灰色’的,这里的生活充满力量和希望”。

                        没想到,粉丝数不断攀升,35.5万!

                        新冠病毒没把她打倒,却把她逼成了新晋“网红”。

                        有人说,喜怒忧思悲恐惊,传导几个周期后,勇敢的武汉人对病毒建立了心理免疫力。在方舱广阔的空间里,在音乐韵律中,打开了单元门的隔断,放开自我,“不服周”(湖北话,即不甘心不服气——记者注)成为一个群体的强势心理内核。

                        父亲去世的阴影并没有离开张兵,他到了方舱两夜未眠。

                        但他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状态——大家朝夕相处,“床头相对”,像是提前进入共享社会,有了吃的喝的都见面就分。

                        大家甚至会做些无厘头的事,“比如说有时你睡着睡着突然会有人拿个小零食砸你,挺幼稚的,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平时觉得俗气的像是广场舞,平时觉得幼稚的比如一起吃零食,在这种集体战“疫”的时候,都成了心灵的治愈剂。

                        “算是苦中作乐吧,集体生活可以充实时间,转移焦虑,还能保持好心情、提高免疫力,不是说战胜病毒,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免疫力吗?”张兵说,大家能在方舱相遇,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出舱当天,张兵被转至隔离观察点,他把这里称为“方舱PLUS”,因为饭菜比方舱好吃,还能吃到热干面、喝到“莲藕排骨汤”。每天,他都会在朋友圈里更新“方舱PLUS”的日常。闲着没事,张兵就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没事时他还喜欢自己K歌,录点小视频分享给朋友,他们已经约好等“死里逃生”,生死之交们要去找个小馆聚聚,像往常那样就着酒,谈天说地。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一名行人望向两家没有营业的商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巷战

                        “别以为苏德战争都是阵地战、坦克战,最惊险、反败为胜的转折点其实是巷战!”林勇(化名)在给单位8个下沉到同一街道的党员做思想工作,他用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激励大家,“敌暗我明,掐断感染源就要靠我们‘巷战’。”

                        林勇是武汉市属企业下属文化单位的副总,过完年就接了指令下沉到街道。

                        刚开始,在家憋坏了,出门觉得是解脱。9个人都穿上了一次性雨衣,眼镜外戴个面罩,里面是一次性医用口罩。全副武装的他们在阳光下合了一张影。

                        但第一天下来,他就不行了。嗓子哑了,腰疼,趴在床上不想动。当时,居民根本受不了被封,要出院子。他不断解释封闭小区的意义、挨家电话问体温,了解确诊病人家庭情况。

                        么也是个“总”啊,林勇平时办公室坐惯了,哪做过这种“琐碎活”。

                        后来下雪了,街道干部累倒了,他们9个人成了主力。

                        每天,他要打电话统计体温,做表格,统计确诊、疑似、治愈人数,组织运货,早7点出发晚7点回家。当时,确诊病人都居家隔离,他负责传递药物和生活用品。担心传染老母,自己每天隔离在15分钟车程以外的房子里。

                        开始豪言壮语的“巷战”,现在变成了“琐碎”。

                        有一次,一个居民拨打街道热线要买药。他二话不说买回来送上楼。3天后,这人说药不管用非要退了。他臊得脸通红,好在有口罩挡着,跟店员说退货。店员说,当时买药还有赠品,那就一起退。因为居民不肯拿出赠品,店员就不给退。林“总”被骂了很多难听话。

                        林勇气得肝疼。外地的同学劝他,你过去只有跟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能力,现在你得学着跟基层百姓打交道了。

                        2月8日3时37分,武汉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的刘佳佳半夜醒来看手机,发现单位微信群里发布了一则通知:号召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刘佳佳想了想,也报了名。

                        他被派遣到武重社区中北路中学教师宿舍。这是一个没有保安、没有物业的“无人值守”小区,需要有人配合管理、24小时值班。

                        临时搭就的帐篷里,起初只有两张板凳,第二天,有了灯和简易床铺。刘佳佳很快摸清了小区的住户情况:入住12户居民共24人,其中70岁以上的有7人,独居老人有3位,还有1名孕妇。

                        在社区,每个志愿者都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70岁的胡爷爷是独居老人,糖尿病药快用完了。刘佳佳跑了附近3家药店,也没买到。后来,他骑自行车花了30分钟,买回来送到老人手上。

                        2月23日,在上门发爱心菜时,刘佳佳了解到,孕妇李女士预约了3月4日到医院做产检。3月3日,刘佳佳提前帮忙约好了社区的爱心的士司机。

                        4日,刘佳佳本来是晚班,但惦记着李女士的事儿,他早晨8点20分还是来了,叫李女士下楼将她送上的士,还把随身携带的自用消毒酒精喷雾塞给她。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刘佳佳又嘱咐保安,李女士从医院回来进小区门要做好消杀,他想了想,又回来说,“消杀过程你们要拍照给我留档”。

                        由于尽心尽责,刘佳佳被推选为武重社区省直疫情防控党员志愿者突击队队员和小区组长。

                        至今,他值守的小区无人感染。

                        到今天,林勇已在街道干了一个月零3天。他发现自己晚睡晚起的毛病改了,每天早晨上班路上心情不错,中午饭后还能坐在椅子上眯40分钟,适应了!“什么总不总的,大难来了,尽力帮更多的人一起活下来”。

                        林勇又有力气在微信群里发表演说了:每个人都在适应什么是战争状态,战时和过去的和平时期是两回事。医院大夫倒下了,就由各地医护人员补上;街道干部倒下了,就由我们补上;就像部队打残了,再重新组合发起新的冲锋。这就是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战争。

                        胡先生从17楼看着下面的志愿者来来往往地忙碌,感叹:这次武汉共产党员的表  现让我钦佩!他们像医生一样浑身包裹着,背上却没有名字,他们干了那么多细碎的工作,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但看着他们就很有安全感。

                         “武汉在渡劫,有10万在努力活下来,有10万在累死累活帮我们活下去,还有800多万人忍住一动不动,也是一种战斗。”胡先生感叹。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共享单车在小区门口搭起“路障”。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至爱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有段时间,坏消息滚滚而来,真假难辨。这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

                        与妈妈在家朝夕相处了40多天,29岁的田甜(化名)发现,“两个人哪怕不说话,只要知道另外一个人在,就觉得安心”。

                        她做视频,妈妈也积极参与,有时帮她举手机,有时建议她更换角度与光线,还有时,正在拍摄,妈妈不小心“插话”了,母女俩一度“笑场”,再重拍。

                        很多没被病毒打倒的武汉人也说,一二月份的自己胸闷气短。究其原因,也许病毒密度太高,也许是恐惧带来的窒息。而封城这么久,如果说带来什么好处的话,恐怕就是,懂了家人的重要,发现了人情的魅力。

                        经历了这一劫,加上篮球巨星科比突然的去世,田甜发现自己的一些观念在悄悄转变,“要勤俭节约,存一些钱,可有可无的东西以后不要买;饮食要健康规律;想做的事要赶紧做,不要拖延,因为每分每秒都很金贵。”

                        也许,应该听妈妈的话,谈场恋爱——田甜悄悄告诉记者。

                        湖北大学研二学生肖婷的爸妈离异多年,过去她都是一个月打一两次电话,“有事说事”,报喜不报忧。

                        这一次,从滞留在武汉的第一天起,爸妈不约而同每天给她打电话,还要求“必须视频”。

                        从电话里,她知道了爸爸在家乡做巡逻防控志愿者,会提醒爸爸注意防护;第一次知道了妈妈生意里的一些事情,她也开始试着给妈妈出些主意。经历了这次疫情,她发现,自己实际也是渴望多与爸妈交流的,“以后,可能要重新考虑与爸妈的关系了”。

                        方历娇每天目送丈夫刘佳佳去社区服务,眼里满是担心。但她告诉记者,忽然发现了他在巨大压力下能这么细致,这么拼命,在任何状态下都对社区的老人特别照顾,“为他骄傲”。

                        如何奖励他呢?这些日子,方历娇厨艺大爆发,起码满足了丈夫的口福再说:土家糯米饭、干煸糍粑、土豆饼、清蒸鳕鱼、红烧对虾、猪蹄火锅……

                        病毒弥漫在四方,看不见摸不着,而亲情人情是实实在在的,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背后靠着的人,是安全感的源头。

                        东湖高新区龙泉街高峰村支王咀湾位于武汉城郊。50岁的农民王建平留意到,村里那些打工回来过年的,因为封城走不了。他们没地,菜不够吃怎么办?

                        他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琢磨上了跟妻子胡正兰种的七八亩地。小白菜与菜薹长势喜人,“自己反正也吃不完”。

                        没想到跟妻子两人一拍即合。正月以后,夫妻俩陆续采摘了近600斤蔬菜,分装好后,一部分送给附近缺菜的村民,一部分送至村委会转送给偏远的村民。每户少则三五斤,人口多的就送十多斤。

                        有的人家要给钱,王建平乐了:“谈钱就远了。”

                        这时候,菜就是战略物资,人情比天大。

                        3月,武汉大学的早樱娇艳如故,只是寂寞开无主。

                        有人拍了张照片——一位穿了全身蓝色防护服的校工在艳丽怒放的樱花下匆匆走过——巨大的色彩反差,惊艳了网友。

                        也有人从照片中看出了这场战役的大功臣——校工的状态。

                        寒假里,学校还有许多留校生。疫情开始之后,武汉高校都进行了封闭管理,学生被限制在一个个“孤岛”里,他们的安全和生活保障成了学校的头等大事,校工们也成了穿梭在“孤岛”间勇敢忙碌的“摆渡人”。

                        由于武大太大,在校学生寝室分散,学校想尽了办法。对那些在食堂登记留校的学生,盒饭全部送餐上门,由宿舍管理员专人领取,让学生尽量不出宿舍,避免校内人员流动。

                        有的留校生开玩笑说,终于实现了“三餐送到床头”的梦想。

                        武大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截止到目前,除了第一临床学院一个硕士生在一线帮助医务人员被感染以外,留校的796个学生都没有被感染。

                          靠山

                        武汉,确实是个神奇的地方,虽是移民城市,但在大开大阖、大旱大涝、巨热巨冷、又辣又咸的特殊环境下,顽强,成了在此生活的人的共同烙印。

                        长江横穿而过,横渡长江是这个城市每年的节目,所以骨子里有怼天怼地的屈原之风,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正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不仅有跳起广场舞的彪悍病人,也有“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人。

                        程先生是武汉通信企业的干部,住在一个4000多户的大社区,其中有十几户确诊。生死阴影笼罩之下,45天了,他没怎么下过楼。生活越来越简单,够用就好。但精神上对书的依赖加深了,每日制定了阅读任务,从哲学、文学、历史,到一些专业的通信技术书籍,看了十几本。

                        程先生每天很忙,在房间里快步走,然后阅读,想问题。

                        武汉这些年发展很快,进入了“万亿俱乐部”,去年全国前八。

                        从十几年前悲叹的“中部塌陷”到今天“中部崛起”,武汉成为中部地区的领头羊,成就有目共睹。可,这一下,势头被重创。

                        “所以武汉今天特别需要学习辩证法。”程先生说,百年基业、承平日久,渣滓太多,需要经历波折,涤荡一下污泥浊水。

                        “也好。”两个字一出口,他眼睛就湿了,代价太大了,“生死是人世间最大的事,就像汶川地震、唐山地震带给人的,是永久的伤口。”

                        好在这里有“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文化底蕴,所以他相信“九头鸟”们:“武汉保卫战,锻炼了武汉人,也锻炼了全国援助湖北的部队,像是给国家打了疫苗。将来国家靠的就是这一批人!”

                        1月28日,还在过年的日子,空军预警学院的教授闫世强已回到办公室看书了,“难得的独处与清闲”。

                        《菜根谭》说,“每临大事有静气。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学院虽在武汉市中,闫世强在滔天的祸事中让自己平心静气。

                        他正在构思新的论文,“我们雷达兵预警系统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再加上近年我国战略预警体系的建设成果,我想结合国家应急预警体系建设这次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其实,在舆论刚刚批判武汉贻误战机的时候,闫教授就参加了一个“应急圈-智库专家”群,这个群有70多人,既有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有深圳研究院的人,既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也有大数据方面的从业人员,既有军人,也有地方科普人士。“只有充分自信的人才明白,改变,必须有自己的努力”,这个群规定大家不骂不喷,发言必有建设性。

                        “武汉的痛,不能再重复。”他说。

                        听说钱先生的外甥女是个刚工作的医生,记者问道:“韩国有医生护士罢工,日本私人诊所因不愿被传染而关门。你家孩子一个半月在重症隔离室没休息过,是不是很后悔让她学医?”

                        钱先生摇头叹息:“孩子大了,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湖北的医院里,4万多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护士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顶着。我们不能退。”

                        何止医护,每一个快递小哥、运货司机,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工地的建设者,量体温的保安、志愿者,炊事员、送餐员,药店、快餐厅的售货员,还有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中为大家服务的警察、基层干部……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在勉力支撑。

                        这些家庭、这些细胞组合在一起,就是怦怦跳动的大武汉,就是中国的丹田。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说:“全世界真的欠了武汉人民的情,我想让武汉人民知道,世界知道你们所作的贡献,我们正在跟世界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在这场举世震惊的大疫中,武汉一边抗击最残酷的病毒,一边向世界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无与伦比的顽强。

                        谢谢你们,900万武汉人,春天来了,花开明媚,阳光普照,是你们给中国给世界赢得了时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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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早期上报中断,这里有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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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Farm

                          原始记录

                          一名来自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联系到我,发送了医院早期防疫报告记录,以及武汉市江汉区防疫反应全程。


                          医生表示,该文件也已经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送,中国青年报报道题目为《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对武汉防疫早期进行了深度刻画。


                          在医生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我决定向社会公众公开文件全部内容



                          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有关自由,无关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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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读摘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华南海鲜市场是风暴的开端,那么距离市场只有十几分钟脚程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就是风暴中心。后来急诊和发热门诊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太多了,我们甚至想申请一个人专门负责上报这个事情。那段时间就觉得永远都看不完,我们知道这是个传染病,知道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我问了传染病院的医生,他们说这些药基本都会有肠胃的副作用,我怎么忍心让他吃呢。大家都在尽一切努力去救他们,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没有用的。
                            原文约 5524 | 图片 7 | 建议阅读 12 分钟 | 评价反馈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传染病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太短了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020年2月15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收到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通知后,医护人员冒着雪将医院里的物品搬离。(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本文约5561
                            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编辑 | 从玉华

                            如果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华南海鲜市场是风暴的开端,那么距离市场只有十几分钟脚程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就是风暴中心。

                            如今,华南海鲜市场早已归于平静,但中心医院的余波还在持续。这家拥有超过4000名员工的三甲医院是最早接诊这次肺炎病人的医院之一,也是“受伤”最重的医院之一——截止到3月10日,超过200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4名医生殉职,另外还有3名医生病危。

                            呼吸科和急诊科是中心医院最早接诊新冠肺炎患者的科室,他们最先目睹疫情的早期状况,也承接了大量的救治任务。刘夏(化名)是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的一名医生,她说这次疫情带给她的冲击还未消退。访谈中,她多次流泪,透露自己曾看过心理医生,期望能尽快消化这段经历带给自己的阴影。以下是她的口述:

                            太快了

                            2019年12月29号这天,我们科出现了4例病毒性肺炎患者,又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华南海鲜市场),这很不常见。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病是传染病,不同于每年的流感。病毒性肺炎每年都有,但不多见,而且都是散发的。我们平时接收的肺炎患者,多数是细菌性肺炎,像这样聚集性发病的病毒性肺炎十几年从未见过。

                            我们很快就把这4个病人上报了公共卫生科,他们说有几个医院近期也报过。后来我从媒体了解到,是新华医院的张继先主任报的,那个也是家庭聚集性病例,老两口加上他们的儿子,儿子没有症状。

                            我们直觉判断,这就是传染病,就是人传人。科室有医生接诊了一个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诊所的老板,老板讲,现在这样的病人很多,都是一窝窝地,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传。

                            1月8号之前,急诊一天只有几十个病人,9号就开始成倍地增长,指数级增长。

                            开始来的病人都是“汉口花园”这种离华南海鲜市场近一点小区的,后来就是百步亭这样远一点的,再后来,病人分布以华南市场为圆心画圈,半径不断在扩大,不停往外扩。

                            直到有一天,同事讲省人民医院爆发了,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了。我就想,完了,已经控制不住了。省人民医院在武昌,我们在汉口,已经传开了。这不是一家医院或者几家医院的事情,这甚至是全武汉市、全国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疫源地,但它确实是个集中爆发地。特别快,特别快,那种指数级的增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接诊的这些病人里,不明原因肺炎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从一开始占总数的30%,到50%、70%,最后90%,最后基本都是的。

                            我都没按那个《入排标准》来,那个还要更严苛一点。(见冰点周刊公号2月20日《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

                            最多的时候后湖院区急诊科都有800多人。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问影像科,医院一天到底有多少个白肺?那是一月十几号,他说100个肯定有。其实任何一个医生面对这种情况,都知道这是个很不正常的事情。

                            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人来问过我们情况,我很疑惑为什么处在疫情中心的发热门诊没有人来调查。所以,传染病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一开始不实事求是,认真地去解决这件事,后面就很难把它控制下来。我觉得这是传染病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科室里医生觉得防护要升级,艾芬主任很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戴N95口罩。医院很快允许我们戴N95了。但是后来我们要求穿隔离衣,医院不允许,说怕引起恐慌。主任没办法,就告诉我们,可以把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有一个医生是这么做的,因为她怕传给自己的小孩。其实我们很多医生并不是说怕自己被感染,而是怕传给家人。

                            2020年2月15日,雪中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收到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通知后,停止所有门急诊服务,楼里楼外的医护人员均穿着防护服。(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当时武汉市还没有提倡戴口罩,我们科室有医生说,他坐地铁时,一车厢很多人都在咳,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后来我们就不敢坐公共交通了。

                            哪怕这样,那时我们接收的信息都是,不能说,也不能传,不能引起恐慌,甚至防护也不能升级。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很悲愤,很无力,非常压抑…… 

                            上报

                            按理说,这些病例都应该上报。但是公共卫生科给我们的答复是,先不上报。

                            平时我们碰到甲流乙流之类的,都会上报。之前公共卫生科和我们在上报的事情上,是有共识的,大家碰到传染病都会上报。因为我们临床医生特别怕,我们知道有《传染病防治法》,如果漏报了,会被追责。按程序,应该是我们通过电子病历系统上报给公卫科,然后他们申请直报。

                            但是这个事情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不让说。

                            后来急诊和发热门诊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太多了,我们甚至想申请一个人专门负责上报这个事情。

                            眼看着这么多人都是这个病,但报不上去,我们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时科室有个医生提议,要几个医生一起去找院长和书记,去说这件事。他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违反了传染病法,我们既不上报,又不隔离这些病人,怎么能让这些人到处走呢?

                            我们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这件事后来没搞成,大家太忙了,也觉得谈了也是无济于事。

                            我们急诊科平时什么事都见过,心算是比较大。但这件事我真没见过,很多事想不明白。

                            这个病早期很多都是在急诊死的。病人在濒死的时候,因为缺氧,喘得很厉害,很痛苦。我们医生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插管,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慢慢死去。因为我们急诊留观室有20多张病床,开放式的,很多家属在里面陪护、留观,没有插管的条件。李文亮医生也是,一直没插管,到最后才插,但已经晚了。

                            这对我们冲击很大。其实危重病人,就算插管,死亡的概率也很高。平时我们会跟家属主动谈这些事情,那时我们都不谈了,高流量吸氧已经算是最高级别的治疗(手段)了,因为这些机器平时并不常备。

                            呼吸科也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监护室的床位有限。氧气不够,氧压都上不来,呼吸科说不能再收病人了。如果收了,再来一个需要高流量吸氧的,其他病人的氧饱和度就会都降下来了。病人喘气需要吸氧,但我们只能优先重症。只要来新病人,其他病人就会不高兴,因为抢了他们的氧气。

                            那段时间在留观室,很多经历都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有太多真实的人性表现出来。

                            很多家属站在病床边,看着自己的亲人因缺氧痛苦死去。我本来想着病人走的时候,家属会非常难过,是要嚎啕大哭的。因为家属之前是很希望我们尽全力去救病人的,结果他们却很平静,平静到让人窒息,然后不断感谢我们。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觉得解脱了,还是来不及悲伤。在留观室,我们只建议一个家属留下来照顾病人就行了。有的家庭会有几个人陪护病人,有的就只留下个电话,家属一个都不留,他们就会很直白地跟我们说,他们家里还有其他人要照顾,还有小孩儿。他们不能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死了,家里其他的人还要活下来。

                            其实作为家属来讲,面对传染病的病人,我觉得他们从心理上是很希望自己跟病人隔离开的。一个人走了就算了,万一照顾的人也走了,这个家应该怎么办?

                            你知道么?我们急诊留观室从来没有像疫情期间这么平静过。包括我们急诊科,平时什么事都见过,大喊大叫的,医闹的。但这一次,医患关系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和谐。

                            哪怕开始时要自费,那些能进来打针,或者在留观室得到一张床位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了,因为大多数人只能拿点药,在家待着。

                            那段时间,一开始这些病人的病情都很重,都是所谓的一代和二代患者。病人很多,开辟出来的隔离病房,远远不够。我们只能跟病人说,让他们去传染病医院,病人告诉我们,金银潭也住不进去。他们住不了院,就像移动的传染源,在社会上到处游走。

                            2020年2月15日,雪中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收到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通知后,停止所有门急诊服务,楼里楼外的医护人员均穿着防护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医院也没有办法,好像整个大环境也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样子,病人就完全找不到出路。真的很可怕,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让你很绝望、很迷茫。

                            平时我们出诊,有时候号会很多,不过我们心里总会有这么一个期盼,病人总会看完的。那段时间就觉得永远都看不完,我们知道这是个传染病,知道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今天出诊,发现昨天还有几百个号还堆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时我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大意义,既救不了他们也安慰不了,帮不了他们。我们科室有些医生,下班后会痛哭一场。

                            家人病了

                            我从1月3日就开始住酒店,中间就回过一次家,跟家人吃一顿饭。一家3口在一张桌子上,一个人一个角,就这样吃的。

                            我那么早出去住,不是因为我对这个病敏感,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在我这个位置,每天接触病人,都会敏感,那是肉眼可见的可怕。

                            你只需要去发热门诊现场随便问两个病人,很快就能得出这是个传染病,并且会人传人的结论,不需要深入调查。

                            1月24日,我住的酒店跟我说,封城了,不能住了。晚上7点多我下班,没吃东西,我发现路边没有卖吃的,饭店全关门了。我只能回家,可发现根本打不到车。

                            我那时才醒悟过来,今天是大年三十,城市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之前我一直在忙,每天有接不完的电话,往年1个月电话费也就100块钱左右,今年1月份是400多块。那段时间我朋友圈里都是歌舞升平,和我所处的像是两个世界,很不可思议。

                            站在大街上,我突然觉得大家在一夜之间跟我同步了,世界静止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么?

                            这个时候我老公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发烧了。

                            我那时很久没回家了,想着一定要回去,去看看他。但没有车,外面很冷,我就一直等一直等。后来我老公吃了药,体温下降一点,开车把我接了回去。

                            我老公感染了。我努力保护家人,但还是没有保护到,病毒无处不在。老公是重症,氧饱和度最低的时候只有八十几,肝功能也不好。他那么坚强、身体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上个小便都要喘气,说要晕过去了。

                            我很想去救他,但又无力,没有特效药。当时这个病有人开出了一些药,但这些药到底有没有用都不好说。那时我老公的精神已经垮了,就吃饭还可以。我问了传染病院的医生,他们说这些药基本都会有肠胃的副作用,我怎么忍心让他吃呢。

                            他就在我们医院住院,但我没去看过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而且我相信我的同事。

                            我会去看他的(检验)结果,然后跟医生沟通他的治疗方案。其实我想看他,是很容易实现的。我在他很重的时候,去送过东西,放到门口,让护士帮忙拿进去。我不敢看他,怕忍不住哭出来影响他的情绪。

                            他不停地跟我讲,你不要来看我。万一你感染了之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家该怎么维持。全部都是病人了,我们家小孩儿应该怎么办?

                            同事病了

                            1月10日,我们科室出现第一例感染的医护人员。她是负责分诊的护士,接触了大量的患者。早期我们连N95都没有,她的防护装备就是工作服和普通口罩。那天我们看她的CT,已经有明显的病变了。

                            艾芬主任一直都在强调防护。所以我们算是防护做的比较早的,虽然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比较多,但都不是特别重。如果不加强防护的话,我感觉我们科室会全军覆没,暴露机会实在太多了。

                            2020年2月15日,雪中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收到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通知后,停止所有门急诊服务,楼里楼外的医护人员均穿着防护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有些护士的心理崩溃了,她们近距离接触病人的机会更多一点。我记得有一天,医院让我们登记急诊所有疑似病毒性肺炎的病人,当时我们就很高兴,以为这些病人都可以转走,收治住院了。我想着急诊病人已经堆满了,工作不好开展,我就在留观加了两张床,把急诊的病人挪进留观。

                            结果我刚把两个病人安排进留观,有一个护士就崩溃了。她觉得她们每天去护理几十个这样的病人,感觉病房就是一个毒气室。她找护士长哭,说又收了两个病人进来。然后护士长跟我吵了一架,我也很委屈。

                            我很理解她们,她们跟病人接触多,工作强度很高,神经一直是紧绷的,这两个病人好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一下子把她们压垮了。

                            其实护士长平时跟我的关系很好的,我们怎么可能吵架呢?但是那时大家的心理压力都接近到了极限。

                            医护人员感染对士气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和呼吸科算是医院的另类,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病人,了解真实情况,就提前做了防护。医院损失严重的,都是其他科室,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没有注重防护。

                            现在我有两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还在病危状态。大家都在尽一切努力去救他们,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没有用的。可是对一个40刚刚出头的人来说,你是不是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救他?说放弃的那一刻,真的不忍心,说不出口,这是很难的事情。

                            这个病的病程比较长,有一段时期像拉据战,看病人能不能扛过去,对病人和家属都是煎熬。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人,特别残忍。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创伤,需要大家来帮助。

                            我们医院那几个走了的医生,他们家人怎么接受啊?他们太年轻了。李文亮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了爸爸,想到这个我就非常难受。 

                            步入正轨

                            防护服穿着是很难受,不过能穿防护服的时候,事情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

                            穿防护服不能喝水、闷,脸上勒得疼,这对我们真的是小意思了。因为现在秩序井然,病人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而言,这不是我们最难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是1月份,医生精神和心理上是崩溃的。

                            1月6日我失眠了,我跟我老公讲,我睡不着。

                            当时我失眠的原因主要一个是我们不能说什么,第二个是我觉得传染病防控不能这么搞。就算外松内紧,内部也没有紧起来。

                            对待疾病需要科学,对吧?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不管它,那疾病就不蔓延吗?病毒是不会像信息一样可以封锁的,这是我想不通的点。

                            我们现在很多医生都说,当时要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找钟南山,或者找到一个稍微有影响力的人,来介入这个事情会不会好一点。

                            2020年2月18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门诊大楼。(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这段时间工作没那么繁忙,有些时间可以去关注新闻了。每次看了之后,心里就很难受。我老公建议我不看新闻,我做不到,我还是忍不住会想这些问题,希望能够搞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觉得大多数医生还是比较纯粹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学医。中国医生很忙很累,工作是摆在第一位的,生活非常单一。我们工作目的也很简单,第一是养家糊口,第二就是把病人治好。

                            我父亲也是医生,这是我当初学医的原因,但我不会再让我孩子学医了,太苦太难了。

                            我女儿上小学二年级,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她,“三八”妇女节时她送了我一份礼物,是她自己手写的一段话。我老公也已经出院了。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不能在家陪她,害怕她不理解,结果她跟我说,理解妈妈怕把细菌带到家里,所以才不见她的。她不知道,那是病毒,不是细菌。(笑)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抱抱女儿,我女儿是4月底生日,她问我能不能跟妈妈一起过生日。我期待可以!

                            (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加入树木计划。)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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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子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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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字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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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2020

                              【时间线 | #武汉市中心医院经历了什么#?】#武汉市中心医院时间线#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朱和平,四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殉职的医生,以及因为“发哨”被人们知道的艾芬,五位医生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根据财新记者了解的数字,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超过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武汉市中心医院是距离初期主要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几所医院之一,早期接诊的病人在所有医院中最多。除此之外,这家医院究竟经历了什么需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一图看懂:http://t.cn/A6ztVh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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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出问题后存在感强烈,那是一种难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难受——她能感到一边的肺泡似乎没有另一边舒展。到隔离点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指引董婉婷到一楼的储备间领取被褥等物资,没有陪同她上楼,房间任她挑选自行入住。隔离点居住过13个家庭,都是一家子全部感染,被安置在不能接触的小单间里。志愿者告诉他,这个房间的女孩儿不再吃早饭了,他觉得情况不对。董婉婷在一颗梨子上记录她被隔离至今的日期。
                              原文约 7439 | 图片 6 | 建议阅读 15 分钟 | 评价反馈

                              一个武汉女孩的生死问答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美编 陈龙
                              本文约8490
                              预计阅读时间22分钟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梦影

                              编辑 | 秦珍子

                              22岁的武汉女孩董婉婷曾手写下遗书。这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当时走不了路,昏睡一天,醒来后去摸索纸笔,感觉自己正直面死亡的脸孔,在恐惧中落泪。

                              2020年1月20日,她开始咳嗽、发烧。肺部CT影像是磨玻璃状阴影。她跑过3家医院共计9趟,居家隔离一周半,集中隔离11天,做过4次核酸检测,作为重症在医院治疗19天,每天吞药20片,累计抽了11管血做检查。她所在的城市也宣布了“战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4万专业医护人员加入了战斗。

                              3月10日,董婉婷的检查结果达到出院标准,转移到隔离点,核酸检测不“复阳”就能康复回家。在这场求生的征途中,年轻的大四女孩找到了很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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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阴影最初表现为不确定性,悄然出现在生活里。董婉婷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撑满闷痛的胸腔:我是不是也感染了?

                              她的庚子年始于一场高烧,睁开眼零点已过,量体温,38.8摄氏度。

                              发烧时,她感觉身体沉重,痛觉尖锐。她疲劳,却连着几晚难以入睡,肌肉骨骼都在疼,尤其是后腰。器官出问题后存在感强烈,那是一种难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难受——她能感到一边的肺泡似乎没有另一边舒展。高烧几天,潜伏几天,又更猛烈地袭来。中途是腹泻。

                              武汉人的日历一页页翻向春节,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逐渐增多。董婉婷曾听见路人议论着“人心惶惶”,饺子馆里有本地老人为戴不戴口罩争辩。超市里人不少,不知道是为过年,还是因为“封城”囤货。喜庆的歌曲里,夹杂着一个男声播报:“……提醒您勤洗手……”

                              下电梯时她遇见快递员,对方没有口罩。她送了一个,“怕传染一个辛勤工作的人”。

                              她是问诊大潮中的一滴水。1月23日,她曾去武汉同济医院,上午9点到达,拿到900多号,被告知下午4点才有可能看上病。后来她去了普爱医院,随着队伍缓缓前挪等待抽血,挪了3个小时。她没能输上液——输液要去急诊,而急诊人满了。

                              大年初一,她起了个大早,又到同济医院。病人不算多。她终于做上了胸部CT。下午拿到结果:双肺磨玻璃影。她没有哭,甚至没有表情变化,手是抖的。

                              等结果的4个小时内她回家吃饭,看了一会儿电视剧《庆余年》。主人公好像又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这段时间她循环播放这部电视剧,平板电脑24小时接着电源。哪怕自己在做其他事情,也需要角色对白的声音填补生活背景。

                              同济医院开了3针点滴,她没打上第3针。1月25日,武汉市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她出不了门了。

                              在医院输液时,她默默观察着四周的人,回家后记录在日记里。她目睹了一场分别:女人带着五六岁的儿子站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男人叫了一声:“儿子!”小男孩懵懵的,而女人动了动嘴,终于没有靠近。

                              另一对夫妻对话:“专家说打白蛋白(或为免疫球蛋白针剂,说话者不知道正确名称——记者注)或许有效。”“干吗啊,这得花多少钱。”“倾家荡产也得救你的命。”

                              “我一屋里人(一家人)都感染了。”她听见一位老爷爷絮叨,“一屋里。我被隔离在汉阳,我儿子在汉口的医院,我儿媳妇被送到武昌了,巧板眼(不凑巧)还都不在一起。”

                              她听见一个年轻姑娘打电话,猜测那一头可能是姑娘的家人。姑娘说:“你不要过来!我要一个人隔离!我住酒店,去哪儿都行,反正我不去你那里……这是传染病,会死人的!你们是不是非要传染才罢休,我不回来!”

                              女孩挂了电话,又哭了。手机还在振动,对方又打进来了。董婉婷也开始落泪。

                              董婉婷在胶囊表面写下她的隔离日记。受访者供图

                              武汉市第四医院她去了3次。第一次,医院无法接诊,正在紧急改造以适应新冠肺炎收治要求。第二次,她在发热门诊见到8名医生、4个诊室、1个分诊台。以分诊台为中心,病人围了好几层,每层都想更靠近中心一步。“平时武汉人都没什么排队的习惯,何况特殊时期。”第三次是1月26日,医院已恢复基本的秩序。一个护士建议她:没有确诊试剂盒,排队没有意义,回家隔离吧。

                              几个月前,董婉婷对这一年的期待是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申请。当时她不知道,大小仅相当于十万分之一粒芝麻的新冠病毒正在悄然飘荡。

                              很久以后,她才感觉与这座生养自己的城市命运相连。1月23日,她开始高烧的第二天,武汉“封城”了。在武汉市确诊病快速增长时,她的病情加重进入隔离,2月17日作为重症患者入院治疗。3月来临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首度跌至两位数。

                              董婉婷出现感染症状超过两周后,2月8日,中国大陆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感染者33728例,超过“非典”时期最终数据,钟南山通过电视节目发话:不能完全证明拐点到来。武汉雷神山医院也开始使用,当天交付1600张病床。这一天,她接到了一个通知她转移的电话。

                              到达硚口区隔离点时已是傍晚,这里征用了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的宿舍楼。

                              从一楼大厅往外望,她能看到一轮圆月。上下楼几趟,天色越来越浓重,而“月亮一直在那里”,硕大、金黄、很好看。她想起来,这一天是元宵节,春节过完了。

                              她记得除夕那天,自己极端想看春晚,她已经很多年不看这个节目了。

                              在独自租住的小房间里,她没吃晚饭就躺下了,用平板电脑观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开场是歌舞《春潮颂》。色彩泼在屏幕上,明星齐唱“正月里来正月正,锣鼓唢呐鞭炮声”。2013年起武汉市重启烟花爆竹燃放禁令,窗外的夜没有声响。大概两个节目后,她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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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隔离点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指引董婉婷到一楼的储备间领取被褥等物资,没有陪同她上楼,房间任她挑选自行入住。这个隔离点头一天才开放,她属于第二批住户。她从底层开始找起,因为离一层的工作人员越近,“越方便呼救”。其他病人显然思路一致,她一路找到五楼才见到空房。

                              这里很安静,她偶尔听见走廊里不知是哪一间的住户在咳嗽,“咳得几乎要背过气”。

                              如果不考虑身体系统里的病毒,一切仿佛大一新生入学。她跑上跑下,领东西送回房间,铺床烧水。房间四四方方带小阳台,被套床单是折痕崭新的蓝色格子布。

                              被子发完了,只得要了一床褥子盖。董婉婷穿着毛衣和羽绒服裹在床褥里,一夜睡睡醒醒。她觉得武汉这个冬天格外冷,“也可能是心理原因”。

                              在普爱医院看病时,医院将发热门诊设在空地上的一处单独隔开的小房子里,屋外排着长队。那天风很大,她里里外外穿了7层,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她第一次体会到,冷的极致是感觉不到冷了。

                              为病人安全起见,隔离点的门不允许关闭,门锁锁舌处包着毛巾防止自动带上。小楼立于开发区中,四周一片旷野,风灌进楼来,尖啸着,门也砰砰应和,”简直像交响乐”。有一天董婉婷看见窗外由暖黄转为青白,鹅毛大雪降下来。

                              从第一声咳嗽到住进隔离点,她始终没有把病情告诉妈妈。得病的女儿认为有必要保护自己的母亲。公共交通停了,妈妈没有车,无法实际帮上忙。她觉得,告诉母亲,只会让她感到无能为力,白白担心。

                              疫情则将她和爸爸逼到一起。她发现自己得到了机会更新父女的相处模式。她不隐瞒自己来自一个“不太完整的家庭”。父母在她幼时离异。父亲再婚,又有了一个女儿。母亲辛勤工作,她几乎由外婆带大。

                              在董婉婷看来,爸爸的关心总带一种不由分说的独断。而她早习惯自己拿主意。她追随爱好考入艺术高中,又进入大学的艺术专业。父亲始终不赞成这个决定,觉得不好找工作。“你没有那个天分。”他劝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像刀子一样伤人。

                              董婉婷在医院绘制墙画。受访者供图
                              这个冬天以前,父女只在年节见面。已经长大的女儿和中年的父亲已不再发生矛盾,他们维持着彬彬有礼的距离。这一次,董婉婷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父亲。后者有私家车,能接送她往来医院,车窗外是越来越空旷的武汉。

                              董婉婷一度不想再去医院排队了,她感觉到徒劳无功,而身体越来越吃不消。父亲则强烈反对,总逼她打起精神再跑一趟。他想救女儿,以他习惯的那种独断的方式。两人常为此发生争执。

                              其中一次矛盾爆发于两人的通话中,争到中途,女孩听到,父亲哭了。

                              这是董婉婷此生第一次经历父亲的眼泪。她发现爸爸竟能在哽咽的同时几乎不受干扰地继续输出自己的观点。这一刻,两个人丰沛的情绪让她“震撼”又“痛苦”。她意识到:天哪,爸爸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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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新闻里看见外面的情况,“江汉路一个人都没有”,这是她打记事起从未见过的景象。她从来没有见过比武汉更“火热”的城市。

                              2019年,也是这样的冬末春初,她正拿着学校的照相机穿行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艺术课程《阅读城市》的实践部分。

                              建筑是热闹的。武汉,《天津条约》中增辟的通商口岸,如今对外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的大港口,“九省通衢”。不同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摩肩接踵,她拍下照片去书本中对照,认出广东的、浙江的,还有欧洲的风情。

                              现代高楼簇拥着“里分”低矮的红色屋顶。里分是武汉在半殖民统治时的租界,现在的城中村落。“比户相连,列里以居”,“里”,就是家的居所。董婉婷的外婆曾在集贤里居住,那里如今已经拆迁。2019年,她在里分租过一个工作室,从早观察到晚。她发现居民多为老人和体力劳动者,不少环卫工人,带荧光条的橙红马甲在巷弄间隐没。居民楼间各种线缆拉得很低,晾晒的各色衫裤飘飘荡荡。黄猫卧在树影和阳光的夹缝里,斜睨着眼。

                              武汉人,“口头上总是要轰轰烈烈”。武汉话抑扬顿挫,气势惊人,总是显得“很凶”,“汉口话尤其凶”。江汉路是步行街,人头攒动,招牌霓虹,大喇叭放着流行乐,“好像永远有人在吵架”:顾客为价格吵,行人和店家吵。

                              董婉婷在里分居住时听到最多的也是吵架,父母妻儿,家长里短。路人悠然而过,不觉得有什么热闹可看。吵过了,饭菜香又飘起来。

                              在她眼中,武汉充满着“江湖气和烟火味”,“烟火味”直接体现在居民楼的建筑外墙上。

                              2019年军运会后,市容大大优化。此前,董婉婷常见爬着油烟痕迹的街道和水泥墙面。油烟来自热火朝天的重口味厨房,武汉人是“好七佬”(爱吃的人)。

                              “好七佬”董婉婷“嘴巴刁”,“被武汉惯得”。她会为一口吃的跑老远,去老通城吃煎豆皮,去利济北路买烧卖。菜刀“咚”地一声剁下鸭脖,热干面“刺啦”一声吸入口腔。“过早”(吃早餐)时她一般不化妆,否则会全部花掉。苍蝇馆子,塑料桌椅,空气炎热,汉口的糊汤粉滚烫。她大口啜饮,“汗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胡椒放得足足的,能把外地人的眼泪辣下来。

                              董婉婷一直觉得自己不太像武汉人,“说话就不太像,没什么气势”。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那种艺术生”,内向、敏感,时常担心讲话不如写字表达得清楚。从小到大她只有几个密友,和陌生的世界接触多少让她有些惴惴不安。

                              在这个火热的城市,她一度有过抑郁的情绪。除了焦虑艺术学习的进展,年轻的灵魂还常陷入宏大的问题。她读加缪的《局外人》,书里的人说,“我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所有的生命无可避免地通向死亡。她审视自己“庸常的、平凡的”生命,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22岁的女孩还无法给自己答案。

                              “是爱吗?我不知道。”她说, 即使是在写遗书时,她也没能写下一个“爱”字。

                              高烧的夜里她想起外婆。武汉人管外婆叫“家家”,她查资料时翻到一首湖北儿歌:摆摆手,家家走,不杀鸡,就打酒。搭洋船,下汉口,吃鸡蛋,喝米酒,买对糍粑往转走……一家熬腊肉,百家香闻够。

                              她的家家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总有无穷无尽的好吃食,要送给小外孙。董婉婷的幼年在外婆的老房子里度过,初中时她和外婆一起住在表哥家,夜里常常一起睡在表哥客厅的沙发上。

                              老太太在董婉婷初三时查出晚期癌症,熬过了一场大手术。家人没瞒她,她也没表现出对死亡的在意。手术终于结束,麻醉药力还未退去,阖着眼的老人嘴里嘀嘀咕咕:红中赖子杠——原来已经在梦里打上了武汉麻将。

                              董婉婷计划在毕业设计里把对外婆从未说出口的感情表达出来。还没动工,她被病毒困在了家里。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机会毕业,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但某一刻她突然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利用手边有的一切东西”,把毕业设计做出来。

                              在任何有力气的时候,她开始造纸。用餐巾纸加水溶成纸浆,再一点点塑形,捏合成手边一件外婆衣服的形状。

                              那是一件褐色的对襟褂子,穿了多年。油污的浸染使得布料有了雕塑的质感。油污来自无数逝去日子的平凡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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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考虑死亡,还是想为可能的死亡做准备,让自己能留下点什么。或许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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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欲望一度表现为愤怒。阳光偶尔露面的时候,这个小病人坐在隔离点的阳台上,裹着带过来的唯一一件羽绒服,捧着鲁迅的《呐喊》。夜里,她反复读北岛的《回答》: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转移到隔离点时,没给她多少收拾行李的时间。她爱旅游,“说走就走”,常备洗漱包和简单换洗衣物,省下的时间用在挑书上。一本介绍哲学基础知识的《大问题》,她大一时就买了,这时才静下心阅读。她试着回答书里提出的问题:如果还有生命还有几分钟,她想打通电话,给谁她还不知道。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闯进这个内向女孩沉默的时间线。

                              学校的辅导员每天在各个群里转发求救信息,也包括董婉婷的。同学加入了接力,把信息扩散出去,没有人知道传播的哪一个节点最终能帮上忙。越来越多号码触到了她的手机,来自同学,也来自陌生人。人们想知道她状态如何,试图提供帮助。

                              居家隔离期间,发着烧的董婉婷参与了一次毕业设计的线上汇报。她的导师表达了对她进度的不满,这让她非常委屈。导师一贯严格,在她的眼里近乎“苛刻”。

                              董婉婷畏惧他,也尊重他。他是《阅读城市》课程的任课教师。在他指导下,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重新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城市,色彩在她眼前鲜明起来。也是在他建议下,她尝试用餐巾纸进行艺术创作。

                              董婉婷告诉导师,自己写了遗书。电话那头,接近60岁的老师沉默了很久,对学生说:过60年你再想这件事吧。

                              后来,董婉婷听说老师去找了学校,要求救救自己的学生。

                              在硚口第一职业教育中心隔离点,董婉婷遇见了在大厅里迎接的救援队队长马于飞、隔离点的负责人。她记得马队长对她说:“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马于飞是志愿者,湖北荆州出生,在武汉工作,口音模糊地介于这两者之间。如果不是疫情,45岁的他当时应该正在英国过春节,与居住在那里的妻子儿子团聚。他此前承包工程,和政府打过交道,从他们那儿听说了开设隔离点的消息。机票被取消后他想,干脆做点儿什么吧,于是来到了这里。

                              2月7日开放后,隔离点迎来居住高峰,300多人陆续搬进来。从各个社区驶来的车子,最晚一班常到后半夜3点。据马于飞介绍,这时期来的病人几乎都是疑似,“核酸一测一个阳性”,平均待3天即会转移去医院。

                              病人们年龄两级分化,年纪最大的超过70岁,最小的17岁。隔离点居住过13个家庭,都是一家子全部感染,被安置在不能接触的小单间里。

                              马于飞带队的70多位志愿者从早忙到晚,一趟一趟上病区放饭、测体温。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略躺一躺。隔离点有一个微信群,病人在其中联系志愿者。然而,老年患者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要牙刷、热水,只能等志愿者上门询问。老年人大多有基础疾病,药物也依赖志愿者购买。硚口区当时只有一家药房营业,一天开门几小时。

                              整栋楼都在对抗着未知命运投下的阴影。13个家庭里,有8家暴发过矛盾,需要志愿者劝架。马于飞和同事还需要特别注意老年患者的精神状况。他们中的一些已表现出自杀倾向,“撞墙的都有”,好在都被及时救下。

                              隔离点每天有两位医生。医生的来源并不固定,有些来自外省的医疗队,有些是当地的志愿者医生。

                              董婉婷接受了4次核酸检测。每一次等结果时,她都怀着小小的、几乎天真的期待:也许是搞错了。4次结果,3次阴性。后来的新闻提到,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存在试剂盒假阴性的情况,要配合影像学结果判断。

                              她的肺正在“溺水”。求助信息显示,当时的她“明显胸痛,淋巴浮肿吞咽有困难,高烧咳嗽,呼吸急促”。发病1个月,居家隔离一周半,隔离点隔离9天,上报3次身体不适,去医院治疗的机会始终没来。2月11日晚,她写下了遗书。

                              2月17日上午,马于飞来到董婉婷的房间,帮她拿来一盒纸巾。董婉婷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幸运的转折。实际上,马于飞已经关注她3天了。志愿者告诉他,这个房间的女孩儿不再吃早饭了,他觉得情况不对。

                              马于飞询问了具体状况,为董婉婷找来了医生。医生判断,已经是重症了。董婉婷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马于飞则十分清楚床位的紧张,重症之外还有更重的。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动用了一点私人关系。董婉婷则听说,他跑去防疫指挥部“吵架”了。

                              当天晚上,董婉婷接到消息,连夜转院,到汉阳区的武汉同济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离开,她都不知道马队长究竟长什么样——防护服遮住了他的脸。

                              马于飞则忘不了董婉婷看向他的眼神,“那种无助”。这个女孩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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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阳同济,声音和光又回来了。即使到深夜,医院的灯也不会完全熄灭。她能听见医生护士穿防护服在走廊来来去去,那是一种类似挥舞塑料袋的声音,脚步沉重。但这让她安心。

                              到达医院后,她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确诊新冠肺炎,已经住院。妈妈让她好好养病,语气里没有惊讶。董婉婷突然感觉到,妈妈可能很早就猜到女儿的情况不对,妈妈都知道。

                              住院的头几天里,她几乎日夜昏睡。治疗的药物带来副作用,呕吐、恶心。慢慢地,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医生告诉她,在她身体内,年轻的免疫系统正在药物帮助下与病毒对抗。

                              她开始发现,自己“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个武汉人”。武汉人执着,而她如此执着于活下去这件事。

                              眼前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惊喜:窗外的天空,墙上的日影,包苹果的硫酸纸透过光线的好看颜色。这是她第二次体会这种惊喜。在学习《阅读城市》时,她读到一种遗憾:“常见有人卜居一地数十载,阅尽沧桑却熟视无睹,成了久住的过客,到底没有主人的心情。”

                              董婉婷在一颗梨子上记录她被隔离至今的日期。受访者供图

                              绕着梨子的果柄,她一圈一圈写下日期,从发病到如今活着的每一天。她一天要吞下20多片药,抠出一板胶囊,在表面写下自己的隔离日记,又小心塞回去。还有一颗药,她在上面画了一只小小的蝙蝠。

                              离开隔离点去医院的夜里,导师告诉她:每个人都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她反复咂摸这句话。医院在病人中招募志愿者协助护士,她犹豫了一整天才去报名。对方很高兴:你是第一个。

                              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举动。得病之前,她花了两年才做好心理建设参加班级聚会。她仍旧内向,紧张于人与人的联系,但她已经开始体会到自己需要这种联系,并感谢它。

                              护士们的任务很重,不仅有医疗上的,还要负责搬运物料、给病人放饭等杂事。防护服笼罩全身,董婉婷一开始分不出他们谁是谁,只能从声音里听到他们的疲惫。后来她发现,防护服遮不住眼睛,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

                              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轻人,她们在身体状况好时尽力协助护士,帮助减轻她们杂事上的负担。妇女节的时候,董婉婷收到落款为“A10病区全体的医护工作者”的信,写在大红纸上,祝“我们科的小美女早日康复”。随信还有一朵玫瑰花、一盒巧克力。

                              她们制作了一档音频节目,在医院的广播系统中播出。董婉婷负责组织人员。第一期节目里,有年轻人说:除了生死,没有大事。

                              武汉的春天如约来了。马于飞感觉到气温上升,忙碌时衬衣外罩一件夹克就够了。他所在的隔离点,疑似病例大大减少,入住者身体状况普遍不算太差。任务量减轻,志愿者缩减到了26个。他偶尔会想想疫情结束后,自己能飞离武汉,赶上与妻儿迟到的相聚。

                              大四学生董婉婷每天都在操心毕业的事情。她计划出国深造,但雅思考试已经推迟,申请学校时需要的作品集还没来得及整理。在病房里,再次向导师汇报毕业设计进度的时间点到了,她从头天夜里就开始紧张。女孩试探着说自己的论文不好写,导师回了四个字:按要求写。

                              走出医院时,她还穿着那身50天没换的粉红色羽绒服。她位于A10病区的床位空了,病区的墙上留下她和志愿者伙伴们的墙画:一只戴着口罩的兔子。这之前,医院经过紧急改造,墙面刷了一遍白。她给医护写了一封“出院信”,因为慎重,写了3遍,“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除了你们,谁又知道呢……这个生病的武汉,因为有你们,才有解药。”

                              她接着写道:“不要麻木!……真实,我们谁也不能逃避它,面对是唯一的解答。”

                              她还是会时时想起外婆,她的“家家”。外婆术后,她一度担心老人的身体。但一年又一年,老太太坚挺着,照顾孙辈,准备着日日三餐。“心大”,“一个典型的武汉人”。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每年春节前,武汉家庭要腌鱼腌肉灌香肠。这是体力活,也是外婆的拿手好戏。手术后,老人再也没做过了。

                              董婉婷觉得这场疫情永远改变了自己,她“变得更勇敢”了。对于那个困扰过自己的宏大问题,她暂时有了答案。或许,她搞错了顺序:“以前我老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我觉得,生命要有意义,然后才会有力量。现在我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力量。”

                              武汉将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而她此刻期待有一天离开,去看看更大的世界——那是22岁的她写在遗书中的愿望。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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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2020

                                南方周末记者张玥:这篇稿子有两个隐去的细节,补充在这里:
                                1. 训诫的三句排比: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
                                2. 三个月不去病房的书记,却在接到卫健委命令24小时在医院之后,安了床、装了淋浴、还不忘让工作人员装上浴霸,因为她“洗澡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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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2020

                                整个朋友圈都在接力转发一篇文章,各种语言的版本都出来了。我老持冷漠态度,原因是,李文亮死了三十天了吧。许诺的调查结果呢?热点过去了。我们现在在盯着看其他国家有没有抄作业呢。这个作业该怎么抄,这回不是有特殊国情了?我不太晓得。

                                我老虽然记性不好,但是黑胶唱片上都有清晰地写:12月发现病例,1月初训诫医生,1月中旬开会,无新增病例;后来说漏嘴了,原来病例这事儿,官方门清。不公布真实数据,是怕大家恐慌,其实有啥值得害怕的,现在海外华人恐慌,结果不还是去costco抢购,要求封城吗?这么听话的人民你去哪里找。一月底突发封城。没有任何预案。过了一个月,发现真的还是没有任何预案。到了二月底,领导恋恋不舍的走了,走之前要大家记得感恩他。
                                一月到二月之间,无数求救消息和好几起灭门,一时热门,但是人死了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到前几天发了你好的那位老先生也走了,波澜不惊。人们忙着在网上继续吵中药与西药。这有什么值得辩论的?中国人体质不一样,不喝中药是不行的。就像喜欢吃腌制食品的地区,体内亚硝酸钠水平低了就会脾气暴躁一样。不吃中药可是要发脾气的。三月一号开始实施了最严格的网络管理法,与此同时AO3被封。过去一个月发生了什么?已经开始忘记。领导来视察,阳台上喊假的。再后来每家站一个警察。今天拿垃圾车装菜。其实没啥,时间抹平一切。

                                果壳说不要看太多负面信息,会应激的。这是不了解中国人民。负面信息本来就是正面信息之源,看得少了会不舒服,反正看完也会忘掉。现在不正盯着西方各国的负面消息解渴吗。以前XXX天天说大洪水,这也是不了解中国人民。我们早就长出来脚蹼,正在中流击水哩。最近还流行说温水煮青蛙变成了干锅田鸡了,这还是不了解中国人民,《冰与火之歌》里的补丁脸有讲,在深海里,火山口由于压力高,水温可以到几百度,那里都有自由翱翔的青蛙,啊,弃婴青,我啊哇。

                                网上说这个病毒是美国造的,张文宏说流感和肺炎区别很大,结果访谈就被删了。网上又说去年电子烟肺炎就是这个病毒,美国没测而已。这个其实很简单,哪里医护人员感染率高就在哪里发源的哈。如果电子烟肺炎真的是这玩意儿的话,美国医院早就沦陷了哈。如果一个人执意说自己醒着,你怎么也没法哄他继续睡去。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每座山都有自己的高,但是这不代表两座山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眼瞎了看不出那座高点。我老这么爱跪舔美国,最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起因是川哒哒抄我们的作业抄得太好。但是美国有个好处,权力是分散的,CDC不给发试剂盒,生物公司一周内给你造出来。美国警察也管不到医院,医生出来乱讲话,也没法拿去训话。意大利不得不封城(但是这个意思跟武汉封城差得有点远),华人一边幸灾乐祸,一边怪欧洲其他国家不跟着照做,“无怪言之不预”。不知道,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怎么也是别人的立国之本。就想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一样。如果为了抗疫,就可以不坚持党的领导吗?换句话说,就算可以抗疫,但是失去了党的领导,这一切,都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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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

                                 3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李文亮医生生前曾在这里接受治疗。2月20日时,这个院区也成为了定点医院。不过,目前该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不再接收新冠肺炎的患者,急诊和外科逐渐恢复。(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全文共6293字,阅读大约需要14分钟。

                                •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几天后,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不久后离世。


                                •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


                                •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3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张笛扬 敬奕步 李在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郑伊灵 吴超
                                责任编辑 | 顾策 钱昊平


                                2020年3月9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第四次点起了蜡烛——眼科副主任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这是该院眼科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第三位医生,前两位是梅仲明和李文亮,从前患者称他们为“明亮组合”。“原本要为患者带来光明,如今都走了。”一位该院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也因新冠肺炎殉职。他还是该院最近一年评出的唯一一位“重大先进典型”。

                                至此,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生殁于疫情。

                                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此次疫情中殉职的四位医生,分别是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医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从左至右)。(何籽/图)

                                中心医院一线医生杨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我说的是濒危,不是病重”,他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包括呼吸衰竭在内的多器官衰竭,并伴有各种不良并发症,“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持、维持生命”。

                                他说的四位濒危人员分别是副院长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该院肝胆外科蔡常春主任的妻子)、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该院公共卫生科流出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截至2月9日,上报职工确诊病例68例,纳入医学观察的医务人员266人。

                                该院两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此前确曾在同事群中看到过这份文件。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在武汉十分突出,医护死亡情况堪称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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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上报


                                武汉市中心医院始建于1880年,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它是武汉市28所三级甲等医院之一,属于武汉市属的公立医院。该院有三个院区,其中后湖院区是武汉市征用的第二批定点医院,南京路院区后来也进入定点医院名单。

                                目前该院有员工43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1206人。

                                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是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医院之一,1.6公里,步行仅需23分钟。它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出没的地方。

                                根据上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12月29日下午,后湖院区急诊科医生通知公共卫生科接诊了4例华南海鲜市场病例,病情异常。医院致电江汉区疾控,但对方称此前上报的类似病例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需要汇报领导。

                                六天后,区疾控仍回复:“等上级通知后再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之后,关于上报给谁,这家医院又遭遇了踢皮球:区卫健委说它是市属医院,报给市里;市卫健委说,属地管辖,报给区里。

                                1月8日起的三天,终于成功上报14个病例,但其中一个无法确诊,区卫健委让联系区疾控自行采样,区疾控说等区卫健委通知。13日,再将一位患者无法采样的信息报告区疾控,得到的回复是一个字,“等”。

                                从1月11日到16日,该院收到26例职工疑似感染报告。而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医护人员零感染。

                                杨帆说,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没有接触华南海鲜市场史,但有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此外,陆续有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后出现了同样症状。“这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

                                但是关于病情上报,他们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填“不明原因肺炎”,乃至“病毒性肺炎”,只能写“肺部感染”。他说,肺部感染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疾病了,不能凸显新发病毒,也不能凸显人传人。

                                他的同事也证实了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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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的秘密


                                在难以上报的日子里,中心医院里发生了什么呢?

                                一位急诊科医生对12月底的事印象深刻,因为首先发现病例的就是急诊科——好几个患者咳嗽、低热、肺部CT膜玻璃样变。医生把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拿去测序,得到的结果惊人:“SARS冠状病毒”。

                                这张检验结果的截图,最后成为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祸源”。

                                根据该院急诊科艾主任此前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2020年1月1日晚将近0点,她接到医院监察科信息,要求第二天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被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主任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上述急诊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主任第一时间向上预警,‘SARS回来了’。但被院领导训斥,很多人在场。训斥她用了三句排比句,大意是说擅自发布未经证实的新闻,造成严重社会舆情,如何负责,把我主任当时吓得着实不轻。”

                                但该院一位在医学影像科室工作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被叫去谈话的,远不止李文亮和艾主任。“我们医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谈话,说不能发什么。”

                                他和另一位医生,后来因为发表关于梅仲明、李文亮的哀悼图片,专门被院方找去,让他们删除。在南方周末记者联系的十余位采访对象中,过半受访者表示受到过院方的干预,包括训诫、谈话、被要求删除发布内容、被电话提醒不能发布有关消息等。

                                该院后湖院区一位工作人员记得,那时候“不让声张,物资就更不敢谈了。我院的很多医护也是那个时候感染的,心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特别绝望,没有外援,也不让报”。

                                有两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微信群截图,2019年12月30日,各科室微信群里收到转发自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请大家……不要随意对外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关信息……否则市卫健委将严肃查处。”

                                该院医生陈小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早期院里统一要求,“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陈小宁回忆,疫情开始不久的一天,临近下班,院里所有中层紧急开会,口头传达,不得对外提起“冠状病毒”字眼,“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家人”。当天已经下班的陈小宁,又接到领导电话,必须回医院当场听取传达通知。

                                多位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确有收到“不能说”,“不能戴口罩”这些要求,均为口头层层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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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此时,与中心医院相隔仅2.6公里、几乎同时发现异常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直接将疫情上报到市里和省里。该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2月27日,意识到可能有传染性,就将当时的患者进行单间隔离,并指导医护人员注意做到个人防护。”

                                但在禁言之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并没有做到“内紧外松”,防护并未得到加强。

                                杨帆说,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个电话我接到过”。

                                杨帆听到多位同事提及,1月上旬,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戴口罩去开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不幸的是,几天后,江主任被感染、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直至死亡。 

                                一位和江学庆同科室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江主任曾提醒他们“别戴口罩,影响不好。”

                                网上流出了一张江学庆笔记本的截图,一条条记载着一段会议记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陈小宁说,笔记所录就是1月3日的会议,医院组织中层开会,口头传达精神,再口头传达给每个职工。

                                如今,有87位群成员的江学庆科室的微信群,人们把头像全部换成了一样的黑色蜡烛,只留下一张照片头像,那是已经不能换头像的江学庆本人。

                                江主任科室的群成员列表

                                于林是中心医院的退休职工。她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江主任是1月13日下午,他还在专家门诊,还没吃午饭,饭在旁边放着。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一份中心医院医生提供的《1月13日病毒性肺炎相关情况报告(南京路)》,南京路院区当天监测密切接触医务人员共计85名,其中发热门诊9人、隔离病房29人、呼吸科34人、眼科13人。

                                作为本应远离呼吸道疾病的科室,眼科在这次医护疫情中却伤亡最重。

                                该报告描述,1月10日,一位眼科患者转入隔离病房,11日管床医生李文亮报告发热37.2℃,此后逐日高烧,日渐恶化。12日上午,另一位眼科医生报告发热37.4℃,此后表现出与李文亮一样的症状。

                                陈小宁说,之前眼科要求设备科、院感办给相应的物资,为医护人员做防护,但当时的院感办主任只给了一级防护,“一级防护是最差的,三级是最好的”。

                                3月9日去世的眼科副主任朱和平是医院的返聘专家,本已退休。陈小宁说,朱医生是个很好的人,感染之后妻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家拖了十几天,后来被120接到医院,没找任何人帮忙。

                                目前虽有四位医护人员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只为江学庆、梅仲明两位医生发布了讣告。这两位医生的讣告,院方都是在去世后三个小时发出的,但朱医生已去世超过24小时,仍无讣告。

                                南方周末记者为此致电该院公共卫生科,对方回复请联系宣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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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弹尽粮绝”


                                盘点中心医院危重症、去世医生所属的科室,分别来自:眼科、甲状腺乳腺外科、消化内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伦理办公室等,非常分散,且普遍与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直接相关。

                                杨帆说,“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倒下的原因在于初期预警不足,且防护设备始终简陋。

                                他回忆,1月23日,全院物资告急,大家以个人名义去求援,受到了院方的阻拦,不许私人募捐。后来形势逼人,可以募捐,但物资分发混乱,出现各种乱象,比如拉来的东西收不进去、交接的人消失,甚至拉来的物资也不要。

                                医院里有一个负责对接捐赠事宜的医生群,三百多人。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聊天记录, 2月10日,一位同事在群里说,联系了一千斤大米,“医院竟然不要”。

                                早先,医院曾经“断粮”。平常食堂2000人,每天两顿饭。非常时期,医护和病人都吃住在医院里,一天三顿做6000人的饭,一时供给不足。1月26日左右,不少医护人员靠吃零食坚持,有的科室“断粮”了一天、有的断了三天。

                                更缺乏的是防护物资,特别是防护服。

                                2月中旬,上述微信群中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把雨衣改造为防护服,“据说防水泼溅没有问题,就是看材料的透气性”,还有医生设计了一套“雨衣消毒方案”。

                                “那阵子真是弹尽粮绝了,穿什么的都有。”有段时间,杨帆把家里的垃圾袋拿去医院当雨衣,用它裹住手脚和脖子。这个问题,直到外地复工、外地医疗队进入医院,才解决。

                                杨帆经常去看医院里放防护服的柜子,2月下旬之前,这个六层铁皮柜子,从来都是半空或空空如也。

                                他发来那时同事所穿防护服的照片,薄如蝉翼,“简直就是裸奔,真的是敢死队”。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图)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图)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湖北省五大官方慈善机构向武汉市中心医院捐了口罩15.8万个、防护服3976件。这是整个疫情期间的捐赠数,官方捐助的防护服数量还不够全院人使用一次。

                                采访中,六位来自不同科室的医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物资缺乏到穷尽地步。

                                陈小宁说,一开始隔离措施就几乎没有。比如后台部门在工位办公,不到100人的办公楼层,年前已有3人感染,楼里还在用中央空调,“没有开窗,没有通风,没有消毒杀菌”。

                                “院感办也不说话,院领导也不说话。”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口罩最紧缺的时候,里面戴个工业N95,外面再套个外科口罩。至于行政职工,不属于一线,领过一盒口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上班的口罩也是自己找人买的。

                                1月23日、2月6日、2月1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都曾经发布公告募捐防护物资。2月14日,该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发文呼吁关注武汉医护人员紧缺现状。

                                该院南京路院区的一位ICU护士说,协和、同济医院开始公开征集以后,其他医院才敢发帖,因为这两家是省属医院。同样,防护也是,“我们医院是看到同济防护后才敢防护的”,一开始防护服不让穿,怕引起紧张。

                                一位做联络物资志愿者的超声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月19日发通知说可以接受捐款了,才允许接受现金。

                                “春节之后很多卖防护用品的厂家都复工了,但我们自己采购物资还很困难,物资都先找捐赠,实在不行了才去采购。”

                                另外两位医生说,给一线医护的补贴也存在问题,1月的医院津贴到目前还没收到。作为一线人员,有一次性的6000元补贴,以及每天200元或300元补贴,夜班费180元。

                                上述南京路院区的ICU护士说,她的基本工资“五险一金”扣完以后只有1000元不到,一月份的补贴还没发。但自费从美国买了180个达标口罩,就花了2000多元,还不知道是否能收到。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五家官方慈善机构给中心医院的拨付资金为1.23亿。

                                多位医生说,物资匮乏持续到2月底、外面的救援队来了,才得到解决。

                                甘肃医疗队105人援助中心医院,其中一位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2月初这里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病人多、防护用品紧缺、达不到三级防护,进隔离病房都没有N95。“这个医院管理不好,我们带来的物资不多,全给中心医院支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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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


                                导致医护伤亡的还有一层原因,是隔离措施不到位。

                                作为同一批定点医院,武昌医院副院长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医院被划为定点医院后,院长刘智明专门请了市疾控专家指导病区改造的隔离措施。那时候刘智明常常去病房和门诊考察情况,后来感染,于2月18日去世。

                                中心医院从疫情之初就承担了大量的救助工作,一位医生说,“一开始金银潭医院开七百多张床位的时候,我们医院也直接开了五百多张床位,当时各种工作根本就没有到位就开了,还没有搞好隔离区、污染区。”

                                另一位医生发来的照片上,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之间,大厅里只隔了一块宣传板,没有从顶部隔开,起不到隔离效果。

                                杨帆记得,1月6日左右,医院腾出两个病区做隔离病房,加起来也就几十张床,远远不够。最终后湖院区改造出六百多张床位,还是人满为患。

                                “1月,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病人排队,排着排着倒下了。我至少有三个同事,被排队不耐烦的患者拉扯、撕破防护服,动辄有患者来扬言要杀医。”

                                一位后湖院区的医生说,“(某些)院领导我不做评价。我们的护士长、主任、科主任,我要竖大拇指,包括副院长,反正我们临床上的人是非常团结的。”

                                实际上,多位采访对象在受访时表达了对书记、院长的不满。一位医生认为他们临床经验不足,“他们一个原来是搞教学的,一个是卫生部门官员。”另外一些人则提及,“有官威”“什么都不准说(新冠病毒),哪个说就追责”“人家提意见,也不让说,不重视,搞得我们底下人愤愤不平。”

                                也有多位受访医生怀念之前的夏家红院长,临床医生出身,知道基层疾苦,经常会在夜班“微服私访”。“有一次,他看见夜班医生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分拣化验单,就砸了很多钱上线无纸化办公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受访医生说。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3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3月8日院领导看望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留影 (受访者供图/图)

                                该院退休职工于林说痛惜这件事害了医院,“一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好医院,职工都很痛心。等疫情结束,这些都要找医院讨说法。”

                                在杨帆心里,一月底、二月初是这所医院的“至暗时刻”,混沌无序,倍感后怕。他说,在这里,很多人能忍就忍了。但也有同事说,疫情之后要转行。

                                他说比起自己,很多同事更有奉献精神、可歌可泣。他的一位同事,家里三个人陆续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爷爷、奶奶和公公,她没法给家人在自己的医院找到床位,但仍然每天上班救人,没有请过假。

                                问及他为什么出来说话,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帆、陈小宁、于林为化名。公众号作者章北海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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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2020

                                    接力哨…… (大部分文都被删了) ​
                                    查看源微博

                                    《人物》 | 武汉女人关秀丽扛起的三十天



                                    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关秀丽知道,她有可能在裁决生死。让谁进门、让谁吃饭,让谁活下去,是每一个医护都要面临的拷问和抉择。她只能做到相对公平,测氧饱和度、看心电监护,把稀缺的资源给到最需要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也是病情最重、难以挽回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一篇报道。

                                    (无逸说按)原文阅读332万+,已被删除。另一篇“发哨人”(后台回复“发哨”可见)也遭到删帖。诸位要是支持,可以去购买《人物》杂志。

                                    文|罗婷
                                    编辑 | 
                                    摄影|尹夕远


                                    坏消息

                                    警报声是一点点清晰起来的。最初只是听到了一个词,白肺。一两个零星的病例,互不关联,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2019年12月下旬,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依然在筹划自己的新年旅行。

                                    红会医院位于汉口的香港路上,离汉口火车站2公里,离华南海鲜市场也是2公里,还是120、110定点医院,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正因为这样,急诊科医护们各个身经百战。他们接过枪伤的、刀伤的、车祸的、心梗的甚至被雷劈中的病人,遇到过急诊室劫持事件,常年与流浪汉打交道,冬春季节接诊很多呼吸道患者,夏秋季节则收到更多不爱喝水的结石病人。

                                    关秀丽今年41岁,工龄22年,是这个科室里最资深的员工之一。她个头挺高,马尾扎得紧紧的,说话爽利,带点黄陂口音。每天早晨7点离开家,走15分钟到医院,穿过门诊长长的走廊,道路尽头就是急诊科。12张床,28位同事,急救室门上绿色的大字,留观室里天蓝色的帘子,是她18岁之后最熟悉的世界。

                                    按照计划,大年初一值完最后一个班,关秀丽和丈夫、儿子将飞到新加坡过新年,这也是她第一次出国,儿子马上就要上初三,她想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孩子一个轻松的假期,也很早就从医院拿回了上交的护照,看起了机票。侄子在新加坡工作,会为他们安排好旅程的一切。

                                    但很快,第一声警报响起。12月30日夜里,红会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刘文在科室群里发了两条信息:「刚刚二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许华南周边会隔离。洗手!口罩!手套!」、「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截图很快被传了出去。看到刘文微信截图的第一刻,关秀丽就知道,这大概率是真的。她熟悉这位同事——刘文为人低调,极少发言,几乎没在医院大群里说过一句话,但相当老实靠谱。第二天,关秀丽就让急诊科所有人戴了双层口罩。她知道,新加坡,去不成了。

                                    之后的日子里,警报声越来越刺耳。关秀丽记得,那神秘的白肺,「过了两天,我们这儿也有了,再过两天,哎呀,怎么又有了。再过两天,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也感染了。」急诊科从以前的每天不到一百个号,到一天两三百,全是看同一种病。最开始还按照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排查,后来发现根本不对,有的人没有接触史,一样病情很重。还有的人本来跟海鲜市场有关系,怕受歧视,会隐瞒病史。

                                    偶尔有病人看别的病,妇科的、儿科的、外伤的……她尽量暗示别人:「你坐外面去吧,外面空气好一点。」有的病人听说了一点消息,愿意出去,有的不愿意:「外面冷,里面暖和。」她只能打开窗户通风,并给病人们发了外科口罩。她爷爷、她父亲和她,是三代党员,她相信官方通报的人不传人,但现实又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没过几天,1月13日,急诊科的两位护士确认感染。关秀丽从医院物资科抢来了N95口罩,让护士们都戴上,还有帽子。但穿的还是白大褂,有防护服,不能穿,她们收到指令,「不要引起恐慌」。

                                    1月17号下了班,她没回家,去了其他医院。没有坐公交车也没有骑共享单车,怕车把手不干净,她走路,走到两站地外的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又去了湖北省新华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各个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医护们已经全副武装。她拍下照片,发给领导,没回复,又打过去电话,对方说:「你们自己看着办。」看着办,那就是可以了。她立刻通知护士们戴上面屏,穿上隔离衣。那时,红会医院门诊的病人已经占据了整条走道,排得很长很长。

                                    1月18号小年夜,本是关家吃团年饭的日子。关家都在医疗系统工作,爸爸是军医,妈妈是护士,大姐在武汉市第八医院做医生,二姐在社区卫生站,哥哥在黄陂区第一人民医院,全家都在一线。他们没有明说,但都知道有问题,互相提醒注意防护。哥哥姐姐跟大家商量,团年饭不吃了。全家都同意。这顿饭在餐馆里交了押金,钱也不要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关秀丽的大姐,武汉第八医院的内科主任,在出诊时被感染,居家隔离后恢复,继续上岗。那是武汉封城前发生的事情。

                                    1月中旬,红会医院已经有规定,病人一旦发热,只能送到呼吸科。但还是有病人被漏掉,去其他科室就诊,肿瘤科和内分泌科是重灾区。1月20号,钟南山在电视上第一次说可以人传人、有17位医护人员感染时,红会医院已经有医护确认感染。

                                    关秀丽

                                    核爆现场

                                    「人传人」带来的恐慌像一颗炸弹,投入这座春节前的大城。指令先是秘而不宣,之后则接二连三、过于突然。钟南山上电视的第二天,1月21日,红会医院收到通知,将从第二天下午6点起成为定点发热门诊。准备时间只有24小时。

                                    指定了一批定点发热门诊,就意味着——武汉另外几十家医院的发热门诊都不开放了,病人将高度集中。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最早一批被列为定点发热门诊的医院,如肺科医院、汉口医院、红会医院,都是二级医院,不管是人员、物资还是管理,都难以在一夜之间有序应对突然暴涨的就诊人群。

                                    汉口医院急诊科主任胡红平无法忘记开诊第一天他走到门诊大厅时的所见:临时改建的空旷大厅,已经挤了上千人,下不去脚。第一个念头是万一发生纠纷,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给保卫科打电话,让他们立刻派保安,但根本找不到人。肺科医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王洁记得,所有病人都陷入了恐慌,不管新冠非新冠,全部涌进门诊,造成了更严重的交叉感染。

                                    红会医院无疑是最惨烈的医院之一,门诊开放首日门诊量1700人,最高峰时2400人,接诊量甚至达到同批医院的两倍,比协和、同济还多。关秀丽和她的同事们至今也搞不清楚原因,也许是因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也许是因为他们承接了协和转来的病人;也许是因为红会医院一直以「不拒绝病人」著称,120会优先把病人送到这里;还有人认为是消息在传播时出了问题,让病人们认为红会是唯一一间开放门诊的医院。

                                    关秀丽的丈夫是湖北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他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1月21日的红会医院:因大规模病人的涌入而上了微博热搜。睡在过道的、躺在走廊的、哭的、吼的、闹的、下跪的病人,情绪失控的家属们,让整个医院场面失控。

                                    按照诊治流程,轻症病人去看发热门诊,重症和危重症病人则送到急诊科。一两千人困在一个小院子里,要看病,要用药。保安不在,保洁也不在。大厅没有热水,门诊没有床位。开诊第一天,门诊部主任胡臻的口罩就差点被扯下来了,护士的防护服差点被扯破。现在的门诊台空无一物——因为东西都在那时被砸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里崩溃大哭。

                                    医生王钧本是骨科主任,经过紧急培训,到发热门诊上岗。他说,当时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置身核爆现场:「你们如果感觉到核爆炸冲击波的力量,我们的感觉到你们的五倍到十倍,我们是承受第一波核爆的人。我们站在最前沿,是突击队,尖刀班。」

                                    物资的问题首先浮现,平时运转顺畅的供应机制面对暴涨的病人,已经崩溃。

                                    门诊医生生病,诊室缺人,胡臻给领导发微信请求增援,得到的回复是「自行调控」。后来她就放弃了,就那么站着,再也不求了。

                                    急诊科向领导求助,收到的是两个字,「顶住」。「就像打仗一样,这里都要被敌人攻陷了,援兵还不过来,叫你顶住。」

                                    急诊科的两位领导性格迥异。副主任吕希俊皮肤白净,性格沉静温和,经常从清早忙到凌晨,是个默默做事的老好人。护士长关秀丽则是典型的武汉女人,泼辣,利落,说起话来风风火火,想成的事不管怎样都得办到,她说,「要不泼辣点,工作也难得搞」。解决后勤问题是她的责任,她用尽方法,吵、哭,甚至是「偷」。

                                    新冠病人缺氧严重,氧气像金子一样珍贵。红会医院有个制氧中心,每天生产的氧气有限,关秀丽就去门口守着、占着,一有氧气必须优先拉到急诊科。负责这件事的同事的电话号码,她背得烂熟。

                                    管设备的、管物资的、管总务的,她和每个负责人都吵过架。疫情爆发前,她就从物资科抢了一批N95口罩;疫情爆发后,急诊科最初有两台空气消毒机,但病人太多,根本不够,管物资的同事在电话里说,「真的没有了,已经汇报了。」她凶回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在录音,你怎么样都给我搞一台来。」最后院感部门把儿科安在墙上的那台拆下来给她。心电监护仪本来有十几台,但根本不够,下了班,她和吕希俊把放在住院部大厅里还没有分配的心电监护仪全部「偷」回急诊科,还「偷」了好些个氧枕。病人太多了,氧气瓶再多也是有限的,氧枕好歹可以应急。护士问,这哪里来的?他俩说:「你不管,你先用。」

                                    哥哥关秀文听到这些事迹,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可以想象,有可能。只要把东西搞走,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这是她做得出来的事情。」他也是武汉抗疫一线的医生,理解妹妹为什么会这么做。她是护士长,要保护好病人,也要保护好团队,不能让他们「裸奔」。

                                    在极端有限的条件下,门诊和急诊勉力维持,也不得不因陋就简。传染病医院需要设置「三区两通道」,红会医院住院部改造时设置了,但门诊还没来得及做。每到饭点,门诊和急诊的医护就在污染区里用来换衣服的小房间里吃饭,脱掉隔离服的上半身,吃完再穿上。其实隔离服已经被污染了。但当时,他们没有更多时间也没有更多的隔离服可以替换。房间外就是拥挤的病人,咳嗽、打喷嚏、吐痰。

                                    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一切还都乱着。医院安排酒店时,在群里接龙报科室所需房间数,关秀丽没时间看手机,没有分到房间;去领饭,早已经过了饭点,剩的饭不够急诊科吃。关秀丽搬个板凳坐在五楼,心里绝望,哭了起来,觉得眼前无路,没有饭吃,也没地方住。靠眼泪,她最后得到了三个房间。

                                    红会医院急诊科

                                    「多么无助,多么痛苦」

                                    这30天,关秀丽说,她见过了太多可怜人。

                                    1月23日前后,政策变化频繁,各家医院的分工还未理顺,到底哪个医院只收确诊病人,哪个医院能检测核酸,哪个医院开放门诊,病人们都在碰运气。有的救护车拉着病人连送三家医院,都被拒绝,到了红会医院,门诊大厅满得下不去脚,但病人再不肯走,跪下哀求,说死也要死在这里。

                                    关秀丽见过许多次这样的病人。医护们都心软,但凡有一点空隙,也就收下了。护士陈楚楚说,「没办法,他也不晓得哪个医院有床,来你这里还不是希望这里有床,虽然我没有,但总比在路上耽误时间强。去别的医院情况会比这儿好吗?大家都差不多。」

                                    轻症病人去发热门诊,有十几个诊室,队伍最长时要排一整天,有时排着排着,有人晕倒了,被拖到急诊科吸氧。看到有人因此不用排队,后面的人都跟着往下倒。

                                    在那样的时刻,活下去的念头大过一切。但是,急诊科早就没床位了。急诊科有个留观室,只有8张床;还有个抢救室,本是5张床,最多的时候摆了50张。还不够,就加椅子,医生不坐了,把椅子全给病人。最后连椅子都没了,病人就躺在站着看病的医生旁边。有人有了经验,上120时自带躺椅。有人什么都没有,关秀丽找了装仪器的泡沫和纸箱子,好歹在地板上垫上一层。有的病人睡在走廊里,抢救在走廊里,去世也在走廊里。

                                    有了床位,如果还能吃上药、打上针、吸上氧,病人就会变得很安静,觉得自己还有救。但这些同样是有限的。急诊科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十多个氧罐,每个只能供一个人,一旦给了某个病人,不到吸完,病人是不会拿下来的。那是求生的欲望。其他病人只能靠医院制氧中心通过管道来供氧,氧流量只有1L每分。但有些病情较重的病人需要高流量吸氧,至少是35L每分。管道里稀薄的氧气根本无法缓解症状。

                                    那时候,关秀丽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那是生与死的交界处。关秀丽知道,她有可能在裁决生死。让谁进门、让谁吃饭,让谁活下去,是每一个医护都要面临的拷问和抉择。她只能做到相对公平,测氧饱和度、看心电监护,把稀缺的资源给到最需要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也是病情最重、难以挽回的人。

                                    在急诊科,生命暴露出悲怆与可怜。关秀丽说,每个病人的要求都很简单,「能躺在那儿,针打完了氧吸着,有监护仪监着,就不会找你了呀。有些病人病得蛮重,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但最起码你给他针打上去,氧吸上去,监护仪上上去,他觉得很安全。」

                                    那段时间也许是少见的、患者全身心依赖和信任医护人员的时刻。武汉一直实行「双评议」制度,患者可以对医护人员打分和投诉,分数低了相关部门要督导,医护要反馈、写材料。这时候都没了。医院准备派饭,病人会主动要,有位病人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主动要饭吃。

                                    这些事让吕希俊落泪:「我就觉得病人是多么好啊。真的,那时候病人非常宽容。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就知道,病人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无助,才会这样做。」

                                    陈楚楚在红会医院急诊科当了10年护士,讲到成为定点发热门诊后第一次上班,眼泪开始大滴大滴往外掉。那是她第一次,一个班(大概七八个小时)死了三四个病人。门诊部主任胡臻站在门诊大厅导诊,看到半个小时里有三个病人去世。陈楚楚说,「这么高的死亡率,就代表我们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对他们做处理、做抢救。」

                                    没能救回病人,是急诊科医护们最心碎的事情。平时,一个病人在心脏骤停后,要由两个医生、三个护士组成的团队一起抢救,抢救30分钟以上;如果是年轻人,胸按压至少两个小时,还要跟家属谈话,任何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的,才会宣告死亡。

                                    但这一次,红会医院急诊科面对的,是28个医护,加几个其他科室来支援的人,照顾1000多个病人。经过一个月的奋战,今天,医护人员明白,新冠病人需要呼吸支持,最初可以用呼吸机,再不行就插管,再不行还有ECMO,但在一月的急诊科,连气管插管都没法做,气管插管需要负压病房。如果强行做插管,喷出的体液会形成飞沫传播,陪同的家属和其他轻症病人也都面临巨大的感染风险。新冠肺炎会导致多器官衰竭,普通的抢救作用不大,但还是要做。患者的肺已经很脆弱了,实施胸部按压时,有时嘴里会吐出血来,那是极危险的传染物。做到这一步,一切就该停止了。他们眼睁睁看到病人情况急转直下,在没有太多干预的状况下去世。

                                    关秀丽见过一位父亲,住进了急诊科抢救室,赶女儿走,说放弃他算了,不要再治了。女儿进不到抢救室,站在远远一个门边,对父亲喊,「别放弃」;她还有一位朋友的朋友,在美国回不来,父亲在红会医院去世。关秀丽给那位父亲送过几次饭,又在他去世后领了遗物,她看到他随身带着的,有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儿两个宝宝的照片。

                                    最初几天,在忙乱中,有的遗体放了大半天才有人来收。关秀丽给保卫科打电话,让保卫科催殡仪馆把遗体搬走,保卫科说自己也没办法。「病人哪能受这么大的刺激呢?」,她威胁:「你再不来,我就把尸体拖在马路上摆着。」——其实她做不出这样的事,但必须要这么说。后来殡葬车来了。刚搬走,被子就被人抢过去用。来不及忌讳了。

                                    以往急诊科里病人去世,护士们会把遗体清理干净,举办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由殡仪馆打包。但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殡仪馆只负责带走,新冠病人的遗体需要由医护人员消毒、打包。告别仪式也不再有了。

                                    最初关秀丽决定独自处理遗体。护士们都太年轻,还有00后,这种事不能让她们做。后来因为太忙,年轻的护士们也开始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在下不去脚的急诊科,关秀丽或者其他护士,搬一个屏风,把自己和遗体围起来。屏风是为了给死者尊严,也是为了不吓坏其他本就在崩溃边缘的病人。一点一点消毒,用被单包好,包上好几层,再等待殡仪馆带来的黄色尸袋,装好,运走。每到那时候,24小时沸腾的急诊科都会很安静。



                                    创伤

                                    1月底,援军到达,北京、上海等各地来支援的50多名医护被编入了红会急诊科的临时队伍。此后,由于大量方舱医院和隔离酒店的开放、分区治疗的落实,到二月中旬,红会医院发热门诊一天的接诊量回落到了几十个。终于,急诊科从困境中挣脱。

                                    医院门口的小公园里,一树一树的花都开了,关秀丽拿着手机,拍下那些花,又惦记着给流浪汉送点吃的。流浪汉声音低沉,跟她说「谢谢」。那些时刻,她感觉自己「全好了」,但又知道并不是这样。有很多创伤需要去抚平。最实在的,急诊科的19位护士有8位病倒了,她们需要时间恢复。

                                    爸妈是医生护士,哥哥姐姐都学医,从小,关秀丽就觉得学医蛮好,自己就应该做这个。中学时,她在家偷偷戴妈妈的护士帽,是时兴的燕尾帽,对着镜子照,觉得好得意,好漂亮。18岁进了医院,没几年就拿了技术大比赛的标兵。2003年SARS的时候写了请战书,但那时武汉疫情不严重,没有太多波澜,疾病好像就过去了。2019年,她又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护士。这么些年,她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搞不定了还可以打电话找领导,再不行就请专家会诊,总能搞得定。

                                    她的性格也经得起急诊科的摔打,坚硬、大条,没那么敏感,没那么容易受伤。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一点也不娇贵。小时候高烧39度,爸爸照样送她去上学。哥哥说她是典型武汉女性的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心肠好的人。」结了婚,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和很多武汉女性一样,喜欢自称「老子」。丈夫是一名记者,她叫他「无用书生」,换个灯泡,都是丈夫扶着梯子她上去。

                                    在急诊科里没日没夜的那一个月,有一天晚上,关秀丽的丈夫实在担心,给她送饭,约在她住的酒店门口。是她走错了路,却冲丈夫发了一通火。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有泪痕,不住说,「太多病人了,太乱了,太累了」。丈夫说,结婚十几年,她几乎没有在他面前脆弱过,因为她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能哭,以哭为羞。但那时,她忍不住了。丈夫说,很想给她一个拥抱,但只能保持一米的距离。

                                    那种「总能搞得定」的感觉被打破了。在急诊科22年,关秀丽早就接受了那些意料之中的死亡。那些注定的、无可挽回的,她会安慰自己:你尽力了。但这一次的许多死亡,本不该发生,「可惜、难受、心痛」。

                                    在医院,急诊科从不是最受重视的部门,效益也不高。但红会医院急诊科是一个骄傲的集体,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希望为病人提供最需要的帮助。红会医院是120、110定点医院,110送来的,经常是乞讨的、流浪的、捡垃圾的「三无人员」。急诊科的医护给这些「三无人员」看病,还帮他们找家属,送给他们衣服,自费给他们买饭。有时候流浪汉说不想喝水,想喝可乐,他们觉得好笑,但还是会满足。

                                    陈楚楚说,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对病人还是要温暖一点。如果用那种很嫌弃的心态对他,觉得好烦好臭,上班不会很开心。你如果自己把心态转过来,他很可怜,给他买口吃的、买口喝的也没有什么,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自己上班也轻松一点。」

                                    她不以忙、累为苦,经历过这次疫情,陈楚楚申请支援ICU。目睹比往常多许多的病人故去,她伤了心,每晚靠安眠药入睡,还总是做梦,梦中是同样的内容——自己跪在地上抢救病人,她觉得好累,不断重复着抢救的动作,不断有人在喊她:护士,护士,护士。二月中旬以后,急诊科的工作不再像刚成为定点医院时那么疲惫,但她还是无法解脱,「可能我潜意识希望把那个人救活。」

                                    还有一位护士跟关秀丽提出辞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下了班在酒店大哭了一场,给关秀丽发微信说不干了。她没有见过那么多那么绝望无助的眼神。每一双眼睛都那么看着她。「绝对不是累,是心痛,是无能为力。」关秀丽给她打电话,聊到凌晨两点半,算是说开了。隔三差五,又在酒店给她们煲汤,她想,要把年轻护士的情绪照顾好。

                                    急诊科副主任吕希俊与关秀丽同龄,也是41岁,头发已经灰白了。摘下口罩,胡子也已经很长了,一直没来得及刮。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流眼泪,说不上原因。他说第二批、第三批的定点发热门诊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创伤。」

                                    2月17日,《人物》第一次见到关秀丽,她在红会医院的会议室里一坐下,就叹了一口气:「我的眼泪都流干了」,「没有什么煽情的东西再让我流泪,不可能了。」

                                    那些惨烈的场景,关秀丽再说起,语气并不惊心动魄。听来会觉得,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高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勇气,只是不得不去做。分配,决定,目睹脆弱与死亡。但也是她,和与她类似的武汉医护工作者,扛起了这漫长的30天。

                                    疫情过去后,你们想做点什么?

                                    关秀丽、吕希俊、陈楚楚……这些在这个急诊室里度过了十多年时光的人,说出来的都差不多,「就像平常那样上一天班,穿普通的白大褂,戴普通的口罩,和病人普通地交流。他不用担心来医院会死掉,我也可以给他提供相应的护理和治疗。大家就这么平平常常地,他治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我该下班就下班,我想过一天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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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买好了1月23日下午6点回义乌的硬座票,只想在武汉中转一夜,到了火车站才知道,上午10点,武汉封城。来武汉之前,我身上只有不到2000块钱,住酒店几乎薅光了所有的钱。头很昏很痛,喉咙还疼得要命,但我没什么钱了,只好打电话给我老婆。2016年终于存够了钱,又找人借了点,在义乌的一家商场外面开了家手机店,店面挺大,一百多平米。也许是志愿者反映了这个问题,今天凌晨1点,几个穿制服的人到了地下通道,登记了我们的信息,量了体温,带走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其他3个人还在那里,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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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街头流浪

                                      原创人物记者 人物


                                      2月25日上午,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公告发布的那天,浙江义乌人徐强已经在武汉流浪了20多天。那时,他正蜷缩在武汉黄鹤楼公园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其他6个出于不同原因聚集在此的流浪者。武汉刚下过大雨,通道湿滑,徐强抱着他仅有的两个包,盼着外头出太阳。


                                      因为8小时的误差,徐强成了一名流浪汉。他已经买好了1月23日下午6点回义乌的硬座票,只想在武汉中转一夜,到了火车站才知道,上午10点,武汉封城。从街边叫卖口罩的小贩口中,他第一次得知了武汉的疫情。


                                      在武汉,无家可归者有不同的流向。一部分人驻守在有热水、可以捡到剩饭的医院,一部分人居住在地下停车场,剩下的,像徐强一样,孤独地在不同公园的长椅上漂流。城市停摆后,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他们钻往这座城市的各个缝隙,挖取可以维生的部分。


                                      冷,饿,是生理上的痛苦,让48岁的徐强喘不过气的,还有生活的停滞、债务的累积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武汉流浪像是一次急速下坠,对徐强来说,人生的下坠从2018年就开始了。他失去了一百多平米的临街店铺,有时候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好吃懒做也不搞歪门邪道的人,会这么不顺呢?


                                      2月27日凌晨,徐强的坠落终于有了托底。他和其他3名流浪者得到了安置,住进了酒店。徐强告诉《人物》,20多天来,他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以下是徐强的自述。采访在2月27日进行。



                                       

                                      林秋铭
                                      编辑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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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下午,我到了武昌火车站。没进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车站稀稀拉拉的,没有什么人。入口被封上了,进不去。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封城了。

                                       

                                      我不是武汉当地人,也不是外来务工的,我只是路过这里。最近一年,我在杭州和宜昌两头跑业务。过年前,我在宜昌跑完,准备回义乌老家。宜昌有直达义乌的车,但时间点不好,非常晚。如果从武汉转车到义乌,早上6点多到,回家正好可以吃中饭。于是我在武汉休息一夜,买好了农历二十九下午6点多回义乌的车票。可是,封城了。什么是封城?我想着,大概武汉的火车或者路段出了问题,维修好了就会通车。

                                       

                                      这时候,有人提着一包口罩走过来,「口罩要不要?」「要口罩干吗?」我问。他挺奇怪,「你还不知道?武汉发生了疫情,要戴口罩。」我才知道武汉有肺炎这回事,赶紧买了个一次性口罩,讲了价,15块钱。

                                       

                                      我当时想,这个病不会拖很久,就回酒店了。后面三天,我去过好几次火车站,不停问外边执勤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开?他总说,等通知。我越来越慌,心想完了,这肯定是大事。

                                       

                                      酒店每天都在涨价,第一天130,第二天170,第三天就要200多。我只能换着酒店住,一旦一家酒店的价格超过200,就换一家更便宜的,前前后后换了4家。买不到酒精,那只一次性口罩被我反复煮,煮好了用电吹风吹干,直到外面起了一层毛,才把它丢了。

                                       

                                      除夕那天,我一个人窝在酒店,吃了一桶泡面。老婆孩子都回到了浙江,只有我困在外面。我跟他们视频,他们俩看着我,不说话,哭了。

                                       

                                      来武汉之前,我身上只有不到2000块钱,住酒店几乎薅光了所有的钱。外卖也是一天一个价。住了11天酒店,只剩下200多。我算了算,不能再住下去了,还得吃饭。只好把房退了,背着背包,拎着袋子,走出酒店,开始流浪。


                                      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睡在地下车库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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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沿着那条街胡乱地走,走了一两个小时,走累了,我走进一个公园,躺在长椅上,靠着背包睡着了。一个保安把我喊醒,「不准在这里睡!」那我能在哪里睡呢?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不能躺在椅子上,但是坐在椅子上是被允许的。我就用背包把自己撑起来,靠在背包上睡。

                                       

                                      我想不到怕,身上除了手机就是衣服,有什么怕的?人都怕鬼,这街上人都没有见到,哪有鬼?都是流浪鬼。

                                       

                                      凌晨四点,我被冷醒了。双脚冻得没有劲儿,我只好起来走路,走到了早上七点钟。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身上好暖。趁着阳光,我靠在路边一条长椅上又睡了会儿,就这样过了流浪的第一天。

                                       

                                      这二十多天,我睡过的地方太多了,都不好意思说,感觉丢人。我换了五六个地方了,去过汽车站、公园、电影院、地下室,有的地方露天,躲不了雨;有的地方用建筑工地那种铁板封住了,进不去;有的地方太冷了,晚上睡得腰痛。换来换去,公园里的木板凳睡起来最舒服。公园里有洗手间,还能在里面刷牙和洗脸。开始流浪后,我再也没有洗过澡洗过头,身上总有一股味道。

                                       

                                      不睡觉,我就走路。武汉的街头看不到什么人,偶尔碰到几个,盯着我,看我拖着背包,都离得远远的。他们认得我是流浪的人,嫌我。但我没办法,还是得不停地走。只有走起来才能不那么冷。停在那里,寒风呼呼地吹。最怕下雨,没有伞,只能到处找可以躲的屋檐,还不能老站在屋檐底下,必须得运动,得在不同的屋檐下穿梭。

                                       

                                      一整天,我未必能吃上一顿饭。所有饭店都封闭了,街上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在外卖平台上点外卖,一刷,大部分店都打烊了,剩下的又贵得很,60、70,哪儿吃得起。只有饿到全身无力的情况下,我才舍得叫外卖吃,比如今天点了,明后天就得饿着。流浪的这20多天,我只点过6次外卖。有一家重庆砂锅的外卖最便宜,36块钱一份。有一回运气好,点到了26块钱的盖浇饭,是最便宜的外卖了,收到一看,一大滩辣椒铺在米饭上,只能夹出两片肉。

                                       

                                      好多超市也关了,要能进超市,我就买包泡面,找不到开水,就干嚼。有一次比较幸运,碰到一个开着门的超市,我马上进去买了一点面包。还要喝水,一瓶矿泉水3块钱,一天只舍得喝一瓶。有时候买不到水,就在公园的卫生间喝自来水,冷冰冰的。应该是吃不到水果的缘故,没有维生素,我喉咙开始痛,口腔里有了溃疡。

                                       

                                      武汉的政策老是变化。前天,超市也不让我进了,说只接受社区团购,都是搭配好了套餐,分配给居民的。我到处找能卖给我东西的地方。有个小区里面有个超市开着,我想进去买点东西,保安不让进,他们见到我,像见到瘟神一样。

                                       

                                      根据手机里的地图导航,我标记了一条路线,准备步行七天,走出武汉。我试着走了一夜,又冷又饿,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路上没有足够的吃的,不敢想半道上会不会饿死。走在街上,有时候看到社区给居民送菜,我心里好酸。有谁知道我们这些流浪的人呢?

                                       

                                      徐强睡过的公园长椅  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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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过几次救助站的电话,他们说,这种事他们管不了。我又在武汉的贴吧、58同城里求助,发了5、6个帖子,没有得到回复。我知道,人家是把我当骗子了。

                                       

                                      打工的人还会背着棉被,来武汉时,我只带了个背包,装着三件外套。这些天,三件外套我都穿上了,两件毛呢的穿在里面,一件皮夹克裹在外面。昨天冷,所有的裤子,三条薄单裤,也都套上了。但晚上还是冷。上半夜还可以睡着,下半夜总会冻醒。冻醒了,我就坐起来,手掌捏着两只脚捂一会儿,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就在地下通道的楼梯上来回地走,走半个小时,走累了,靠在墙边睡下,一直睡到被饿醒,再喝点矿泉水充饥。

                                       

                                      流浪了大概一周,2月12日那天,我感冒了。头很昏很痛,喉咙还疼得要命,但我没什么钱了,只好打电话给我老婆。我和她说,这次完蛋了。她马上给我打了200块钱。我撑着身体,去药店里买了点感冒冲剂。没有开水,冲剂泡不开,我就往嘴里倒颗粒,干咽下去,咽完再猛吞几口矿泉水。那时,我一点都不害怕自己得新冠,得了病还好受一点,起码有些人来关心我。我又买了第2个口罩,29.8,不是N95,就是普通的棉布口罩。我心疼死了,30块钱,可以吃一顿饭,可以度几天的命。

                                       

                                      再怎么累,我都要找地方给手机充电,最怕手机没电了,家人找不到我。昨天我跑了半个小时,才在傅家坡长途汽车站那里看到一家银行。这些天我发现一个规律:银行的ATM机底下有个不起眼的插座可以充电。电充得慢,中午开始充,下午6点钟才充满。为了让电充得快一些,我不敢用手机,就在边上,枯坐一下午。坐着坐着我就困了,在地板砖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有些人从我面前走过,城管,送菜的,消毒的,还有一个扫地的,跟我相隔不到5米。他们都没有来问我为什么睡在这里。他们都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

                                       

                                      徐强睡过的底下通道  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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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毕业后,我做服装厂流水线工人,打了十几年工。2016年终于存够了钱,又找人借了点,在义乌的一家商场外面开了家手机店,店面挺大,一百多平米。那几年手机行业吃香,一年能赚一二十万。我以为一切都走上正轨了,贷款买了一套房,给儿子成家准备。没想到2018年以后,这个行业开始走下坡路,大家更愿意在网上买手机,实体店越来越难经营,只能勉强保本,赚不了什么钱。今天进货,明天出货,一台机子可能跌一两百。慢慢累积下来,亏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去年三月,我被人骗了一批货款。进货时,对方让我把货发给他,还没有给我钱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我报警,但没什么用,起诉还要起诉费,两三年内追不回来的。五月,义乌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店大半夜被淹了,放在柜子里的手机全被淹坏了,损失10多万。我看着一部部手机,眼泪拼命地掉,苦苦经营两三年的店就这样垮了。

                                       

                                      店倒闭了,亏了100多万,欠朋友20多万,还背着30万的房贷,我只好又开始打工。今年过年,老婆说,不要心里面的负担太重,年还是要过的。我想,老婆说得对,那就高高兴兴回去过个年,却没想到偏偏碰上这个事。本身就是在水里面,现在又加了冰。


                                      我想不通,我们一家都不好吃懒做,不喜欢赌,也不搞歪门邪道。我勤勤恳恳地打工、存钱,怎么就遇上这些天灾人祸、这么不顺呢?

                                       

                                      老婆给我打电话,在那头哭,我知道她也无能为力。儿子二十出头,今年刚去外面打工,还在当学徒,没拿到工资,现在工厂又停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他们问我晚上在哪里睡,我不敢说。老婆尽力搞了点钱打给我,但很快就花完了。昨天,一个志愿者给了我100块,那是我仅有的钱。

                                       

                                      大前天,我坐在公园里,接到朋友的电话。我欠他5万块,他母亲突然得了癌症,需要钱。我只好跟另外一个朋友借了6000块,先还给他一部分。

                                       

                                      武汉下雪那天(2月15日),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降温了,好冷。凌晨5点,我坐在一家电影院外的椅子上,靠着包,望着天,盼着早点天亮。我望着月亮出来,望着月亮进去,但没有等到太阳。大概到中午,天空飘起雪了。满天的雪飘下来,掉在我的脸上。脚冻僵了,我只好站起来走来走去。还好有一件皮外套,一顶太阳帽,可以挡一下雪和雨。到处在滴水,没有地方可以躺了,我走上了一座天桥。看着自己的影子,眼泪流下来。我一个大男人,很少哭,这次真的掉了眼泪。那时我看着桥底下,自杀的心都有了。

                                       

                                      但是我没有往下跳。我不能撒手,把负担留给老婆和小孩。


                                      武汉街景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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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和我一样的人有好多,但不会聚集在一起,都是东躲西藏。有的像我一样,只是路过武汉,也有的是在武汉打工。大家见面都不怎么说话。

                                       

                                      从流浪开始,二十天来,我都是一个人。前两天,我在黄鹤楼公园里遇到了其他几个流浪者,也算是认识了。之后,我跟他们一起,睡在公园旁边的地下通道,一共7个人。

                                       

                                      前天,我在路边捡了两块泡沫板垫,垫在身子底下,睡起来才好受些。那是我第一次在路边捡东西。我不想捡垃圾、翻垃圾桶,觉得不卫生,也不体面。那天晚上,武汉下起了大雨,我把衣服盖在身上,反反复复地睡不着,冷。雨水顺着楼梯往下流,风从人行通道两侧出口灌进来,在身上刮。

                                       

                                      昨天晚上,有一个志愿者给我们送了被子和帐篷,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我们几个人把帐篷布垫在底下,两床被子分着盖上,很高兴。终于有被子睡了。有人问我,要不要把他的被子借我垫在底下?我没要。他自己也就一床被子,借给我一床他不是更冷?

                                       

                                      还有几个志愿者给我们送吃的,一袋花生饼干,一瓶水,盒饭里有鸡肉,还有饺子。饭那么烫,我5分钟就吃完了。还有10个一次性口罩。我算着口罩两天用一个,还能撑一段时间,又怕封城太久,以后万一没有口罩,超市不让进,连吃的都买不到了。

                                       

                                      流浪久了,我没有时间概念了。昨天人家问我年龄,我才想起来,今天是二月初五,我的生日,我都48了。有什么愿望呢?要是面前出现一杯热水给我喝,我就满足了,心里面就热乎乎的了。其他的东西我不想,太渺茫了。

                                       

                                      也许是志愿者反映了这个问题,今天凌晨1点,几个穿制服的人到了地下通道,登记了我们的信息,量了体温,带走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其他3个人还在那里,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走。

                                       

                                      穿制服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酒店,住了下来。酒店里有热水,我洗了个热水澡,一下子感觉轻松多了。我睡了个好觉,直睡到早上11点钟才醒,太舒服了,都没有翻过身。今天起床我照镜子,发现在武汉的这段时间,我的头发白了一半。

                                       

                                      酒店老板烧了饭,让我们跟他一起吃。现在我们还不清楚酒店的钱谁来付、能待到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志愿者联系了我,问我在这里住得怎么样,让我把心情放轻松。如果不是他们,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过。

                                       

                                      这件事只要能结束,我会从头开始。我想了,要把自己扶起来,慢慢把业务捡起来,对得起家人,对得起朋友。回去再难,也要面对人家,该还的钱要还,要想办法,我不能冷了别人的心。

                                       

                                      (应受访者要求,徐强为化名)


                                       湖北省武汉市汉秀剧场的外墙打出「武汉加油」字样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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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楼上俯视,旁边紧挨着的小区空荡荡的,偶尔有送外卖的经过,过去之后,就又空了,马路也空荡荡的,很少有车。「消失」的一个月里,绝大部分武汉人不再需要上班,明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做。他不再写诗,这些日记也可以称为「诗」,因为他没有「强写」,也没有编造,更没有唱颂歌。他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酒吧里坐满了人,人们相互敬酒,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人提起新冠病毒。「每一个文字它都可以往最痛苦的地方去下刀子」,「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应该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世的人去世了,如果你在旁边看着的话,你才会知道活着的人必须要继续活下去。
                                        原文约 4278 | 图片 6 | 建议阅读 9 分钟 | 评价反馈

                                        在武汉,一个诗人不再写诗

                                        原创人物记者 人物


                                        「胸中有块垒,手中却无刀,只能通过文字刺激一下那个庞然大物。

                                         




                                        文|张月
                                        编辑|槐杨



                                         

                                         

                                        消失的一个月

                                                                                                        

                                        诗人小引在阳台上养了四盆花,月季、吊兰、芭蕉,还有一盆不知名的野荆棘,是在珞珈山上散步时顺手挖回来的。武汉气候愁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他懒散,好几天才想起来浇一次水,几株植物争气,几年下来虽然没开花,但也鲜活茂盛。

                                         

                                        2月21日,午饭过后,他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抽烟、晒太阳,那是他的自留地,是深夜里写不出诗和文章时喘口气的地方。从高楼上俯视,旁边紧挨着的小区空荡荡的,没有人,偶尔有送外卖的经过,过去之后,就又空了,马路也空荡荡的,很少有车。小引坐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看,不记得坐了多久,偶尔低头,发现几盆花看上去都有些不好,吊兰有些蔫,叶子枯了好多片;月季和野荆棘都掉了蛮多叶子;四个花盆里的土都干涸了。他终于想起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花们浇过水,「似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三十天。

                                         

                                        他感觉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武汉与外地连接的通道、长江隧道、交通要道次第封锁,不断加码,最后是小区的大铁门。他去楼下喷泉池旁边抽根烟,没两分钟就被小区的大爷劝回去了。这是一种类似于囚禁的生活,在他眼里,日子不再是一天一天的,变成了一团一团的,或者说,一坨一坨的。「每一天和每一天之间不存在间隔,也不存在区别,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地一下过来,过了几天之后,你才意识到这个时间过去了。」他说。

                                         

                                        穿着秋裤,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抽烟抽得更凶,一天要十来根。头发越来越长,尤其是鬓角。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方请他拍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严词拒绝,「我蓬头垢面一个多月了,完全不能见人。」

                                         

                                        记忆也变得缓慢,对于一月发生的事情他印象深刻,二月的事情需要仔细想一想,几天前好像因为一个笑话大笑一场,但笑话内容是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接受《人物》采访时,他有点不确定地问:「今天多少号了?」「3月1号。」电话那头,他像是吓了一跳。是的,已经三月了,楼下的李树开了花,是这座城市里开得最早的,而对于在这里居住了47年的诗人来说,「整整一个月消失了。」

                                         

                                        「消失」的一个月里,绝大部分武汉人不再需要上班,明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做。小引也是如此,他不需要像往常一样去旁边的武汉大学做土木工程实验和教学,也见不到那些谈诗论道、胡吃海喝的朋友。黑白颠倒,他每天熬到凌晨五点才睡觉,中午起来给儿子做饭,炒个尖椒肉丝,加个快手青菜,再蒸个鸡蛋。午后得打个瞌睡,不然熬夜之后容易「半昏迷」。睡醒了就歪在客厅沙发上看书。他最近在看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写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讲的是东南亚的山民为什么要逃离国家的控制,他对书里一句缅甸歌谣印象深刻:「宝塔已经完成,但是国家已经毁灭。」看书闷了,就去阳台上放个风,俯瞰脚下空荡荡的城市。五点钟就又该去做饭,儿子上高二,每天在家自习,得注意营养,晚上可以炖个牛肉吃。

                                         

                                        晚饭时,父子聊一会儿天。小引最近给儿子推荐沈从文《湘行散记》,儿子边吃边给他讲沈从文如何跑到城楼看杀人、如何偷偷去游泳、如何骗私塾的先生。少年不焦虑,对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隔离,像放了长假一般快乐。

                                         

                                        多年前,小引写过一首名为《落叶》的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关心了/除了亲人、晚餐和天气。」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武汉连着下了几天雨,降温了,小引开了暖气。阳台是冷与热的交界处,午后坐在那里时,有一丝不真实。相比起那些在医院绝望奔波的人,他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冰箱里装满了菜和肉,阳台上还有好多包火锅底料,烟够抽到更暖和的春天,身边的亲人好友健康安好,除了不自由,他的生活看上去正常而幸福,如果,能忽略掉内心如影随形的悲痛感的话。


                                        诗人小引 图源受访者

                                         

                                         

                                        真实、持续而坚定的写作

                                         

                                        小引51岁,在武汉居住了47年。小时候跟父母住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教工五舍,那时候这所高校还未并入武汉大学,他在校园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珞珈山漫山遍野地跑,熟悉山上的果子、植物和动物,还有东湖里粼光闪闪的水和鱼;了解学校里的书店,还有校门外的夜宵摊儿。他在这里长大、恋爱,结婚生子,至今住在离这所大学不到3公里的街道口。武汉之于他,「像是呼吸,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记忆也都在这里,它已经是你的生命了,你就没有办法和它有企图割裂的想法。」

                                         

                                        隔离的夜晚,他和朋友们视频,隔着屏幕喝威士忌,一个月下来,七八瓶酒见了底。有一天,视频聊天群里一共有9个人,谈起周围死亡的人。有三个人说有亲戚和同事死于新冠肺炎,其他六人,都有亲友感染。

                                         

                                        小引的武汉,显露出脆弱。和朋友们视频结束,他躺在床上,久久地望着天花板。小引猜,这座城市里大概有很多人和他一样,深夜沉默地望着天花板,用武汉话来说,这情形叫「望天」,「意思就是很无奈的情况,去他妈的,算了吧,反正你也无力抵抗。」

                                         

                                        李文亮去世第二天晚上,他看到一个视频,两个年轻的男孩去武汉市中心医院送花圈,挽联有些皱,他们仔细地把它抚平,转过身掏出口哨,吹了起来。看到此处,他落了泪。他的表达一直理性,遣词用句都很克制,唯有讲起那个瞬间,他有些控制不住地哽咽。「往常觉得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有些矫情,如今身处其中,才觉得悲痛。」

                                         

                                        封城之后,他一句诗也没有写出来。

                                         

                                        「在遇见灾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动笔,是不是应该写诗,我觉得这是很次要的一个问题,关键是你在灾情里面作为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你和这个世界重新遭遇了,你遭遇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往常的、你以为的那个世界。」他说。

                                         

                                        但他还是要写。他说过文字的作用,「胸中有块垒,手中却无刀,只能通过文字刺激一下那个渐渐麻木的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1月22日,他开始写日记,自此每日一篇《来自疫区武汉的消息》,发到「小引诗歌」公众号上,至今发了43篇。

                                         

                                        他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武汉政策的变动、挣扎的人、死去的人……每天晚上11点打开电脑,妻儿已经睡觉,他在客厅写作。儿子有鼻炎,他不敢在客厅里抽烟,烟瘾犯了就搬着电脑去厨房写,把抽油烟机打开。一篇2500字的文章通常会花去2个小时,更漫长而不可控的时间花费在与系统的捉迷藏中。他一个一个地猜测哪些字词是需要调整的。

                                         

                                        一开始这些日记只是和个人有关的记录,「这次灾难一定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武汉的历史上,以及在我的人生历史上,都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大事,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事情的时候,我要把它记下来。」

                                         

                                        他并不觉得这记录有多重要,但随着日子推移,他发现也许不只是和自己相关。疫情前,他的公众号每篇文章阅读量在三四千左右,疫情后,每篇涨到了四五万。写到二十来天的时候,他想放弃。疲惫,苦苦寻找到底是哪个词有问题,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他觉得头疼欲裂,太阳穴的血管突突地跳。骂了一句脏话,他关上电脑去睡觉了,那是唯一一天断更。第二天打开公众号后台,发现有几百条留言,有人关心他是不是生病了,有的怕他出事了,有人一直问,怎么没有了?

                                         

                                        「你才发现好多人都在跟读,他们觉得灾区里面有一个人还正常地活着,还可以写作。这反过来给你一种压力。」

                                         

                                        在围观之下,他希望自己的写作不要有表演的性质,保持民间写作的立场,「那是一种独立的,或者说相对独立的姿态,在某些思考上是不合作的,是字面意义抽离出来往后退一步的。」也因此,他失去了一些文章。一位朋友在视频喝酒的时候劝他,不要再写了。

                                         

                                        小引有一些写诗的朋友,他们也写得很少了。他猜,也许他们还在写,只是没有公开发表。写作可以在静默中继续。在他看来,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谎言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反抗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持续而坚定的写作。「不能让我们写下去的是那些谎言,而不是这些生死。一个写作者如果看清楚这一点,在我们没有能力去推翻这个谎言的情况下,我们用真实的记录和谎言站在一起,我相信真实是会胜出的。」

                                         

                                        他不再写诗,却觉得,这些日记也可以称为「诗」,因为他没有「强写」,也没有编造,更没有唱颂歌。


                                        武汉街头尹夕远 摄

                                         

                                         

                                         「它应该会活下去」

                                         

                                        一月,「正常」活着的一月,感觉已经很遥远了。

                                         

                                        1月20日晚上,小引去汉口和几位朋友聚会,吃了牛肉火锅和基围虾之后,他和一位朋友在江滩散步,旁边是宁静的长江。晃晃悠悠,他们走到了附近的爪哇酒吧,那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酒吧门口摆着一艘破旧的木船,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喝酒,是失败主义者的草船借箭。」那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遍地文艺青年,大部分人都是葛优躺,小引和朋友喝了几瓶啤酒就散了。他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酒吧里坐满了人,人们相互敬酒,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人提起新冠病毒。

                                         

                                        那是他习以为常的场景,喝到兴起时,常常有人朗诵诗歌。小引的诗也常谈到酒,《和月亮有关》里,他写道:「那个夜晚/其实没什么悲伤和喜悦/我们去街道口的小酒馆吧/不谈命运/就像草地上的两只昆虫/朝有光的地方飞去。」

                                         

                                        某种程度上,「爪哇好像是世外桃源,病毒与它无关。」他说。也是那一天晚上,钟南山在电视上宣布「人传人」,此后一切都急转而下。

                                         

                                        小引记得,小时侯家附近有一家国营商店,那时叫合作社,店里卖食品糖果和五金,店里有个售货员叫三元。大玻璃罐装着亮晶晶的糖果,小引总是拿着家里牙膏皮换来的几分钱去三元那里买姜糖,多边形的糖果包在马粪纸里,能吃一下午。那是80年代初的事情。将近40年过去了,小引总是记得三元,也许是因为糖果,「就觉得幸福和甜蜜都是他带来的。」三元温和爱笑,喜欢拿着一把吉他在柜台后面弹,小引后来上大学弹吉他也是受他影响。他们一直在共同的圈子里,只是彼此想不到要专门交换讯息。2月的最后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三元去世了。

                                         

                                        他心中沉痛,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只在结尾处提到这位老友,「云飞兄突然跟我说,三元上周得肺炎,已经死了。」

                                         

                                         「每一个文字它都可以往最痛苦的地方去下刀子」,小引说,「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应该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世的人去世了,如果你在旁边看着的话,你才会知道活着的人必须要继续活下去。」

                                         

                                        他写过一首诗,《说起来是在春天》,「清晨出门的人啊/如此迟钝/花朵中的事情他们熟视无睹。」那种心情,「你还在正常的生活中,但是不知道这种生活马上要破碎了。」经历过这个二月,他说,再也不会写那样的诗了。他知道了正常的生活随时可能破碎。

                                         

                                        疫情期间,他问爪哇酒吧的老板方文,酒吧怎么样?方文答,还开着,但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喝酒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方文一个人去江滩踢足球,给小引发来视频。阳光极为灿烂,像大把大把的钱洒在脸上,万里无云,平时熙攘的码头空无一人。方文在视频里感叹:「这真他妈浪费啊!」

                                         

                                        那一刻,小引觉得,这座城市总会恢复正常。

                                         

                                        但是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回到从前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武汉了。」在他看来,哪怕没有经历扑到跟前的生离死别,这场灾难依然给每个武汉人都打上了标记,每个活下来的人,身上都写着「大难不死」,自此之后,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活。「情感、认知、生死观……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我不知道具体会变化在哪里,可能要等到真正解封的那一天才会知道。」小引说。

                                         

                                        他希望那个「大难不死」的标记能让时代记住,「再过17年,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希望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固,而不是在一个病毒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没有写诗,但在最近给《诗刊》写的一篇短文里,小引推荐了土耳其诗人塔朗吉所写、余光中翻译的《火车》: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一位朋友用木头做了花盆,把吃掉了菜叶子的青菜根种到里面,放在阳台上。几天过去,居然长出了小小的绿芽。小引笑着说,大概不会好吃吧。但那一点绿意让人感觉到希望,如同他在文章里所写的,「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习惯了黑暗的人,往往在一根火柴面前惊诧莫名。」阳台上,他的花状况也不错,他给它们仔细浇了水,为蔫了的吊兰松了松土,「花开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让它们活着吧,它们应该还会活下去。」


                                        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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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我在武汉看到了什么

                                          2020年03月08日 12:26 来源于 财新网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的考察见闻和判断前后,以及香港政府抗疫的决策依据和逻辑
                                          袁国勇是此次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抗疫的一线亲历者。在采访中,袁首次披露了国家卫健委这批关键性专家组在考察中的见与闻和作出判断的前后过程,同时还就港府抗疫决策的背后逻辑做出了详细阐释。图/财新记者 文思敏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文思敏)
                                          见到袁国勇是在他位于香港玛丽医院的办公室,玛丽医院是香港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是香港大学的教学医院。63岁的袁国勇在新冠疫情期间,需要往返香港和内地多个城市调研和协助政府防控抗疫,他笑称自己忙到脚不沾地,最近因为疫情暂时得到控制可以稍作喘息接受我们的访问。

                                            袁国勇是国家卫健委第三批暨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正是这批专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整个疫情的转折点。而袁同时任职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收的一个家庭聚集性个案,成为判断新冠病毒人传人的重要证据。

                                            袁国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发现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人类冠状病毒HKU1,蝙蝠类似SARS冠状病毒,也曾参与SARS病源体的鉴定,并多次帮助港府控制疫情在社区、医院或动物中的爆发。

                                            在此次疫情中,他还出任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考察组的专家,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

                                            袁在圈中以敢言和经验丰富著称。但这位老辣的传染病专家也曾是肺炎的受害者:小时候曾因肺炎入院两个月,因此造成左肺损伤,至今乘坐长途飞机偶尔仍会咳血。袁国勇3月初在香港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在这位传染病专家的办公桌上,杂乱地摆放着口罩、酒精搓手液、维生素D3和治疗烫伤的药膏。

                                            香港曾经经历SARS的惨痛教训,但在此次新冠抗疫中表现可圈可点,“除了人流管制晚了一些,其它防控做的都不错”。袁所指的人流管制是——直到2月8日,香港开始强制内地入境人员必须居家隔离14天,以致内地入境人士锐减9成以上。

                                            袁国勇是此次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抗疫的一线亲历者。在采访中,袁首次披露了国家卫健委这批关键性专家组在考察中的见与闻和作出判断的前后过程,同时还就港府抗疫决策的背后逻辑做出了详细阐释。

                                          关键的第三批

                                            财新记者:你是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你们当时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袁国勇:我是第三批专家组成员,当时有关人士通过香港大学负责内地事务关系人士找到我。我于1月17日-19日在武汉考察和之后前往北京汇报。

                                            财新记者:你当时在武汉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袁国勇:我要讲一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不过,钟南山就异常尖锐,他追问了好几次“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

                                            但是他们的答案就是我们正在测试,因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

                                            最后他们被我们问出说,好像神经外科有1个病人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的情况,但他们也说,那些医护人员并没有确诊。

                                            财新记者:“他们”是谁,你们当时考察武汉医院的时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场?

                                            袁国勇: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当地医院以及湖北卫健委等人士。

                                            财新记者:你觉得当时他们对你们有没有隐瞒?

                                            袁国勇: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与钟南山坐一桌的一个副市长,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出大事了,因为第三批专家都到了。我相信他们之前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话,到那个阶段也没什么隐瞒的了。但他们一直在强调,试剂盒是刚刚才下发到武汉,没测试就没法确诊。

                                            财新记者:之后你们从武汉飞到北京,和北京相关人士汇报了什么?

                                            袁国勇:我们见到了一位副国级领导人以及国家卫健委的官员,他们都很坦率。当时我们专家组所有人都反映说,事态严峻,肯定有人传人案例发生,一定要立刻采取各种防控措施。

                                            我当时提出两项建议,一个是现在留给我们的防控窗口期已经很小,如果接下来几天还不采取严厉措施,事态发展会更严重。另一个就是关于滥食和交易野生动物的管控。

                                            我曾在SARS事件反思时提到《礼记》里的一句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来,生物安全的管制未能跟上食品药物行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因口腹之欲,滥食野生动物,一次次引发大规模传染病,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加剧传染病的流行和扩散。在2007年的时候我曾发表了对SARS的回顾论文,文中就提到蝙蝠体内携带大量冠状病毒,中国人热衷于吃山珍海味的饮食文化将成为下个传染病爆发的定时炸弹。

                                            [编者按: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财新记者:所以是你们建议武汉“封城”吗?

                                            袁国勇:当时是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建议考虑武汉封城。他是一位专业、顶尖的流行病学领域的科学家。

                                            财新记者:你当时有没有考察华南海鲜市场?

                                            袁国勇:那时市场已经关了,我和钟南山、李兰娟、曾光、高福等坐在车里,在外面转了几圈。随行人士说,即使下车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我问当时这个市场是什么情况?高福说,非常肮脏,周围都是垃圾和老鼠,环境十分恶劣。

                                            让我震惊的是,华南海鲜市场旁边就是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虽是一路之隔,但岂不是“天国与地狱”之隔。所以,除了要管控野生动物食用和交易,我当时去北京也提出,一定要管理菜市场的环境卫生。其实我每次去内地考察,都会去菜市场看看,但很多大城市的菜市场还是湿漉漉、臭哄哄,很可能成为传染病的温床,未来需要改变。

                                            事实上,市场关闭之前售卖的很多野生动物可能早都流向全国各地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新冠传到其他省,是人传人带过去的。但谁知会不会是野生动物带过去,再传染给人的,这些都没法追踪了。

                                            财新记者:第三批专家组定性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疫情的拐点,当时判断“人传人”有哪些证据?

                                            袁国勇:科学家不会根据一个证据下结论。当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案例,是一个7人的家庭中有6人感染新冠,其中1名感染者没有到访过武汉。我们是1月10日接收了病人,12日就通过我们的快速检测试剂盒基本确诊,此后我们就通知了深圳、广东和国家的各级疾控中心(详见财新网报道:《特稿|深圳“人传人”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这个案例是家庭聚集性爆发,加上武汉1传14医护人员感染的案例,已经覆盖医院内人际传播、家庭内的人际传播、以及城市间的人际传播,足以说明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特性。

                                            [编者按:袁国勇团队于1月10日前做出了覆盖所有动物冠状病毒基因的快速测试盒,约6至8小时即可完成样本检测。彼时全国统一要求,各城市对本地首个新冠肺炎病例没有确诊权,最后要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下设的诊断组评估确认。深圳首例病例于1月19日正式确诊。]

                                            财新记者:钟南山曾公开称,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只有政策建议权,没有行政权,在公共卫生领域,你觉得香港是否有相关经验可以给内地提供借鉴?

                                            袁国勇:我觉得内地的医生需要有国际同行评审过的专业资格,这代表你的水平具有国际认受性,而不是内部围个圈说你行。

                                            这个国际认可的资格,是能让所有市民和行政机构可以信赖的保证。如果公共卫生的专科医生提出了疫情防控的建议,政府置之不理导致疫情大爆发,行政机构是要负责任。如果医生说了假话,会有医学专科委员会或者专科学院会站出来质疑你,甚至可能摘牌。

                                          香港抗疫得失

                                            财新记者:早在1月4日,港府即对疫情启动了“严重”应对级别,但当时肺炎病原尚不明确,香港也没有一例确诊患者,港府为何要如此高级别应对?

                                            袁国勇:我们科研学者有个圈子,大家会“互通有无”,去年12月31日,我听内地学者说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病毒,怀疑是类SARS病毒,似乎不太对劲。

                                            我收到风声后,即刻通知香港特区政府。当天,武汉卫健委公布有27例不明肺炎患者,晚上港府就召开了专家小组会议,随后卫生署要求医管局和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并向私家医生发信要求加强留意,一旦发现有发烧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且在过去14日内曾到访武汉,即时将病人安排在负气压病房隔离治疗,并尽快安排样本化验测试。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病毒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这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因为病毒出现在冬天,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又与SARS有关联,所以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港府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我们科学家的永远都不要忽视软情报(soft intelligence),这些信息就像地震前出现异常反应的动物一样,有时比官方信息预警更及时。

                                            财新记者:港府规定只要在14天内曾到访武汉并有发烧或肺炎症状的患者即列为怀疑病例。在出现确诊患者前,香港曾累计有100多例怀疑病例,为何要将怀疑病例的纳入标准定得如此宽泛?

                                            袁国勇:因为这是一个新发传染病,所有人对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传播方式都不了解,只能将标准定得尽可能宽松,才不会有“漏网之鱼”,也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社区传播。早期香港怀疑病例很多,但没有一个是确诊案例,也有不少人骂港府太紧张、制造恐慌,香港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当时也是顶住了很大压力,才能定下“严重”应对级别。

                                            香港740万人口,与内地人流往来十分频繁,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来往,一旦内地爆发疫情,香港是非常危险的。如今,确诊人数只有100多例,比新加坡还少。能做到这样的防疫成绩,早期的严格防控功不可没。

                                            财新记者:但香港仍然出现不少本地传播的病例,是不是说明防控仍然有漏洞?

                                            袁国勇:此次唯一的不足就是在控制与内地的人流来往的时机,港府确实是慢了一点。

                                            之前只限制来自武汉乃至湖北的人流入境,但那时没有考虑到限制所有内地的人流。可以看到香港的前10例确诊患者都是从内地过来的输入型病例,之后基本都是本土传播病例了,很明显是因为部分感染者入境而导致病毒在社区扩散,如果能一早管制内地入境的人流,相信本地传播会减少一些,但是现在香港疫情仍然控制得非常好。

                                            财新记者:与当年SARS能找到非常清晰的传播链不同的是,这次出现了很多源头不明的社区传播病例,为什么这次的传播链完全不清楚呢?

                                            袁国勇:因为很多新冠患者病症很轻微,不像SARS,一旦感染了很容易被识别。比如最近港府从“钻石公主号”邮轮接回来的225位香港居民,他们全部接受了化验检测,发现有9人确诊感染,但这当中只有1人在检测前有明显症状,有8人一开始是没有明显病症。如果香港有100个有病症的新冠感染者被发现,按这个比例计算,可能有800个没病症的感染者,他们不会来接受检测也就无法确诊。事实上,很多病症轻微的患者已经自愈了,但他们已经将病毒传播出去,所以这次传播链很难找清楚。

                                            财新记者:既然新冠病毒如此“狡猾”,有这么多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在社区中自由活动,普通市民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袁国勇:只能靠每个人戴好口罩,勤洗手、勤用酒精搓手液。我之前去北京时就曾呼吁要全民戴口罩,有很多人反对我,说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除非去人多的地方,否则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如果不舒服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的话,那“钻石公主号”查出来的8个感染者都没有不舒服,如果他们不戴口罩就会传染给其他人。戴口罩一来保护自己,二来如果你是无病症感染者,戴上口罩就不会传播给其他人。

                                            我们之前做实验发现患者的口水中每一毫升中就有一亿个病毒。所以可能口水交换的场景都非常危险。所以香港这次疫情控制暂时成功,除了与控制人流往来有关,也与我们很早就提倡戴口罩、勤洗手、拉开社交距离有关。否则以香港如此稠密的人口,很可能疫情发展会像韩国的大邱或者意大利一样。

                                            财新记者:从2月8日开始,香港强制内地入境人员居家隔离,内地游客无法入境对香港的旅游、餐饮等行业造成巨大打击,你认为达到什么标准,方可放松与内地关口的人流管控措施?

                                            袁国勇:首先,若两地的疫情发展水平接近,就没必要管制人流。有一个粗略判断疫情水平的计算公式,即以当地现存病例数除以当地人口,比如香港约700万人口,有70个现存病例,相当于100万人有10个病例,那韩国约5000万人口,有将近7000个病例,相当于100万人中有140个病例,那韩国的比例远高于香港,就得暂停与韩国的人流往来。

                                            其次是要看当地处于疫情发展的哪个阶段,如果正处于疫情刚开始爆发的阶段,新增确诊病例正在迅速上升,那即使粗略计算的病例与人口比例和香港类似,也不能放松人流管制。

                                            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也可以让需要入境的人先在当地居家隔离14日,再通过快速测试盒检测为病毒阴性的话,拿到医生证明之后方可同意入境。因为香港没有这么多设施能让所有想入境的人隔离14天,只能让他们先自我隔离,但问题就是在无监视的情况下能否相信对方是否完成隔离。

                                            财新记者:全港中小学的开学时间则定在4月20日之后,内地不少地区中小学已经逐渐准备开学,为何香港开学的时间这么晚?

                                            袁国勇:因为学校尤其是幼稚园、小学,孩子上学会经常抱在一起打打闹闹,口水鼻涕都很容易互相沾染到,疫情易于传播。而小孩如果不是长期病患,通常感染后病症很轻微,就轻微咳一声连流鼻水都没有的话,家长很难发现。孩子感染后会再传给照顾他们的人,比如菲佣、父母等,再由他们传给爷爷奶奶,那么疫情就会很快在社区爆发。

                                            现在已经有疫情从外国输入到内地的情况了,我们认为疫情不会很快结束。所以,让学生恢复开学是很困难的决定。

                                            财新记者:3月2日起,香港18万公务员已陆续恢复到办公室办公,如何平衡疫情控制与保证市民日常生活秩序?

                                            袁国勇:当疫情刚开始飙升,新增病例呈指数增长时,就必须尽快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截断传播。但如果疫情增长已经较为平缓,每天一两个新增病例,就可以逐步放松严格管控。

                                            所以香港正是在一步步放松管控,先让公务员恢复上班,这一步放松了就等14天,看在14天潜伏期内,新增病例会不会又重新恢复指数飙升,如果过了14天也没出现疫情爆发,再让大学恢复开学,之后再慢慢是中学,再轮到小学、幼稚园逐步恢复开学,以这种模式慢慢放松直至社会完全恢复正常运转。

                                          疫情短期难结束

                                            财新记者:如今除了南极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确诊患者。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此前称新冠病毒可能无法像当年SARS一样彻底消除,你怎么判断新冠疫情之后的走势?

                                            袁国勇: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已经很明显了,2003年SARS疫情持续6个月,大约8000人感染,700多人死亡。如今新冠全面爆发2个多月,全球已突破10万人确诊,3000多人死亡。这么短时间就发展成了全球性的疫情,说明新冠疫情远比SARS严重。

                                            如果新冠病毒对人体的适应性越来越好,越来越难以追踪。可能即使到了夏天,疫情也不会完全消失。只是气温升高后,新冠患者的病情会稍微轻微一些,更多是无症状的隐性传播。像我们做流感病毒的动物试验,如果将动物放在15度的环境中,给他们注射流感病毒,可释放出的病毒量,会比放在25度环境下的动物释放的病毒量高10倍,我推测气温会对病毒的泄毒量有一定影响。

                                            但是,现在疫情已经传播到南半球,那里即将进入冬天,适合病毒生存和传播,可能之后等北半球到冬天了,病毒会再从南半球传过来,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就会持续发生。

                                            财新记者:与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相比,目前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疫情似乎可控,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袁国勇:我相信一方面可能与气温有关,流感等影响呼吸道的病毒都是在夏天的影响较低。这次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像意大利北部、韩国、日本,都是最近气温较低的地区。新加坡的防疫措施远不如香港这么严格,因为新加坡天气比香港热,病毒到了30度以上的地区传染性就会降低很多。

                                            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清楚当地疫情发展究竟如何,很多国家做测试很贵,有些人连看医生都负担不起,可能确诊数目少与测试少也有关。以印度为例,3月1日前印度通报只有3例确诊病例,但香港已出现多起港人从印度旅游回来后发病的情况,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当地疫情有没有爆发。

                                            财新记者:现在各国为了防控疫情,泰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提出从疫区回国的居民或旅客需要强制在家中或者指定地点隔离14天。香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一举措?

                                            袁国勇:现在似乎不少国家都跟香港学习“这一招”,当时很多人提出要“封关”,但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如果完全“封关”,不让人进出,那社会就没办法正常运转了。所以,我当时给特首的建议是要尽量降低与疫区的人流往来。隔离14天的措施也不是禁止入境,而是减少了许多非必要的来往,所以措施实施后,跨境人流很快就减少了超过9成。而且这个措施也有一些豁免范围,比如那些运输生活用品的货车司机,如果要求他们跨境一次就要隔离14天,也会导致绝大多数货运停运。

                                            财新记者:近些年历次传染病爆发,几乎都没有采取过像武汉这样长时间全面封城的措施,为什么这次需要采取这种围堵的措施呢?

                                            袁国勇: 这种方法是非常原始的传染病防控措施。在黑死病爆发时曾采用过这种方式,最近几百年都没有用过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了。因为武汉疫情已经进入指数级爆发阶段,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控制措施,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太强,传播速度太快了,其次也没有药物和疫苗,当时甚至如何预防都不太清楚。

                                            但如果武汉的封城可以再早一些,目前的疫情发展会有很大不同。因为疫情控制每慢一天,就会新增非常多的病例。从1月1日到1月23日封城,中间相差了1.6个14天的潜伏期。因为传染病人际传播不是1、2、3、4这样慢慢增长的,而是1、2、4、8这样指数型飙升,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害怕。

                                            所以疫情初期,我们都非常关注有没有人传人,因为如果开始了人传人传播,风险就非常高,需要迅速切断传播链。初期武汉卫健委只说是动物传人,那么只需要关停海鲜市场切断传播源头。我猜测一开始武汉官员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当年H7N9禽流感、H1N1猪流感都是这样,一关停街市就没事了。谁知道这个病可以人传人,所以很快就在社区里、医院里爆发。

                                            财新记者:你的团队近期也在研发疫苗,目前进展如何?

                                            袁国勇:我们正在小鼠测试阶段,已经通过了安全测试,小鼠给药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会产生抗体,现在在测试综合抗体的数量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保护,那些免疫细胞、T细胞会不会攻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攻毒实验,就是病毒放在小鼠身上会病发而死,看它用了我们的疫苗之后结果如何。我估计疫苗到临床应用要至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驻香港实习记者赵佐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张继伟(ZN001) | 版面编辑:张翔宇(ZN036)


                                          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

                                          2020年03月10日 11:35 来源于 财新网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原因何在?
                                          2020年2月7日,武汉,李文亮医生的同事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门前等候李医生的消息。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个月之后,武汉市中心医院连遭重创。图/财新记者 丁刚

                                            

                                          【财新网】(记者 包志明 覃建行 高昱 萧辉)
                                          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个月之后,武汉市中心医院连遭重创。3月9日上午,财新记者从多个信源证实,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6岁。

                                            朱和平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个月来的第四位、十天以来的第三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医生,也是该医院眼科去世的第三人。此前,该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眼科主任医师梅仲明,分别于2月7日、3月1日和3月3日殉职。

                                            目前,武汉市中心医院至少还有心胸外科一位副主任医师、泌尿科一名副主任医师也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市肺科医院住院。“他们都上了ECMO,情况比较危重。”该院一位护士长对财新记者说。

                                            根据财新记者了解的数字,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虽然总数字尚比武汉几家大医院少,但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了解的还很有限,还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心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医生死于新冠肺炎,但我们至少知道,这么多医务人员感染,与我们医院从一开始就身处疫情的最前线有关,也与1月20日之前所谓‘外松内紧’导致大量的院内感染有关。”该院一位科室主任对财新记者总结道,“相关部门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错误信息,让数以百计的医生护士在对疫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后也无法上报给这些相关部门知道。他们的牺牲不能及时给同事和公众以警惕,这是最惨痛的损失和教训。”

                                          一份被公开的内部材料

                                            近日,财新获得一份来自武汉中心医院的内部材料,题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下称《疫情处置说明》)。多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该内部材料属实。武汉中心医院宣传科和公共卫生科拒绝就此事作出回应。

                                            《疫情处置说明》显示,2019年12月29日下午,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CT、查血检查均是病毒性肺炎表现。中心医院公卫科向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报告了这些病例。王文勇回应称,近期已接到其他医院的类似报告,但送到市里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针对中心医院的病例,将向领导汇报后再给回复。

                                            中心医院公卫科立即告医务处组织院内专家会诊,并通知院感办做好消毒隔离。当日16时,该院呼吸内科专家到急诊科会诊后,发现呼吸内科也有几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病例增至7例。半小时后,公卫科再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王文勇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金小毛报告情况。当晚20时左右,区疾控中心和市应急办抵达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调和采样,并连夜送至市疾控中心检测。

                                            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报告流程管理,在不同的医院可能分属公共卫生科、医院感染管理科或医务处。具体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其公卫科的工作职责第二条,就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认真开展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严格执行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报告制度与流程,收集并核对传染病报卡,发现漏报、错报及时督促医生完成,并根据规定正确及时的完成网络直报。另外还包括加强传染病预警监测,做好重点传染病管理,规范传染病的诊断治疗,落实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等。

                                            从上述市中心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显示,在区疾控中心完成7个病例的流调和采样后,12月3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询问采样结果,张艳告知需等通知。1月3日,公卫科再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询问前期电话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应该报告传染病报告卡。王文勇回复,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1月4日,中心医院公卫科收到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工作指导手册,该手册显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但第二天5日,江汉区卫健局组织各医院开会时又称:疑似病例,各医院组织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的,应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5日会后,中心医院公卫科与区卫健局医政科沟通上报流程事宜。区卫健局医政科回复称:中心医院属于市属医院,应由市级专家会诊,区卫健局无法会诊市级医院。中心医院公卫科立即致电市卫健委医政处,后者表示,医院应该由属地管辖,区卫健局的理解有偏差。经市卫健委医政处协调,区卫健委医政科同意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

                                            据《疫情处置说明》披露,1月8日至10日,中心医院公卫科陆续上报了14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1月8日9例,1月9日4例,1月10日1例),其中1月9日晚,区疾控中心对当日上报的4个病例进行了流调和采样。

                                            1月11日,湖北省“两会”开幕。上报程序再度改变。

                                            1月11日,后湖院区一例患者经院内会诊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炎,中心医院医务处按之前程序将会诊意见交区卫健局医政科后,区卫健局医政科要求该院自行联系区疾控中心采样、流调;中心医院立即联系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但张艳表示需等医政通知。

                                            之后,本就复杂的上报程序再度加码。1月12日中午11点30分,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一位徐姓处长带队到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徐处长作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需要省市联合确定后才能报卡——也就是说比之前又平添了市、省两级会诊。

                                            1月13日上午9点,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吴风波处长和江岸区卫健局疾控科一行到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和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的说法一致——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吴风波更具体要求:发现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1月13日上午9时许,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致电市中心医院,要求该院将1月10日上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订正为其他疾病。

                                            当天下午15点,市中心医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卫健局疾控科,告知前述1月11日上报的病例,区疾控中心一直未来进行采样、流调,致无法上报,区卫健局医政科说医院自己通知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又说要等医政的通知,询问卫健局疾控科该怎么办。区卫健局疾控科回复:等。

                                            一等又是三天,区疾控一直没有过来采样,病例迟迟无法报卡。期间市中心医院公卫科向周边医院询问,得知他们近期也都未能报卡。

                                            一直到1月16日16时,也就是湖北省“两会”闭幕前一天下午,武汉市疾控中心终于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采样,而此时,中心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已增至48例。1月17日晚,湖北省疾控中心也来到中心医院,对前一日采样的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收集相关病例临床资料。

                                            1月18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而在此前1月12日-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多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讲述的诊治经过,与该医院公卫科的这份记录相吻合。事实上,来自卫健委对新冠肺炎病例上报的行政干预,尤其是1月12日-17日期间设置的让医院无法上报的障碍,并不只针对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多家医院都有同样的遭遇。

                                          无法下的诊断

                                            根据2007年原卫生部印发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医疗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但是,从以上武汉市中心医院内部的《疫情处置说明》和财新记者在武汉实地采访的多家医院具体实施情况看,当地医疗机构在1月下旬之前,并没有获得自行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的权利。

                                            “这个传染病报卡本身很简单,我们直接在自己电脑填个传染病报告卡确认就行了,但是填传染病报告卡前要先下诊断。”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新记者,“在新冠肺炎之前,像我们接诊了乙肝或其它烈性传染病,我们都可以直接在电脑打诊断,然后会跳出来一张传染病报告卡的窗口,填好后点OK上传。”

                                            但此次新冠疫情,医生们最初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疾病——他们大多给出的诊断是发热待查或者社区获得性肺炎可能,然后收治入院。社区获得性肺炎是由细菌、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多种微生物所引起的一类肺炎总称,主要临床症状为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

                                            很快,医生们发现一些病人的病情与已知的社区获得性肺炎都不太一样,大部分社区获得性肺炎,包括甲流、乙流等,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其肺部影像学特征并不明显。而这些病人CT片中明显可见磨玻璃样浸润影,并常常很快发展为双肺可见病变,抗生素治疗无效,血常规、血生化及呼吸道病毒七项检测也证明病原体并非甲流、乙流、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

                                            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教授曾向财新记者介绍,医院经常会遇到这类病情有些特殊、诊断有困难的病人,这些年一种常见的办法是花钱找基因测序公司进行NGS检测,希望利用其基于宏基因组学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mNGS)找出病原体,“自华大基因利用测序技术起家以来,国内大大小小出现了好多家基因测序公司,我们各类医学研讨会上,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不断被介绍,这些公司也派出医药代表到各大医院宣讲,事实证明也确实管用”;另一种办法就是跟一些科研机构合作,借助这些机构的科研手段查出病因。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找第三方基因测序公司检测需要收费,相当于个性化的外部检测服务,大概3000元测600万个碱基对,好处是快,一般三天就能出结果,一位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介绍,“这3000元能查出来病原体究竟是什么病毒或者细菌,就可能救命”。找科研单位合作,相当于医生的临床治疗与研究机构的前沿科研课题结合起来,对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是双赢,而且一般是免费的,缺点是周期相对较长。

                                            财新此前曾报道,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张姓送货员开始发烧,12月18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看病,医生怀疑其社区获得性肺炎,以“发热查因”收治入院,12月22日,这位病人病情加重,进入呼吸重症病房,医生们使用了各种抗生素治疗无效后,12月24日对其进行气管镜采样,然后将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广州的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NGS检测,结果发现样本里有一种跟SARS相似度约81%的新型冠状病毒,12月27日微远基因电话通知武汉市中心医院,并将数据共享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

                                            12月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又接诊了一名41岁的陈姓病人,其12月16日无明显诱因发热,当日患者在该院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样本送至北京的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将这位病人的基因测序报告反馈给了医生:经NGS检测,病原体是SARS冠状病毒。

                                            当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这份检测报告出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微信中,她把这份报告发给了自己的同学,还传到科室群让大家注意防护。傍晚17时4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转发了这份报告截屏,并发布预警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

                                            然而,预警引发不满,吹哨人们很快感受到了压力。李文亮在截图传播出去当晚,即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即被医院领导叫到武汉市卫健委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在此后应要求写下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训诫。此前一天的1月2日,艾芬也被医院监察科谈话,称其行为加剧社会恐慌,影响武汉发展大局。

                                            1月3日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紧急召集各科室主任开会。根据财新记者获得的会议记录,会议首先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检测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进行,已完成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消毒工作,已发生44例,重症11例,暂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会议透露,武汉市卫健系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要求各医院进入战时状态值班,严格请假制度,原则上不安排休假,外出离开武汉必须报告。会议更强调要严明纪律,“讲政治、讲纪律、讲科学”,不造谣、不传谣,各单位看好自己的人,严明保密纪律,要求医务人员不得在公共场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相关病情。

                                            针对基因公司等第三方检测的控制也空前收紧。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一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健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

                                            无法确诊,成为了医院上报疫情新的障碍。“之前,医院通过给第三方检测公司做病毒检测,就算市里的诊断没下来,无法报卡,但医生至少知道是什么病,可以对症进行治疗并进行防护。” 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3号文出台后,没有一家医疗机构还敢再送样本去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只能将样本送至辖区疾控中心。

                                          最小的窗口也关闭了

                                            由医生填写、医院统一上报的传染病报告卡,无疑是疫情上报的关键一环。《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中显示,传染病报告卡由首诊医生或其他执行职务的人员负责填写;现场调查时发现的传染病病例,由属地医疗机构诊断并报告。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管理人员(一般为医院公卫科)须对收到的纸质传染病报告卡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的信息进行检查,对有疑问的报告卡必须及时向填卡人核实。

                                            在上述文件中,疾控中心的职责是:对辖区内报告的传染病信息进行审核,对有疑问的报告信息及时反馈、核实,对误报、重报信息应及时删除。对甲类传染病、部分乙类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暴发的报告信息,应立即调查核实,于2小时内通过网络完成报告信息的三级确认审核。而地方卫健委的主要职责是对上报的传染病疫情进行分析、利用及发布。

                                            由此可见,无论是地方卫健委还是疾控中心,都无权不让医院或医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只能在报告卡提交上来后,进行核实和上报。然而,武汉市卫健委的诸多做法与《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有不同之处。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湖北省、武汉市及各区三级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后,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向各医疗机构负责人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要求各医疗机构向辖区疾控部门和卫健委医政部门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市卫健委还在当天召集全市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开会,每个区准备成立一个专门流调应急队伍,对病例进行调查、处置。这等于将疫情报送全部纳入到当地行政官僚系统掌控之内。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同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发布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信息: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此时,上述武汉市中心医院1月3日紧急会议中所提到的武汉市卫健委“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开始发挥作用。中心医院一位副主任医师介绍,从12月29日,“指挥部”陆续通知各医院将相关病人转到金银潭医院,截止1月2日,中心医院转了七个病人过去,“都是指挥部发通知,然后派救护车过来转运,但并不是全转,他们只转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包括我们快治好了他也一锅端都转到金银潭去了,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他们一律不要”。

                                            他记得医院里还收治有几名类似症状的病人,但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就没有得到转运通知,“问医院怎么办,医院说指挥部没通知转院,只能先辟出一个20多张床位的隔离病区”。

                                            武汉市卫健委“指挥部”的这个选择性转院,后来被财新记者调查了解的一份《入排标准》所证实。一位湖北省属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透露,在1月15日国家卫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出来之前,1月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金银潭医院对当地医院做了一次培训,培训中下发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工作手册共收录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下称《试行诊疗方案》),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下称《入排标准》)。两者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临床诊断标准有明显差异。

                                            “《试行诊疗方案》应该是湖北省专家组和最早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起编制的,《入排标准》则是后来由武汉市卫健委编制,武汉很多医院都是按照后者进行诊断和上报。”上述医生介绍,所谓入排标准,就是指导一线医生对病人能否诊断为某种疾病并上报的纳入和排除的原则标准。

                                            财新记者获得的一本工作手册显示,在《试行诊疗方案》中,对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定义一共四条:发烧;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定义称:同时具备这四条,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有类似病人接触史,满足前三条即可。位于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被认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确实大部分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武汉市卫健委《入排标准》则比《试行诊疗方案》要求更为严格。其开篇第一句就规定,同时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纳入。其中,临床表现要求与“国家专家组标准”病例定义列出的四条基本一致,仅对其中发热一条进一步定义为≥38度;更大的改变是要求必须具有流行病学史,即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者,以及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病例定义是疾病的诊断依据和排除依据,一般包括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病原学证据三方面内容。在1月9日国家卫健委宣布确定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明确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之前,临床医生并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没有病原学证据,临床诊断只能通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这两方面。“从事后看,《试行诊疗方案》给出的病例定义总体是稳妥的,既重视了病人流行病学史方面的内容,但又没有拘泥于海鲜市场这一个可能的疫源地,对没有类似接触史的病人没有简单排除。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中的病例定义执行,不会出现大量与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人漏诊的情况,人传人现象也会更早被发现。”这位人士说,“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入排标准》要将与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改为必要条件。”

                                            一位接近湖北省专家组的人士透露,国家和省专家组成员看到武汉市卫健委这个《入排标准》后还很生气,要求武汉市卫健委收回小册子重新编印,武汉市卫健委后来重新编印了一套绿色封皮的工作手册,去掉了《入排标准》,但各医院所执行的诊断和上报标准并没有改变。

                                            《入排标准》列入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中招者”被排除在外。事后回顾,许多医生都认为,疫情从2019年底的几百例迅速增加到1月20日左右的数千例,与此应有关系。

                                            这份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工作手册还指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这个规定表明,各大医院有自行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的权利。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1月5日,江汉区卫健局组织辖区内各医院开会时却称:对于疑似病例,各医院组织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的,应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对此,一位疾控部门人士向财新记者解释,未知传染病的上报事关重大,医院诊断较为慎重,一般会逐级上报,完成流调和检测后,经当地卫健委审核后再按要求进行报告卡填报。然后当地卫健委再向上一级汇报,以求“步调一致”。

                                            虽然此时上报传染病报告卡需要区里会诊同意,但整个上报程序尚能进行。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截至1月11日,武汉协和医院共计上报11名(11日突击报告9名),新华医院共计上报9名(11日报告6名),中心医院共计报告11名。

                                            1月12日开始,上报程序戛然中止。前述《疫情处置说明》显示,省市两级卫健委官员均指出,新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需在之前区卫健局会诊的基础上,增加市级和省级卫健委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经省卫健委同意后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事实上,这条变得繁琐的上报路径在此后五天里从未走通过。“当时就是不给报,不让报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根据当时的流程规定,遇到类似病例,先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三天,三天抗生素无效后,要院内专家组会诊,然后才能上报区里,由区专家组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然后再请市里来,再请省里来……“要经过四级会诊、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整个程序都审批完成确诊后,医院和医生才能填报传染病报告卡。”

                                            “中间设了很多卡,很多临床医生、医院根本无法操作。”他说,“医院每天都有记录,送去采样的都是危重的没有办法观察了,每天都过筛了的,能扛的自己在扛。”

                                            1月12日之后,这个流程更是根本就走不通了,因为区里、市里和省里就没有明确下过诊断,检测结果也不反馈了,这样医院也没法报卡,更没办法转到金银潭医院了,病人完全没有出口,“结果就是隔离病房很快收满,只好后湖和南京路院区又各多开了三个病区。病区又满了,只能在门诊吊水,医院排起了长队”。他认为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与当时隔离病区收满有关。“病人越积越多,很多病人就是想住院打针,你呼吸科、急诊科住满了没有床位,他们就跑到其他科室看病要求住院,想着住上院再转科,而那些科室接诊的医护人员缺乏足够的防护”。

                                            该医生的说法和前述内部的《疫情处置说明》相符合。中心医院一位科室主任表示,到1月中旬,基本就是压着不让上报了。他告诉财新记者,从一开始每位病人临床诊断后,就得走会诊程序,武汉市中心医院本身是市级医院,在12月30日就在内部组建了医疗救治专家组,包含呼吸科、急诊、ICU等科室专家,一共12人。经过会诊确诊完成后,由公卫科负责上报,通知疾控进行流调。“起初还有几个上报后可以转到金银潭,后来就一动都不能动,所有通路都瘫痪了。”他说,会诊之后的流程变得遥遥无期。

                                            位于武昌区的武汉市第三医院也遇到一样的难题,该院一位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该院第一个高度疑似的病人是1月3日前来就诊的一个91岁老奶奶,她感染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医院的两位医生、五位护士,以及同病房的另外两位病人。

                                            1月9日,三医院将这个老奶奶的样本收集,并上报了市卫健委医政处和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之前他们都不愿意来,我们说,这么重的病人,你们不来,出了问题,你们是要负责的。”该医生说。后来,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就来医院进行了会诊,没等来结果,这位老奶奶于当日晚间去世。

                                            1月10日至12日之间,三医院又将与这位老奶奶相关的家属、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样本全部上报到市卫健委和市区两级疾控中心。“我们院内会诊做得比较详尽,当时的情况我们觉得很严重,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但我们当时申请的市里面专家会诊,就一直没有来。”该医生表示,“当时市里给我们反馈说样本需寄送到北京检测,时间比较长,所以要等结果出来才能会诊。”直到大概七八天后,终于有了样本检测结果,全部是阴性。于是,医院组织第二批采样送检,才将这批感染者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而这已经是第三批专家组来过之后的事了。

                                            作为省属医院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该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医院1月初收治了一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高度疑似病人。“他当时呼吸困难,CT显示双肺严重感染,已经成了大白肺。由于当时医生群里已经有流传SARS出现的传言,我很警觉,立刻上报给了院领导。”

                                            收治当日,中南医院医政处就上报了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要求他们来采样检测。与此同时,医院紧急将ICU改建成隔离病房,设置了16张床位,到1月10日,这些床位全部收满,后收进来的疑似患者大多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病房都住满了,市里还没有动静,我们急了,多次向市卫健委,后来向省卫健委继续汇报。”该医生表示,直到1月12日,市卫健才委派了三个专家来到医院。开会时,专家表示,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才能上报做核酸检测。这一说法遭到部分医生质疑,因为会遗留下很多病症类似但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标准过于苛刻。

                                            但市卫健委专家反过来要求中南医院要谨慎申报检测,控制检测名额,表示“你们报太多了”。1月中旬,中南医院医政处再次向省市两级卫健委反映上报问题,遭到口头警告,并批评中南医院“政治觉悟不高”。

                                            位于硚口区的武汉市第四医院也是如此。该院一位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大概在1月10日左右,该院也接治了类似的肺炎病例。“当时医院希望能报卡,希望区疾控能有人过来做采样和流调,但区疾控迟迟没有派人来,后来因为这批患者都是轻症,我们就用普通肺炎的办法给治好了。”

                                            “1月中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捂盖子,从省里到市里到院里,省里不让市里报,市里不让院里报,院里不让科里报,就这么一层层捂下来了,导致黄金防控期一再错过。”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上述医生向财新记者感叹。

                                            另一位医生回忆,大概一直到1月底,医院才通知医生,让大家有一个报一个,自己做诊断后,在电脑上自己就能填。“但一切都晚了。”他慨叹道。

                                          惨重的代价

                                            而就在此期间,不仅来门诊看病的发热病人越来越多,武汉市中心医院也开始有医务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1月11日,该院院方收到一名急诊科护士、一名眼科医生和一名消化内科医生疑似感染的消息。其中的眼科医生即是李文亮。在他管床的一位老年青光眼女患者1月10日被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而转入隔离病房后,1月11日,李文亮出现低烧,体温37.2℃。1月12日,他的体温骤升到38.4℃,13日为38.5℃,呼吸道病毒七项和支原体衣原体检测呈阴性,血象正常,CT双肺磨玻璃斑片影。

                                            紧接着,1月12日上午,李文亮的一位眼科女同事也报告发热37.4℃,晚上升至38.3℃,13日报告38.5℃,呼吸道病毒七项和支原体衣原体阴性,白细胞正常,淋巴低,CT呈右肺下磨玻璃斑片影。两人在门诊输液抗病毒治疗。

                                            1月13日、14日两天,武汉市中心医院又各收到三名职工疑似感染的报告,到15日大幅增加到9例职工疑似感染病例,16日又有7例。从1月11日发现第一例职工感染到1月16日,这短短六天时间内,武汉市中心医院职工疑似病例数增加到26个。“医院在1月13日就给医务人员设置了专门的病房,后来扩成了一层楼的病区,然后是两个病区、三个病区……直至100多人在本院住院。”该院一位科室主任说。

                                            医务人员感染,是这种新发疫病具有人际传染性的重要证据。但如此规模的医务人员密集院内感染的重要信息,却在重重障碍下未能及时上报,更没有能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呈现。

                                            直到1月24日,国家卫健委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检查,该院如实汇报了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从12月底至今,累计有175个医务人员出现过发热,其中56例在院接收治疗,有危重症2例,但到此时,还仅有一个获得确诊,其他32名医务人员等待样本检测结果,另外还有119名医务人员正在隔离观察待排。

                                            1月28日,武汉市卫健委宣布进一步扩大核酸检测机构,武汉市中心医院获准进行核酸检测,该院医务人员感染情况才开始真正显现。财新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当日武汉市中心医院上报职工确诊病例17例。截止到2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共上报职工新冠确诊病例68例,住院142人(在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住院138人,在肺科医院3人,在金银潭医院1人),院外门诊观察147人。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呼吸重症监护室病逝,享年34岁,成为此次武汉疫情中第一位在工作中感染新冠肺炎殉职的医务人员;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抢救无效殉职,享年55岁;3月3日,该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梅仲明因感染新冠肺炎,在金银潭医院抢救无效殉职,享年57岁;3月9日该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协和医院西区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6岁。

                                            根据财新记者了解的数字,4000多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医务人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排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该院多位医生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心医院是距离初期主要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几所医院之一,早期接诊的病人本就在所有医院中是最多的;其次,新冠病毒第一代毒性可能更高,李文亮、梅仲明等医生可能是被同一名病人传染的;第三,1月初开始发热症状的病人越积越多,当时唯一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又仅接受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大量病人没有出口没有床位,转到其它科室治疗住院,从而导致不少没有传染病处置经验、对疫情缺乏信息的其他科室医护人员“中招”;另外,该院主要负责人都不是医生出身,院长长期从事办公室工作,书记是市卫健委原人事处长,对医学尤其是传染病了解不够,对疫情不仅不重视,更强令各科室和医生不得传递疫情信息,导致医生警惕性不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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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责任编辑:王烁 | 版面编辑:吴秋晗(ZN038)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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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分钟前 来自 HUAWEI P30 Pro 已编辑
                                            今天的武汉,很多小区每家入户一个JC,看你们还喊不喊。我的建议是,每个小区幕墙上,都装上消音器不就好么,什么声音也没了,想消到何时是何时。很多在外执勤多日的JC本身带有感染可能性,有没有想过这样直接户带来更大的危险性?地方官员的某些自我保护,细思极恐。 ​​​​
                                            • 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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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90岁老奶奶的儿子,还是走了


                                            今天凌晨,武汉协和医院儿科医生林鸣发了一个微博,他说:


                                            对不起,我撒了个谎。


                                            林医生在2月3日凌晨2点坐诊时,遇到老奶奶徐美武。她在发热门诊陪患上新冠的64岁儿子五天四夜,才帮儿子等来一个床位。


                                            把儿子送进隔离病房后,老奶奶自己排了一个通宵检查CT。当时给老奶奶检查CT的,正是林鸣。


                                            给徐美武开检查单时,林鸣才发现这位老奶奶已经90岁了。


                                            很难想象,这位本应在家享受天伦的老人家,在门诊怎么熬过这五天的。老奶奶告诉林医生,她已经90岁,无所畏惧了。只要儿子能康复,她这点苦又算什么。


                                            一查完CT,她马上又去隔离病房门口守着。老奶奶还找护士借了笔和纸,给她儿子留言。


                                            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


                                            之前我写过,老奶奶的字迹端庄,让人泪目。她的故事也感动了很多人。



                                            林鸣跟我说,之前有很多媒体和网友私信他,问老奶奶和她儿子的消息,他都没有回。因为他对大家隐瞒了:


                                            老奶奶儿子其实2月4日就在协和医院ICU去世了。


                                            当时,林鸣和他的同事们就决定,暂时替徐奶奶家人保守这个秘密,不对外公开这个残酷事实。他们最怕的是,徐奶奶从外界知道这个消息,身体受不了。


                                            昨天林医生再次询问徐奶奶家人,知道他们家刚把这个沉痛的消息告诉了她。


                                            林医生说,徐奶奶备受打击。


                                            徐奶奶之前因为高龄、低烧,也一直在医院疗养。万幸的是,她没有染上新冠肺炎。


                                            林医生说,他决定在微博上简单说明了这件事,算是给众多关心老奶奶的网友们一个交代。


                                            徐奶奶其实这个月马上过90周岁生日了。春节前,家人们都计划回武汉为她庆生。但现在,这一切的计划都落空了。


                                            2月7日,澎湃新闻去她家采访过她一次,老奶奶说:


                                            灾难怎么就降临在了我的家庭?


                                            当时她还不知道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


                                            她儿子生前很喜欢唱歌。1月18日,他还在一场联谊会上表演独唱。那时一些集体活动都照常进行。没有人提示他们,危险在身边。


                                            7天后的大年初一,她儿子开始咳嗽、低烧。但他总觉得自己平时经常锻炼,拍着胸脯对母亲徐美武说:


                                            我这身体杠杠的!


                                            认为自己身体杠杠的儿子,在大年初四那天高烧到39度。他那天晚上自己开车去找了三四家医院,都没能看上病。


                                            老奶奶的孙女远在法国,之前刚生了二胎,儿媳妇也飞到法国去照顾孙女去了。听说父亲病重后孙女也很着急,可是武汉封城了,从国外飞回武汉太困难了。她最后上网找到一条无法确认的信息:


                                            第二天(1月29日)在协和医院西院能够有空的病床。


                                            老奶奶陪着儿子去了医院。到了才知道,没什么空床位,只是在门诊看病而已。医院人山人海,老奶奶帮儿子排队查CT,排在297号。接受澎湃采访时,90岁的老奶奶说,她对这个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它让人感到很绝望。


                                            没有床位,老奶奶就在门诊部求医生,看能不能就在医院打针吃药观察。医生为她儿子安排了一个门诊的床位,至少可以躺下来打针。


                                            老奶奶想给儿子买点吃的,但医院外的街道空空荡荡。她跑到医院职工食堂找工作人员,问他们有没有多的饭可以给她。一些家住在附近的患者家属会来送饭,她也会找他们要一些。


                                            我当时真的像在讨饭。


                                            五天后的2月2号晚上,门诊医生终于把她儿子送进隔离病房的重症室抢救。关上隔离病房的大门后,老奶奶一个人在门外站了一会,后来她又去医院外孤零零游荡。外面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原本胆小的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她没办法陪在病危的儿子身边。她于是向护士借了笔,给儿子写封信,想让他可以宽心治疗。


                                            澎湃新闻说,后来这封信没能递到他身边。


                                            在她写下那封信的第二天下午5点40分,她儿子在重症病房因为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速读摘要
                                            非肺炎患者,是一个疫情出现前不曾有过的词语。透析的问题似乎解决了,确诊肺炎的透析者与未感染的透析者各有去向,分别由肺炎定点救治医院与未征用医院接收。他们去到九医院——那是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如果确诊就可以在那里做透析。律律先前从家往返医院时,也被交警拦下过。
                                            原文约 8120 | 图片 9 | 建议阅读 17 分钟 | 评价反馈

                                            疫区夹缝:那些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命运

                                            原创人物记者 人物


                                            非肺炎患者,是一个疫情出现前不曾有过的词语。新冠病毒重塑了经济、公共空间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涟漪一般扩散,将原本看似在外围的人收纳进被影响的范围。交通封锁,物流不畅,医院被征用,医生被调走,种种问题出现,波及到新冠肺炎患者以外的其他人群。艾滋感染者,抑郁症患者,孕妇,癌症病人,肾透析者.......他们如此不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归拢为一类。





                                            文|谢梦遥
                                            采访|谢梦遥、王雨娟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突如其来

                                             

                                            要么成功,要么「在手术台上下不来」。

                                             

                                            回忆起1月13日那场危险性极高的脊柱减压手术时,律律小心翼翼地避开使用「死」字。妻子严丽罹患的是恶性嗜铬细胞瘤——这是一种病因不明、肿瘤起始位置在腹膜外的疾病。当时,严丽的肿瘤已经压迫到了脊柱神经,若不处理,她的下肢可能瘫痪。律律知道妻子是个极为要强的人,他瞒着她做了那个激进的决定,暂缓放疗,先通过一个外科手术,切开脊柱,将椎管里的肿瘤与神经剥离,避免瘫痪发生。

                                             

                                            好在手术是成功的。

                                             

                                            对于这对年纪刚刚过30岁的武汉夫妻来说,过去的半年有如一生一般漫长。去年7月底,严丽的腹部发现了一个8厘米大的肿瘤,那时她怀孕3个月。父母都建议终止妊娠,严丽珍惜这个孩子,坚持要生下来。8月中旬手术完成,肿瘤被切除了,但到了11月,严丽癌细胞发生骨转移,扩散到肋骨、肩膀、肝脏等全身各处,夫妻俩相信,那是怀孕的代价,任何治疗都进行不了,「把它给催化了」。到了12月中实在没有办法,严丽提前剖宫产。万幸,孩子平安。按照原来的时间表,放疗将在年后进行。严丽无法行动,一直住在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疫情突如其来。放疗中心的开放一拖再拖。直到2月5日才终于开门,却因为接待的头几个病人有人确诊肺炎,中心再次关闭,进行全面消毒。

                                             

                                            在这期间,律律已经收到消息,一些武汉的医院被征收为新型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不再接待其他病人。他感到庆幸,妻子所在的不是那些综合型医院,「它只是单纯的一个肿瘤医院。」2月9日,放疗中心重新开放,妻子接受放疗,「好不容易盼到了可以开始尝试着对肿瘤进行控制了。

                                             

                                            定点收治医院的名单在不断扩大。妻子才做了2次放疗,2月13日,肿瘤中心也被征用了。

                                             

                                            一切发生得似乎太快了。肿瘤中心有3栋楼,头一天大家还在微信群里传着这个消息。问医生,没有得到准确答复。第二天,所有的留院病人全部被集中一栋楼里,「突然一下变得特别拥挤,特别吵」。放疗中心位于专门收治发热病人的那座楼的地下负一层。律律隐隐抱着希望,是否有机会开一条绿色通道,让肿瘤病人继续治疗。第三天,放疗中心关闭了。

                                             

                                            「可能医院的领导也觉得,疫区的楼底下做放疗,必然是要经过疫区的。这种风险他也不能去承担,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放疗中心给关闭了。」律律想。

                                             

                                            一夜之间,之前在病房间进进出出、随处可见的医生们突然消失了。一层有三四十间病房,律律只看到一个医生,在忙着给病人办理出院事宜。大家围住他提问,他只是回答,「等这个疫情过去了,你们还可以再回来。

                                             

                                            院方没有明确地强制要求出院,但在那种情况下,所有人纷纷忙着打包东西,都默认这个局面无法更改。「那天下午就要开始收治病人了,病房就要做改造了,你不走你也得走啊。

                                             

                                            恐慌是一定的。有人不断唉声叹气,有人向医生哭泣,「好不容易过来就医啊,放疗做一半就停了怎么办?

                                             

                                            「在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你觉得你是一个被别人给抛弃了的。」那一刻,不是愤怒,律律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他注意到在那个100多人的病友群里,还有一些从外地过来的患者。他们将去哪里呢?他想,所幸自己是武汉人,尚有家可回。后来,他无瑕再去关注那些病友的去向。

                                             

                                            在严丽出院的同一天,涂静的堂弟成为了一名病人。疑似白血病,这是医生根据临床表现和血常规检查对他下的判断。

                                             

                                            即便此时,涂静都没有想到那场疫情会与堂弟发生直接关联。他们生活在孝感下属的一个县城,虽然离这场疫情的起点——武汉只有100多公里,但那是地理意义上的,心理意义上疫情离他们很远。几天前,弟弟才突感全身无力难以走动并伴随低烧,家人一度以为是肺炎。

                                             

                                            瘟疫肆虐时,这家人的生活依然是平静幸福的。过年期间,大家族没有采取城里人那样严格的自我隔离措施,还一起聚在村里吃过团圆饭。弟弟一个多月前刚办了婚宴,年初三晚上,弟弟与怀孕的妻子在县城街上散步,拍了一段视频,丢进20多人的亲戚群里。在这个群里,「肺炎」从来没有成为过被讨论的话题。「我们没有接触武汉人。」涂静说。

                                             

                                            2月3日的晚上,弟弟转去孝感市中心医院——这是一家三甲医院。做完骨髓穿刺后,程序卡住了。既往骨髓穿刺都是送去武汉检验,而如今,物流停了,对接医院的检验也停了。没有确诊结果,就无法制订治疗方案,医院只能对弟弟进行一些输液与输血的基础治疗。

                                             

                                            那一天之后,亲戚微信群里再也没人说话了。往前翻一翻,那些不久前拍下的照片、视频都在。「没想到这么快,本来觉得可以好好过日子的,」涂静说,「那种热闹的场面,形成一种反差。


                                            武汉街道封闭 

                                             

                                             

                                            另一类人

                                             

                                            起先,她能做的和所有人一样,不过是在网上转发。后来,她觉得可以比顺手的转发多做一点。身在澳洲的留学生陈宜君在微博「肺炎患者求助」的超话里,看到了太多受苦受难的人。她和她的朋友们开始行动——都是网友,把求助信息录入表格汇总起来,以得到更多关注。

                                             

                                            很快,陈宜君发现,网络上有好几支志愿者力量也在对接肺炎求助,他们资源庞大,运作成熟,而自己「只有一个表格」。而在汇总信息的过程中,她也发现,其实有大量的非肺炎患者求助,夹杂信息洪流之中。而这一领域的志愿服务几乎是空白。她和朋友们决定,转而服务这类求助。他们给这个有着20余名成员、只存在于网络的组织起了个戏谑的名字,「不要红包」。

                                             

                                            非肺炎患者,是一个疫情出现前不曾有过的词语。新冠病毒重塑了经济、公共空间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涟漪一般扩散,将原本看似在外围的人收纳进被影响的范围。交通封锁,物流不畅,医院被征用,医生被调走,种种问题出现,波及到新冠肺炎患者以外的其他人群。艾滋感染者,抑郁症患者,孕妇,癌症病人,肾透析者.......他们如此不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归拢为一类。

                                             

                                            「不要红包」在2月12日成立,两天下来就收集了100多例求助信息,这让他们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陈宜君曾申请过开通「非肺炎求助」的超话,当时页面显示,有三四万人在申请。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超话始终无法成立。志愿者只有通过更原始的方式,靠着关键词搜索,去寻找那些求助的声音。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了只有12个粉丝的涂静。一些人发出求助时,会附上「肺炎患者求助」的标签,这样有机会混入后者已建立的超话里。这是引起注意的不得已的办法。

                                             

                                            疫情之下,肺炎患者是最先被想起来的人,非肺炎患者是另一类人。关注有先后,就连志愿者也是如此。与「不要红包」一样,一个名为「床位组」的志愿者组织,也经历过从肺炎到非肺炎议题的转移。顾名思义,这个组织不对接患者,只收集、发布医院的床位信息。他们发现,肺炎患者的送医与住院尚且有社区统筹,而非肺炎患者更大程度上要依靠自己。

                                             

                                            一位「床位组」成员告诉《人物》,在1月底的武汉,非肺炎患者跨区就诊普遍还是可行的,进入2月,各医院相继不接受自行求诊的其他区病人,优先保障本区人员——与新型肺炎患者先前所经历的曲线一致,这是医疗资源变得愈发紧张的证明。

                                             

                                            让志愿者感到意外的是,部分求助不来自于肺炎集中爆发的疫区,而是来自于外部,就像是一场连锁反应,一些患者的手术被取消,只因为主治医生被调去前线了。一位辽宁的志愿者告诉律律,他的母亲就属于这种情况。《人物》采访的案例中也包括一名湖北广水市脑动脉瘤患者有病危可能,在当地无法进行手术,武汉又不接收。据报道,全国10%的重症专业医护人员去了湖北,主要集中于武汉。

                                             

                                            十几天下来,陈宜君和朋友感到极为疲惫,这是一个很难有成就感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大型手术,「对医疗环境、医疗资源有要求」,仅靠志愿者的力量难以推进。打电话成了志愿者能开展的有限事项里的重要一部分。给患者打电话更新信息与需求,给医院打电话问接收可能。官方渠道公布出来的可就诊医院,只是一个名字,没有电话等具体信息。找电话也要耗费相当一番功夫,「找到哪个打哪个」,有些电话从来没打通过。后来,「不要红包」做了个在线表格来统计电话。

                                             

                                            「不要红包」曾制做海报说明医院接诊与床位信息,但很快就放弃了。图片美观且明确,但弊端也很明显。「这个图做出去了,它就定在那儿了。有一些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图,还打电话去问,结果人家反馈就是,你这个信息现在好像不行了。」陈宜君说。各家医院的床位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一位志愿者告诉《人物》,她曾为一名因车祸脑部遭重伤的病人寻找手术床位,在晚上6点找到两家医院可接受。和病人沟通完,晚9点再打电话,一个医院的床位已经没了,另一个医院的科室里出现疑似肺炎患者,不再接受新人。

                                             

                                            「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安慰,一个引导吧,告诉他不要放弃。」陈宜君说。每天醒来,有那么一会儿,这个住在「有吃有喝、天气也好」的环境里的留学女孩,难以区分梦境与现实。在等待中,有人去世了,都是她曾录入过的名字。有的时候,那只是她的噩梦。

                                             

                                            有的时候,那是真的。

                                             

                                            bridge-床位组在微博发布的非新冠肺炎患者医疗信息整理贴  图源网络



                                            「幸运」

                                             

                                            根据「不要红包」志愿组织的经验,孕妇与儿童相关的求助容易引起关注,当事人往往能够找到医院接受。

                                             

                                            剩下的人里,相对容易解决的是断药的那批病人。他们主要分为几种情况:人困在老家,取药的定点医院在异地;因封城封村,无法出门取药;又或者,药物紧缺,在当地药房买不到。

                                             

                                            「我们可以找一些途径,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买到药物,或者运送药物。」陈宜君说。中国罕见病联盟在2月初启动了药物援助项目,通过联系药物供应方、协调药物配送,为300多名肢端肥大症、天使综合征、重症肌无力等罕见病人解决了用药问题。一些同志权益机构发动艾滋感染者之间相互借药,很多求助在社群内部得以消化。

                                             

                                            再剩下的人里,另一个较早得到重视的群体就是需要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了。2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疫情以来首个关于非肺炎患者的针对性举措,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终末期即尿毒症)和孕产妇一同被重点提及。

                                             

                                            在尿毒症病友平台「肾一样的人」的创立者智安看来,这其中有偶然的成分。

                                             

                                            尿毒症患者需要每周做两到三次透析,每次约4小时。在武汉前两批医院被征用时,受影响的病人尚能在其他医院找到位置,真正困境的出现,是1月底第三批医院被征用开始,「这个地区能有的空位基本上都被病人填满了」。剩下能做透析的医院开了夜班,仍然应付不过来。就像一场抢凳子游戏,先受影响的病人,成了先坐下的一批,后受影响的人,发现找不到座位了。

                                             

                                            尿毒症社群发出声音,早于问题成为问题之前。自武汉实行管制后,意识到透析病人出行难,智安就找过十几家媒体,凤凰网和南都周刊在1月27日首先在社交平台呼吁关注这一群体。之后,多家媒体发布透析病人困境的深入报道。在智安的争取下,中国生命关爱协会向上提交了内参。

                                             

                                            2月4号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孕妇处理安排时,发言人主动提及到了透析病人。「说明在这场发布会之前他们已经做了预案了,要不他不可能做那些答复。」智安说。在那之后,倾向性政策逐渐落地,武汉的透析点明显增多。

                                             

                                            在「不要红包」建立的血液病与透析求助群里,涂静看到,一个个尿毒症患者在得到救治。「白血病的患者是很少吗,为什么没有得到关注和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好像,就像一粒尘埃一样,微不足道吧。」她想。

                                             

                                            「我们喊得太早了。因为你发声越早,声音越大,你就越容易被关注到。」智安说。「你会发现其他的病人群体里面没有发声,只是在后期随着发展的时候,有一些被媒体关注到了,但是效果就差了。因为精力、资源,包括很多东西都有限了。」一次又一次的,他提到这个词,「幸运」。

                                             

                                            「肾一样的人」成立8年,覆盖5万多人,在全国80多个城市建有病友群。社群的存在,确实能够起到提早预警、放大音量的效果。另一个例子是,早在农历新年刚过,受疫情牵连的诸多次生问题还未浮现时,武汉同志中心等机构就公开反映过艾滋感染者断药问题,引发媒体关注。

                                             

                                            有社群联结的另一个好处体现在信息收集与传递上。哪家医院的透析室开放了,病友来反馈的消息比媒体渠道,更准确且更快。「比如前些天,光谷三院被征用了(可提供透析),晚上10点多信息发出来,医生马上就通知病人,我们这边就知道了。」智安说。不要说那些突发外伤的求医者,大部分慢性病患者也不具备这样的社群条件。

                                             

                                            「不要红包」的成员陈宜君说,透析问题作为率先解决的典型,也是因为操作相对简单,武汉民营透析机构有几十家。病人除了去透析室,床旁透析也是可行的。「如果是要做手术的话,你得需要手术室,需要多个医生,还需要完善的急救设备。手术完了之后,你也不能立刻回家,你得观察,那还要后续的一系列的救治。

                                             

                                            血液透析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夹在中间

                                             

                                            纸面上,透析的问题似乎解决了,确诊肺炎的透析者与未感染的透析者各有去向,分别由肺炎定点救治医院与未征用医院接收。但有些人发现自己夹在了中间——疑似肺炎感染者。

                                             

                                            庄彪的父亲正是这种情况。2月7日早晨,老人陷入昏迷,一天前他刚在武钢医院做过透析,庄彪赶忙把父亲送去武钢医院急诊,拍了CT,发现肺部显影有感染。而无法解释的昏迷可能更是加重了医院的顾虑,医院不让透析了。庄彪告诉《人物》,父亲自2017年时肺部就有这个病灶。

                                             

                                            他们去到九医院——那是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如果确诊就可以在那里做透析。但父亲的核酸检验结果是阴性,那里同样不接受。

                                             

                                            从逻辑上,两家医院的做法都可以理解。武钢医院不接收,是担心疑似病人携带了病毒,感染了其他健康的人。九医院不接受,则是担心疑似病人其实没有病,来了反而被其他病人传染。说得通的逻辑解决不了现实存在的问题,现实是,父亲哪里也去不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父亲在第二天发烧了,但烧很快退了,再没复发。第三天,一直昏迷的父亲苏醒了。他像是变傻了,意识不清。后来庄彪才搞清楚,父亲那晚吃光母亲的安眠药片,慢性病的长期折磨与突发的疫情,令他决定寻死。

                                             

                                            庄彪在微博发出求助,浏览量达到100多万时,他一度心怀希望。志愿者介入后,和他一起打了许多电话,包括远在郊县的医院,都无法接收。庄彪渐渐认清了这个现实:「他们肯定不愿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只有在原来透析的医院想办法,尽快排除(疑似)。

                                             

                                            某些时刻,庄彪确实想过,父亲若是能确诊就好了,虽然多了一重苦难,至少可以有地方透析。他不认为这么想有什么荒谬,因为「特别无助,没办法了」。他当然也反复找过社区。「等上面通知。」他总是被这样回复。武钢医院所在的青山区卫健委、国家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就像所有的求助者一样,能打的电话都打了不止一轮。要么太「上面」了,要么不是对口的「上面」。真正的上面是哪儿呢?他搞清楚了,武汉市血透质控中心,对全市的透析病人负责。

                                             

                                            那个机构挂靠在第一医院。他打去问,「那也不是上面」,只是个透析室电话,对方什么也不知道。

                                             

                                            很难摆脱那种卑微的感觉。有次他和母亲跑去找武钢医院的透析室主任沟通,对方直接就说:「你们过来干什么,不要到处害人。」说不上是谁的错,非常时期,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母亲与主任争执起来,他看着她在哭。后来,他也哭了。

                                             

                                            到2月12日,父亲已在九医院、武钢医院和街道卫生站做过3次核酸检测,全部是阴性。该庆幸吗?现在做核酸检测倒是容易多了,若是回到核酸试剂无比匮乏的上一阶段,确诊更是无门,庄彪想过,「那个时候会更麻烦」。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核酸假阴性的问题出现后,医院不再相信核酸结果。武钢医院最初告诉庄彪,两次检测为阴性,庄彪父亲即可回去透析,后来改为3次,最后说,还是要根据CT判断。

                                             

                                            特别是涉及到转院时,很多医院都对病人的核酸检验结果抱以谨慎态度。一位因车祸脑部受伤病人也遭遇了类似情况。他受伤后原本在金银滩医院住院——那里只治肺炎,不负责外科手术,2月16日核酸检验为阴性,院方要求他出院,但2月19日找到两家有床位的医院时,因为他有发烧,对方都要求他重新检测,3天前的结果不足信赖。

                                             

                                            庄彪终于找到了「上面」。志愿者给他一个号码,那是血透质控中心主任的电话。电话接通了。对方告诉他,他们不对接病人,只是在医院之间协调空位。

                                             

                                            他不再更新微博。浏览量还在增加,他感到那束希望之光正暗淡下来。

                                             

                                            武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 



                                            突围

                                             

                                            无奈从肿瘤中心出院后,律律想到的去处是岳父母家,有老人帮手,方便照顾妻子。到了那里,他才发现,上不了楼。妻子无法行动,躺在担架上,而岳父母住的楼里没有担架电梯(轿厢尺寸1.1米×2.1米),只有方形电梯,担架进不去。那是个不到10年的小区。最后,他们只有回了自己家。

                                             

                                            担架电梯就像一个隐喻,代表着被忽略的需求。他曾注意过岳父母住的楼里没有那种长方形的电梯,但从没有意识到,它变成困难存在。「很多事儿可能只有真正的发生到自己身上,你才可以去理解其中的这个道理。」律律说,「一个成熟的城市,它的医疗体系里面,这一部分人其实本来就不应该会像现在这个地步。

                                             

                                            打了一圈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所有的医院的放疗全都停止了。

                                             

                                            孝感县城里的涂静,还在设法让弟弟的骨髓穿刺得到检验。她查到武汉有一些第三公司可以完成这种检测,联系到一家后得知,「大部分人是在做肺炎方面的核酸检测,没有人手做这个检查。」资源倾斜的现象,在这个市场也一样存在。她后来又听说,医院对这种第三方检测不予认可,她彻底打消了念头。

                                             

                                            只有最后一条路了。涂静和律律都想到了这条路:省外就医。

                                             

                                            必须马上行动。眼看着交通管制越来越严了。大约从2月中旬起,涂静所在的县城,从早7点半至晚6点半之间,是不允许车辆在路面通行的。她在银行工作,5点半下班,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回家。也正是交通原因,她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在市医院的弟弟。在武汉,律律先前从家往返医院时,也被交警拦下过。他没有防疫通行证,「理论上不允许上路」。向交警解释情况特殊后,他被放行了,但被告知,下不为例。

                                             

                                            至此,两个家庭的遭遇出现分野。

                                             

                                            妻子严丽的高中同学自发组织了20多人的群,大家身在各行各业,将消息扩散出去。律律的表姐是媒体人,借助圈内人脉,律律发出的求助微博得到「十年砍柴」等大V转发,浏览量达到几百万次。他的求助也引起了青山区政府的关注。一位负责人联系他,态度非常好,「在青山区只要有警察扣你车,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给你解决。

                                             

                                            通过北京的亲戚,兜兜转转经过多层关系,他们联系到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那里引入美国的一种同位素全身放疗法,比一般化疗更有针对性,2月底将有床位。一个公安系统的朋友捎来消息,只要北京医院能开收治证明,湖北出境,乃至沿途通行他都可以帮忙解决。

                                             

                                            这些只是口头承诺,让律律尤为振奋的,是武汉防疫指挥部交通管控组在今日头条通过官方账号针对妻子情况进行的回复:「我组建议由医院出具相关医学证明,经市、区防疫指挥部批准后由我组联系相关市民协调放行事宜。」对他来说,这份回复就像一张特别通行证。

                                             

                                            鲜有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排。

                                             

                                            涂静屡屡受挫。她找过两家外省医院,先前还谈得好好的,一听到病人来自湖北,对方就说不能接受了。涂静没有再找下去。她知道即便过了接受这一关,14天隔离这一关,弟弟是过不去的。

                                             

                                            网上发布的求助,基本没有转发和留言。有关部门还是知道了她的情况,医院方面被问询。这过程的信息传递大概出现了一些误会,她接到了堂弟父亲的电话,他人在医院,问她是不是投诉了。尽管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求助,「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她还是把那条微博删掉了。

                                             

                                            没多久她就后悔了,把求助再发了一次,还是没几条转发和留言。

                                             

                                            当地派出所和孝感市卫健委倒是主动给涂静打过电话。由头到尾,她又把事情讲了两遍。对方调查很细致,给医院也打了电话。但涂静心知肚明,症结在武汉,唯有弟弟骨髓穿刺的检测能够被实现,事情才得以进展,否则「不断地调查,没有一个结果」。

                                             

                                            两条迥异的故事线,还是并入了同一轨迹。律律妻子的省外就医之路,还是出现了变数:那家北京医院所在街道的领导不同意。「北京这边对其他省过来的人相对来说会宽松一点,武汉过来的人,还是比较严格地不接收。」律律说,「可能觉得我们会把肺炎带过去,有很多责任他需要承担。

                                             

                                            几乎在同一时间,律律看到,武汉防疫指挥部废止了一条涉及出城车辆管理的通告(17号令),这意味着离汉渠道管理的收紧。

                                             

                                            武汉空荡的街头 



                                            转机

                                             

                                            非肺炎患者的处境,是随着疫情受控以及肺炎与疑似病人「应收尽收」政策的落实,逐渐好转的。

                                             

                                            2月18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二次发布非新冠肺炎特殊患者医疗救治医院名单,比第一次涉及病种更多,针对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外伤等急危重症患者、有血液透析需求的肾病患者、孕产妇和儿童、五官科疾病患者、烧伤患者等分别列出了对应的救治医院名单。2月21日,市防疫指挥部增设「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

                                             

                                            新措施出台后,依然需要时间去磨合。据「不要红包」志愿者说,政府公布的多家外伤等急危重救治医院,实际上只能接受普通外伤的急诊,动不了大型手术。在大量医院和医护人员为肺炎服务的情况下,非肺炎病人的床位资源依然是稀缺的。

                                             

                                            至于武汉之外的非肺炎病人,因为分散,还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涂静的弟弟还在孝感医院输血,无法确诊。好消息是——如果这也算好消息的话,她2月23日发一条微博,这次她附上了「肺炎患者求助」的标签,转发上了千。「最近的求助少了一些,但也还有的。」一个网友转发写道。

                                             

                                            在中断透析8天后,武昌医院终于同意让庄彪的父亲回去透析了。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为父亲以及其他几个疑似感染者进行隔离透析,护士们都穿着防护服作业。父亲身体很虚弱,透析时不停唉声叹息,似乎很不舒服,有次还提前20分钟要求结束。他有时会自己哭。庄彪想,既然可以隔离透析,为什么不早点进行呢,父亲不至于承受这么多苦。但他转念又想,「也是有人手方面的关系吧,他们也不敢随便接收。

                                             

                                            2月21日,严丽在政府协调下,住进了普仁医院,这里可为她提供放疗。律律感到,他心里始终有一个过不去的槛。「一个事情被爆发出来,社会上的资源、力量都会往那一个点上去集中,这个是好事,但是这个度总是没有把握好。」律律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被忽视的这种感觉很难受,这个难受不是后续通过补救就能够抹平的。

                                             

                                            律律依然盼望着,封锁能够解除,妻子能去北京接受更超前的治疗方案。之前他的注意力都在武汉,现在,北京的疫情变化也与他息息相关了。他开始特别关注一个他从未生活过的地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肺炎数据,看北京的数字有无减少。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能够过去。」律律说。



                                            (陈少远、王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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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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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来自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联系到我,发送了医院早期防疫报告记录,以及武汉市江汉区防疫反应全程。


                                                医生表示,该文件也已经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送,中国青年报报道题目为《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对武汉防疫早期进行了深度刻画。


                                                在医生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我决定向社会公众公开文件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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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人都很难判断这个女生是否在母亲病危期间尽到了做女儿的全部责任,是否做到了理智分析积极行动。她的母亲本可能逃过一劫,但他们一家在春节前信任病毒"不会人传人"的判断,安排母亲做了一个小的结节手术,在医院期间感染。鲜血淋漓的细节被剥离,只剩下一具骨架,一条谈资,一个"瓜"。经过认定的"自家"人会收获无限的温暖、力量和爱。语言构筑着我们的世界,它越是真实丰富,我们的视界就越是清晰明亮。
                                                  原文约 1634 | 图片 3 | 建议阅读 4 分钟 | 评价反馈

                                                  把故事里的角色当人看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雪中的两名行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本文约1839
                                                  预计阅读时间5分钟

                                                  作者 王梦影

                                                  编辑  秦珍子

                                                  一个发生在疫情里的故事让不少人对着手机屏幕流下眼泪:一个武汉女孩的母亲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母女先是被病毒隔离两端,然后是被生死。女儿拉着哥哥跪在路边,看载着遗体的车去往殡仪馆。此后,在病房照顾母亲的父亲也感染病倒。

                                                  这个故事在不到1周后遭遇了社交网络上的“反转”。网友挖掘了这个女孩在几个网络平台上的生活记录,发现她曾对医护出言不逊,在母亲住院期间还看过一部网剧。他们斥责她:真的关心妈妈,为什么不亲身陪护?她的标签从一个受害者变成“戴孝女”,辱骂她的评论转发上千条。

                                                  确实,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人都很难判断这个女生是否在母亲病危期间尽到了做女儿的全部责任,是否做到了理智分析积极行动。最坏的情况下,她可能不算个好女儿,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好人”。即便如此,她家庭的悲剧是真实的,且悲剧根源与她无关。她的母亲本可能逃过一劫,但他们一家在春节前信任病毒“不会人传人”的判断,安排母亲做了一个小的结节手术,在医院期间感染。

                                                  人们为她们一家流下的眼泪是真实的。永失至亲的伤痛触动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当人们越过数字,看见它背后的人和家庭,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平凡的,吵闹的,总有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也是无法割舍的,一旦失去会在心灵上烧灼出空洞的。

                                                  这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甚至感觉被冒犯。当我们还是小朋友,听故事时会反复询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旦确定了,我们就能决定接下来的态度:好人帮好人,好人骂坏人。而第3种答案出现了:她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她就是一个普通人。那么小小的孩子会疑惑起来:我该把自己摆在哪儿呢?

                                                  孩子的世界是光滑的,连气泡都没有。受害者无辜如白纸,英雄的光芒里则容不下一丝私心。孩童的正义秩序可能直接演化为站队:一边是好人,一边是坏人。一些正义感格外爆棚的,不仅自己热衷站队,还会鼓励他人站队。施以压力,这种正义感则会更进一步,从攻击不站自己队的,到攻击不站队的。

                                                  然而成人世界不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同事见过一些很难被定义的个体:有人投入全部心血帮助弱势群体,同时偏执于自己的理念甚至会违背受助者本人的意愿;有人钻营鸡贼放不下蝇头小利,但也是极力托举整个贫穷家庭的父亲。更多人则更加普通,无对高尚的追求,也缺乏对卑鄙的想象,会犯错,会退缩,也有种种微小的爱与愿望不能舍弃。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软弱与坚强是同时存在的。被隔离在家中的市民有权在微信群里愤怒,也会在黑夜里与见不到面孔的陌生人组成小区大合唱为城市加油。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语言习惯消解着复杂。我们从未与他人的生活如此接近,只在一个点击之外。遗憾的是,我们的接触常被粗暴的标签控制:“吃瓜”“反转”“洗白”“带节奏”……社交网络浓缩生命的状态,热搜则浓缩社交网络。鲜血淋漓的细节被剥离,只剩下一具骨架,一条谈资,一个“瓜”。站队格外容易,两队黑白分明。比起加深认识,新信息的价值更体现于队伍的变化,“反转”了,“洗白”了。

                                                  粉圈思维的影响力在无限扩大,远远不止于流量明星的粉丝团体。粉圈力量的基础一部分源于对“自家”的绝对忠诚,另一部分则出自对“对家”的同仇敌忾。经过认定的“自家”人会收获无限的温暖、力量和爱。等待“对家”的则是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没有中间地带,不是粉,就是黑。

                                                  下次描述一件事时,请试着不用任何标签,老老实实有啥说啥。“绿茶”“圣母”无法概括生命的复杂。不要小看语言。殖民时代,侵略者精神统治的有力武器,就是剥夺当地的语言。语言构筑着我们的世界,它越是真实丰富,我们的视界就越是清晰明亮。

                                                  把故事里的角色当人看,别架高他们满足理想世界的光滑幻想。刻苦攻关的科研工作者有权利获得高报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也是会累会哭的。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女、父母和伴侣;健康威胁下,逃离和留守的人都有他们的苦衷。

                                                  普通人,帮帮普通人。武汉城郊的农民一路问路到市里的酒店,给援汉的医疗队送来蔬菜。外卖小哥从一份药物订单判断出买家有自杀意图,小心周旋阻止。有人的小猫因为封城得不到救治,陌生人寄去药品。

                                                  转一转求助信息不算“蹭流量”。先不去质疑动机,哪怕真的被骗,也好过错过,为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增添一点微小的砝码。不要轻贱自己的同理心。愤怒、哭泣,都在强化我们作为同胞共同拥有的部分,我们的情感和记忆。

                                                  这就是属于普通人的,复杂的、宝贵的善良。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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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约 403 | 图片 2 | 建议阅读 1 分钟 | 评价反馈

                                                    我不可能看到一条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制图|陈龙

                                                    关于此次疫情,中国青年报社派往武汉的记者发回了形形色色的报道。他们为早期物资的短缺多次呼吁过,他们看到了最低一级村医的防护“雨衣”,他们发回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确切消息消除了铺天盖地的传闻,他们计算过武汉医疗废物的增长,他们与殉职前的李文亮医生有过对话,他们“有图有真相”地呈现了武汉早期诊断标准中的微妙之处。

                                                    这些记者,也为一些不太起眼的逝者留下过记录。你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位在长江上救了一辈子人的逝者,遗愿是把骨灰洒在龙王庙外、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江水里。有人询问我们为什么要报道这些,我们只能用这位义士的一句话来回答:“我不可能看到一条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迄今为止,“中青冰点”头条号刊发的所有疫情报道中,一位武汉小卖店店主的讣闻有400多万人阅读。这只能用大家的“感同身受”来解释。

                                                    冰点致力于提供疫情中的一些重要事实,以及一些让人“感同身受”的故事所有疫情报道独家首发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中青冰点今日头条号,更多文章欢迎扫码阅读专题「武汉日与夜」。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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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正文

                                                      荞麦chen

                                                      昨天 17:4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在豆瓣看到一个令人心碎的事。
                                                      起因是豆友寻人。说在武汉的奶奶走丢了。凌晨一点半,爷爷发现奶奶不见了,之后报警、寻人。只从监控看到奶奶围着围巾在深夜出门了。奶奶没有精神病史,家里菜够吃、退休金够用。但她却在爷爷睡着之后,独自出门,并且消失了。
                                                      爷爷非常崩溃,伤心哭泣。
                                                      豆友希望大家能转发信息帮助找人。
                                                      然后昨天豆友更新了信息:在湖里找到了。那天晚上奶奶投湖了。
                                                      看到这结局完全说不出话来。非常难过、心碎。而且给我一种特别抽象和虚空的感觉:有一个人,她忽然失去了生的欲望。究竟是为什么,也没人会知道了。跟现在的情境有关吗?也没人知道了。总之,有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她趁丈夫睡着之后,围着围巾出门,走到湖边,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类。
                                                      转发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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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座Wheel

                                                      也许每个人都是托尔斯泰

                                                      荞麦chen:哎💔

                                                      claire三哥呆呆:托尔斯泰是什么意思哇

                                                      共5条回复

                                                      昨天 17:43
                                                      664

                                                      百无一用发小春

                                                      去年表妹的奶奶自杀了,推测原因是抑郁症。连家人都是不理解的,都说为什么不能撑一下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老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沉默隐忍的,也可能很多人觉得别人都应该是沉默隐忍的。

                                                      羽化于热月午夜的伦勃朗:想起之前网上看到网友说他爷爷高龄,爷爷每当说起小时候遭受继母的偏见都会流泪,就觉得心碎。

                                                      陳歌Nicole:我奶奶至今提起小时候十岁左右受得委屈还会哭,我自己都忘了我十岁时有什么经历了

                                                      共7条回复

                                                      昨天 17:56
                                                      1298

                                                      还是稀罕刘昊然

                                                      其实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拥有这么好的父母,我应该也会有冲动离开这个世界吧。除了他们,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留恋。

                                                      somewhere_u_know:还有刘昊然。喜欢的人都是避风港啊

                                                      三饼屋的西明治:我也是 有段时间觉得如果爸妈不在了 我可能也会跟着他们走 因为不会有人比他们更爱我 爱太重要了。

                                                      共11条回复

                                                      昨天 17:44
                                                      480

                                                      绿子子喔

                                                      每个人沉默不语。可是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昨天 17:47
                                                      473

                                                      我是丁子

                                                      老年抑郁症的比例其实特別高

                                                      一只废飘-:还有我身边朋友的父母和我自己的父母,大部分都有轻微的抑郁症倾向,有时候言语里会透露出来

                                                      共4条回复

                                                      昨天 18:18
                                                      390

                                                      非著名大小眼女装大佬

                                                      每个人的故事啊 只有自己知道

                                                      昨天 17:44
                                                      185

                                                      明人档晨看无

                                                      我用许多许多事情吸引自己的注意力,不是因为我三心二意,而是害怕有一天我的眼睛盯上了虚无与死亡。

                                                      昨天 18:03
                                                      146

                                                      栎兔跑去哪里了

                                                      现在的湖水,还很冷吧…

                                                      一棵小豆芽-:看到这个评论 泪止不住的流

                                                      昨天 18:17
                                                      135

                                                      什一上下

                                                      人太脆弱了,我太脆弱了,努力把房间收拾的特别干净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部扔掉,我妈把它们有些拿回来的时候真的崩溃了。

                                                      昨天 18:34
                                                      92

                                                      翩翩吶

                                                      也很像阳光普照里的许光汉,看上去不过是洗澡然后出门了。张老师昨天说,人的一生都有情绪,都会半夜失眠,会哭,但聚光灯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在。不年轻之后,人们不再表达,表达了也没人听。

                                                      昨天 19:22
                                                      103

                                                      Chic风子

                                                      前几天晚上,我那个梦里面也是,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坐着开往阴间的车。

                                                      Chic风子:后来拼命跟周边的人说话,大部分都不理我,最后终于有两三个理我。然后我们几个想办法逃下车去。最后没办法,就看着好多人坐着车被送走了。真实又恐怖,一直念阿弥陀佛才醒过来

                                                      桃籽来来:我做过类似的梦,没你这么恐怖,遇到一些人,眇眇忽忽的也不说话,想和她们走她们也不搭理,然后终于有个人说你回去吧。之后就醒了。以前做梦我爷家的院子里有一口井,里面出来一个女的,领三个孩子,好像是要饭。后来我爷去世我就觉得他是和那个女的走了,因为他活着时很苦,他是去过安静的日子去了。

                                                      共3条回复

                                                      昨天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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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芦苇

                                                      堂姐的奶奶也是,投湖了,后辈聚在一起,吃火锅,发朋友圈,把这次聚会当成家族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机会,没有人谁到底为什么才聚在一起。人性就是这么凉薄。

                                                      不是音:你看过《请回答1988》吗?里面奶奶去世了,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可是后面才知道,原来爸爸一直在忍,长辈们也很辛苦,并不善于表达…

                                                      相见时难别:没看懂,堂姐的奶奶不就是你的奶奶吗?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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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18:34
                                                      26

                                                      斯者可语

                                                      只有自己撑着船渡过人生小河啊

                                                      夏洛克的艾琳艾德勒:看到你的评论,忍不住发一下自己的纹身,主题完全契合。 评论配图

                                                      昨天 18:21
                                                      70

                                                      无聊黄桃

                                                      一月份我刚回家的时候,听爸爸说附近有个老人突然就喝农药自杀了。上午还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午家里没人他就这么走了。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对生活没兴趣了,单纯的不想活。

                                                      昨天 18:03
                                                      57

                                                      把你挂在树枝上

                                                      那爷爷太心碎了

                                                      1984中的噩梦:爷爷,也许是这所谓的爷爷使得奶奶倍感压抑,绝望。

                                                      白羽心茶:是啊……说不定是看得疫情的各种新闻心中承受不住了……我今天看到伊朗领事馆在微博上筹集捐款,心里真的很难受,觉得这世间太苦了,而个人的力量又很有限。

                                                      共5条回复

                                                      昨天 17:48
                                                      13

                                                      momo写作业中

                                                      哎 有时候看着好好的 什么都有的人 内心的绝望反而更大更多

                                                      昨天 17:43
                                                      46

                                                      不停蹄的错过

                                                      有时候总会想从家中十几层楼跳下去,就是觉得特没意思。估计每个人都会有想放弃一些东西的念头。

                                                      侯小麦子:千万别跳楼啊,会砸死人的

                                                      mikihisa:别跳,掉到别人家窗户前,会给人家添麻烦,吓着人家没法正常生活了。瘆得慌。

                                                      共3条回复

                                                      昨天 18:19
                                                      23

                                                      miloosun

                                                      想起一个英国老人在亲人的陪伴下安乐死。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看,离开是一件舒心的事情。我觉得用尊重的态度比消极和积极都好。

                                                      昨天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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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纯昕

                                                      这种活着虚妄的感觉,突然就会浮现,然后努力寻找活下去的理由,找到了,就接着活,没找着就……

                                                      昨天 18:00
                                                      30

                                                      積雨雲zz

                                                      就是。。。。觉得没劲吧

                                                      昨天 18: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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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2020

                                                      陶然笔记说,副总理带中央指导组去武汉开元公馆小区考察时,居民从家里的窗户向正在考察的他们喊:假的,假的。英雄的人民,名不虚传。 ​
                                                      查看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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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医院就积极准备,组织了30名医生,100名护士,同时也有6人的行政小组。病房的情况刚才讲过,是普通病房改造的,跟上海传染病总院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但你必须用,也没有任何好说的,我必须上。我们病房也有些病人在用,有些病人从方舱就在用,那么也让他在这继续用。现在PI很多,如果合格的病人量不足的话,研究结果的把握度是不够的,对临床到底有多大的指导价值,也是一个问题。国内的其他地区应该要恢复,我个人认为应该要谨慎的恢复到正常的这种状态。
                                                      原文约 5944 | 图片 6 | 建议阅读 12 分钟 | 评价反馈

                                                      值得一听!一位从上海驰援武汉医生的谈话录音,很真实,很感人

                                                      原创 经济日报微信 经济日报


                                                      这是驰援武汉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领队朱畴文的谈话录音,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从抵达武汉,进驻医院到参与治疗过程的经历,在谈到武汉和武汉人时,他几度声音哽咽。关于防护物资、关于病人收治、关于疫苗、关于心理压力、关于人文关怀……他一一道来,真实感人。


                                                      他说,作为一名医生,救治病人、抗击疫情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来,我们责无旁贷。疫情肯定会过去的,只不过根据疾病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坚持下去,大家都会坚持的。


                                                      作家方方在昨天的《武汉日记》中评论说,这段录音“非常理性,非常克制,也非常客观”“这是有慈悲心肠的医生,是有大爱仁心的医生



                                                      以下是医生朱畴文的自述:


                                                      抵达武汉


                                                      我是北大生物系84级医学预科的朱畴文,现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作,担任副院长。这次我是带医疗队到武汉进行疫情救治工作。


                                                      6号晚上8:00接到国家卫健委指令,让我们组织一支130人的队伍,包括30名医生,100名护士。当时我们医院就积极准备,组织了30名医生,100名护士,同时也有6人的行政小组。我是医生,也是行政小组牵头人,6名行政人员里有4人是医生。医院还准备了一些防护物资、个人用品,随机托运700多箱,总重量是8.98吨。


                                                      我们7号下午4点乘坐东航330的包机飞武汉。抵达武汉天河机场的时候,一架飞机也没有,就我们一架降落了。整个机场的灯是为我们开的,机场商店都是关着的。他们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还要熄灯,想想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到了武汉我们直接去宾馆,货物由武汉方面运过来,一件不少。沿路过来,过长江大桥看见黄鹤楼,大家都没有说话,因为街上没有车、没有人,又是雨夜,我们的心情非常复杂。



                                                      接管病房


                                                      我们分配的任务是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东院区接管两个传染病病房,共80张床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称湖北省人民医院,它的东院区原来有1700多张床位,已经把其中的800张改造成隔离病房,不是ICU,是专收重症的隔离病房。他们非常辛苦,在几天内逐渐改造,开始200张、后来400张、最后落成800张。


                                                      抵达武汉第2天我们去了医院,看看场地,跟那边接头,加上我们共有7支医疗队在那边,跟人民医院的同事一起,分管800张床位。进入新的环境,所有东西都得从头练起。进病房看的时候,大家心里真的是有点瘆得慌,因为隔了门就是个传染区。虽然有两个通道,一个是清洁通道,一个是污染通道,清洁通道和污染通道之间有三个区: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有两道门隔着,但这些都是非常简陋的,不是感应门,要用手推,风一吹就会吹开。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们从医好多年,还是比较紧张的。


                                                      出发的时候领导对我有要求,零感染。说带多少人去,就带多少人平平安安回来,安全防控是我的头等大事情。看了场地,也看了他们的一些物品,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就再一次强调安全,演练怎么穿防护服,大家怎么互相帮助。


                                                      9号下午2:00,我们接管了这两个病房。到病房看了物资以后,我不是太乐观。人民医院已经用上捐赠物品了,好多品牌、规格、型号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些我觉得是不能代替传染病房的,但他们就用了。人民医院的医生从春节前1月中旬一直熬到现在也没休息过,他们医生护士的配比比我们要少得多,但是也都坚持下来了,他们都不是传染科的。我接管的那两个病房,一个是心内科的,一个是神经内科,但他们完全按照传染科来用,而且做得非常辛苦,的确是需要援助的。


                                                      我们的防护用品带了10天的量, 9号去上岗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你先看人民医院的东西能不能用,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用我们带来的。不是说信不过他们,实在是突然短时间内这么大需求量和消耗量情况下,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完善的提供这些足够的防护用品的,这一点必须是要理解的。但是目前物资短缺,尤其是防护用品不够的情况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为国家的生产以及采购量,捐赠量也越来越多,所以从物资这方面来看,绝对是越来越好。但有一些临床上的东西,我们后方也继续运。



                                                      病房的情况刚才讲过,是普通病房改造的,跟上海传染病总院相比来说,还是比较简陋的,但你必须用,也没有任何好说的,我必须上。仪器不够,氧气量不足,所有的管道氧气都不是为800张床要大流量吸氧而配备的。后来要用钢瓶,钢瓶只是运到楼下,护士推进去,所以是非常辛苦。现在氧气供应量比以前有所好转,仪器也是越来越多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重症病人收进来,武汉在社区都是有重症病人的。他们没地方去!所以就调集了全国的力量,把各大医院的普通病房改造成隔离病房、重症病房。上面的命令就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要把还留在社区的一些重症病人,全部收进医院,也要把一些在其他医院的重症病人全部转到我们这几家医院的重症病房来。


                                                      那些轻症的病人去其他的医院,或者去方舱。现在建了这么多方舱医院,目的就是要集中管理,不能让这些病人散落在社会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传染源,有些人的确需要在医院里得到救治。我觉得这个措施从执行层面上是很好的,这些病人的确是收上来了。


                                                      与医院磨合


                                                      我们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跟人民医院的磨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熟悉他们病例的系统,不熟悉他们的流程。人民医院安排了原来在病房的护士长和一位医生陪着我们一起来做,做一些协调和联系的工作,磨合一个周非常好。现在他们也没走,就继续在这里。


                                                      原来我们领队会议是每天开一次,现在因为情况的好转也减少了次数,后来就固定周一、周四晚上开。我们都有微信群,有什么情况就及时在群里沟通。一开始,我们7支医疗队,大家的脾气不一样,习惯不一样,处事风格也不一样,在开领队会议的时候拍桌子吵什么都有。我觉得这都是为了工作,后来越来越和谐,也理解人民医院的苦衷,他们很难,他们很难。


                                                      从我带的医疗队管理的病房情况来说,我们已经进入到正轨。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病毒,但并不是说完全束手无策,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虽然还是有很多的空白点或者疑点不清楚,但在临床处理上,大家都觉得越来越有心得了


                                                      关于病人收治


                                                      我带的130人的队伍中,30名医生主要来自于呼吸科,重症医学科,还有感染科。另外,考虑这个疾病会有多脏器的问题,我们还带了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麻醉科、急诊科的医生。另外100名护士,有40名是来自于我们ICU的,还有些是来自其他病房的。年纪最小的工作两年半,100名护士里有9名男护士。我们可以说是出动了大量的精锐,这支队伍非常值得信任。


                                                      我们所收的病人是由武汉前线指挥部决定,他们从各个社区收病人,然后做紧急短暂的评估,轻症病人转到方舱,重症的就到我们医院来,或者到其他大的医院去。


                                                      关于治疗,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第1版到第6版不断推进。病人如果出现好转,两次核酸检验是阴性的,或者临床上症状也没有,就要出院。病人回家要由网格联络员领回去,他到那边报到,然后再回家。后来出现有些病人出院又有阳性或者有临床症状的情况,现在规定出去的不直接回家,找固定地点隔离两周,然后再回家,也有些病人转到方舱医院继续治疗。


                                                      我们80张床位目前收治的情况大概是70张,最高的时候达到过80张。在我们手上有6个病人去世,有些是原来留下来的,在新进来的病人中去世的不多。医生早晚查房,要穿着隔离服进去,开出医嘱,然后护士送进去,再来用药、领药等等。关于抢救,终末期的这种抢救,不是你想救就能救回来了,病人除了氧分压不高、氧和很差以外,还有其他脏器问题,原来有基础性疾病的差一点,的确是这样。


                                                      医院给每个病房配了4部手机,两部在里头,两部在外头,随时可以通过手机来联系,这个手机也是要及时联系病人家属的。我们的病房不让家属探视,也没有陪护,如果一些操作要签字,就通过微信、通过语音,然后截屏确认。如果病人去世了,也是通过这个途径告诉他们。目前来说,隔离区和清洁区的交流工作还好。


                                                      根据上级指示,医院里每天要做报表,收多少个病人、多少个重症、多少个危重症,出院多少,有多少人进行机械通气,或者有多少人进行了插管。对于插管,实际上各有利弊吧。我们对插管还是非常谨慎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如何关口前移,如何防止重症的病人发展到危重症,从而来避免插管,更避免启用ECMO。ECMO现在很红,但对于新冠肺炎病人来说,用ECMO不像处理其他疾病科那么神奇,回过来了没几个,成功率百分之十几


                                                      诊疗方案1~6版都有中医药的推荐方案,尤其是一些中草药的方剂。我们病房也有些病人在用,有些病人从方舱就在用,那么也让他在这继续用。


                                                      医学的人文关怀


                                                      我们接收病房时病人症状很重,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力量不足,他们提供医疗都来不及,所以对这些病人照护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进到隔离区以后,很难过的。他们是重症病人,是需要照护的。但怎么照护呢?病人互助,有但很少。一些病人在床上插着管不能动,吃东西没法吃,喝水也没法喝。即使可以走动的,也就是三餐。衣服怎么洗?卫生怎么搞?都是问题。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除了看病以外,帮他们个人打扫卫生,还送去了内衣、毛巾、肥皂、拖鞋,还有很多吃的东西。帮病人打打电话,跟家里通话、通视频。老太太躺床上,谁跟她说话,老头子走不动,谁跟他聊几句。所以医学的人文关怀,也就像我们这么做吧。现在情况好多了,逐渐地让他们改善了环境等等。


                                                      我们在病房进行了分区,重症里的重症搬到一个地方,轻症的让他们互相照顾说说话。整个来说,病人有进有出,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关于队员的压力


                                                      谈到队员的压力,肯定有。我也有压力,我的压力就是零感染,所以我再三强调安全,没有足够的防护,绝对不准轻易妄动,不准硬冲,大家都接受了。并不是我们退缩,只有做好自己的防护,才能够更加安心地做好各种诊疗活动。其中有孩子是蛮紧张的,刚刚20多岁。穿着防护服,戴着三层手套,戴着护目镜,再带个面罩,人全闷在里头,再加上脚套,你摸脉搏都摸不到,任何操作都必须非常小心,所以真的是很难的,尤其是护士们很辛苦的。


                                                      前一个周我们有三个晕倒的,一出来就倒了。还有一个男护士,在里面吐了,吐在口罩里。吐出来的时候,他脑子里想:拿掉口罩,新冠肺炎;呕吐物不慎吸进去,吸入性肺炎,哪条路都不好。都是孩子啊!


                                                      我们队员里头也有几个发低烧的,37度2左右,然后就退烧了,就这么过了。一旦有不舒服在家休息。我们一人一个单间,水、饭送到门口,不要出来自己待着,但是我们和他们都是密切接触的。如果真有一个感染的,我们整个队伍都得隔离。现在进入正轨了,大家按时上班,来回坐班车。我们驻地和医院之间有12公里。我要求工作完,洗了澡马上回来,别在医院待着,回家休息。我们班次排的很密,司机师傅也很辛苦。


                                                      我们能够保证大家生活上没有什么问题。医院里提供三顿饭,酒店里提供三顿饭,还有很多捐赠吃的这些物资,肯定是足够的。有几天肉食品少了,荤食品少了,悄悄地呼吁了一把,真有能人就给我们送肉来了,现在好心人不少,各显神通。


                                                      关于不同治疗方案


                                                      现在我们治疗的结果怎么样?我不好说。总体情况只有到结束了才知道,就我们治疗心得来说,情况是好转的,而且入院病人也越来越少。重症病房在扩大,社区收治应该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来的病人,不少是从方舱过来的。现在对方舱病人的治疗,也要求输液,要求做CT。为了不让他们发展成重症,轻症病人还是需要治疗。轻症病人回到社区也是要进一步观察随访的


                                                      刚才讲到中医药,真的不好说。因为我觉得中医论证的方法好像跟西医不一样,所以不便做过多的评判。你能用病人也愿意用就可以用。至于它的效果怎么样,看最后效果。


                                                      疫苗怎么样?我觉得疫苗不可能在短期内出来的。康复者血浆治疗到底效果怎么样?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不宜过多的夸大,因为没有经过一个很严格的临床实验。这个临床实验怎么去设计?在每一个阶段病毒都可能有变异,病毒变异所产生的抗体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怎么样去评估都不好说。可以说新冠没有特效药



                                                      面对我们存在的很多疑点,未知病毒所造成的感染,或者造成一些多脏器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已知的原理和原则上开展治疗。但这种治疗能不能在我们的治疗的过程中进行很完美的(RCT)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甚至双盲,我觉得这是需要打问号的。但并不是说那些观察性的治疗或者单臂的这种实验性的治疗就没有意义。我们需要不断的总结,即便是观察性的研究,但这些总结所得出来的结论,它所提供的证据的强度是不高的。现在来说有一定疗效,推荐使用,我们也用。但是到底怎么样去做临床研究,还是要深入考虑的


                                                      现在PI很多,如果合格的病人量不足的话,研究结果的把握度是不够的,对临床到底有多大的指导价值,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舍弃点什么?我指的舍弃是在临床的研究中不要这么多的PI了。国家来做RCT,把所有的病人都统筹起来做。因为药用来用去就这么几种,一个人去开展一个研究,你要做一个多中心的,另外一位大佬要开展一个多中心的,绝对是冲突的,病人上面是冲突的,管理上也是冲突的。


                                                      这个病毒本身的确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而我们的诊断也有很多并不尽善尽美的地方。如果这个病人是阴性的,你就判定他是阴性吗?比如说做咽试子是阴性,你能相信他就是阴性了吗?试剂的敏感性,不是100%的。操作时候的取样不一定能够取到的,取到的病毒量也可能在检测标准以下。从临床角度来讲,病人症状消退,CT有所缓解得出来是阴性的话,就应该认为好转。是不是“痊愈”,打个引号。现在有些病人出院以后又复阳了,是不是他出院时的阴性就是个假阴性,但临床上又没症状。所以真的有很多的未知


                                                      用激素,什么时候用?上多少激素?用氧疗,到底用多少?增加免疫力的药,比如打胸腺肽等等,还有些病要不要抗感染?这都是临床一线要根据情况做评估的。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给了,但你每一步的行动还是需要一支团队在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派有经验的、能够多个合作的团队在一起,刚出茅庐的医生是搞不定的


                                                      现在到底什么药好?谁也不知道。反正推荐使用你就可以用,当然也有效果。但病毒性的疾病,包括新冠病毒在内,是会有自愈性的,自己就恢复了。到底是我们用药的原因,还是它本身自愈的原因,都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我是西医,从临床研究的角度来讲,我是推崇RCT的。现在说起来,严格执行RCT的就一个药,就是瑞德西韦,但他有双盲的,4月底才揭盲。


                                                      关于复工情况


                                                      我们在前方,中山医院上海本部给我们很大支持,不断送东西,包括N95口罩、防护服等都运过来。但中山医院也面临着复工的问题。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医院就开普通门诊,所有的手术除了急诊以外都停掉了。这两天开始恢复,有专家门诊也有普通门诊,也要收病人入院、要手术。尤其是对癌症的病人,春节到现在一个月了,怎么办?你不能一直拖下去。现在我们要恢复了,湖北尤其是武汉地区,目前还处于这种严格的状态。国内的其他地区应该要恢复,我个人认为应该要谨慎的恢复到正常的这种状态。


                                                      个人认为流行病学的调查很重要,但个人的诚实、个人的不隐瞒更加重要。这不是问一个问题就能问得出来的。如果问出来是假的,你对他有什么惩罚措施吗?


                                                      关于支援的感受


                                                      要说一下感受,我觉得蛮苦的。不是指我们医疗队,而是指武汉的老百姓。曾经有媒体采访过我,有什么心路历程?我说,我再也不愿意以医疗队领队的身份再到武汉来。再到武汉的时候,我应该是个游客,而不要再以医疗队领队的身份。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个医院的领导,救治病人、抗击疫情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来的。我们就是换了个城市,换了个医院,在做医疗工作。虽然有风险,但还是有各种手段可以把这种风险控制住。这是医生的职责,我们责无旁贷。


                                                      我想说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各位有心人、好心的机构给我们大量捐赠。现在已经进入正轨,国家是有渠道、有办法维持,并且改善我们现在的供应的。应该说医疗这方面的情况在好转,我们的供应在好转,我们的病人也在好转


                                                      不少人问我,包括我女儿,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真的不知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现在我们的排班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希望大家能够在前线这么一个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得到合理的休息,得到合理的舒缓。这的确是我作为一个领队最挠头的事情,但幸好我有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真的非常感激他们,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这样的疫情肯定会过去的,这么严重的情况肯定会过去。而且现在已经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只不过根据疾病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坚持下去,大家都会坚持的



                                                      来源: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ID:jjrbwx)


                                                      录音整理:王琳、吉亚矫

                                                      编辑:闫伟奇

                                                      审核:王荆阳

                                                      主编:王玥

                                                      监制: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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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2020

                                                        武汉#青山开元公馆# 业主在楼上喊:全部都是假的。钢!打倒形式主义!

                                                        @凯雷 http://t.cn/A678VY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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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

                                                        2月29日,武汉市第一医院一位气管插管的新冠肺炎病人。为了防止管道压在病人身上,护士用手套吹成一个气球,放在病人枕边,预防压疮。气球上画了一张笑脸。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编辑 | 张国

                                                        时间就是生命——“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措施里,有4字。

                                                        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又称“中国CDC”)对外介绍,2019年12月31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等9名专家乘当日最早航班从北京赶到了武汉。

                                                        这一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

                                                        当天午后,武汉市卫健委发出了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首份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

                                                        2003年SARS疫情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7亿多元,建立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这个“全球规模最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直报系统,为传染病疫情的“早报告”提供了基础,基层医疗机构只要在系统里上报信息,中国疾控中心就能实时收到。

                                                        2019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一个主题为“实现全民健康——全球公共卫生发展合作”的论坛上介绍,对于任何可疑的传染病,包括新发和再发的,国家卫健委在6个小时之内会立刻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全境的信息直报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众普遍关心的一点是: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中上旬,疫情早期处置的关键时期,这个“纵向到底”的信息直报系统有没有接到过来自武汉的“早报告”?

                                                        疾控专家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调查。图片来源/国家CDC官网

                                                        • 1月上旬报告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下来了”

                                                        被称为“疫情上报第一人”并因此受到湖北省“记大功”奖励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

                                                        她于2019年12月26日接诊了4个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第二天,她向医院汇报,医院上报至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28日和29日,该院又陆续收治了3人。医院组织会诊后,向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去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的回忆,12月29日下午,武汉市卫健委电话通知他去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调查。当天,7位病人中的6位转到了金银潭医院。

                                                        这是湖北省、武汉市迄今公布过的疫情早期报告过程,其中没有提到可在“6个小时内”直通国家卫健委的网络直报系统。

                                                        早在2007年,原卫生部就曾发文要求,经省级专家组会诊不能明确诊断的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省级疾控机构要将标本送中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据报道,2019年12月,武汉医院里采集的不同病例标本,曾被送往多家民营机构做过检测。2020年1月2日,中国疾控中心才等到了来自武汉的第一份病例标本。

                                                        “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检测,就能早一分钟做出结果。”中国疾控中心官网称,该中心接到标本后的研究,为确定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病因,“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验室证据”。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武汉通过“网络直报”方式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始于1月3日,大约在1月上旬后停止了。

                                                        冯子健说:“(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国家卫健委介入调查之后,要求武汉把病例通过网络直报报上来,有这个要求,他们确实报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停下来了。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也对记者证实了上述说法。她说,自己咨询过国家CDC相关人员,得知去年12月没有接到“直报”。“他们说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接到过武汉直报过来的信息,但后面就忽然停了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到网络直报系统中后,才恢复上报。

                                                        一家医院外的护目镜。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摄


                                                        • 国家要求“立即网络直报”与“省卫健委同意才能上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获得了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公共卫生科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下称《疫情处置说明》),里面详细记录了该院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16日之间的“不明原因肺炎”上报情况。相关记录与冯子健、杨功焕的说法相符。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不同成员向记者证实,1月3日前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共同起草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由武汉市卫健委制定下发。其中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一项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由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直报病种选择“不明原因肺炎”。

                                                        前述武汉三甲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记录:“1月4日,我们收到了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指导手册,指导手册上面显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根据这份记录,1月5日,该医院所在的辖区卫健委组织开会,“传达市级指导手册的精神”。区卫健委要求在“市级指导手册精神”的基础上,加入“区级组织专家会诊”的流程,即医院专家会诊和区级专家会诊均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后,才能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传染病报告卡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

                                                        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制定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规定,首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病原携带者后,应按照要求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或通过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自动抽取符合交换文档标准的电子传染病报告卡……其他暴发、流行或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也应填报传染病报告卡信息

                                                        “只要医院上报传染病报告卡,医院所属的区(县)、市、省,以及国家CDC都能实时收到信息。”杨功焕向记者解释。她在2004年任中国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2005年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分管公共卫生监测工作,2011年退休。

                                                        一位武汉市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医生在接诊过程中,只要在电子病历系统中输入传染病名称缩写,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传染病报告卡,供医生填报。

                                                        这位医生说,网络直报系统是专用网络,一般由医院公共卫生科或者医院感染办公室等相关部门收集病例,并负责上传、直报。

                                                         “理论上网络直报系统是医生都可以上报的,但是可能是考虑到一线医生工作繁重,再加上一些其他客观原因,我去年到基层医院考察,发现大部分都是由医院的相关科室负责直报。”杨功焕告诉记者。

                                                        武汉这家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显示了该院的上报记录:1月8日-10日3天,分别上报了9张、4张和1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

                                                        在连续3天网络直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这家医院停止了上报。

                                                        2月26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血液净化中心的护士们在等待即将送到的援助物资。这支“护肾小队”负责为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做血液净化。中⻘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根据这份《疫情处置说明》,1月11日,该院专家会诊一位疑似病例后,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将会诊意见报告给区卫健委医政科,医政科要求医院自行联系区疾控中心采样、做流行病学调查。该医院工作人员联系区疾控中心后,被告知采样、流调,要等区卫健委医政科通知。1月12日上午,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处长带队到该院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报卡。

                                                        时在场的一位知情者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省卫健委那位处长确实有此表述。

                                                        1月13日上午,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处长、区卫健委疾控科工作人员一行到该院,传达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这位处长指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 ,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这家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另一份文件,记录了当天传达活动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其他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上报情况——截止到1月13日,武汉协和医院共上报11例,张继先所在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报9例。

                                                        《疫情处置说明》里还记录,1月16日下午,该科工作人员向周边医院询问近期报卡情况,得知“近期也未报卡”。

                                                        2月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一名患者在读《安妮日记》。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网络直报,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SARS疫情之后推出了明确规定。基层医疗机构会诊后,仍不能确诊的,要立即“网络直报”,不需要其他层级的审核和会诊。此举是为了“早期发出预警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2004年7月,原卫生部下发《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在此基础上,2007年又推出了正式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今年1月初,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共同制定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里,“病例报告”有关规定正基于此。

                                                        两个版本的方案都规定,临床医务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院相关部门,由医院组织本医院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进行网络直报,并电话报告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对网络直报的时限也提出了要求:医疗机构要在“12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此外,假使有的医疗机构“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应立即向当地县级疾控机构报告,县级疾控机构在接到电话报告后,应“立即进行网络直报”。

                                                        方案还要求,辖区内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排查和管理工作,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领导,并且要组织监督检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报告后,应尽快组织本辖区内的专家进行会诊。此时的“会诊”不是“网络直报”的前提,而是便于对之前的网络直报结果进行修订:“县级专家会诊后,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报请地市级专家组进行会诊。做出明确诊断的,由报告单位订正为诊断疾病。

                                                        杨功焕对记者解释,SARS以前,逐级上报流程很慢,也容易出现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建立这个直报系统,就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病例信息)可以从基层医院直达国家疾控中心,让国家用最快的速度获得疫情信息,做出响应。

                                                        中国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信息服务中心原主任金水高,曾在一篇论文里总结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工作的演变。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几十年间都是报告从基层医院经由不同层级防疫部门,每月汇总到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计算机技术取代了邮寄报告卡后,缩短了疫情从基层到中央的报告周期,但直到2004年,并没有改变按月报告的基本特性,经常造成信息延迟,不能对疫情的暴发及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进行及时的预警和实时的监测。

                                                        《中国数字医学》2006年发表的金水高研究员论文,介绍了“网络直报系统”的框架。

                                                        他介绍,新系统2004年1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的传染病例,要在发现的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的中央数据中心。各级疾控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授权在系统里查看辖区内信息。到2006年,全国96%以上的县及县级以上医院、66%的乡镇卫生院已经能够通过系统上报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SARS的爆发给人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信息渠道不畅,信息不透明。”金水高指出,后来建成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其中建立新的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满足对暴发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监测与预警,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 一段时间里,没有网络直报,对外无通报或通报“无增长”  

                                                        武汉多家医院医生向记者反映了另一个不利于新发病例上报的原因:1月3日前后,他们收到了通过口头传达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排查标准过于“苛刻”,即使临床收治了很多此后经过核酸检测确诊的病人,但当时都不符合标准。一位医生说: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上去。

                                                        “我从来没参与过《入排标准》的制定,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这个标准是武汉后来加进去的。”(此前报道: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

                                                        一段时间里,武汉市没有网络直报,没有对外通报或对外通报“无新增”,不代表没有病例出现。中国疾控中心后续回溯病例发现,以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就有104人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等人在1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介绍,武汉早期425个确诊病例中,11日到11日之间发病的有248人,112日到22日发病的有130人。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

                                                        其中,1月1日到1月11日之间,武汉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肺炎。医务人员感染是病毒“人传人”的重要指标。

                                                        1月上旬赶到武汉的国家卫健委专家中,有人后来对记者说,专家组当时并未得知人传人信息。

                                                        这位专家说,当时询问过的一位武汉医生,在很多天以后曾给自己打电话,承认当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却没对专家组说实话。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1月8日,他接到国家卫健委电话,让他第二天一早去武汉。1月9日,他在武汉待了一天,跟当时在武汉的国家卫健委其他专家“基本没有交集”,主要是听湖北省和武汉市方面的一些情况介绍。

                                                        “他们说(患者)病情比较轻,跟季节性肺炎差不多,几百个密切接触者没有一个发病的。说得很轻松。”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他还记得,当时听说了“有限人传人”现象,但也只是个别人。

                                                        曾光对记者说,他在中国疾控中心曾管过17年的全国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疫情分析。虽然存在报告机制,但如果地方不报告,就形同虚设。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头(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催下面报告。这样的问题都出现了,下面捂不住了,上面催他们报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武汉工作期间,感染了新冠肺炎。在武汉期间,他曾向媒体介绍整体疫情“可防可控”。他后来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对疫情的判断不是个人,是集体做出的,“但是研判的资料,必须得是没问题的”。原始的资料不真实、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


                                                        • 直报系统就像打车软件,可以选快车也可以选出租车

                                                        1月19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在武汉开展工作。次日,专家组在北京以记者会的形式首次透露了病毒人传人、医务人员感染等信息。

                                                        这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1月24日,在紧急系统调试之后,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动态监测功能”上线。

                                                        “新冠肺炎被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并且系统进行更新、升级后,这次疫情的网络直报就顺畅了。”杨功焕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被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之前,我国一共有39种法定报告传染病。

                                                        中国疾控中心官网介绍,法定报告传染病分为甲、乙、丙3类。此外,还包括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和按照甲类管理开展应急监测报告的其他传染病。

                                                        杨功焕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期间,参与了网络直报系统的建设。她介绍,“对基层医院来说,法定传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都是在一个软件里的,只是分处两个不同的模块。就像使用打车软件时,你可以选快车,也可以选出租车。

                                                        她认为,虽然是一个软件,但可以把法定报告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法定报告的,一个是重点监测的,确实不太一样。

                                                        冯子健也告诉记者,法定报告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性质上)是两个不同的系统。系统“规定”各地医务人员报告39种法定传染病,同时“鼓励”医务人员报告他们希望报上来的传染病——“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在‘其他’疾病这个栏目里,然后在备注里加一个这个疾病的诊断,这是自愿的。

                                                        “比如水痘,就报了很多,这个就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但很多医务人员觉得它是个很明显的传染病,也都有报告。”他举例说。

                                                        冯子健解释,一个新的疾病出现但还没有被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时,中国疾控中心有时会发临时通知,要求各地把这种新发疾病在“其他”栏目里报,然后后面加上备注。“这样就临时解决报告方式问题。

                                                        他说,这次在武汉,1月初“不明原因肺炎”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报告的。

                                                        至于“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冯子健告诉记者,该系统是SARS、H5N1禽流感出现以后建立的,希望基层能够报告那些“无法做出诊断的,排除不了其他疾病的不明原因肺炎”。“特别是那些有聚集性的、病毒性的不明原因肺炎,这个更要报。但是这个报告,年度间、各地间的差异特别大,总体情况就是报告得不够好。

                                                        一家基层疾控中心提供给记者的网络直报系统照片显示,“不明原因肺炎”处在“其他传染病”子项之下,该子项还有水痘、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疾病。记者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临床医生电子病历系统的照片中,也看到了“传染病报告卡”的“不明原因肺炎”选项。

                                                        无论是SARS、MERS还是新冠肺炎,在病毒确定之前,都属“不明原因肺炎”。2017年,中国疾控中心完成了一篇在冯子健指导下研究“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的硕士毕业论文。其中介绍,“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是SARS和H5N1禽流感之后,为早期发出预警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从而防止疫情扩散建立的系统。比如,2013年人感染禽流感H7N9疫情暴发初期,绝大多数H7N9病例都是通过该系统发现的。

                                                        “很多传染病比如鼠疫的初期症状跟肺炎很像,这个系统有一年甚至监测到了一起鼠疫病例疫情。”杨功焕告诉记者。

                                                        上述论文提到,“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是一个依赖临床医生上报病例的“被动监测系统”,临床医生对该监测系统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病例报告质量和效率。

                                                        “那些已知的传染病经过多年的防控,已经很难再引发大的疫情了。反而是新发的传染病,比如SARS、MERS产生了严重的疫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疾控中心首任主任李立明对记者说,“这个直报系统应该注重新发传染病的监测和报告。

                                                        他说,从SARS、MERS到新冠肺炎,都是新发传染病,对人民、对社会的影响更大。建议建立更加“敏感”的体系,可以“立即报告、立即响应、立即处置”。

                                                        “网络直报系统什么时候都应该是最快、最敏锐的,要不还有什么意义呢?”李立明说。

                                                        他说,不仅要关注“病”,也要关注“症”。比如国外发现流感流行,不仅靠症状,也靠其他的敏感信息,比如超市纸巾销售量突增等。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武汉市有没有报告,国家疾控中心应该检查、督查,及时弄清情况。如果没有报告,国家疾控中心有没有及时发现并向国家卫健委反映?各级疾控中心负责检查、督查疫情报告系统的及时性、敏感性和报告率、漏报率等,结果要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各级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中心不仅要检查省级疾控中心的报告情况,还要检查基层医院和社区发病情况以验证疫情报告系统的及时性、敏感性和报告率、漏报率。

                                                        国家卫健委官网2月发布的一则信息透露:1月14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讲政治、顾大局”,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卫生健康系统的头等大事来抓,会上要求“强化系统内、部门间、区域间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

                                                        关于武汉,会议提出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2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两位工作人员上门询问情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 钟南山眼中疫情暴露出的一个短板:CDC地位太低了

                                                        1月18日上午,曾光再次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当天下午赶到武汉。这一次,他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6位成员之一,另外5位是钟南山、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杜斌,他们分别从不同地方赶到了武汉。

                                                        两天后,高级别专家组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证实了有人传人的传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

                                                        曾光在那次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人群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这不是官方的号召,是我们专家组的一些建议。

                                                        他事后对记者回忆,他“喊出这样的话”,因为专家组非常着急。那次记者会,“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图片来源/新华社

                                                        2月27日,在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此次疫情“暴露了我们的短板”——“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CDC只是一个技术部门,一个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说,在有的国家,CDC是直通中央的,不需要逐层申报,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向社会公报,但中国要一级一级(报告)。

                                                        钟南山说:“CDC只是个技术部门,它只能向上报告。向地方政府报告了以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那是地方政府的决定,CDC没有权力再进一步做什么东西。”他认为,这一点需要改变,CDC的地位需要提高,并且要有行政权,“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假如说以后还不是这样的话,那(疫情)还会出现。

                                                        “我经历过SARS,我感觉这次疫情早期跟SARS时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李立明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指出,“都是一开始没有一个快速的系统去响应,最后不得不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控措施,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去解决问题,对全社会都是巨大的消耗。实际上17年过去了,我们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国际合作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次诊疗救治的指南也不断在更新。但是公共卫生意识还是落后的,传染病防控这种专业的事还在受行政因素的干预。

                                                        他说,传染病防控应该是件“技术决策”的事,建议加强基层“守门人”医务人员公共卫生意识的培训,让他们主动报告、依法报告。技术上,直报系统要对基层医生更友好,不能让他们为上报传染病信息而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还应有激励机制鼓励“吹哨人”要让疾控技术人员能够及时判断、核实诊断,然后做出如何应急响应的决定,而减少行政的层级干预。“我就一句话:专业的工作,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

                                                        *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加入树木计划。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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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传涉朝鲜告知书“不属实” 吉林省当地官方称已收回

                                                          2020年03月05日 15:07
                                                          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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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图 盖有中共青石镇蒿子沟村党支部公章的“朝鲜要求中国边境地区切实加强管控,如若违反将开枪击毙”的“告知书”。图/来自网络

                                                            【财新网】(记者 冯华妹)近日,一份盖有中共青石镇蒿子沟村党支部公章的“朝鲜要求中国边境地区切实加强管控,如若违反将开枪击毙”的“告知书”在网络流传。该村所在的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青石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该告知书非政府所发,消息不属实,目前已将其收回。

                                                            网传“告知书”显示,3月4日,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青石镇蒿子沟村告知村民,据朝鲜向中国通报,朝鲜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提到最高特别级,并要求中国边境地区切实加强管控,如若违反将开枪击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要求,为切实保障该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即日起,禁止村民到鸭绿江实施捕鱼,倾倒垃圾、溜达、放牧、放鸡鸭等行为,禁止触碰、翻越和损坏隔离拦阻(注:原文如此)行为,公安机关24小时对江边实行监控处理,如若发现将行政拘留,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3月5日,青石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表示,不清楚网传告知书发自何处,因为之前告诉过村民不能上江面作业,尽量不要出去走动,“他们可能以为是朝鲜那边会拿枪什么的,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昨天(3月4日)晚上,我们挨家挨户告诉村民这个消息是不属实的,把上述告知书都收回了。”

                                                            青石镇政府一位负责宣传的干部也明确表示,前述告知书信息不准确,“这段时间防疫情扩散涉及到边境地区,可能是村一级或者组长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信息,为了加大力度防止养殖户进江。我们发现以后,及时把情况进行了更正,不允许再继续往外传播。”

                                                            据上述干部介绍,“告知书下发的范围不是太大,主要是靠江边的几户养殖户,鸭子总进江,管也管不住,村里看到了,也是怕(出事)。”对于朝方是否来函,其表示“这个不是很清楚,现在暂时没有,我们这边没收到正式的文件。”

                                                            青石镇因盛产优质建筑材料“花岗岩青石”而得名,南临鸭绿江,边境线长约63公里。2017年常住人口为7082人,由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组成。

                                                            记者在集安市政府官网检索发现,青石镇作为该市边境线最长的乡镇,早已严禁村民在鸭绿江堤坝以下实施捕鱼、倾倒垃圾或翻越、破坏隔离网等行为。

                                                            2月19日,集安市政府官网消息显示,疫情期间,青石镇严禁一切江面活动,并组建了8支包村领导、公安、护边员“1+1+N”模式联合巡逻队,对界江沿线及重点临边村屯开展高频次、不定时巡查,严禁捕鱼、倾倒垃圾、不戴口罩、野外聚集等行为,累计劝阻拦截抵边群众6人。此外,针对涉边风险高的重点人员和场所,由警民联合告诫小组逐人逐地进行走访、落实管控措施,以真实案例等形式宣传边境管理条例,并签订承诺书,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

                                                            2月27日,集安市政府官网再次发布消息称,青石镇严禁村民在鸭绿江堤坝以下实施捕鱼、倾倒垃圾或翻越、破坏隔离网等行为。此外,对隔离网进出口实施封堵,全面检查界江沿线铁丝网完好情况,及时对破损铁丝网实施封堵,防止家禽、牲畜随意穿越隔离网进入鸭绿江。同时加强重点人群监管,对智力残疾、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开展入户走访,告诫其监护人要严格看管,疫情期间不得靠近鸭绿江。对疫情期间违反规定擅自入江捕鱼等行为,严格依法从重处理。

                                                            据《通化日报》报道,3月3日,通化市委书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高志国强调,严防境外输入风险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做好境外返通人员信息排查推送,精准做到落地查人、不漏一人,“要做好转运过程中的健康管理、服务保障等措施,主动做好心理疏导,坚决避免发生涉外事件。”

                                                            3月5日,集安市政府官网发布消息称,青石镇政府在各村村民微信群发布界江管控相关通知,引导广大边民远离界江,并制作界江管控警示牌,挂在边境沿线铁丝网明显地点以示警戒。此外,政府入户发放并签订疫情期间边境管控告知书6000份,重点预判1000余户家禽、家畜、鸭绿江鱼等养殖户可能下江或近江的行为,对其进行点对点再教育。

                                                            对此,上述青石镇政府宣传干部表示,该告知书并非网传告知书,“这个告知书是政府统一发的,是正式的,内容也是严禁进江等,措辞比较严谨。”■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03/03/2020

                                                          童言无忌/关于遗忘的规律是谁发现的/人是什么/从柏拉图到休谟、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从艾宾浩斯到巴德利/记忆是什么/互联网的记忆只有24小时 ​
                                                          查看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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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3日,洪山体育馆成为首批被改建为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它是武汉市计划或已经建设的32家方舱医院之一。不到48小时后,这座方舱医院将迎来第一批患者。爷爷很疼小梦,小梦晚上上完补习班回家,一说饿了,爷爷就给她做饭。在洗衣服的地方,有人批评前面的人不把洗衣粉归位,两人回到方舱里还在吵,吸引了一群人看热闹。2月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一名患者正在和家人视频对话。
                                                          原文约 7116 | 图片 8 | 建议阅读 15 分钟 | 评价反馈

                                                          方舱医院的800块拼图

                                                          原创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4日下午,武汉洪山体育馆主馆内已经摆置好了200余张床和垫被,等待患者入住。这家方舱医院总计提供了约800张床位。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本文约8040
                                                          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编辑 | 从玉华

                                                          建成34年的武汉市洪山体育馆第一次成为一家医院。这个迎接过小虎队、李宗盛、NBA明星队等名人的地标,近一个月最多同时容纳了近800名患者。

                                                          48岁的张兵曾送女儿到这里学游泳,还曾作为保安维持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的秩序。他对这个体育馆很熟悉,但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将作为患者,在这里生活15天。

                                                          2020年2月3日,洪山体育馆成为首批被改建为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它是武汉市计划或已经建设的32家方舱医院之一。这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累计已有约5万人确诊新冠肺炎。

                                                          仅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就有来自河北、辽宁、湖南、青海、广西等地的援汉医疗队进驻。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先后有上千名患者挤进这片屋檐,开始了“床挨着床”的群居生活。

                                                          相 遇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从筹备到迎接第一批患者,时间不足48小时。

                                                          2月4日深夜1点,睡梦中的刘连梅接到电话,医院通知紧急集合。她是青海省互助县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常在深夜紧急赶往医院。

                                                          电话里没有说明具体事宜,但她和丈夫隐约感到,可能是要援助武汉,丈夫便驱车送她。凌晨3点,刘连梅和4名同事被定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早上8点集合。

                                                          出发前,刘连梅5岁的儿子已经醒来。面对“妈妈要去哪里”的疑问,刘连梅说 ,“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学习,你在家里听爷爷奶奶的话。”想到可能要理短发,又补了一句,“妈妈为了学习,可能要把头发剪成你这样。”第二天,在看守所工作的刘连梅的丈夫也开始隔离工作。

                                                          刘连梅抵达武汉后,才知道自己要支援“方舱医院”。她只在新闻里听过这个词,不知道它的概念,也没见过图片。她想不到,自己将要面对“一整个体育馆的病人”。

                                                          刘连梅接到电话时,千里之外的武汉洪山体育馆,中国一冶的第一批27名突击队员已经开始作业,一些工人刚从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赶来。不到48小时后,这座方舱医院将迎来第一批患者。

                                                          2月5日晚11点,这里正进行最后的整备,第一批病人半小时后就要入场了。电工储海宁师傅已经34小时没有合眼,短暂休息后,他又开始地下室场馆的排线工作。数百名身着“中国卫生”队服的医务人员从他身边列队进驻,他们脚边还散落着电线。几十名工作人员正紧急安装围栏,划分清洁区和污染区。

                                                          体育馆的另一侧大门,数十个移动厕所刚安装好。厕所内黑黢黢的,还没有灯;用于消毒患者排泄物的消毒池还在建设中。

                                                          方舱内已经清场。湖南湘雅二医院的4名医护人员在清洁区穿好了防护服,才发现没有护目镜,紧急求助,最后找上海华山医院医疗队借到了。而这几个护目镜,本来是给6小时后将接班的4名医护人员用的。

                                                          救护车正在转运病人。凄风冷雨中,几名医生坐在体育馆外的临时帐篷中预诊。由于防护服不透气,一名医生的内衣被汗水浸透,很快被吹得冰凉。

                                                          2月2日,武汉市提出将对“四类人员”集中收治和隔离。2月5日前后,仍有大量确诊患者居家隔离。

                                                          那是46岁的方蕾最绝望的时刻。她的公公已经卧病在床两周,几乎无法进食,一家人找遍了关系寻不到一张床位。2月5日,公公确诊新冠肺炎,之前还怀有一丝侥幸的方蕾眼前一黑,“一家人都逃不了。

                                                          之后几天,她的婆婆、11岁的女儿小梦、她本人陆续确诊。

                                                          45岁的陈军那时在武汉市中南医院住院。此前,他高烧39℃近一周,血氧一度低于90%。没插管、没上激素,他挺了过来,已经能下床走动。陈军偶尔看新闻,知道很多病情比自己严重得多的患者住院无门。

                                                          重症病房让陈军极度压抑。他同病房的几个病友整日戴着呼吸机,不翻身,几乎不说话。夜深人静的时候,病房里只有监护仪的“嘀嘀”声,病友厚重的呼吸声和痛苦的呻吟。陈军压着声音咳嗽,很少下床走动,怕影响病友。

                                                          几天后,他从中南医院转入方舱医院。陈军看到有网友说方舱医院是“诺亚方舟”,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之前心里很恐慌,来到方舱,觉得有救了。

                                                          张兵2月6日刚过零点接到通知,自己将被方舱医院收治。“听到医院两个字就很开心了,管他什么医院。”他从1月27日起发烧,还要照顾同样染病的岳母。那几天,他们在医院输液,一排队就是一整天。2月5日下午,他联系上床位,把岳母送进医院。

                                                          2月6日凌晨3点,他被统一安排的大巴车接上,连夜进入方舱。对那个夜晚,他只记得雨“很大很大”。之后,他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两天。

                                                          张兵是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首批患者。这座“庇护所”还有大量细节等待完善,即将有近千人在此共同生活。

                                                          磨 合

                                                          在方舱医院,床与床间隔约1米,这是患者隐私的尺度。

                                                          1米,够放一张课桌。课桌上印着“25中”字样,它们来自附近的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这张课桌和约2米长、1米宽的床,构成了一名患者全部的私人空间。每一张病床背后,都藏着一个家庭的喜乐悲苦。

                                                          这里可能是歧视最难以立足的地方,没有人会因为病毒而被另眼看待。几乎每张书桌周围,都立着、卷着CT片。

                                                          方舱的第一天是混乱的。饭菜是凉的。卫生间很脏。方舱也很冷,没有热水洗澡。开水机附近全是水,有人为了防护铺上了快递箱,结果显得更脏。

                                                          一些插座没有电,用不了电热毯,也没法给手机充电。张兵理解人们的焦急。“我家几个老人在不同的医院,老婆在宾馆隔离,只能靠手机联络。大家都是这个情况。

                                                          一名护士还在交接班,身边就已经围满了患者。有的要吃药,有的要卫生纸、要热水,不断人问“有没有WiFi”。一名医生说,有患者进来不久就摔东西,大吼要出去。

                                                          那天夜里,很多人一夜未眠。除了焦虑、不适应,还因为场馆24小时亮灯。一些患者找护士讨来安定药物才睡着。

                                                          刘连梅最大的感受是压抑:多数人一天到晚都待在床上,用被子捂着头,根本不动。“我去问了,他们没有不舒服,只是没心情活动。

                                                          2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两名患者躺着在床上看手机。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时,张兵看到了一个收拾垃圾的人,没穿防护服,头发都白了。他意识到,这个人也是病人。那时他就想,等好些了,要去帮忙。打扫起卫生后,他又看不过去开水机渍水,找来水桶暂时储存废水,定期倾倒。

                                                          后来,他打算倒废水时,发现已经有人倒过了。“谁都不想自己生活在一个乱糟糟的环境中……人就是这样,要么都不做,有一个人站出来,就会有很多人一起做。

                                                          一开始是星星点点的。有人帮医护人员送药、分发餐食,有人帮忙安抚新进舱的患者。听说方舱产生的垃圾里混了牛奶和粥,不便焚烧处理,有人自发宣传和指导病友做垃圾分类,还轮流在垃圾桶边站岗。

                                                          根据地理位置,病友把方舱划成了8个区域,排班做卫生,按分区领盒饭。医护人员顺水推舟,重新划出了5个区域,把原本复杂的1区、2区、左区、右区的名字统一成了A-E区,并选出区长,协调各区的工作。张兵自荐成为区长,还当上了方舱医院临时党支部书记。

                                                          由于物资紧张,区长的袖标用现成的“控烟劝导员”袖标替代。

                                                          有人发现病友不吃午饭,一问,原来是回族人。各区赶紧摸底,统计有特殊饮食需求的人。当天晚上起,饮食就有了清真、无糖和流食等选择。

                                                          还有人提出,数百人一起生活,一旦发生火灾,风险很大,病友中有消防知识的便组织了消防培训和演练。5天后,当地消防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各方舱开展了消防培训。

                                                          一些互助通过微信群实现。有人忘带手霜,在病友群里说了一句,几分钟后就借到了;很多人因为体育馆的灯光睡不着觉,一名区长托在外面的朋友买来眼罩。

                                                          考虑到病友仓促搬入方舱医院,工作人员提前购置了牙具、毛巾、卫生巾、袜子、拖鞋、保暖衣等物品,还准备了保温杯。但在微信群里,他们发现了盲点:指甲刀,于是赶紧申请了100个送进方舱。

                                                          在那些官方照顾不到的地方,民间智慧开始发挥作用。武汉的冬天阴雨绵绵,遇上晴天,近800名患者的上千件衣物需要晾晒,方舱医院内细长的物品被改造为晾衣杆。为了方便看剧,人们用饭盒、水果搭成支架,省去用手举着手机、平板的辛苦。

                                                          21岁的周玉婷2月9日进入方舱时,这里已经有了吹风机、微波炉。她很快接受了方舱里的生活,她原以为这里“就是几张床”。后来方舱又陆续配备了制氧机、CT室。

                                                          按照规定,方舱医院只接收18-65岁的轻症患者。但出于人性化考虑,也有儿童跟着家长住进来。方舱医院还专门安排了1名儿科医生参与诊疗。

                                                          5天后,淋浴间也建好了,只是排队时间有点长,即使饭点也要等待半小时。洗澡是方舱里的女性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周玉婷没事就会转悠过去看看人多不多。

                                                          生 活

                                                          方舱的一天开始于早上6点。叫醒周玉婷的,是医护人员递来的温度计。一些老年人还要测血压。

                                                          之后,周玉婷要睡回笼觉,到8点发早餐时再起床。元宵节那天,早餐是汤圆。如果不是在方舱,她一般夜里3点睡觉,中午才会起床。

                                                          吃完早饭,11岁的小梦和18岁的付巧开始在线上听课。付巧今年高考,患病没有影响她的信心,“大家都远程上课,我也没有吃亏。”小梦则担心,负责录数学课的隔壁班老师讲的解法和自己班上数学老师的不一样。

                                                          2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高三学生付巧的书桌里放满了课本。她在便签纸上手写课程表,贴在隔板上。晚餐期间每人一份苹果和牛奶,邻床患者将自己那份也送给了她。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为这两个学生降低了广播的频率和音量,周围的人也会轻声说话。

                                                          付巧感觉,自己在方舱里反而学习效率更高,因为总有人站在背后监督,还提醒她挺直腰背。大家把盒饭送到她手边,帮她烫中药。而在家里,父母一直对她“放养”。

                                                          最近,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把医生办公室腾出半间给付巧学习。付巧说,她能感受到医生办公和进出时,都在尽量减小动静。有时,医生累了就在房间另一边坐下闭目养神,或是边捶腿边回消息。2月23日,一名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写下“付巧加油,高考必胜”。

                                                          早饭后是医生查房、发药的时间。患者一般会待在自己的床位,有问题、有需求都在这时提出。这样,下午一班医护人员进方舱的时候,就能把急需的东西带进来。

                                                          张兵选择在这个时间和家人联系。一名在民办学校教书的38岁教师也要按课表线上开课,但他采取了文字授课的形式,因为方舱环境嘈杂,他也不想因为自己在方舱引起学生特别的关心和关注。

                                                          中午12点,各区区长把午饭领回。方舱内的餐标是每日120元,此外还有水果和牛奶。小梦和付巧每次都多收到附近病人的那份。

                                                          小梦觉得,在方舱比在家更开心,因为“吃喝不用愁”。一名护士告诉记者,一些病患不愿意离开方舱,觉得在这里吃得好,还能出门放风。有人甚至为此逃避核酸检测。

                                                          2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一名患者在吃晚饭。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周玉婷已经吃腻了方舱的饭。她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健康的生活,每天作息规律,三餐荤素搭配,有水果有牛奶。

                                                          周玉婷爱吃辣。进入方舱后,她点的第一个跑腿订单,是几包火鸡面。吃到一半,附近的叔叔阿姨都凑过来了。大家都因为太久没有吃辣馋得慌。

                                                          “在这里过得太营养了,谁不想吃点垃圾食品?”在他们的委托下,周玉婷把周边商超的火鸡面买到断货。

                                                          因为疫情,她“躲”过了春节的家庭聚会,却不得不在方舱接受叔叔阿姨的“盘问”:论文写得怎么样?工作找了吗?谈恋爱了吗?

                                                          每天下午3点和晚饭后的7点半,各区组织做健肺操和跳广场舞。到了时间,区长张兵就拿起喇叭动员大家参与。方舱内年龄最大的是一名83岁的老婆婆,她有时也跟着跳两步。记者在方舱见到,一名在旁边泡脚的中年男子也跟着旋律踩出了水花。

                                                          2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青海省互助县中医院高晓燕护士(右)正在带患者练习八段锦。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张兵很想让那些沉闷的年轻人不要总是躺在床上玩手机,或是几个人聚在一起玩手机,但鲜少成功。

                                                          面对张兵的大喇叭,周玉婷一开始假装没听到,后来一到时间就出去溜达。张兵觉得,这也算达到目的。

                                                          陈军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他忧心老家黄冈的父母,村子“硬核封路”,“断粮、断药怎么办?出了意外,救护车、消防车开不进去怎么办?”他也担心妻子在隔离点被传染,报喜不报忧。他每天都和妻子视频,互相鼓劲。

                                                          在方舱一周,他把手机通讯录从头翻到了尾。关系好的同学、朋友,他打了个遍。在方舱里,烟是稀缺品,但陈军找人讨,对方也会大方地给。

                                                          他喜欢夜里走出方舱,看看月亮,“白天人多,这会儿安静。” 他有时会想到医院重症病房的病友,“不知道他们康复了没有”。有时,他看着月亮出神。

                                                          这样的夜晚本属于团聚。夜深了,有患者在室外射灯下和家人视频聊天。

                                                          做完作业,小梦会和爷爷打电话。爷爷很疼小梦,小梦晚上上完补习班回家,一说饿了,爷爷就给她做饭。小梦很担心爷爷,“他病了好久。打电话时他不说自己不舒服,但我听得出来,他说话没力气。

                                                          夜里11点半,人们陆续入睡,付巧也没法儿再学习,因为附近的病友和医护都会催促她早点睡觉。在方舱,她有了几十个“家长”“班主任”。

                                                          一些患者直到出院都没睡安稳过。周玉婷觉得,跟几百人“共处一室”,很别扭,担心自己睡相不好。张兵说,脸上蒙着眼罩和口罩,很闷,因此他会在白天给自己安排很多事情,累一点,夜里好休息。

                                                          刚进方舱时,张兵夜里老醒。体育馆的顶灯照得他有点恍惚,整个人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他得揉半天眼睛,看清身边有人睡着,有人玩手机、起夜,有护士走动,又觉得心头一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在方舱医院,“五味杂陈”。

                                                          陈军总是等到别人都睡着了,偷偷在被子里换贴身衣物。不过,他觉得这里已经够好了。在重症病房,为了方便抢救,有病人一丝不挂,只是盖上被子,或是“穿”一件蒙住身体,从背后系上的“布”。

                                                          但也有人不在乎这些,洗完衣服后,把内裤随手晾在床头。

                                                          缝 隙

                                                          夜里,看着几百张病床上齐刷刷躺满患者,刘连梅心里不是滋味。“总觉得大家是遭了难,来这里避难。

                                                          她1小时巡场一遍,见到病人的被子掉到地上,就帮忙盖好。她想到了自己睡觉不老实的儿子。

                                                          刘连梅给儿子看过自己穿防护服的照片,儿子在视频时问,“妈妈你是去打怪兽吗?”刘连梅回答,“是的,妈妈已经消灭很多敌人了。

                                                          她穿上“打怪兽”的厚重装备需要半小时,然后穿过昏暗的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半污染区通道进入方舱。她反复接受过培训,但看到几百名确诊患者,还是心里发怵。

                                                          医护人员都是第一次同时面对上百名病人。“和每个人只交流10分钟也忙不过来。病人长时间在这里,也没啥事,和医生沟通就是基本需求。病人喊你,你不沟通也不好,但是一有需求就进去,费一套防护服不说,穿就得半小时,耽误时间。”本地医生韩光说。

                                                          平常,医生很少和病人产生私交。这次,他们给病人留下微信、建立微信群,几十名在外面的医生也可以分担工作。

                                                          为了方便方舱内外沟通,湖北省肿瘤医院的医生胡胜把自己的手机带进方舱,不再拿出来。后来,他又把自家的iPad放了进去,他想让患者看医生更清楚些,减少恐惧。

                                                          几天后,方舱给医护人员配备了几部工作手机。他们的经验后来被其他方舱管理团队学习。

                                                          刘连梅来自省外,她遇到的困难还包括理解武汉方言。方舱内的病患以中老年人居多,很多只会说方言,需要会普通话的本地人帮忙翻译。

                                                          一次,刘连梅的同事听到有人吵架,赶紧跑过去劝架,还问一边的周玉婷,“他们怎么又吵起来了?”其实,两个中年男人是在互相问候“几码赞过早?”(什么时候吃早饭),因为武汉话听起来凶狠,她误会了。

                                                          方舱内偶尔发生纠纷,大多是因为病友不服管,比如不配合垃圾分类,或是往开水机里倒水。在洗衣服的地方,有人批评前面的人不把洗衣粉归位,两人回到方舱里还在吵,吸引了一群人看热闹。

                                                          这些纠纷让刘连梅感到了生活的气息,“说明把这里当家了。”头几天,方舱气氛压抑,广播放笑话缓解气氛。只有一个阿姨很活泼,拉着人聊天,还和别人打趣刘连梅长得高,“你们猜那是男的女的。

                                                          她觉得,转折点是方舱第一次有患者出院的时候。“就像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大家有了信心。

                                                          她更怕病人有需求也不说。“很多人感到羞耻,觉得在里面什么事情都要找我们,是麻烦我们,因此被动地等我们给,很少主动要。

                                                          张兵记得,第一次外面送卫生巾进来时,12包立刻就被分光了。他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但大家都不好意思张口,第二天便自作主张上报了更多包的需求。

                                                          一个年轻人上卫生间时打湿了鞋子,犹豫了很久才找护士要拖鞋。刘连梅记得,年轻人很认真地解释自己为什么需要拖鞋,拿到拖鞋后又解释了一遍,前后反复道歉,说麻烦护士了。

                                                          “其实他不需要说那么多。我们不会评判他的需求,他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刘连梅说。

                                                          耻感有时来自社会。

                                                          曾有报道未给方蕾和小梦化名,甚至刊出了小梦未戴口罩的照片。小梦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到学校,问班主任小梦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还表示,希望开学后小梦暂缓去学校。老师这才知道小梦一家在方舱医院。

                                                          方蕾说,在她老家黄陂的村子里,村民对她患病有议论。方蕾在新闻里看到,部分她以前做过生意的地方不欢迎湖北人,还有新闻说某些地方举报湖北人有奖。

                                                          221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内,一名患者正在和家人视频对话。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小梦对这些还不知情。住进方舱医院,她告诉了6个最好的朋友。“她们都鼓励我,让我加油,说一定会好的。”其中一人还告诉小梦,学校组织学生录视频到方舱医院播放,她退出了,因为她想直接到方舱来探望小梦。

                                                          周玉婷和付巧主动告诉同学自己在方舱医院,她们没觉得不好意思。周玉婷还会每天把方舱里的伙食拍给同学看,“我吃得比她们都好”。她说,同学们对方舱很感兴趣,经常发来有关方舱医院的图片和视频,问是不是真的,方舱里的设施到底好不好。

                                                          再 见

                                                          如今,张兵和周玉婷已经出院。陈军几次核酸检测结果在阴性和阳性间反复。如果连续两次核酸检测是阴性,且呼吸道无明显症状,他也将出院。

                                                          出院前,张兵转交了自己区长的袖章、临时党支部的工作手册和党旗,又叮嘱日常工作的注意事项。这个热心的中年人没有退大大小小的方舱医院群,看到病友需要物资,他帮忙协调。

                                                          一名医生告诉记者,最近几天,这里每天的出院人数都在50人上下,入院人数则在30人上下,开始出现“床等人”的情况。

                                                          10年前,刘连梅到武汉旅游过。这次来武汉,她坐着大巴在晚高峰经过雄楚大道,一路见到最多的是急驰而过的救护车。

                                                          相比10年前,武汉多了很多摩天大楼,但看到空空如也的城市,她感到凄凉,“这座城市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她在当天的日志里写道。

                                                          同一天到达的广西医疗队的护士说,坐着大巴,看到空荡荡的城市,很多同事都哭了。刘连梅盼着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关闭的那一天。

                                                          方蕾希望这场疫情尽快过去。她常年出差做服装生意,是家里的顶梁柱。2017年,她出车祸,全身多处骨折,只躺了一个月就继续工作。

                                                          她读书少,讨生活艰辛,她希望小梦不再走自己的老路,给小梦报最好的培优班。

                                                          小梦说,疫情结束以后,想参加一次闺密们的聚会。因为要上培训班,她错过了此前的每一次聚会。

                                                          2月14日是刘连梅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今年的情人节,相隔千里的两个人互相发了一条短信表达爱意,他们都在短信里写道,“今年很特别”。

                                                          2月19日至今,全国每日新增治愈病例均超过确诊病历。武汉市的医院正在重新开设急诊、门诊,逐渐回归正轨。

                                                          3月1日。武汉硚口武体方舱已经率先“休舱”,在合适的时候,其他方舱医院也将一个个“关门大吉”。病患、医务人员、环卫、保安、志愿者都会恢复正常的生活。

                                                          陈军在方舱认识了2个以前不认识的街坊。他少时住在老城区,整条街的同龄人都认识。但自打搬进公寓楼,邻里间很少来往。

                                                          陈军刚去方舱医院时,不熟悉环境,附近的病人很热心,替他拿饭、拿水果,告诉他哪里打热水、哪里比较安静,病床挨着的几个人很快熟悉起来。一问,陈军发现有2个人和自己住得很近。统一接患者出方舱回家的大巴上,周玉婷也发现,同车的人有10个和自己来自同一个社区。

                                                          他们在方舱擦肩而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方蕾和小梦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鲁冲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微信编辑 | 陈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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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间丨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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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原文2020年01月28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在人间living”(微信号:zairenjian11),后被微信禁止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联系上倩倩是腊月二十九。当天上午10点,武汉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封了城。她很焦急,她母亲和父亲被隔离在不同的医院,母亲严重,父亲轻微。哥哥也确诊了,但医院不接收,自己在一个酒店房间隔离。她担心虚弱的妈妈在病房里缺少照料。
                                                            除夕夜里,我们又聊了一次,她的情绪明朗了些。早些时候妈妈告诉她,在隔离病房里找到了护工。她奔波一天,帮爸爸买到了免疫球蛋白。她一路飞驰,从买药的汉口奔回了家。那天夜里12点,武汉要锁江。
                                                            大年初一中午,她发来微信,告知了妈妈去世的消息。她哭着喊“我没有妈妈了,我没有妈妈了,我该怎么办”。
                                                            江城冬日阴冷,时常飘雨。农历新年第一天,倩倩四处奔波,送别母亲。疫情给了这个家庭突然的重击。最内疚的是她父亲。因为担心妻子肺部的小结节,1月中旬,他让她动了个手术。随后她在医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短短几个日夜,疫情陡然严峻,喧闹的武汉逐渐停转。截至1月28日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湖北已有100个人感染去世。

                                                            以下是倩倩的口述(凤凰新闻客户端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一、

                                                            妈妈走了。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大年初一早上,爸爸打电话让我给他送药。我拿了10瓶免疫球蛋白出门,想分别给爸妈送一些。

                                                            我把药放在隔离楼大厅的一个地方,走远。爸爸来取走了药,临走时,喊了一句“妈妈可能不行了”。我很震惊。后来他发短信来,说十几分钟前医院打来电话,告知妈妈器官衰竭了,正在抢救。我很着急,想联系妈妈的护士,但一直联系不上。

                                                            我又给爸爸发短信,安慰他“哪里衰竭,不会的,肯定可以抢救回来。妈妈那么坚强,我们要相信她”。

                                                            他回复:“不会了,现在抢救只是走形式”。

                                                            ■1月17日,妈妈做完肺部手术,我给她买了花,妈妈很高兴。

                                                            我向爸爸要了告诉他消息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对方一直暗示,妈妈要不行了。我只能哭着求他,“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多少钱都不在乎,求你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救救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啊”。

                                                            没几分钟,电话又响了。医生很郑重地介绍了身份。我就知道,完了。医生说已经通知了殡仪馆,一会就要把妈妈的尸体拉走。我求医生等等我,我马上就到。他答应了,但让我不能靠近妈妈。

                                                            第一次跟医院打电话后,我给哥哥打了个电话,故作轻松,像往常一样打听他的进展。哥哥早上5点就去医院排队做检查,这是第三天去了。哥哥说得要两点半才能看得上医生。我忍住没跟他说抢救的事。哥哥最爱妈妈了。

                                                            接了医院的第二通电话后,我哭了几分钟,又想了几分钟,觉得这件事哥哥应该知道。何况我自己也懵了,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怕自己扛不住。

                                                            我打给哥哥,问他,“你要不要来妈妈这边”。他问怎么了,排了一上午队,他怕现在走就白排了。

                                                            我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哥哥你要冷静,绝对不能冲动。我们没妈妈了。”哥哥被吓到了,他不相信。我不说话了。我张不了嘴,一开口我就会哭。一瞬间,哥哥崩溃了,哭得很惨。他从没哭成这样过。我也想哭,但哥哥已经这样了,我就不敢哭了。我一直安抚他。

                                                            我们想去看妈妈最后一眼。一路上,嫂子和爸爸一直给我打电话,让我们不要去,太危险了。但我们不能不去。

                                                            ■ 右边这栋矮搂是被爸爸被隔离的地方,我每天往返两个小时给他送药。

                                                            我先到了医院,手脚发着抖。过了会儿,哥哥也到了。他只戴了口罩,踉踉跄跄冲去病房,我抓都抓不住。妈妈还有体温。哥哥趴在妈妈胸口抽噎,大喊“还有心跳,医生,还有心跳啊”。医生过来看了下监视器,上面是两个0。病房里还有三个阿姨,她们都在抹眼泪。妈妈的桌子上摆着这么多天来我们送来的饭,好像一动都没动过。

                                                            哥哥哭得喘不过气。那是感染科病房,我担心他的安全,只能使劲拉他出去。

                                                            医生不愿意跟我们多说什么。他给了我们一张死亡证明,上面写着直接死亡原因是“呼吸衰竭”,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他说有问题回头再来找医院,现在要先把人送去殡仪馆。

                                                            我们只能走了,在楼下一个空旷的停车场等着。天开始下雨。半小时后,有人推着一个尸袋出来。确认是妈妈后,我们跟着来到了太平间。我和哥哥一直在门口跪着磕头。那个地方没消过毒,我担心哥哥,只能又拉着他走了。

                                                            殡仪馆随后打来电话。我哀求他们,一定要等我们。我们一路加速,二十分钟就赶到了。他们递过来一份遗体处理承诺书,上面写着“逝者疑似或患重症肺炎死亡”。

                                                            殡仪馆的人不允许我们再进去,让我们签了字就直接走。他也在抱怨,说那里已经都是人了,情况比我们想的严重很多。

                                                            几辆车停在那。我们确认了运妈妈的车,跪下,向着车子磕头。旁边还有三四个男人,也跪着哭。

                                                            车子开走了,我一直追在后面跑。它越开越快,我实在追不上,停了下来,站在那儿,气喘呼呼。天很冷,我感觉很无助,很绝望。

                                                            哥哥哭得收不住。我平复了心情,特别冷静地跟他说,走,我们现在要赶紧把爸爸的药送过去。我一直在和他说,我们剩下的人一定要活得更好,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人了。

                                                            二、

                                                            一月中旬,爸爸担心妈妈的身体,把她叫回来动了手术。妈妈之前在外地陪外婆。没想到术后感染了病毒,但医院没对她做什么特殊护理。我们很着急。

                                                            去找爸爸的半个小时车程里,我一直和哥哥说,你可以在我这哭,但不能对爸爸和嫂子哭。你也不能钻牛角尖,你说自责的话,爸爸会更自责。我们所有人都没错,我们都是为了妈妈的身体才让她做手术的。新闻之前没报,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传染会这么严重。

                                                            爸爸下来了,离我们远远的,不说话。我猜他一开口就会哭,会崩溃。哥哥一直喊,爸爸你把口罩摘下我看看。爸爸没搭理。

                                                            我们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走远了,爸爸才来拿东西,拿了就走。妈妈确诊后,他一直不让我靠近他。我们俩见面,要隔开20米。我走近一步,他就退后一步。他会很凶地喊我走。如果我不走,他就着急,急起来他会吼,让我赶紧滚。我一直很黏爸爸,他以前从不这么对我。

                                                            爸爸也很爱妈妈。17号做完手术后,妈妈每天都很痛苦,日日夜夜睡不好觉,爸爸贴身照顾她,每天也几乎没怎么睡。

                                                            1月21日,我和哥哥开了很久的车去看外婆,刚到不久,就接到电话,说妈妈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很吃惊,妈妈的医院不在汉口,我们一家也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我们又赶紧开了两百公里车,回了武汉。但爸爸很强硬,不让我们去找他们。那天下午,他们就从住院部三人间转移到了一个单人间。22号确诊了,中午,医生说要转到金银潭医院。但过了三个小时,我再找他,他就说转不了了,金银潭那边满了。我当时就特别慌。医生安慰我,说这家医院也会有全国的专家来支援。

                                                            我还是很着急,很想去找他们。当时有一种心情,想一定要看到爸爸妈妈,确定他们在那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一天不在,事情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想到隔离就看不到妈妈了,我很害怕,怕会不会以后再也看不见了。

                                                            ■ 爸爸拍给我看妈妈的病床。

                                                            我求护士,能不能让我走近一点,隔着玻璃看一眼。护士挺好心,她一直提醒我不能进去,不能待久了,要做好防护。我隔着玻璃门看到了我爸,他当时就很生气,用手势比划,让我赶紧走。妈妈的床靠墙,我看不清她。护士把她扶起来,她特别虚弱地跟我招了招手。

                                                            我一直哭,爸爸一直赶我。我只能走了,哭着嘱咐他们好好的,好好吃东西,好好看病。

                                                            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当时没有确诊,他是自己主动要去陪护妈妈的。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面临很残忍的选择。如果爸爸当时没有被感染,让不让爸爸去照顾妈妈?这怎么选。妈妈刚做完手术,爸爸不去照顾,她可能就没有办法上厕所,没办法吃饭。妈妈被隔离后,这家医院规定不能收外卖了,也不提供伙食。让哥哥送饭他会有感染的风险,不送,妈妈又会饿肚子,送还是不送?

                                                            ■ 1月20日,我们给爸妈送去饭菜和一桶鸡汤。哥哥带着年度优秀的奖状,妈妈旁边两个床的婆婆都说羡慕我们一家子。

                                                            我们没时间想这些。我们只能给哥哥最大限度的防护。他去送饭时会穿上一次性雨衣,戴上口罩、鞋套和医用橡胶手套,再拿胶带把身上有缝隙的地方全部都封牢了。

                                                            ■ 在妈妈的病房,爸爸就是在这张椅子上坐着过夜的。

                                                            妈妈的病房有四个病人,爸爸没地方睡,就让我们买了那种和便桶一体的凳子,他在上面坐一夜。22号晚上,爸爸也做了检测。

                                                            但隔天下午,感染科病房就不让爸爸陪护了。爸爸取了检测结果,在医院大楼里坐着,不想离开妈妈。我说那我去医院正对面开一个房间。那里从窗子可以直接看到妈妈隔离的楼,直线距离两三百米。我去找酒店,他们说不对外营业了。

                                                            ■ 23日晚上,我和爸爸坐在两辆车里打电话。我隔着车窗拍下了另一辆车里的他。

                                                            爸爸看了检验报告,说结果是阴性。我想开车接他回家休息。他不愿意坐我的车,怕身上有病毒。我们俩只能一前一后开车。半路上,他给我发信息,说他眼花看错了,结果是阳性。

                                                            他非常难过,更加不敢跟我同住了。他一直问我,怎么办啊,该去哪儿啊。我也慌神了,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哪儿。

                                                            我先把那天早上在药店买到的一瓶500毫升的酒精拿给他。我还买了一瓶喷雾式花露水,爸爸把花露水倒掉,灌进酒精,就能当喷壶用了。但我只买到了一瓶,爸爸坚持要把酒精分我一些。我们的车停在一个黑了灯的巷子里,一左一右。我走过去,他把窗子摇下来,不说话,使眼神,暗示我把手伸出来。我猜出他的意思,把橡胶手套脱了。他对着我的两只手喷酒精,递给我剩的酒精瓶子。瓶身整个都喷过了,递给我后,他又把上面他捏过的地方又喷了一遍酒精。他使眼神让我赶紧走。

                                                            回到车里,我们继续用电话交流,又商量了好一会儿怎么办,去哪里,就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后来和朋友说,我们隔着这么近,却只能分坐在两个车子里,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真的非常心酸。

                                                            爸爸最终决定去医院。他连夜到另一个医院排队,排到凌晨,做了检查。第二天早上他给妈妈送了早餐后,又去那个医院排队住院了。

                                                            三、

                                                            爸爸提着药和一桶加了盐的矿泉水走了,越走越远。我和哥哥朝他喊,爸爸加油,要坚强。

                                                            他回头看了看我们,还是没说话。

                                                            从医院开车返回的路上,我很恍惚,哥哥多次提醒我刹车。我们决定让他把酒店退了,回我家住。妈妈走了,我们需要彼此。

                                                            回家后,我们把当天穿的衣服都丢了。又怕有人会捡去,就拿剪刀都剪烂了。妈妈确诊那天晚上9点半,哥哥一个人去做了检查。凌晨3点他开车回家,在停车场睡了一夜,他怕传染嫂子和侄子。第二天,确诊结果出来了,但没有医院收。

                                                            ■ 妈妈亲手为我做的橄榄油,我想一直保存着。

                                                            我和哥哥说,我们住一起,我还可以给你做饭,我自己也能好好吃饭了,我们一定要坚强,不能倒下。

                                                            ■ 妈妈11月来我家,帮我收拾屋子,给我留了字条,让我一个人仔细生活。

                                                            第二天我给哥哥烧饭,油桶里没油了。我翻找出一瓶妈妈之前给我的橄榄油。我一个人住,她时常来看我。今年11月,她给我买来很多调料,写了一个字条,嘱咐我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她还帮我扔了做蛋糕的过期的面粉。

                                                            妈妈真的很漂亮,是院里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朋友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看这么爱我的妈妈。

                                                            我想一直保存着这瓶橄榄油,就去超市买其他油。在一个货架上,我看到妈妈爱吃的酸辣粉,蹲下哭得不成人形。

                                                            23号晚上,妈妈发微信来,说她想吃手撕面包和酸辣粉。我马上出门去找,但超市关门了。我当时很崩溃,妈妈这么虚弱,好不容易提出要吃一点东西,我却不能满足她。

                                                            我每天能做的只是不停打市长热线,反映妈妈的特殊情况。但不管我打多少次电话,他们都只会说会向上面反映了,尽快回复。打了三天电话,没有任何回应。

                                                            妈妈去世后,我才知道,她说找到护工是骗我们的。她独自隔离后,我们很担心,四处在求助。有一次我给妈妈打电话,她在呻吟,喊伤口疼,央求护士帮她打开饭盒。护士语气严厉。妈妈很善良,她反而一直在劝我,20多个病人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他们也遭受了很大的委屈和压力。

                                                            以前不觉得妈妈在有什么,但当我再也得不到了,感觉就像在黑暗的寒夜里,突然被撤去裹身的棉被,暴露在无尽的暴风雪里。

                                                            这两天我经常偷偷听妈妈之前发的语音。有次哥哥从背后走过,发现了,往我的后脑勺很用力拍了一下。但我知道,他自己晚上在偷偷哭。

                                                            妈妈去世的那天晚上,爸爸一直给我和哥哥发信息,告诉我们银行卡密码、手机密码,以及买了什么保险,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代得很仔细。有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了,就发来一段很长的语音。我真是崩溃了。我特别怕爸爸自责。他们实在是太相爱了。

                                                            他们也很爱我,妈妈确诊后,不让再我靠近她的隔离病房。1月24日那天上午,我想给妈妈送手撕面包和酸辣粉,嫂子情绪特别激动,她坚决不让我去。她说自己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了,如果隔离了,我得帮她照顾孩子。如果我们家五个大人都感染了,孩子怎么办?

                                                            最后我跟她说,我也烧到37度多。她一下就崩溃了,一直在哭。我开始给各个地方打电话,打听政府对此有什么帮扶措施。市长热线好不容易打通了,他们说做了记录,会向上反映,打给妇联,只有一个值班人员,他也不清楚,红十字会的电话打不进去,卫健委又说这事他没有权利和权限。他们又都让我打市长热线。我们实在太慌了,连120和110都打了。一上午没有一个电话是有用的。

                                                            嫂子从早到晚在家用84消毒水做清洁,还时时刻刻在家喷酒精,给侄儿弄吃的,一定要拿酒精喷手,手背都喷的过敏发红了。

                                                            只有六岁的小侄儿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正儿八经地过寒假,很开心。我嫂子以前对他管的很严,不怎么允许他看电视。但这几天他可以随意看电视。如果孩子黏过来,嫂子就躲开,一直说你走远点,走远点。

                                                            我从小是被宠大的。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家庭需要我来支撑了。我觉得我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我要保护我嫂子和侄儿。如果我倒了的话,我嫂子和侄儿就得站出来了,我不想让他们面对这些东西。嫂子实在很瘦弱。

                                                            在跟他们说话时,我会故意装作轻松,或者告诉他们一些好信息,比如武汉又来了什么专家,又治好了多少人。但挂完电话,我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哭到崩溃。

                                                            ■ 24日晚上,赶在封江前,我开车跑到汉口硚口买了救命药。

                                                            1月24日晚上,我把酸辣粉和面包放到哥哥酒店楼下,他给妈妈送去了。我又开车去汉口买免疫球蛋白。市面上一瓶已经涨到了八百元。

                                                            时间很赶。我开得飞快,赶在锁江前奔回家。回来路上,我给哥哥打电话,问他在哪儿。我们俩竟然就在一座高架桥的上面和下面。看了表,正好零点。我才意识到,鼠年来了。

                                                            武汉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气氛。

                                                            我向哥哥说新年快乐。我看看车后座,很开心。我想我们也算了过了一个不错的年,爸爸要用的那么难买的药,我买了很多很多,妈妈也说她有护工了。

                                                            我想我们一家马上就要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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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u、WrightFu、Imagi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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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训诫的武汉医生

                                                            1 月 27 日

                                                            分佈式入口

                                                            注:原文2020年01月27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微信号:bqshenyidu),后被删除。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记者/ 韩谦

                                                            编辑/杨宝璐 宋建华

                                                            感染医生仍在重症监护室

                                                            截止到1月26日,30个省(区、市)报告的确诊病例升至2744例,其中重症病例461例,累计死亡病例80例,累计治愈出院51例,现有疑似病例5794例。

                                                            去年年底,一张聊天记录截图被大量转发:一位医生在大学同学群内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消息发布11天后,这位医生也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

                                                            深一度联系到了这位医生,他告诉记者,截图的确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关于确诊为SARS的说法不准确,自己此后在群内强调过,“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在群里发布信息的第二天,他被医院监察科要求写一份对于不实信息外传的反思。1月3日上午,他又去派出所签了一份《训诫书》。

                                                            他于1月12日住院,CT结果显示双肺多发感染,磨玻璃样病,14日转至呼吸科隔离病房。此后,他又逐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的问题,于24日转至重症监护室,至今病情一直未有明显好转。他的医生告诉他,这几天病情就该出现拐点,但肺功能恢复时间会比较久。

                                                            截止到深一度发稿时,该医生尚未离开重症监护室,由于他不方便说话,采访使用文字实录的方式进行。

                                                            感染医生签署的训诫书

                                                            “网上流传的截图断章取义”

                                                            深一度: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受感染医生:体温一直有反复,昨晚(26日)38度现在降到37.3了,现在一直插着呼吸管,进行高流量吸氧治疗,无法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基本无法说话交流,只能打字,即使打字交流一段时间后也会头晕。

                                                            深一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的医院急诊科有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受感染医生:同事之间互相交流知道的。当天晚上也看到了一份武汉市卫健委员会发布的红头文件,紧急通知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深一度:医院是什么时候收治他们的?怎么治疗的?

                                                            受感染医生:具体我不清楚。

                                                            深一度:当时知道这个事情后是否担心过会有传染性?有没有做防护措施?

                                                            受感染医生:嗯,担心。那段时间上下班都开车,不敢挤地铁。但也没做防护措施,大意了,觉得和自己科室没什么关系。当时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深一度:你是在哪里发布的消息?

                                                            受感染医生:12月30日下午5点多在大学同学群发布的消息。我的同学基本都是一线医生,我当时是想提醒同学注意防范。我也知道这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发布这类消息有风险。我在群里反复强调不要外传,但还是被人截图外传了。传播很广,外省很快就有了。

                                                            深一度:当时在群里这个说法准确吗?

                                                            受感染医生:当时在群里一开始说了“确诊7例SARS”,不太准确,后来我又强调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那个截图也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我强调了不要外传。

                                                            深一度:所以因为截图外传而受到处分了吗?

                                                            受感染医生:12月31日凌晨1点半接到电话通知,让我去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我没参加会议,让我在其他房间等着。会议结束,院领导询问了我一些消息来源之类的问题。凌晨4点多的时候主任开车送我回的家。12月31日被叫去医院监察科,去了两三次,有时候是监察科同事接待,有时候是纪委书记。反复问我消息来源,以及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造谣的错误。后来要求我写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说要院内处分,具体一直没有出来。

                                                            1月3日上午,我又接到派出所电话,让我签了一份《训诫书》。

                                                            深一度:后来医院有提醒大家不要再往外传播此类消息吗?有说发布信息会有什么处罚吗?

                                                            受感染医生:有,要求不要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都是由科室主任口头传达的。后来疫情明显扩散,因为我亲自收治了这样的患者,并且她的家属也被感染了,我也被感染了。

                                                            所在科室曾收治疑似新型肺炎病人

                                                            深一度:你所在科室什么时候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受感染医生:大概是1月7、8号的时候。她住院的第二天开始发热。发热后马上做了肺部CT和呼吸道病毒、支原体、衣原体检测。肺部CT检测出来是肺部磨玻璃样病变,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表现,但是当时不让做核酸检测确诊。

                                                            深一度:当时医生有要求做核酸检测吗?

                                                            受感染医生:有,当时的确诊病例都是通过核酸确诊的。如果不做检测,就无法确诊,那感染人数的数字看起来就不大。当时专家组的人说他们无法决定做不做检测。

                                                            深一度:病人诊断出有问题之后有做什么隔离措施吗?

                                                            受感染医生:病人在病区单间隔离,我们医生开始戴N95口罩,但是病人在一开始没有发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戴口罩。

                                                            深一度:当时知道会有人传人的问题吗?

                                                            受感染医生:当时我们也不确定,但很快照顾病人的家属在病人发热当晚就发烧了,后来病人和家属在1月10号都住到呼吸科隔离病房去了。

                                                            深一度:你是什么时候感觉身体不适的?

                                                            受感染医生:1月10号中午我开始咳嗽,当时没太在意,第二天开始发烧,最高38.2度,这才意识到问题大了。当天做了CT,显示双肺多发感染,磨玻璃样病变。

                                                            深一度:当天你就住院了吗?

                                                            受感染医生:没有,当天先是自我隔离,因为家里有孕妇和小孩,我就去外面住的酒店。12号下午住在我们科室病房,14号转到呼吸科隔离病房。

                                                            深一度:你有做核酸检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吗?

                                                            受感染医生:1月24号才做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到现在也不能说是确诊。也问过医生为什么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医生说都没出来,不知道原因。

                                                            感染医生的诊断书

                                                            病情加重转至ICU,父母也被传染

                                                            深一度:你是什么时候感觉自己病情加重了?

                                                            受感染医生:我一开始主要就是发热、恶心,后来高烧慢慢退了,觉得有希望了。但是16号之后呼吸困难加重,完全不能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24号转到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现在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

                                                            深一度:从进入重症监护室到现在病情有好转吗?

                                                            受感染医生:变化不大。医生说这几天就该出现拐点了,但是肺功能的恢复会比较慢。

                                                            深一度:你们科室还有别的同事出现类似的状况吗?

                                                            受感染医生:还有两个同事,有一个在我后面几天感染的,严重程度跟我差不多,还有一个症状比较轻。

                                                            深一度:在病房住院时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做得如何?

                                                            受感染医生:住在我们科室时候的同事就戴N95口罩,穿隔离衣。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防护措施做得不够,但也还是正常做治疗,担心被感染是人之常情,但这是工作啊,而且病人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转去呼吸科之后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就完善了,穿防护衣,戴N95口罩和护目镜。

                                                            深一度:你的用药一直是充足的吗?

                                                            受感染医生:用药是一直充足的,就是现在还没有特效药出现。

                                                            深一度:治疗需要自己花钱吗?

                                                            受感染医生:暂时还没有催费,政府说是会兜底治疗费用。但是我用了很多免疫球蛋白都是自己托人从外面买的,这个估计只能自费。免疫球蛋白现在600元左右一瓶,我每天打8瓶,已经打了11天了。免疫球蛋白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买,价格估计还会上涨,之前买的还能用两天,到时候看还需不需要,再找人去买。

                                                            深一度:目前医院有三餐供应正常吗?

                                                            受感染医生:有,食堂免费配送的,营养还可以。得病之后食欲不振,我的情况是一般只能吃一点小菜,喝一点牛奶,吃不下太多。

                                                            深一度:你家人有出现被传染的情况吗?

                                                            受感染医生:我父母在我之后两天也出现发热、呕吐的症状,检测出来肺部CT也呈现磨玻璃样病变。他们是1月15、16号的样子住院治疗的,当时就很难住进去,床位已经很紧张了。他们症状比较轻,前天(25日)和他们通过电话说还好,估计最近就可以出院了。我不敢和他们多说我的情况,怕他们担心我。

                                                            深一度:你可以每天和家人通话吧?

                                                            受感染医生:可以,我每天和老婆视频聊天,她每天都在鼓励我,让我积极治疗,她和儿子都在等着我。我目前呼吸困难,说话不太方便,一般都是她说我听。

                                                            (根据受访者要求,受感染医生做匿名处理)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层医院 | 深度报道

                                                            责任编辑:杨舒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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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ghtFu、偷光、Drunken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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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病人:以家庭为单位的患者越来越多,去殡仪馆也得排队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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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原文2020年02月04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后被迅速删除,再发再删。本次转载自“中国经营报”(微信号:chinabusinessjournal)。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本报记者 宋文娟 王迎春 张家振 伍月明 武汉、广州、济南报道

                                                            杨晨还在等通知。他在等待“十号令”带给他以及他的家庭命运的转机,他是一位“武汉病人”的家属。

                                                            让他有所期许的“十号令”,是2月2日发出的。按照“十号令”的要求,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对全市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将由各区安排车辆分别送至区集中隔离观察点。

                                                            在这之前,和很多武汉病人的家庭一样,杨晨经历了漫长得近乎煎熬的等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像他的家人一样的疑似病患,因为不能确诊,而被医院告知采用居家隔离的方式进行隔离。病症的反复与加剧,与武汉“封城”之后的交通管控相伴生,这些病患在寻找医院收治的路上,经历着奔波与煎熬。有些人,在这条路上,就已阴阳两隔。

                                                            而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此刻也是一个病人。疫情笼罩之下,这座反复上演人生悲欢的城市,其基本城市功能的维系,与留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的命运高度关联。需要治愈的,既是病患,也是武汉,以及与这座城市的命运维系在一起的那些城中的人们。

                                                            改观和转机正在越来越靠近。2月3日晚上,火神山医院收治了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火神山医院的“兄弟”也即将于2月6日正式收治病人。尽管杨晨被社区医院告知继续等待,没有关于入院治疗床位的新消息,但没人可以否认,解决“收治”难的问题,武汉正在和时间赛跑。

                                                            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这是约半个月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第二次开会研究部署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医治武汉病人,所有人都在和时间赛跑。


                                                            求解收治难

                                                            2月2日上午,经过9天日夜酣战,火神山医院正式完工并交付使用,可以提供1000张床位,军队抽调的1400名医护人员已经到位,2月3日晚上,火神山医院住进了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2月3日下午,记者探访已经挂牌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医院内外分外紧张、忙碌,各班人马正在火力全开准备收治第一批病人。

                                                            火神山医院的“兄弟”雷神山医院也即将于2月6日正式收治病人,可以提供1500张床位。而在火神山医院完工交付使用的同一天,要求对所有疑似病患集中隔离的十号令发出。武汉疫情,转机乍现。

                                                            在这之前,这座城市中的很多人和家庭,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与生死的考验。

                                                            火神山医院内一景 摄影/本报记者宋文娟

                                                            打120,排队;打社区电话,排队;找“武汉微邻里”,这个平台于1月25日瘫痪。

                                                            在“漫长”的等待中,武汉以家庭为单位的患者越来越多,有人熬到了有空床位的这一天,这时,他的家属已经一个、两个被感染,甚至全家被感染,还得继续寻找床位。有人等到床位时,已成重症,在大年初一于ICU病房去世。

                                                            2月2日上午,一位患者家属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89岁的奶奶等不及,倒在医院走廊等待的队伍里,在大年初二离世,连去殡仪馆也得排队,遗体至今仍被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

                                                            2月1日,躺在医院发热门诊走廊里的病人 摄影/本报记者宋文娟

                                                            刀女士为叔叔一家的遭遇伤心得已起不来床。好不容易她77岁的叔叔于1月31日住进了医院,46岁的堂弟也病情病急,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叔叔已经确诊是新冠肺炎,堂弟于2月1日也被医院确诊,现在没有床位可收呀。”

                                                            刀女士的叔叔家住武汉市白沙洲观澜小区,在武汉对新冠肺炎进行大面积、高频次防控之前,他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估计是去医院复诊的过程中感染的。”刀女士回忆。1月23日,叔叔开始出现身体特别不适,24日去武昌医院做CT与抽血检查,发现双肺已感染,病情危急,医院开了入院证,然而没有病床。

                                                            打120,排队;打社区电话,排队;找“武汉微邻里”,这个平台于1月25日瘫痪。此时照顾叔叔的是刀女士的堂弟,也就是患者的儿子,刀女士则帮助找病床、打电话以及向外界求助。

                                                            “我们狂打电话,社区还有120、市长热线,1月31日,叔叔终于住进了武昌天佑医院,可是我的堂弟在照顾我叔叔的过程中被感染了,连续几天高烧,2月1日被医院确诊(指确诊为新冠肺炎),现在到处找床位。”刀女士几乎痛哭。

                                                            由于堂弟被感染,担心两位病人无人照顾,他的姐姐赶回照顾,现在他的姐姐本人也发烧了。“现在叔叔家,只有婶婶照顾他们,婶婶也是70多岁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哪?”刀女士已不想再讲下去,希望哪里有空病房的医院能早日救治他们。

                                                            他还在等待,但有的家庭,已经无法等待。

                                                            “爸爸和叔叔如今在奶奶的老房子里住着,隔离,他们还没有发烧。”2月2日上午,小朱对记者说,奶奶的遗体如今仍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还没有转到殡仪馆。殡仪馆也在排队。

                                                            大学三年级的小朱正在感冒。“家里还有些吃的,如果没有发烧,我就暂时不跟爸爸说。”小朱的奶奶于1月26日,大年初二这一天去世,小朱不想让爸爸再担心自己。

                                                            小朱的奶奶89岁,因肺部感染呼吸严重困难,终于在1月24日等来社区安排的接送车送至医院,还没来得及确诊,更没有等到一张病床,她的奶奶就于26日在汉口医院的走廊里去世了。

                                                             “爸爸和叔叔一直在照顾奶奶,爸爸65岁了,我也蛮担心他。”数天前,小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很害怕,因为母亲早前已去世(与新冠肺炎无关),她非常担心再失去亲人。

                                                            “爸爸和叔叔如今在奶奶的老房子里住着,隔离,他们还没有发烧。”2月2日,小朱对记者说。

                                                            小朱想出门买点感冒药,可是她住的地方有点特殊,“我对面就是汉口火车站,旁边800米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这一块是重灾区,周围没有药店开门”。

                                                            刘小煊则在家已经抗了8天,此时她每天只能清醒4个小时左右。“就是很累很累,想画个画缓解一下都不能,5分钟就累着了,累了只好昏睡。”此时,她在武昌自己家中,爸爸正在武昌西区医院住院,呼吸困难的症状缓解了一些;妈妈有好转,在汉口娘家住处隔离,仍在咳嗽。一直在小煊身边支撑这个家庭所有后勤工作的是她的老公,目前已开始低烧。

                                                            最初生病的是小煊的妈妈,她的父亲在照顾的过程中开始咳嗽,一开始并不发烧,不过咳嗽转为呼吸困难。

                                                            在做了CT、验了血之后,她的父母均被医院医生口头确诊为新冠肺炎,并先后出现浑身无力、呼吸困难、无法行动。在如此情况下,小煊并没有灰心,她做了一个分工,老公负责家庭消毒、饮食供应,她负责为父母去医院就医,如找医院、挂号、排队。为了减少父母暴露在医院这个交叉感染环境的时间,小煊通常是自己排队,估算时间差不多了再把父亲或母亲接过来。

                                                            1月25日,小煊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那时,虽然很难很累,但母亲在他们全家的共同努力下,病情好转,这让小煊不失信心。“不仅得保证患者的营养,家属也得注意吃饱,保持体力,这样才能与病毒战斗。”小煊对记者说。她同时还将一些护理心得在网络上分享,以鼓励更多患者与家属们。

                                                            不过1月26日起,小煊身体出状况,此后连续多日发烧,那时她依然在鼓励自己,吃药、吃饭,保持体力,一定能好起来,她也很纠结,不想去医院,不想被交叉感染。2月2日,已经在家连续抗病的小煊,虽然仍在坚持吃药,但明显感觉肺部不舒服。“就是深呼吸很痛苦,但小呼吸没问题。”她对记者说。

                                                            她正在为去看医生准备身份证。“身份证在汉口娘家,妈妈没办法送过来,我老公也不能上去拿, 爸爸妈妈就是在那里生病的。”

                                                            对于朋友的建议,她也在尝试,如中药、如按摩一些穴位,但一些想法让她不再坚持了。“我现在听我老公的。”她说,“我生病,也许是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被感染的,之前没事,可能身体好是一方面原因,但有可能是因为病毒早已潜伏,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我现在要提醒家属们,在照顾患者的过程中不要因为身体暂时没事而大意,哪怕做了必要的防护,该检查还是尽早做个检查。”她说,现在最想做的事不是吃药不是找针,而是去医院得到医生的明确诊断。


                                                            和时间赛跑

                                                            疑似病患的集中隔离以及确诊病患的收治,都将改变这些家庭的命运。

                                                            2月2日晚间,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调度会议,对确诊、疑似、无法明确排除新型肺炎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群强制实行集中隔离,通过征用一批民营医院、酒店、体育馆等场所有效控制传染源。目前武汉已在此前基础上再征用包括武汉民生耳鼻喉医院等民营连锁专科医院在内的27家医疗机构,可提供床位2183张,用于收治首次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疑似病例。2月3日晚,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调度会透露,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等将改造成为3所“方舱医院”,共计设立3400张床位。

                                                            2月3日下午1点,《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到此前求助的患者家属杨晨询问进展。杨晨告诉记者:“社区跟我提到过十号令,说是会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进行相关的隔离诊治,但是具体落实方面,只是叫我等待。”

                                                            武汉市硚口区的一位社区工作者告知记者,现在武汉这个局面主要是床位紧张带来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听政府安排。

                                                            早在1月26日,杨晨联系到本报记者,并告知爷爷和父亲均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疑似患者,但想尽办法均没能住上院。“所属的定点医院告诉我们床位已满,无法收治,让我们联系社区上报。然而,社区又让我们直接去定点医院就诊。如此一来便成了死循环。”

                                                            杨晨告知记者:“由于家住在汉口硚口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比较近。每年春节前,家人都会来到这里购买海鲜。今年爷爷也照例去买过海鲜,可能因此感染了这个病毒。”

                                                            杨晨提到,由于爷爷没有办法得到确诊,而全家人也无法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

                                                            武汉人田晓灵与杨晨有着一样的处境。1月30日,田晓灵在社交平台发起求助:“本人一直在上海,被拦在外边,通过亲戚才知道母亲被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父亲开始体力不支。他们年纪都五六十岁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救治。”

                                                            2月3日下午,记者联系到田晓灵,她告知记者,母亲还没有顺利住院得到治疗。

                                                            他们还在等待。十号令,正在和时间赛跑。


                                                            解决医护保障

                                                            在武汉病人当中,有一批“特殊”的病人,他们是医生,在救治病患的过程中被传染,在任何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医护人员的保障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环节。17年前的非典如此,现在的疫情仍是如此。

                                                            政府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路径无外乎两条,合理安排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以及配属足够充分、符合标准的医疗和防护物资。

                                                            截至2月2日20时,共有57支医疗队、6775名医疗队员分配至武汉市27家定点医疗机构。

                                                            来自北京的、对口支援同济医院中法分院工作的王医生对本报记者介绍:“新建病房一开张就源源不断地有重病人入住,病人非常多,病人数就源源不断地增长。”  “我们一个班6小时,穿上防护服,在病房都不能吃饭喝水,需要穿戴纸尿裤来解决内急。穿戴纸尿裤也是为了方便离开医院全身上下衣服能够全部销毁防止传染。”王医生说。  “结束工作后大家每个人的内衬衣服全都湿透了,为了防止感染病房里都不能开中央空调,武汉这边也没有暖气,脱防护服后都特别冷,也没有条件在医院洗澡。我们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想一些土办法如用垃圾袋和胶布自制鞋套。”王医生称。   但是,在这一切转机乍现之前,仍然有不少医护人员,在疫情诊治、治疗的过程中被感染。

                                                            田丽雯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某病区隔离病房的护士长。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线很艰苦,大家都是拼着责任心在工作。病房主要是在收治疑似或者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

                                                            田丽雯说:“我们医院大批医护倒了,我们现在是外科医生和护士在治疗呼吸内科疾病的病人。”

                                                            她介绍:“整个医院现在非常饱和,我们的工作量也是饱和的,床位数也是饱和的。其实按照规范流程来说,周围同事如果有确诊的,我们有过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都要去隔离观察14天,但是现在医院缺少医护人员,像我们这种没有感染、发病的,做CT检查目前还是好的,就没有去隔离,还要坚守在一线。”

                                                            “医院倒了一批护士,还有一批护士请假休息了。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到时候如果后续的支援力量来轮换,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田丽雯告诉记者,大家最焦虑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临床科室的护士每天都问我:护士长,什么时候有人可以来换班?”

                                                            “我们有四五个同事先后都已经感染、然后确诊了,按道理来说,我们上个星期就应该隔离,但就目前的状况,好像真的没有人能够来换他们,我们也都还得坚持上班。”田丽雯无奈地表示,“医护人员如果出现了发烧等症状,我们也要拍肺部的CT,然后做核酸检测,确诊了的话,就需要住院隔离治疗,我们院里的医护人员住院治疗现在都能够保证。”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接管武汉市汉口医院,从外科等科室紧急抽调了一些医务人员去支援。

                                                             “现在病人量太大,外地的医生护士团队也来了,但还是远远不够,病人都救治不过来。”据田丽雯介绍,现在医生是4个小时换一班,护士人数不够,要6个小时换班。“比如我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这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对于接诊病人的流程,田丽雯告诉记者,病人接诊都是按照规范程序来接收和治疗。

                                                            除普通病人来看发热门诊外,通常现在是所在的社区医院先做筛选,然后发现有问题比如发烧严重的,按程序送到指定的发热医院门诊,门诊医生会根据筛选标准确定是否收治,然后入院之后都会做核酸检测。

                                                            对于门诊量的变化,田丽雯表示,这个不好直观对比。比如以前我们综合医院,所有的病种都有收治,但现在我们医院的一些病区完全只收治疑似或确诊的病人。“目前都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是防护物资大家每天都会很紧缺,医院也在一直筹备,基本能满足,至少每天上班都有,只是说有时候质量好一点,有时候质量差一点。”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作为武汉传染病防治专业医院,最早接收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一线医护人员坚守的时间也最长,目前只收治确诊病例。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护士告诉记者,重症监护病房一个班8人,发了40件防护服。相关病例的收治入院和确诊都是医生安排,护士对具体情况不太清楚。“现在基本都是由患者所在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医院安排一些疑似患者转诊,但很多社区执行不到位。”

                                                            据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一位受感染的护士家属介绍,现在还没有离开重症监护室,说话也不太方便。在该家属沟通下,该护士婉拒了采访。

                                                            2月2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第二批共6名被感染的医护人员集中出院。据央视网报道,这6名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得到有效控制,经专家组讨论符合出院标准。

                                                            据了解,截至目前协和医院15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中已累计有9人治愈出院,尚有6人还在隔离治疗。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协和医院尚在隔离治疗的医务人员刘翔。据其介绍,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好。“还在等着做最后一次核酸检测,阴性就可以出院了。”对于具体治疗过程等信息,该医护人员表示:“有纪律不能接受采访。”

                                                            1月25日,字节跳动宣布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而确诊感染的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资助。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止到2月2日,该基金共公布6批、57名受助者。确诊感染的医护人员中大多数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等医疗单位。

                                                            其中,武汉协和医院共有22名感染新冠肺炎的医生和护士获得资助,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有7名确诊医护人员获资助,同济医院和中南医院分别有6名确诊医护人员获资助,武汉市汉阳医院共有5名确诊医护人员获资助。


                                                            攻坚医疗瓶颈?

                                                            “收治难”“医患感染”的另一面,是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医疗资源面临的极限压力。

                                                            2月1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探访位于“同济急救中心”一楼的发热门诊。门诊大厅坐满了前来输液、吸氧的患者,咳嗽声此起彼伏。由于安排不上床位,不少患者自带折叠床,在过道接受吸氧治疗。

                                                            这之后一天,火神山医院完工,十号令发出,又过了一天,火神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这对于武汉而言,几乎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在这之前,面对疫情,武汉市的医疗医院早已达到极限。

                                                            “每天同济医院病人都很多,人流量很大。”一位正在同济医院就诊的患者告诉记者。

                                                            “我们动员了所有的医生都投入到一线来,除了内科医生、传染病医生,包括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也统统进行培训,让他们都投入到一线来。”同济医院院长王伟曾介绍。

                                                            尽管如此,仍难以满足人满为患的发热门诊需求。

                                                            “这里很容易交叉感染,目前我和母亲在同济医院附近租房子住,每天去打点滴,打完了就回来。基本上打针的时候,我们也拿到外面打,不过医院里排队时间很长,排队的时间也是我们在医院待得最长的时间。”一位患者对记者说道。

                                                            杨晨一家也是被迫选择在家自行隔离。早在1月26日,他告诉记者,家中并没有隔离病人的环境。“两个房间,两个患者,五口人,你说我们怎么隔离?”

                                                            杨晨直言他的担忧:“我们家里没有隔离的环境,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传染。我在家照顾患病的家人,还需要出去买菜,无形中就可能导致更多的人受到病毒的威胁。” 

                                                            2月3日下午,杨晨再度接受记者采访时,声音有些无力:“我只知道,昨儿我和奶奶去医院,已经诊断出肺部发炎。爷爷已经病危了,还没能做上核酸检测。”

                                                            身在上海的田晓灵则显得更为不安,两位老人自行隔离在家,无人照料。“由于两位老人感染了病毒,家里也没有私家车,自己给社区打了无数个电话,也没法有车可以派送他们去做核酸检测。”田晓灵提到,由于做核酸检测的人比较多,还需要排队,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就算我打120将他们送往医院,那他们怎么回来?定点医院都满了,哪里还有床位?”

                                                            “基本的程序是先挂号、测体温、测血氧浓度、记录个人信息,然后叫到号后,找主诊医生看,医生开药或开检查单后,会开一个单子,去药房取药或去做检查。开药后配药也要再排一个队取药,配完药后再找负责打针的护士输液。”一位患者告诉本报记者。

                                                            多位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记者,不少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是在发热门诊感染上的。

                                                            担心万一自己感染传染给家人,也是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该院发热门诊医生下班后即集中住宿在医院对面的城市快捷酒店。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暴露,但大家还是迎面而上。”一位肿瘤科医生告诉记者。

                                                            武汉同济医院发热门诊内一景 摄影/本报记者宋文娟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何在?

                                                            一位头部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认为:“首先是床位,合规床位远远不够;其次是物资,消耗远大于供应。”对于检测试剂盒,武汉市四医院一位医生透露,其所在的医院只要住院,基本都会做核酸检测,病人要两次咽拭子阴性才能出院。但也有医生反映,其身边的人想做核酸检测都很难。

                                                            “想测很难,不一定是试剂盒不够。也可能是没那么多医生去做,忙不过来,或者没那么多机器空间。甚至不一定是没那么多人手,也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多防护服,所以没有全副武装的人手,也不能让这些人去裸奔。问题应该是一环扣一环。”北京协和医院一位资深急诊科医生认为。

                                                            “检测了要住院,收纳能力有限,能住院了才能检测,检测也要走流程。我们一线很苦恼,陷入死循环。”

                                                            不过也有医生认为对于轻中症患者,是不是一定要确诊是冠状病毒感染,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它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要抗病毒,而是对症处理,而这个症状要看它的轻、中、重。如果症状非常轻,就是隔离、多喝水,适当地用上抗病毒、抗感染的药物,保持睡眠、加强营养。这个病毒最容易侵犯肺部的黏膜细胞。

                                                            “目前住院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为主,让病人度过危险期,保持各个功能的稳定,缺氧的吸氧,有感染的加一些感染药、抗病毒药,电解质不全补一些电解质,丙球蛋白支持疗法,还可以用一些抗艾滋病的药如克力芝,不过这个药目前临床上数量还远不够。”另一位副主任医生也持相似观点。

                                                            “这个病是否难治取决于病人的基础状况,年轻人能扛就扛过来;老人继发,抗感染能力差一些;很少有小孩生这种病的。”一位在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告诉记者,其目前在隔离状态,近日其有个同事咳嗽,去拍了个CT,肺部有病毒样改变,而他作为曾密切接触这个同事的医生也需要隔离。

                                                             “一旦CT显示是病毒肺炎,基本上95%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医生们带毒的话就比较容易传染同事,毕竟不是完全隔离。”该医生说。       

                                                            不过其同事并没有去做核酸检测。一方面是因为其同事目前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也不想做试剂盒了。另一方面,这位患病的医生担心做核酸检测有造成交叉感染的风险。

                                                            目前,发热门诊是采集口咽拭子做流感及新冠RT-PCR的。“取材的人也是高危人群,可能有传染性,搞不好取材的时候还会交叉感染。”前述医生告诉记者。

                                                            “武汉要求做核酸检测的人特别多,可能试剂盒供应不过来。即使是我们医生自身做核酸检测,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得通过科室领导层层审批才能做。另外,这个病比较邪性,即使好了之后还会交叉感染。所谓的好了,就是达到一个平衡。一旦这个病毒再起来,可能又来一遍。”该医生称。

                                                            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内一景 摄影/本报记者宋文娟

                                                            这个武汉的冬天,时间和历史,会给出答案。

                                                            (文中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编辑:曹学平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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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飞行兔、WrightFu、三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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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

                                                            2 月 3 日

                                                            分佈式入口

                                                            注:原文2020年02月02日发表于微博账号“财经杂志”,截止本次转载时被删除五次重发五次*。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https://twitter.com/nfnf2046/status/1224053545118265345?s=21


                                                            《财经》采访的10余位病患家庭,多数全家感染。他们还搀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他们的家人们处于生死一线

                                                            1月31日,武汉武昌医院内,发热病人在排队输液

                                                            《财经》记者 房宫一柳 黎诗韵 刘以秦 信娜 实习生马可欣 | 文

                                                            宋玮 | 编辑

                                                            2020年1月26日,刘梅一家接到了一张火化单。她的婆婆、73岁的老人在家中没了呼吸,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刘梅告诉《财经》记者,老人在1月21日出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症状,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检查后诊断结果显示肺部高度感染。但老人辗转数家医院仍未被住院收治,只能在家自我隔离,直至病危。

                                                            老人被送上救护车后,家人再没见过她。他们最后收到的只有一张火化单,显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肺炎。但据家人说,老人的离世并未被计入新冠肺炎的确诊死亡数字中——因为直到去世,她也没有得到住院资格,也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只能被算作因“普通肺炎”而去世的不幸者。

                                                            老人仓促离世,没有体面的收拾、没有家属的送别,至今骨灰还在殡仪馆里。

                                                            刘梅家得不到救治而离世的亲人并非孤例。《财经》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到,尽管目前武汉各大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的就医人数比1月23日刚“封城”时有所下降,定点医院也已开至第三批,但一床难求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得到缓解。确诊、疑似数字攀升的同时,仍有很多疫情统计数字之外的人命悬一线。

                                                            一位定点医院的科室主任告诉《财经》记者,这两天医院门诊一天有120名左右发热病人,其中大约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终被收住院。

                                                            “我们只能让剩下75名收不进来的病患,回到家里去。患者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该主任告诉《财经》记者。

                                                            这名主任说,一般来说,双肺CT呈毛玻璃状病灶,基本可算作疑似,但只有被收治入院的患者才能统计为疑似,才有资格做核酸试纸检查。做完核酸试纸检查的患者其中至少80%能被确诊,之后即被转去其他定点医院。

                                                            《财经》了解到,该医院已有至少5起死亡疑似病例是未被确诊的,因此也不计入确诊死亡人数中。这意味着,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确诊、死亡病例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这次疫情的全貌。

                                                            (武汉各大定点医院现状,信息经《财经》记者及志愿者反复核查)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患者主要有两条路径可以入院。一是靠社区排队:1月24日武汉社区分流政策实施后,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单入院——病患先去社区交CT、血常规报告,社区上报街道,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床位;二是去有核酸试纸的定点医院,48小时拿结果,确诊后就不能被医院拒收。

                                                            要走通这两条路径并不容易,每一条都可能是无尽的等待。但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生与死的煎熬。

                                                            《财经》近日先后采访的10多位病患家庭,多数家庭全家感染,他们还搀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医院告诉我们只能自救。”多位患者家属告诉《财经》记者,他们的家人正处于生死一线。

                                                            截至2020年1月31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7153例。其中武汉市3215例。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Twitter主页上有一句话:记住,这些都不是数字,而是真正的人。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未被囊括进去的人,他们的生死故事都在统计之外。

                                                            艰难求生路

                                                            “父亲不停说,自己没有死在70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

                                                            “医生明确说了,父亲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因为没有检测盒无法确诊。“孙晨告诉《财经》记者。

                                                            孙晨说,1月26日,在家自我隔离的父亲突然咳血。孙晨慌忙将父亲送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肺部中重度感染。但这份CT检查并没能让父亲得以入院治疗,因为没有经过完整的确诊流程。 

                                                            医院让孙晨父亲在家里隔离、吃药,但孙晨意识到,“我身边的例子都很严重了,我一定要把父亲送到隔离病床上去。”

                                                            床位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床位,家住汉阳的李开蒙在家里眼看着父亲艰难呼吸了一晚上,最终咽了气。他的父亲生前是一位军人转业干部,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不幸去世后,殡仪馆的车过了十多个小时才到,他们也很忙,一趟得拉好几个。 

                                                            家在武汉的铁路职工陈力的奶奶,也因为没有病床,在汉口医院的门诊大厅坐了三天,最后没有撑住,抢救无效去世。奶奶同样没有经过确诊流程,也不计入统计数据。 

                                                            一家定点医院医生告诉记者,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对于中度、轻度患者,门诊和住院的治疗方式本质不会差太多。但对于重症病人来说却有很大区别。对于那些一直在家隔离、但身体已经难以支撑的病人来说,住进医院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医生建议我和爸爸都想办法去住院,特别是我爸爸不能拖下去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从1月27日开始,杜红利的父亲开始吃不下饭、说不出话。 

                                                            武汉梨园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杜红利的父亲双肺毛玻璃状病灶严重,肺部斑点明显,血氧只有90,表明患者出现严重缺氧的症状。 

                                                            杜红利带着父亲,把所有方法都试了一遍。1月27日,他去社区做了登记,一直没有消息。他自己也是肺部感染,还发着低烧。他向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强撑着带父亲到处寻找医院收治。

                                                            有300多个床位的武汉672医院,没有住院单不让进;新开放的有700个床位的武汉协和医院汉阳分院也告诉他:要等。 

                                                            1月28日,杜红利赶到区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床位;找卫健委,对方回复称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等。因为没有办法跨区域协调病人,只能等所在区域的对口医院收治。 

                                                            杜红利的父亲曾参军15年,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曾是两位高级将领的贴身警卫。杜红利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全家被感染,自己头晕胸闷的症状也越来越厉害,不知道还能带着父亲扛多久。

                                                            杜红利的父亲曾参军15年 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

                                                            他父亲不停对他说,自己没有死在几十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每天看见医院门口除了120的车,就是殡仪馆的车,只剩绝望和无助。” 

                                                            父亲不便挪动,杜红利每天带着父亲在协和医院汉阳分院门诊打针,睡在医院旁的宾馆。或是一早就去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排队领试纸,但是每天协和试纸限量100份,往往一过去已经没了。直到记者发稿,杜红利的父亲也没能住进医院,因为仍然没机会经历完整的确诊流程。

                                                            武汉市民王女士告诉《财经》记者,母亲已经在家休克过两回了。母亲年前开始一直在社区打针吃药。1月23日母亲感到身体异常难受,便和父亲一起骑车去了汉口医院,排队12个小时才做完CT,结果显示:双肺感染。 

                                                            王女士说,当时医院没有点滴可打,就连抵制流感的药物“奥司他韦”也不够了,只能给母亲开了儿童剂量的药。之后母亲只能回家自我隔离,靠着家里的吸氧机度日。“有一次我妈妈休克了,我爸爸就抱着我妈妈哭,以为她过去了。” 

                                                            之前,两位老人家“能自己解决的事绝不麻烦别人”,但接连两次晕厥,让他们不得不拨通女儿的电话。 

                                                            但此时,王女士和丈夫也都感染了,她要照顾高烧不退的丈夫,自己的双肺也出现了毛玻璃状症状。过不去已经被封路的父母家,王女士为父母拨打了120,但是前面排队将近500人。“当时120说前两天打的人都没有送进医院去,没什么希望。” 

                                                            熬到当天下午三、四点,两位老人已经全身乏力,但还是挣扎着骑上自行车去医院。 

                                                            王女士继续拨打市长热线。第二天,市长热线反馈:“你要找你的社区上报,社区给街道反映,街道给指挥部反映。如果有床位了,指挥部会通知医院安排,然后再安排你们去。“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姚岚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发挥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作用,实行真正的分级诊疗,是避免人群扎堆医院、防止交叉感染的有效措施。 

                                                            但是对于重症者来说,每一分钟都是生与死的煎熬,他们不知道社区的上报和等待需要多久。“从头到尾社区我们都有上报,他们都表示说没有办法,只是说在反映,但什么时候是个头?”王女士说。

                                                            在这期间,他们试了所有能拨的电话、能找的关系,王女士甚至还打了110,最后110给了她一个固定电话,打过去对方说必须要跟社区联系。 

                                                            1月29日,王女士感到爸妈已经撑不下去了,王女士不得已再次求助120。120明确说,只有联系好医院的床位,才能派车过来。

                                                            王女士想起在网上看到的,华中科技大学协和西院区加了700张床位,于是劝说120带着父母去了协和西院。到医院已是晚上9点,120急救人员说,“(医院)人非常多,急诊室外面都躺满了人,而且并没有急救设备,排队有可能会排不上你。” 

                                                            关于那700多张床位,据说因为医生的防护服不够,暂时不能全部开放,“因为一旦开放了,医生没有设备上去也会感染。” 

                                                            120急救人员让王女士赶紧选第二家医院,她恳求救护车把父母拉到武昌医院。她也拿着被子、暖手宝过去,到了医院,王女士自1月20日之后第一次见到了父母。 

                                                            他们脸色苍白,父亲高烧39度多,站都站不稳,母亲躺在救护车里吸氧。没有床位,医院不收。120的人在旁边催促,他们已经在这家人身上花了三小时。 

                                                            这时,她的母亲做出决定。她双手合十对急救人员说:“我死也要死在家里,我不再出门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求求你们把我抬回去吧。”120让王女士签完字,重新把她母亲带上车,关上了车门。 

                                                            看着救护车驶离,王女士再也忍不住。她蹲下身子,坐在被子上嚎啕大哭。

                                                            漫长的收治流程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称,该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无一确诊。“缺试纸,但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会缺。” 

                                                            《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只有两种路径可被收治入院。一是靠社区排队,病患先去社区交肺部CT、血常规报告,社区上报街道,再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的新开床位,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单入院;二是去有核酸试纸的定点医院排队,48小时拿结果,确诊后就不能被医院拒收。 

                                                            1月24号,武汉市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7号通告要求,发热居民需进行分级分类筛查。社区是此次疫情的承压阀。武汉市规定,个人发热需要向社区网格员汇总,报社区居委会,再上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着轻症者自行前往或居家观察,而重症者救护车接送,去往定点发热门诊。 

                                                            作为武汉花桥街某社区的一名社工,王木从除夕开始,连轴转了8天。他们每天会跟踪发热居民的状况。4点前,王木需上报社区内发热病人的名单,其中单独一份为发热重症病人名单。这份名单将上传至街道及所在区,评估后,社区能够得到通知,“哪位病人,什么时间,可以到哪家医院治疗”。 

                                                            根据《财经》在武汉一线的记者获取的社区上报标准如下: 

                                                            发热人员的标准是:1.发烧37.5度以上;2.咳嗽;3.乏力。 

                                                            疑似人员的标准是:1.CT检查结果为双肺毛玻璃样改变;2.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异常;3. 含发热人员标准。

                                                            重症人员的标准是:1. 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事实上,很多病患家属告诉《财经》记者,就算社区和医院都建议患者立马住院,仍不保证有床位可以住进去。

                                                            传染病对隔离的要求,使得医疗资源空前紧张。以往有着上千床位的医院,设置隔离单间以后,床位可能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不到。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经》记者,该定点医院就有大量拿着住院单排队等候,但因为床位紧张无法住进来的病例。 

                                                            王木所在社区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仅30日一天,他就有100多条通话记录。电话那头,会突然传来痛哭,或者呼喊,“我只能尽量安慰他们,每天心情好点,免疫力提升,身体也会好起来”,该负责人说。 

                                                            另一条住院路径——病患去定点医院排队确诊之路,也颇为漫长。 

                                                            刘梅说,她的婆婆去世后,她的大哥、二哥和自己老公也被感染,病情加重,急需住院。他们2月1日去同济医院排队领核酸试纸,被告知一天只有10份。

                                                            截至发稿前,武汉市共10家机构可进行病原核酸检测,分别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大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武汉某定点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经》记者,该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但无一确诊。“缺试纸,但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会缺。” 

                                                            什么样的患者才能用上核酸试纸?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医生称,医院进行检查后,如果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治疗,患者才能住院并做核酸检测。 

                                                            中南医院一员工表示:“申请做核酸检查只能让医生开疑似病例报告卡,但只有很紧急的情况才会填写这个报告卡。” 

                                                            但什么才算“很紧急情况”,《财经》记者询问多处,并未获得准确答案。 

                                                            不少患者和医生的困惑是:1.武汉卫健委在27号称,原则上每天可检测样本近2000份,但为什么总是缺少核酸试纸?2.做了检测也无法第一时间出具确诊报告。 

                                                            据第一医院的医生说,检测需要一天的时间,“今天做了,明天能知道一个大概的结果”,但问题是第一医院无法发出确诊报告,而目前定点医院只能凭报告才能接收病人入院。 

                                                            当记者问到哪些机构能出确诊报告时,该医生表示:“这我也不清楚,也许同济、协和可以。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也是因为拿不到这个确诊报告,就没有床位。” 

                                                            对于疑似病患数据的统计,医生的判断标准是“低热、咳嗽、肺部CT结果”。上述定点医院医生说,他会上报给科室,但后面的统计过程他并不了解。而另一家定点医院的主任告诉《财经》记者,被收入的重症病患才能算疑似,需要确诊进一步治疗。 

                                                            1月30日,武汉某定点医院开始上报需要确诊检测的疑似病患人数,从科室、到医院、到区再到市里层层上报。该医院一位医生表示,如果没有确诊就去世,不会被计算为确诊死亡人数,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就我自己所在的科室,死亡率比出院率高很多。同时,很多治愈出院的病例不能算真正的治愈,还需要长期观察。”上述医生说。 

                                                            这也意味着,有大量的病患在确诊流程和统计数字之外,只能自我求生。 

                                                            市民李莉告诉《财经》记者,经过社区人员联系,她的父亲终于住进了武汉第八医院。但第八医院不是定点医院,此前是专门的肛肠医院。

                                                            医院诊断说,父亲双肺已经感染坏死,氧气已经打到最高限度,需要让他尽快转到定点医院,但因为第八医院没有测试盒,所以病人一直无法确诊,而无法确诊也就无法转院。

                                                            “第八医院已经上报好多天了都没有任何回复,”李莉说,她拨打120,120的回复是,只能通过社区上报转去定点医院,但之前的第八医院就是社区千辛万苦才安排住上的。 

                                                            李莉父亲的遭遇,似乎构成了一个无解的痛苦循环。

                                                            截至发稿,记者逐一拨打了武汉市定点医院的电话,接通的7家医院均表示“暂时没有床位”。

                                                            谁能住进去?

                                                            “如果有可能的话,把轻症患者集中起来隔离和治疗,这样可以更有效控制疫情” 

                                                            在无数患者家属眼里,武汉在快速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财经》记者采访得知,2月3日,设置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按照计划必须竣工,但具体开放时间需要物业、电力、医药设备等配合。目前《财经》记者采访的多数医院尚未收到转移病患的通知。 

                                                            等待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开门的这几天,就是一些重症病人的生死关。据《财经》记者了解,即使确诊并获得社区住院单,也不一定就能第一时间住进医院。

                                                            两个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加起来也就2000个病床,还不够湖北省两天的新增病例使用。

                                                            微博公开求助,成为一些人最后的尝试。一位住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机关幼儿园附近的孕妇家属告诉《财经》记者,家中孕妇怀孕8个月,最新诊断结果显示:双肺重度感染。 

                                                            但定点发热门诊不收孕妇,门诊也没有胎心监护,区妇幼和省妇幼则不收发热病人。家人发微博求助几天后,1月31日他们得到了社区和区政府的关注,被社区车辆载着往返跑了几家医院,2月1日上午总算住进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好消息。但对于另一些家庭,这个消息让他们心情复杂。“已经到了谁喊得响亮,谁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了吗?”一位病患家属对《财经》记者说。

                                                            能找到床位的,都被称作“幸运儿”。刘小青一家有六人患病,只有三位住到了医院,“更多是靠自己托关系、找渠道。”

                                                            刘小青一家可能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被感染。1月18日疫情还被认为不会“人传人”,他们一起在外面吃了年饭。之后不久家人陆续发烧,从父母、小姑妈到90岁的奶奶,再到已回的大姑妈和大姑爹。1月21日,刘小青的母亲去做了CT,显示双肺病毒性感染。

                                                            这之后,母亲连续高烧了四天,几近晕厥,“我们联系了很多人,才找到汉口医院那边,有一个床位让她住进去了。”

                                                            到了1月28日,她的奶奶开始发病,辗转汉南医院、协和西院,未能住成院。奶奶排了一天门诊,终于打了上针,结果却“立刻浑身颤抖像癫痫一样,无法正常行走和说话”。医生留她在留观病房吸氧,但回家后,奶奶仍然呼吸困难。 

                                                            “我们找了很多人才能够住到第六医院的ICU。当时我们也是一直在催社区,催协和医院那边,但是没有得到反馈和消息。”

                                                            她的父亲也在打完针后呼吸困难,用上了吸氧机。刘小青把情况发到了微博,等到第二天七点起来,接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让父亲住上了ICU。

                                                            父亲说,别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发微博求救,最后能住院是一种医疗不公,“但毕竟生命要紧。”后来,她把微博删了。 

                                                            1月29日凌晨4点,家住武汉市江汉区万松街商一社区的陈晓薇,拖着病体去医院排队,终于在协和医院排上了试纸。2月1日试纸结果送达,显示陈晓薇是“双阳(确诊)”,但当她和家人前往社区准备领取住院单时,他们看到商一社区服务点里明明有人,就是不给开门。家人只能选择报警。

                                                            警察没到,是社区所属的街道办找到了解决办法。陈晓薇说,就在今天下午,街道办帮他们在协和找到了一张床位。“终于有救了。”她说。

                                                            晚间,当陈晓薇和丈夫抵达协和西院准备住院时,被告知需要转去红十字会医院。截止发稿,他们仍然在红会医院观察室等候床位。 

                                                            华中科技大学保障中心副主任姚岚教授说,她看到澳门征用了离人群较远、相对独立的酒店,作为有湖北接触史的人群隔离集中管理区。她建议湖北及其它地区也可采取类似举措,有效控制好疑似病例。

                                                            中南医院急救中心主任助理、急诊外科主任沈俊告诉《财经》记者,中南医院都是收治很重的病人,“属于生命体征很不稳定的患者(氧合差、心率快,呼吸频率快,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人)”。床位短缺,疑似或轻症的都在家隔离。

                                                            沈俊所在的中南医院团队用ECMO(移动心肺仪)成功救治一名重症患者 为全省首例

                                                            据悉,医院基本没有床位了,急诊科也用来收治病毒肺的病人,急诊留观室也满了,“基本上病房空出来一个,留观室就进一个到病房。“ 

                                                            沈俊说,床位分配并不能满足社区的要求,而是评估病人的情况,“比方说有的病人自己被家人送到医院了,病很重了,留观室有空床了,就先留观,我不可能让他回去排队,等社区报上来我再安排。或者我不收他,然后把社区上报上来的比较轻的病人收住院,肯定不可能的。”

                                                            关于检测盒,他表示中南医院发热门诊可以做核酸检测,大概2小时就可以出结果,但因试剂盒有限,需要肺CT有病毒性肺炎表现的患者才能做。

                                                            沈俊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把轻症患者集中起来隔离和治疗,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他还建议在家的患者服用两种药,抗病毒的以及抗感染的,发烧超过38.5℃就退热,“因为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去治疗这个疾病,不能网上跟风,说什么药就买来吃,住院治疗也是对重症患者提供支持治疗,如果能够扛过这个时间的话,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沈俊和武汉肺科医院ICU的胡明医生做完手术后汗流浃背

                                                            这两天他接诊了一位45岁的病人,病人一家五口,父母两个皆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了,儿子也感染了。病人的情况十分严重,用了高流量吸氧和无创面罩通气,但血氧饱和度还只有50%,最后不得已给她麻醉插管,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

                                                            “在插管麻醉前,她看着我们做准备,眼泪不停地往下流,那种恐惧让人看到很心疼,”沈俊说,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医生都下定了决心,要尽全力救治所有的病人。

                                                            一直和父亲在等待核酸检测试纸的孙晨不允许自己再失眠和哭泣了,她知道自己还得继续催社区,找医院,还得给爸妈做饭,太多事要做了,不能倒下。她期待火神山和雷神山快点建好,“必须得住进去了,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文中刘梅、孙晨、李开蒙、陈力、刘小青、李莉、王木为化名,志愿者耿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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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之憾:黃金防控期是如何錯過的?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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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原文2020年02月05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发表,后被全网删除。本次转载自香港商报网。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想俁 李明子 彭丹妮 杜瑋

                                                            2019年12月31日,一則傳聞擾亂了國人正準備跨年的喜悅心情。一份蓋有武漢市衛健委公章的紅頭文件在社交媒體上流出,檔緊急通知“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有人驚恐地問:難道是非典重來?

                                                            就在此前一天,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聽同事說,急診科隔離了7名來自於華南海鮮市場的SARS病人。當天下午5點多,他在大學同學群裏發了這一消息,又解釋說,“SARS的表述不太準確,應該是冠狀病毒,具體分型還有待確認”,讓大家加強防範,並強調不要外傳。然而,這張“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的微信截圖還是流傳了出來,在網上大量轉發。

                                                            12月31日淩晨1點半,李文亮接到電話,要求其去武漢市衛健委。“當時衛健委連夜開會,應該是應對疫情的會議,我們醫院院領導、醫務室主任都參加了。”會議結束後,院領導詢問了李文亮消息來源,於淩晨4點多送他回家。到了白天,李文亮又去了兩三次醫院監察科,反復被詢問消息來源以及是否認識到“造謠的錯誤”,並要求其寫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

                                                            就在這一天下午,武漢市衛健委發佈通報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並指出,“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與此同時,國家衛建委的第一批專家組已於當天抵達武漢。

                                                            武漢的通報迅速澆滅了話題熱度。人們松了口氣,以為可以安心跨入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了。殊不知,一場確診人數遠超非典的全國性疫情才剛剛拉開序幕,並在一個月後被世衛組織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冷處理”

                                                            就在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消息第一次傳出的2019年12月31日,《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來到華南海鮮市場,發現這裏仍正常營業,很少有人戴口罩。有商戶說,事情發生後,市場已增加了消毒次數。華南海鮮市場地處武漢鬧市區,與漢口火車站僅相距一公里,分東西兩區,有600多家商戶,是個開業多年一直傳言即將拆遷的老市場。

                                                            有市民表示,“這裏真的是髒亂差,表面賣海鮮,其實貓狗、活蛇活鱉,各種野雞、土撥鼠都賣,還有梅花鹿、活猴之類的招牌”。

                                                            2020年1月1日,在聞風趕來的全國各路媒體記者的目睹下,華南海鮮市場正式休市整治。事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指出,根據武漢後來的通報,早在去年12月8日,華南海鮮市場就發現數例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其後一周內關閉該市場,並隔離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觸者,疫情絕不可能發展到現在的嚴重程度,可一直到2020年1月1日才關閉了這個市場。在這22天中,可能有很多市民被感染,以致錯失了防控的最好機會。

                                                            也是在元旦這天,武漢市公安部門的官方微博@平安武漢稱,“一些線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路上發佈、轉發不實資訊,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但二十多天後,這一微博已被刪除。

                                                            1月3日上午,李文亮又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讓其簽署了一份關於在互聯網發表不實言論,屬違法行為的《訓誡書》。此後,醫院科室主任口頭傳達不要在網路上發佈相關資訊。

                                                            林羽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的醫生,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武漢市的策略都是“冷處理”。他所在的醫院就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時候,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臺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不僅僅是臨床系統,包括院感、CDC那邊消息管控更嚴重,“整個就不讓說”。當時,醫生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囑咐就診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買口罩、戴口罩”,甚至半開玩笑地囑咐“不要去華南海鮮市場買東西,那裏東西不新鮮”。

                                                            從1月6日開始,到1月10日,武漢市衛健委未作疫情通報。在此期間,即1月6日~10日和1月7日~10日,武漢市召開地方“兩會”。

                                                            1月9日,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宣佈,對武漢這些病例的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據知情人士透露,第一批專家組成員除徐建國外,還有北京地壇醫感染性疾病診療與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院李興旺、中日友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兼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二部主任曹彬。

                                                            1月11日,武漢衛健委通報確診患者共41例,並有1例死亡,再次重申“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則在同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武漢的情況“可防可控”。

                                                            但11天後,王廣發本人被曝在漢期間感染了新冠肺炎,一時間成為社交媒體上“圍觀”的對象。王廣發在痊癒後於2月1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他們當時看到的資料,是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最初報告的41例病例,肯定沒有醫務人員感染。

                                                            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第二批專家組於1月8日至1月16日在武漢指導防疫工作,專家組成員既包括王廣發、地壇醫院感染二科主任醫師蔣榮猛、北大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高佔成等臨床專家,也包括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原副主任楊維中等疾控專家。

                                                            與此相關的,是在1月15日淩晨,武漢市衛健委發佈了一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識問答》。在這個檔中,官方對新冠肺炎傳染性的表述第一次有了變化:“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問答》還首次確認了“家庭聚集性病例”的出現,在患病的一對夫妻中,妻子否認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暴露史。

                                                            1月12日~1月17日,武漢通報無新增病例。在這期間,湖北省的政協、人大會議先後召開。

                                                            在武漢連續多天沒有通報新增病例的時候,國外卻陸續發現了新冠肺炎病例。1月13日,泰國報告發現了一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月16日,日本確認國內出現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中國公民,去過武漢,但並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在漢時可能與肺炎患者有過密切接觸。17日,泰國發現第二例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74歲的中國籍女子。在此情況下,美國CDC宣佈,將在三大國際機場對來自武漢的乘客實施篩查。

                                                            武漢市衛健委於1月18日淩晨再次恢復了通報,宣佈1月16日0時~24時新增4例新冠患者。1月19日淩晨,武漢市通報17日全天新增確診病例17例,累計確診病例達62例。

                                                            1月18日,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行了有4萬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13986道菜品擺滿黨群活動中心主會場和9個分會場。對於百步亭社區“萬家宴”在社會上引起的質疑,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回應說,“今年之所以繼續舉辦這個活動,是基於之前我們對這一次疫情傳播是對人與人之間有限性傳播的這個判斷,所以對這件事預警不夠。”

                                                            科學競賽

                                                            當國家衛健委第一批專家組於12月31日抵達武漢時,一場科研賽跑也開始了。12月30日晚10時,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麗團隊受武漢市疾控中心委託,檢測了若干病人的樣本。1月2日,她們就獲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證實是一種全新的冠狀病毒;1月5日,分離獲得了病毒,1月11日,受國家衛健委指派,她們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病毒全基因組序列。

                                                            與此同時,中疾控傳染病預防控制所病毒學專家、復旦大學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兼職教授張永振團隊於2019年12月26日收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和武漢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發熱患者標本一份。1月5日上午,該中心從標本中檢測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通過高通量測序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並於1月10日向外界公佈了該病毒基因序列。

                                                            不管誰是分離出病毒的第一人,相比非典時錯誤地判斷病原體延誤時機,中國科學家這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確定分離出病毒並向全世界公開,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致稱讚,可算是有一個漂亮的開頭。

                                                            新冠病毒的數據公開後,中國科學家的論文“大賽”也隨即展開。1月21日,國內兩所頂尖大學因“搶發論文”發生齟齬。南開大學高山科研組在中文核心期刊《生物資訊學》上發表了論文《武漢2019 病毒序列的生物資訊學分析》,遭到復旦大學張永振的指責,指其未經同意就採用了他研製出並公開的數據。高山則回應稱已經公開的數據即意味著失去版權,其他人都可使用。

                                                            真正引爆公眾輿論的是1月29日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通訊作者是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與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楊波,中疾控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也是共同作者。

                                                            文章通過分析截至1月22日的425例新冠肺炎患者發現,在2020年1月1日前發病的病例中,有55%與華南海鮮市場相關,而在此後發病的病例中,僅8.6%與海鮮市場相關。對此,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微博上表示,“從這篇文章看,國家疾控中心早在1月的頭幾天就已經掌握了明確的病毒人傳人的證據……那麼這個消息是在哪個步驟被掩蓋了?”

                                                            王立銘的這一質疑在短短兩小時內就得到了數萬線民的轉發和評論。一時間,高福與中疾控面對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一些人指出,高福是病毒學家,缺少防疫與公衛經驗。

                                                            對此,中疾控副主任馮子健1月31日解釋說,他們是1月23日拿到數據的,然後做了一個回顧性分析,所有病例在論文撰寫前已向社會公佈。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總編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免疫與感染性疾病系主任埃裏克·魯賓則透露說,這篇論文從提交到發表僅用了48個小時。高福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我現在只想想辦法把疫情壓下去,我啥也不想說。很多人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你說我說啥?我就好好幹我的活兒。”

                                                            實際上,在高福等人的這篇論文發表之前,已有數篇論文揭示了此次疫情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的可能。1月24日,武漢新冠肺炎的定點醫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人發表在《柳葉刀》上的一篇論文就指出,最初的武漢市41個病例中,有14例無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並認為華南海鮮市場不是唯一的疫源地。該論文稱,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首個感染者發病日期可以追溯至2019年12月1日,且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

                                                            這意味著,首次感染人或早至去年11月,病毒先是在人群中傳播,直到12月末在華南海鮮市場聚集性暴發。

                                                            據不完全統計,圍繞武漢新冠肺炎,截至1月底,中國科學家已總共在《柳葉刀》與《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6篇文章。張作風表示,這次武漢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時間內在很多知名雜誌發表了文章。

                                                            1月30日,國家科技部發文指出,“各項目承擔單位及其科研人員要堅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該把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

                                                            從疫情的實際發展來看,這些有指導意義的研究數據與結論,沒有及時向國內公眾公開,也沒有及時地用在撲滅疫情的過程中。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究竟是哪一環節出了問題,依舊是一團迷霧。

                                                            疾控的角色

                                                            同樣模糊的,還有疾控部門在這次疫情決策中扮演的角色。

                                                            在“非典”時暴露出重大問題的傳染病監控系統,在2004年得到了重建。中疾控原副主任楊功煥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說,國家CDC建立了一套網路直報系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橫向覆蓋全國,縱向“到鄉鎮衛生院的電腦裏都可以看到這個網路系統”。只要發現傳染性病例、包括不明原因肺炎,醫院都要直接在這套系統上報告病例,包括中疾控在內的各級疾控部門都能第一時間瞭解情況。CDC有一組人專門監測,每天寫分析報告。一旦發現不明肺炎在一個地方超過5例,就自動觸發核查機制:由CDC派人去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病人的訪視、採取樣本。

                                                            楊功煥強調,這套網路直報系統並不是逐級報告,而是只要醫院在網路系統中點擊報告了病例,中疾控第一時間就應該收到,“在全國所有的地方,只要下邊報告、點了,哪怕是點一例,我們都能在系統上第一時間看到”。

                                                            此次武漢疫情是由一個新病毒引起的新的傳染病。對於這類情況,中國疾控中心原主任李立明也曾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2004年12月1日,中國對《傳染病防治法》進行了修訂。除了在乙類傳染病中增加“傳染性非典型肺炎”,以及對其按照甲類傳染病進行預防和控制外,特別在需要上報的傳染病範圍一項,增加了“或者發現其他傳染病暴發、流行以及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內容。

                                                            然而,疾控部門的即時監測並不等於及時發佈與及時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向社會公佈傳染病疫情資訊”。

                                                            對此,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國疾控系統只有“幹活的權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數據,但不是決策機構。相比之下,美國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門,而中國的疾控中心是事業單位,是沒有權力的。中國疾控在衛健系統中的地位是絕對弱的,疫情情況只有政府授權你去談,你才能談。疾控中心主要做的還是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對防疫工作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

                                                            美國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中國疾控中心隸屬於衛健委,更多是一個技術和支持性質的機構,雖然下屬機構延伸到縣一級,但是權力受到較多制約,沒有許可權公佈疫情;相比之下,美國CDC雖隸屬於健康與人力資源部,但是有很大的獨立許可權,包括宣佈疫情、採取必要的措施等。

                                                            武漢來了鐘南山

                                                            2020年2月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科研攻關專家組組長鐘南山稱,基本支持2019-nCoV來源於蝙蝠,但是否存在中間宿主目前還需要研究。圖/新華

                                                            1月20日是武漢疫情的轉捩點。這一天,武漢市衛健委一次性更新了18日與19日兩天的數據,共新增136名確診患者。此次通報中,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持續人傳人風險較低”的判斷。

                                                            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任組長的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於1月19日赴武漢指導調研疫情防控工作。1月20日晚,鐘南山在與央視《新聞1+1》的直播連線中,肯定了新型冠狀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現象,並稱,有14名醫務人員在護理一名患者過程中被感染。

                                                            這一消息迅速點燃了輿論。武漢市衛健委很快在21日的通報裏確認稱:該市共有15名醫務人員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為疑似病例。

                                                            21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解釋說,醫務人員的感染發生在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對一名腦外科的病人救治過程中。“因為腦神經外科忽視了這位病人入院之前有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所以做完手術以後,病人出現發燒,這個時候,一個醫生、13個護士被感染了。”

                                                            然而,武漢協和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絕不存在‘忽視’一說!”

                                                            69歲患有腦垂體瘤的趙軍實正是周先旺口中那名被救治的腦外科病人,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2019年12月,他住進了武漢協和神經外科。手術前,醫護人員未發現其有任何呼吸道症狀,“有吸煙史,肺部有炎症或肺紋理增粗是正常的”,因此,幾乎沒有任何理由認為要對病人隔離,給醫護人員上氣管切開和氣管插管才需要的三級防護。

                                                            手術是在2020年1月7日進行的。手術後,趙軍實先後轉移了四個病房。術後第3天,趙軍實出現了肺部感染,第5天,被考慮“疑似不明原因肺炎”,與其接觸的多名醫護人員也陸續出現發熱症狀。1月15日,趙軍實被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

                                                            在這過程中,有10名神經外科護士和小兒外科、婦科、心外和心內科的4名醫務人員被感染。到1月19日,武漢協和醫院體檢中心已被臨時徵用為“感染病房”,4層設置了醫護人員隔離室,疑似感染的醫護人員被安置其中,最高峰時有二十多位醫護人員疑似感染。而早先前被認定發佈不實消息的醫生李文亮也在消息發佈的十多天後,因出現了發熱、噁心等症狀,於1月14日住進了呼吸科隔離病房,並於2月1日確診了新冠病毒陽性。

                                                            1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首次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這一天,經國務院批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列為乙類傳染病,與SARS同類,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但當時,專家研判認為,當前疫情依然是“可防可控”。

                                                            早在10天前,即1月10日,全國一年一度的春運大幕已經開啟。1月20日,上海、北京、廣東三地分別確認1例、5例、14例新冠肺炎病例,這也是全國其他省份首次通報疫情。這些病例幾乎都為輸入性病例,有武漢旅行史或居住史,或與患者有過密切接觸。自1月21日起,國家衛健委開始每日通報全國新增病例。

                                                            在武漢的病例數大幅增加、疫情在全國開始擴散的情況下,武漢市的大型聚集性活動仍按部就班地進行。1月20日下午,湖北省應急管理廳還舉行了“用汗水澆灌收穫,以實幹篤定前行”的迎春聯歡會。

                                                            1月21日,湖北在武漢洪山禮堂舉行了省春節團拜會文藝演出,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蔣超良,省委副書記、省長王曉東等領導與全省各界代表一同觀看了演出。據湖北省民族歌舞團官方公眾號消息,該團40多名演職人員參與了多個節目的演出。“在武漢,大家戴著層層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業、執著、認真全力以赴……在孝感,演員長途奔波,感冒在身,候場時全身發冷,登臺後火力全開。”

                                                            1月21日,武漢市衛健委又進行了兩次疫情通報,宣佈截至1月20日24時,武漢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58例。22日晚,武漢市政府發佈通告,要求武漢市民在公共場所必須佩戴口罩。

                                                            1月22日淩晨,湖北省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回應,相比之下,並非疫情發源地的廣東省於次日就直接啟動了一級應急回應。

                                                            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後來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我也在想,如果我們能早一點採取措施,效果可能會更好,比如說在1月12、13號,測溫的那天,是否可以採取像23號採取的控制飛機、高鐵、汽車、輪渡出行。那時如果採取措施,可能疫情會有所緩解,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一種狀況。我現在是一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如果早採取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要小,也會讓黨中央、國務院少操心。”

                                                            1月23日淩晨,武漢發佈“封城”的消息。但武漢市市長周先旺1月26日表示:因春節和疫情的影響,目前已經有500多萬人離開了這座城市。

                                                            (文中林羽、趙軍實為化名)​​​

                                                            [責任編輯:李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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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7 日

                                                            分佈式入口

                                                            注:原文2020年01月27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微信号:ipress),作者未知,后被删除。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初,一团沉重的阴霾正向我和家人头上压来。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医务人员带领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入驻宾馆,进行医学观察。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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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采访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道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公告休市整治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道。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1月19日新闻,专家称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总体可治,当地媒体的报道方式极为乐观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道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1月22日,广州南站,很多旅客都戴上了口罩。南方日报记者 吴伟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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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道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白岩松与钟南山的对话,在民众中极受关注。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1月23日,航拍下街头空空荡荡的武汉。中新社记者郑子颜 摄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许多……

                                                            然而,疫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真可谓“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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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呵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汉《长江日报》在它旗下的新媒体“长江融媒”上发表社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继续严厉指控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决不能放任不管。“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谣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对城市的伤害更持久。”

                                                            这一天,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微博受处分的事情。

                                                            显然,有些人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安抚人心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不然,他们不会在到处缺物资、缺人手的这一刻,把这么多人力布置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以作监视之用。

                                                            因为他们也是理性的。

                                                            你确实可以说,这是陈旧思维导致的恶果。那么,为什么许多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全社会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是,仔细想想,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动拆引起的居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等。还有,你怎么了解这些外来资本的底细,也许它们主观上怀有(或至少客观上会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和谐”。

                                                            然而,我们很少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的资本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来资本,引导他们在国家的政策允许范围内获得发展空间,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样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资、做大本地GDP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经济发展”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降低为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在官员那里就被进一步定义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稳定”=“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的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最终一次次通过“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危机爆发出来。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昨晚,很多人都因为一场新闻发布会而陷入群嘲,对个人责任的追问成为主流舆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个人承担了必要的责任,只要行政思维不变,我们就很难期待下一次考验的安然通过。SARS的惨痛教训并不远,但人类最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是从未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吗?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耳目闭塞也是一种传染病,没有谁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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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新闻媒体

                                                            除夕那天下午,看见我的老东家《文汇报》的几十位老同事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的聊天。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国大名鼎鼎的《文汇报》著名记者,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前辈同事,感慨说,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应该是《文汇报》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不知趣地打岔说:首先,今天的《文汇报》已经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文汇报》。总体上说,今天的新闻媒体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其次,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读者也没有谁在乎《文汇报》发表了什么。没有人期待像80年代那样从《文汇报》上获知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新闻,因为长期以来《文汇报》也没有在乎过中国读者的关切,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末了,我还特地加了一句:我这么说,并没有责怪谁的意思。我这辈子服务过很多新闻出版单位,其中《文汇报》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工作过最长的一个单位,所以也一直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单位。

                                                            将近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我曾哀叹,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道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并且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隐喻来形容没有了优质新闻媒体的社会。

                                                            我当时怀着强烈的忧虑写道:“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幸一语成谶,还不到两年!

                                                            我现在的心态依然像两年前一样,我不想指责这是谁的责任,更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现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了危险一幕后,我们总是应该大声指出来。只有更多人关注了,重视了,参与了讨论,事态才会有一线希望。那篇文章在“腾讯·大家”的平台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阅读数,证明了读者对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说明希望犹存。

                                                            文章发表以后,我还在与“腾讯·大家”专栏编辑的对话(《专访陈季冰:“新闻已死”刷屏,戳中公众哪些痛点》,)中说过,传统媒体没有能够向受众提供我所谓的“真正的新闻”;但雨后春笋办崛起的新媒体也没有能够如一些人曾经乐观预期或希望的那样,弥补上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严重欠缺。相反,由于新媒体的诞生使媒体市场里的信息海量增长,而受众的注意力又总是有限的,它们反而“稀释”了过去传统媒体偶尔会做出来的一些高质量的新闻。

                                                            在本文中我没有讨论到新媒体,但我觉得,看看这些日子以来新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的反应,大家应该一目了然了。按理说,SARS过去的17年里恰逢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今天的信息和新闻传播技术应该比那个时候进步了一大台阶。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

                                                            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的危机中,新媒体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观点和情绪,它们中有些很中肯,有些可能没什么道理。但是,新媒体几乎都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一手信息,这是基本事实。

                                                            当然,我也丝毫没有责怪它们的意思。其中的原因,我已经在两年前的那篇文化以及其后的访谈里详尽阐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看到极少数像财新这样负责任的传统媒体以及像丁香医生这样具有专业水准的新媒体在这次的疫情危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赢得的声名鹊起,我还是很感欣慰的。说一句本不该在本文里说的话,作为一个与财新多少有一些渊源的媒体人,我为它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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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讲到了新媒体,或曰社交媒体,最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对所谓“谣言”的看法。

                                                            谣言,轻则令人心烦意乱,重则造成各种损失。因此人们憎恨谣言,官方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也经常积极地打击谣言。

                                                            然而,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事务一样,未经审慎的程序和审查,仅凭善良愿望的行动往往不能达到善良的初衷,有时甚至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随意惩治“谣言”就是这样,它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所谓谣言,就是事后被证明虚假(不正确)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气象台发出预报,说今天下午3点某地会有暴雨,结果这场预报中的大雨没有如期而至……这也可视为一个“谣言”。那些因为担心暴雨而改变了原计划的老百姓或企业也会由此蒙受的实际损失,至少,这一则误报会给他们造成不便。

                                                            我之所以要特意在“不正确的信息”之前加上“事后被证明”,是因为一句判断性或预告性的话是否正确,总是要在事后才能得到确认。

                                                            在我看来,动辄呼吁严厉打击“谣言”的人犯的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他们往往依据一件事情终结以后才搞清楚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想象成似乎当时就已经是一清二楚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随形。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隐患尤其突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乘客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大厅里看到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观察好久也不见它有主人的样子……如果他是一个关心公益的热心人士,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好事者”,就有可能打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报案。

                                                            如果他不知道报案热线号码,或者打过去正好无人接听(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常见的吗?),他也可能会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加上他自己的几句猜测性话语。

                                                            如果他的这条微博和微信被广泛转发,则可能造成不小的恐慌,而且这条信息在多次传播过程中还可能以讹传讹,不断地被升级、加码,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事后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就是说,这位乘客发布了“谣言”,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按照我先前已经批评过的“事后诸葛亮”的逻辑,他应该受到严厉追查和惩处。

                                                            但一个社会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好事者”,长此以往,热心公益的人士就会越来越少,所有人都会“理性地”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惹麻烦的做法。

                                                            他们在车站里看到了任何可疑物品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并且绝口不向他人提起。但是,哪怕100起报案中只有一起是真实的,忽视它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人身财产损失,也是99次白忙活所无法弥补的。

                                                            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并不掌握准确判断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易燃易爆物品、地震海啸、伤病急救等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来参与这一类公共事件。相信这就是那8位武汉“造谣”市民的初衷,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哪怕是猜测,如果得以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多半是正面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发出的这类“报警”信息中的大部分可能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但如果混淆了故意的造谣和正当的猜测,那么就堵死了社会获知安全隐患的信息通路,这终将造成比“谣言”本身更加严重的危害

                                                            正如我们在这次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发展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春节期间空荡荡的北京地铁。中新网图片

                                                            我当然绝不是主张社会应当对谣言听之任之,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在利用谣言谋取不法私利,并对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理应受到惩处。

                                                            但我想要对此表达一个观点:在打击“谣言”的问题上,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姿态。所谓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意思是说,不应该在尚未产生可见的具体后果之前就轻率地裁决某个信息是“谣言”。

                                                            这是因为,“谣言”之所以是“谣言”,必定会对社会中的某一些人造成损失,不管这种损失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果有具体的社会主体认为某些“谣言”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他们应当被鼓励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向法院状告“造谣者”,要求他们赔偿损失,法院会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辩论程序作出自己的裁决。如果“谣言”的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检察部门也可以介入,对“造谣者”提起刑事诉讼。

                                                            不要忘了,“谣言”之所以需要被惩处,是因为它造成了后果。如果我在家里对妻子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而她根本就没听进去,也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那么,我的这个所谓“谣言”充其量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玩笑而已。

                                                            法律意义上的“后果”都是已经呈现出来、并且可以证明的,而不是无法证明的“潜在”可能性。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的帖子,假如那些有可能因为这个帖子而蒙受损失的对象自己都没有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说明,不管它是不是谣言,它都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后果。

                                                            这时候,如果官方轻率地站出来严惩“造谣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

                                                            结语

                                                            这篇文章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为的是及时追踪最新的信息。

                                                            就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公寓楼武汉籍邻居的血清化验报告出来了:阳性。

                                                            也就是说,他已被确诊为上海市新增的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目前,有关部门让这户人家的其余几人(未有发病症状)继续自行在家隔离。左邻右舍们更加惴惴不安,更加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得知这一确诊消息后,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他们的老家武汉不是把很多力气花在“打击谣言安抚民心”上,而是尽早公开所掌握的一切真实信息,那么,他们显然不会再考虑回武汉过年……接下来我们公寓楼里的一切事端(包括往后还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潜在事端,甚至原本和睦的邻里之间的无端责难和纠纷等等)也就不可能再发生。这个小区现在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稳定,真正的祥和稳定。

                                                            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写于2020年1月25-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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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JyuniSama、Ja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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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武汉救助员吴骞:专门护送别人回家的人,再也没能回家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诗洋 王伟凯

                                                            责任编辑:张玥 网络编辑:解树

                                                            政经 4小时前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

                                                            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在接下来的一周,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疑似患者”。

                                                            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月12日)。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图)

                                                            过去一个月,疫情肆虐之下,许多普通人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疫情的发源地,武汉发生了最多的死亡,截至2020年2月27日12时,死亡2104人,占全国疫情死亡人数的77%。

                                                            37岁的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人能完整地勾画出他们从感染到死亡的真实路径,但应该记得的是,发生在2020年早春这场中国人与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他们曾经的努力和无奈。

                                                            最后一趟任务

                                                            1月16日中午,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接到一项任务:护送一名独自坐火车来武汉的失聪男孩回家。

                                                            护送别人回家是他的日常工作。吴骞是武汉人,出生于1982年11月,2005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2010年考入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站隶属民政系统,原名收容遣送所,于2003年更名。每年春节都是全国各地的救助站最忙的时候,无家可归者们在此时总是更需要帮助。

                                                            据吴骞的同事杨晓回忆,因为小男孩的父亲已经在广州等待,单位要求他们当天接到任务10分钟之后就收拾好,赶到汉口火车站。

                                                            那时武汉还没有进入紧张状态,车站里几乎没人戴口罩。到了广州,将孩子交还给他父亲,已经入夜。正值春运,回武汉的车票已经售罄,吴骞联系当地的工作站,想办法安排了晚上十点半的站票。一行人挤在餐车里,吴骞把座位让给了同事,自己则坐在车厢过道的地板上吃泡面。

                                                            做了十年救助工作的吴骞此时不会想到,他刚刚完成的是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任务。

                                                            据吴骞的爱人张小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出差是吴骞工作的常态。他俩2010年5月登记结婚,6月吴骞就去了救助站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事都抢着干,工作内容最开始是上街巡逻,后来逐渐就变成了出差护送。她知道丈夫对自己很节俭,工作又很拼,总担心他一个人在外,吃不好,住不好。

                                                            在单位,吴骞的工作原本是调度,但只要人手不够,其他事情也要顶上去。过去多年,为出差,他俩没少吵过架。

                                                            在返程路上,吴骞告诉张小璐,他要17号凌晨3点才能到武汉,决定不回家直接去单位,睡一会就接着上班。

                                                            1月17日下午,吴骞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前一天没休息好,他和家人聊了会就去睡了。第二天早晨起床,他觉得浑身乏力,一测体温,38.2度。

                                                            武汉当时还未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吴骞发现自己发烧这天,正是农历小年。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4万多个家庭正聚在一起,参加后来闻名全国的“万家宴”。

                                                            因为家里有两个女儿,小的才两岁。张小璐担心是流感,怕传染给孩子,就催促吴骞赶快去医院挂针。一个家庭原本的正常生活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

                                                            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他持续发烧不退,1月20号,吴骞的CT显示肺部有毛玻璃状白影,医生当时告诉他,是病毒性肺炎,但究竟是什么病毒,没有明确答案。

                                                            那也是武汉疫情第一次受到全民关注的一天。当天,钟南山院士首次对外肯定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从这一天起,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汇总发布新增病例,北京、上海等城市都相继出现病例。

                                                            而在武汉,危机还潜伏在水面之下。人传人公开后,患者在短短几天内就挤满了整个武汉的发热门诊。

                                                            1月20号当天,吴骞通过微信向他的直属领导刘勇请假并说明病情,刘勇询问:是否新冠肺炎病毒?吴骞回复,自己办不了住院,呼吸内科都没有床位,而且没有核酸试剂盒,也查不出来,只能先打针看看。

                                                            为了尽早做检测,吴骞先后去了社区医院、新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但始终没能入院治疗。张小璐在家也疯狂给社区打电话,想通过上报病例得到住院机会,但得到的回复总是令人失望——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

                                                            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在接下来的一周,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疑似患者”。

                                                            作为相处十年的同事,在刘勇和吴骞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吴骞起初还比较乐观,他似乎并不相信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曾回复刘勇说,医生建议他在门诊打针,去了医院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个病早就隔离了。”

                                                            在吴骞四处求医的那些日子里,张小璐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并强烈要求吴骞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这期间,吴骞的父亲曾陪他去医院排队做检查,两人从早上一直排到傍晚。后来吴骞自己去酒店住下,老人又给他送饭,每次去都想多看他两眼,但为了隔离,吴骞总是躲在厕所里,让父亲把饭放下就走。

                                                            但到了除夕那天,他母亲实在想念儿子,就跑去酒店看他。回家后不久便出现发烧的症状。张小璐回忆,婆婆应该就是那天被感染了,但他们当时希望吴骞安心治病,就没有告诉他。

                                                            一家人就这样被病情隔绝。随后的日子里,绝望和悲观开始笼罩吴骞,在1月26日和刘勇微信聊天时他说,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外面熬,熬到不行了医院才收,刘勇将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站里,希望能帮他解决床位的问题,但彼时正赶上武汉疫情最猛烈的时候,在他们通话的当天,仅武汉就有698个新增病例。

                                                            直到此时,吴骞仍没有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他也因此而得不到更多治疗。在与刘勇的聊天中,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就这样一直拖到1月28日,吴骞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但此时他的病情已进入重症,由于武汉当时启动最严格的隔离封闭措施,即便是家人也无法每天获知吴骞的情况。同事杨晓后来回忆,吴骞住院后,有一次她发微信询问病情,吴骞只回了三个字:

                                                            “我在熬”。

                                                            “我要接他回来”

                                                            去广州出差的26天后,2月10日,武汉救助员吴骞离开了人世。

                                                            直到他去世,也没人能确认吴骞到底是怎么生病的。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同事和家人,都猜测1月16号那次去广州出差前后,他感染了病毒。但在张小璐看来,1月18号吴骞发烧后没得到有效救治,以及多次去医院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才是他生病的最主要原因。

                                                            和大多数起初都蒙在鼓里的普通武汉市民一样,患者只能依据官方给出的说法,来确定自己的感染路径。在张小璐的记忆里,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吃海鲜,也从来都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而刘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骞肯定是在工作中感染的,除了去广州出差那次,武汉救助管理站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就有一个办公点,他们之前都经常要过去。

                                                            但整个救助站,却只有吴骞一人生病。与他同去广州出差的杨晓,后来也曾发烧,但吃完药仅过了一天就没事了。

                                                            在吴骞去世前一小时,医院曾给张小璐打电话,通知她可能不行了。张小璐让医生帮忙接通视频,要见他最后一面。

                                                            视频接通的时候,吴骞7岁的大女儿正在旁边。已经23天没见过爸爸,她一见面就大哭起来,对着手机反复问:“爸爸你怎么了?怎么躺下了?”

                                                            当时的吴骞,已经不能讲话。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告别。张小璐说,她从没见过女儿这样不停地哭。

                                                            在同事和家人的印象里,吴骞一直是个乐观而坚强的人。在死亡到来三天前,他还曾期待奇迹,在2月7日QQ空间里,他这样写道:“每天咬牙检查,就是为了身后的她们。期待我的拐点早点到来。”

                                                            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现在,张小璐已很少在家提起吴骞。白天,她想尽办法让自己忙起来,照顾两个孩子,料理家里大小事。一直等到夜里孩子们都睡了,她才会推门走进吴骞的书房,悄悄想念自己的丈夫。

                                                            提起吴骞,她几乎全程都在哭泣。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那24天里,吴骞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时,她回答:

                                                            “他说很对不起我,这段时间(指春节)不能在家里。我说没事,你要加油。他说等过了这一段,我一定会对你更好的。”

                                                            这对结婚10年的夫妇原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家去年刚换了新房,张小璐工作不稳定,家庭收入不高,平时大的支出主要靠吴骞应付,他的离开让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

                                                            武汉救助员吴骞的遗体于2月10日火化。同样患病的母亲至今也未痊愈,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因为武汉的防疫措施至今仍未解除,家人也没法为吴骞操办后事。

                                                            “我现在想的,就是疫情赶快结束,我要接他回来。”张小璐这样说道。

                                                            吴骞的同事,对他都很有感情,一位同事在聊起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时,突然泣不成声,挂断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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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态度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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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态度的老百姓

                                                            49分钟前

                                                            只比我大了四岁,三十多岁的,正是立家立事的年华。

                                                            luwa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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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wa0312

                                                            2小时前

                                                            每一个离去的生命,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悲伤故事。

                                                            天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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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快亮了

                                                            2小时前

                                                            我希望能出一集义务人员专刊,来记录应该永远被铭记的普通人。

                                                            闲逛的大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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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逛的大猫 

                                                            2小时前

                                                            永远不能忘记的痛!

                                                            Xinxin:)
                                                            回复

                                                            Xinxin:)

                                                            3小时前

                                                            太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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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国家能做好抚恤工作。

                                                            13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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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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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逝者

                                                            chin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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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记录了大战“疫”的平淡人生,这也许也算是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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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南方周末回到了最让人喜欢的样子

                                                            133****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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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粒灰尘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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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该死的是那些瞒报疫情的庸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拿上千万武汉人民的生命安全作赌注,这是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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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呼喊与细语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雨昕

                                                            责任编辑:邢人俨 网络编辑:思考

                                                            文化观察 1小时前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2020年1月2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型冠状病毒隔离病房,医务人员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输液。 (拾城 郑新洽/图)

                                                            血氧饱和度降到了87%。医生给25岁的小武插上吸氧管,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发微博告诉网友自己的状况。

                                                            “不要睡着!努力调整呼吸!加油!”“红细胞们快帮小武搬氧气啊!”“年轻人,你一定要好起来!”小武枕边的手机不停闪烁着网友们的留言,他盯着屏幕,强撑着充满疲倦与困意的眼睛。

                                                            2020年1月19日傍晚,小武发烧到39度,他以为自己感冒了。1月21日,小武先后在湖北省武警医院、湖北省中医院进行CT检查,基本确诊新冠肺炎,但无法收治。当晚11点,父亲得知武汉第七医院开放接收患者,瞒着儿子连夜赶去排队。小武怕交叉感染,逼父亲离开,父亲就躲到医院外面,隔着玻璃窗偷偷望他。七院的核酸检验试纸用完了,小武因无法确诊未被收治。

                                                            为住院四处奔走了两天,小武的病情加重,咳血严重,四肢无力。武汉封城当日,小武在微博上发出求助帖,昏昏沉沉地睡下了。第二天,3.2万条评论扑面而来。

                                                            “加油!一定要挺住!”“床位爆满为何武汉确诊数据一天都没更新?”“同济协和和金银潭医院,去呀兄弟!”但网友提到的这些医院早没床位了。女友在评论里找到社区电话,联系社区登记信息。发帖三天后,小武坐上社区的电瓶车去武昌医院就诊。

                                                            小武是较早的网络求助者之一。他的微博粉丝从最初的一千多人,已涨至近180万,最多的时候,每天增加20万粉丝。住院后,小武坚持每隔十个小时发一次微博,分享病情与治疗进展,护士的背影是他常用的配图,那些防护服上画着爱心与太阳,写着“圣洁光明”“晴朗”“都好!”

                                                            1月29日凌晨五点,小武发烧以至意识模糊,长时间昏睡,大约27个小时没有更新微博。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报平安。网友们的回复接踵而至——“终于看到你更新了,总是跑来看看你好点没”“昨晚一直惦记着你,孩子你一定会挺过这关的”“不停刷你微博,一天没更新很让人担心”“天天惦记着你,看你比看我家猫监控都多”。

                                                            计算机行业从业者张超星自2月11日开始爬取微博“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的信息,将目前未删的患者求助帖整理出来,搭建了“武汉·人间”网站,他想留存“每个关乎生命的故事”——“每位患者都能得到人文的、个体性的、有尊严的关注。”

                                                            “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于1月29日创建。有网友反馈,2月3日至4日期间,超话里的微博数量由三千多条下跌到一百四十二条。张超星在超话里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求助帖发于2月3日。截至2020年2月26日,“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有1193条帖子,57.8万粉丝,39.2亿阅读量。

                                                            新浪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注:微博昵称“来去之间”)曾表示每天发布于微博的求助信息80%是无效信息。这意味着,经过微博的审核,最终公开的求助信息是总数的20%。

                                                            张超星发现,一些求助信息并不会进入话题频道中,甚至不会出现在好友的主页上。

                                                            张超星曾在一位志愿者的微博主页看到,两三天内共发了32条符合规范的求助帖,但显示在超话页面内的仅7条。

                                                            “武汉·人间”上记录的求助信息远远小于实际求助规模。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自2020年1月31日开始转发湖北疑似病例患者求助信息,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到几十条的求助信息,一些求助微博下的转发和评论多达上千条。

                                                            这些星星点点遍布网络的呼喊与细语,既是求助者的心声,也是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抓住的惟一希望。

                                                            2020年2月1日,武汉,快递员全副武装在运送包裹。 (拾城 无畏/图)

                                                            “我让爸爸疼了”

                                                            1月5日,武汉女孩黄秀秀给父亲买了一件外套。父亲46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年三百四十多天在工作,其中二百多天连续开车12小时,为的是支撑起这个四口人的家庭,他还想多攒点钱为读大四的黄秀秀还助学贷款。

                                                            尽管嘴上责怪女儿乱花钱,但那天,父亲穿着这件新外套,高高兴兴地出门了。

                                                            2018年12月24日,父亲曾在朋友圈晒出女儿获得学校奖学金的荣誉证书,写道:“我家姑娘了不起呀”。黄秀秀截图发了微博:“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全家人都因我而骄傲”。2019年,家里还完了房贷,2020年,黄秀秀就要毕业了。

                                                            新年第一天,黄秀秀看了电影《宠爱》,并成为全场第一位被抽中的幸运观众,得到了冰雪奇缘联名款帽子。1月2日,黄秀秀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表姐在微博留言提醒她:“记得戴口罩,最近医院好多人肺炎。”

                                                            1月20日晚,父亲开始发烧、咳嗽、畏冷,病情逐日加重,27日凌晨1点,被街道卫生门诊部诊断为高度疑似患者,凌晨3点半,父亲被送至武钢二医院。

                                                            黄秀秀描述,父亲入住的院区似由废弃的职工医院楼改造而成,地处偏僻,三名患者一间房,医疗设施简陋,输液针现购,CT机现装。父亲入院两天后,除了偶尔量体温,并没有做过其他检查。父亲给黄秀秀发视频,有气无力地说:“盒饭不热了。”

                                                            1月28日上午,父亲体温达38.5度,距首次发烧过去九天,黄秀秀在微博发出第一条求助信息。她想为父亲转院,去医疗设备完善的医院做检查。在这条微博下,评论17条,转发52次。她@了几家媒体,请求关注。此时,“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尚未建立,黄秀秀的求助并未得到回应。

                                                            1月29日,黄秀秀联系到接父亲转院的车。晚上,她在医院门口徘徊了很久,但希望转瞬即逝。她只看见父亲被带回病房的背影。

                                                            之后五天,黄秀秀打电话问武钢二医院情况,对方表示正在和天津医疗队做交接;她又给社区书记发短信、打电话,提出回家隔离或转院,对方表示无能为力——小区三十多个人想去医院,能进去已经不容易了。那几天,父亲不接电话,也不回消息,只说想睡觉。

                                                            2月3日凌晨三点多,父亲连着打来四通电话,睡梦中的黄秀秀没有接到。父亲哀求为他转院,因为腿疼,半夜没人管。

                                                            三天后,黄秀秀接到武钢二医院电话,被告知父亲已经休克,让她自行联系转院。黄秀秀看见父亲的双手又肿又青,“抽了很多血,打了很多针”。他最后转入协和医院。

                                                            2020年2月8日上午,父亲去世,未留下一句话。黄秀秀和弟弟为父亲换上了新的秋衣秋裤。

                                                            作为早期的网络求助者,黄秀秀没能等到让父亲住大房子的那天。她写道:“我让爸爸疼了。”

                                                            “能给我妈妈加急上报吗?”

                                                            父亲去世的那天,黄秀秀姐弟与母亲在汉口医院输液大厅的不锈钢排椅上坐了一夜。母亲2月5日CT检查显示双肺感染,因排不上核酸检测,无法住院。黄秀秀与弟弟的CT检查均显示有感染迹象。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2度,输液大厅没有开空调,冷风吹进空旷的大厅。

                                                            2月8日凌晨五点,黄秀秀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发出微博,请求接出在酒店隔离的母亲,网友纷纷帮她转发。这条微博转发4.4万,评论数达五千多条。

                                                            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进来,来自媒体、志愿者、老师,黄秀秀不停接电话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汉口医院医生刘少文联系到她,在等到汉口医院床位的第二天,黄秀秀接到了母亲的病危通知书。

                                                            2月11日,黄秀秀再次在超话中为自己和弟弟求助。姚晨转发了这条求助,写道:“一家四口,父亲已因肺炎离世,母亲病危入院,姐姐症状更为严重。恳求能早日做核酸检测确诊。”

                                                            当天下午,街道办事处安排姐弟二人做了核酸检测,第二天,黄秀秀入住武汉市第一医院,弟弟被收治到隔离酒店。

                                                            2月5日,湖北省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全省定点医院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尽最大努力收治发现的疑似及确诊病例,不能收治的也要被安排集中隔离,即要确保疑似、确诊病例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2月10日,武汉政府宣布“清零计划”——截至2月9日人数排查百分比已达99%,并将于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

                                                            这期间,“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的帖子未曾断过。

                                                            同样决定留宿医院输液大厅的还有49岁的司徒梅。由于与丈夫及其他四位亲人同住,家里还有年过七旬的老人,肺部感染的司徒梅戴着三只一次性普通口罩、穿一件雨衣坐着丈夫的电动车去了江汉区协和医院,雨衣让她出了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在寒冷的夜里,持续低烧的她病情加重。丈夫还送去了行军床和被褥,一天往返多次给她送饭。

                                                            远在非洲工作的俞科得知母亲的情况后,打听了各种求助渠道,指挥在中国的家人上报社区、拨打市长热线和疫情督导组电话,并向媒体递交求助信息。非洲当地网络信号极差,上传诊断图片时,她甚至打不开链接。

                                                            2月11日凌晨,俞科成功从非洲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数以千计的留言、转发、私信涌来,许多人帮忙反复填报信息,更多的是鼓励。第二天,社区主动打电话给司徒梅丈夫,询问情况,但未安排入院治疗。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联系俞科时,她乐观地表示母亲以前跑中长跑,心肺底子好。“这两天我一直和朋友开玩笑,说很有可能等到安排治疗时,我妈已经痊愈了。”2月12日深夜,司徒梅血压突然飙升,这是她留宿在输液大厅的第三夜。

                                                            丈夫半夜爬起来给机关单位打电话,从社区打到江汉区,甚至打了市纪委、省纪委,“很多电话都是限时开放的,我爸下午六点钟打就没人接听了”。

                                                            医院只接收社区送来的病人。社区则表示,要么耐心排队,要么自己联系医院。司徒梅丈夫曾询问社区排队有多少人,对方回答不知道。2月12日晚,俞科在各个志愿者群中再次求助:“能给我妈妈加急上报吗?”

                                                            这些求助信息经由志愿者群或微博超话上报给负责救助的相关部门,它们按危重程度、特殊人群和特殊情况被标注,在与求助发帖者核实姓名住址后上报给地方政府,危重症用户则单独报送政府优先处理。

                                                            “清零计划”宣布的第四天,司徒梅所在的输液大厅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2月14日早上,司徒梅接到社区通知,得以入住协和医院,结束了四天五夜的等待。

                                                            网络“孤岛”里的老人

                                                            2月5日凌晨1点34分,微博用户@老苏8811发出一条消息:你好。这条微博获得近九千条评论和三万多次转发。网友感叹77岁的老人要如何下载微博,注册账号,再发出这条求助——“可怜的老人家。难以想象他怎么摸索出微博。以最老套的方式先问候一句:你好。多希望一切都好。”

                                                            一个小时后,求助信息才成功发出,来自一位77岁的退休老教师刘立。他的女儿刘莺因疫情去世,自己和妻子以及13岁的外孙女均已感染。他的儿子在垃圾工厂加班加点工作,焚烧因疫情产生的医用垃圾。求助的目的是希望网友救救13岁的外孙女。

                                                            姜丹将舅舅刘立拟好的微博发了出去。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位老人和孙女已于2月7日入院治疗。2月24日,姜丹更新微博,刘立于19日因病情危重已进ICU插管治疗。

                                                            来自湖北荆州的志愿者李潼联系网络求助者时,发现很多人不会发超话,甚至不会用微博。事实上,25岁的李潼也不太会玩超话。

                                                            “NCP志愿者之家”创立者张丁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老人住在没有物业管理的旧小区,外界联系不上他们,他们也联系不上外界。

                                                            惠民苑社区是武汉最大的还建房、公租房、廉住房小区,地处汉阳区三环边,被三环线、汉江和琴断口小河与外界隔开,交通极为不便,仿佛孤岛。但社区内居民共计有三万多人,其中老年人占比近80%,独居老人、残疾人众多。该社区一度面临病毒肆虐、食品匮乏等诸多问题。

                                                            求助信息让外界注意到了这个孤岛般的社区:社区内有5名确诊患者未能就医、4名疑似患者未得到隔离。周围几乎没有大型商超,居民日常赖以生存的小型超市,自封城以后陆续关停。

                                                            中国人民大学“RUC新闻坊”发布调查报告《1183位求助者的数据画像:不是弱者,而是你我》,分析了1183条新冠肺炎救助微博,65岁及以上患者占比达42.5%,大多数求助信息发布者是患者子女或其他家属,关键词“爸爸”“妈妈”出现频繁。

                                                            数据同时呈现,洪山区与硚口区的大量患者所居地与医院距离较远,3公里内没有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若以3公里为收治覆盖半径,洪山区与硚口区的收治无力尤其严重,大量患者不能被覆盖。定点医院少、距离远,又无公共交通,大量老年患者艰难求医,每日蹒跚在医院与住所之间,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病情的恶化。

                                                            龚畅曾在超话里为已确诊的父母、外公外婆寻求救治。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外婆已经顺利住院,母亲即将住院,父亲和外公留守家中。龚畅最担心的是,如果父亲也被隔离了,87岁的外公独自在家怎么办?

                                                            他曾联系社区沟通照顾外公的事宜,社区表示无能为力。龚畅不无担心。“一个人在家住没问题,但做饭怎么办?这么大年纪他也做不了,即使自己做,年纪大了,忘了关火怎么办?”

                                                            悬而未决之际,龚畅等来了外公核酸阳性的结果。

                                                            超话中的非新冠肺炎患者

                                                            2月22日晚上,21岁的重庆女孩肖燕带上“肺炎患者求助”标签发出微博:“在武汉不是冠状病毒感染就没治了吗?医院不收?难道让他们自身自灭吗?”这条获1.8万次转发、1.5万个点赞、2551条评论的微博至今仍被置顶在她的微博首页。

                                                            肖燕母亲来自重庆巫山县笃平乡,在武汉洪山区做环卫工作,每月工资三千多元。据肖燕微博记录,母亲因响应防疫号召,今年春节没有回老家过年,肖燕来武汉与母亲同住在出租屋里。1月26日,肖燕曾在微博“武汉志愿者报名”标签下发言,表示“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希望可以出一份力”。

                                                            母亲自2月7日起浑身疼痛,卧床不起,瘦到不成人形。2月10日,肖燕连发两条微博,求助网友为非肺炎患者的母亲转发,寻找医治的机会。这两条微博的转发和评论均寥寥,最多的转发87次、评论数11条。

                                                            肖燕给所有收治非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挨个打电话,没有一个接通的。她和母亲先后去过三家医院,多以无药为理由被拒绝治疗。一次,救护车将他们送到了某定点收治新冠肺炎医院,求诊被拒后,肖燕背着母亲走了六公里,历时三个多小时。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求助帖里,很快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中传播开。

                                                            肖燕形容,武汉仿佛一座牢笼,困住了她们母女。

                                                            2月20日,杨晶晶在超话里求助,父亲杨元运于2月16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父亲没有携带任何财物与通讯工具,只留下一封遗书,表示自己可能得了新冠肺炎,不愿连累妻女。同日傍晚,杨晶晶称父亲被警察找到,已不幸离世。

                                                            不久后,她的微信头像由监控里父亲的背影变成了两朵相依偎的菊花,一朵大、一朵小。

                                                            18岁女生李安琪的父亲是武汉几百名重症肿瘤患者之一,2月3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被诊断为重症肿瘤,急需手术,但外科医生都已被调去救治肺炎患者。父亲只能在急诊科打针以勉强维持,原本半身无力,逐渐发展为麻痹、失去知觉,乃至失禁、呼吸困难。

                                                            2月19日,父亲转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求治,院方称其若未感染肺炎就可收治,但CT显示父亲肺部有轻微炎症,被拒绝入院。李安琪不得已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发出求助,若不及时接受手术,父亲最多只剩两个月的生命。

                                                            2月25日,父亲成为少数得以入院治疗的重症肿瘤患者。李安琪收到好几封私信,向她询问父亲是如何入院的。

                                                            越来越多的非肺炎患者求助帖出现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但微博一直未建立“非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微博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肺炎求助超话的影响力大,普及面广,很多非肺炎患者都知道这个渠道;而非肺炎患者的困难也与肺炎疫情引发医疗资源短缺有关。

                                                            2月14日,微博联合央视新闻进一步扩展“肺炎患者求助”超话范围,开始接收武汉地区非新冠肺炎危重病人的求助信息。

                                                            “别害怕孤单,全世界都在爱你”

                                                            1月底,张丁文开始组建志愿团队为武汉捐款捐物资,“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促使他开始线上救援。六百余人的团队里有朋友、员工、网友,五湖四海的人在网络上相聚,搜集求助信息,采购物资以及进行心理援助。求助帖的评论里,网友常常@张丁文,他总会回复:“交给我”。张丁文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睁眼就开始战斗。

                                                            张丁文的志愿者团队在超话搜集患者信息时,会优先联系重症患者,将他们的信息反馈给社区,并及时更新医院空床信息。张丁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网络渠道是有效果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就是互联网的时代。”

                                                            从2月起开始在网上搜集患者信息,他每天会收到约一两千条信息。据他统计,目前已经累积回复求助一万三千七百多次,直接帮助308人,间接协助862人。

                                                            龚畅在微博超话发出求助信息后,很多网友给他打电话,加微信,拉他进求助群,有的群里五六十人,有的群里两百多人。“不止一股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是好几个力量来做这个事情。”

                                                            大年初一,志愿者楼威辰带着自购的4000只口罩从浙江安吉出发前往武汉,一路上,他的车子与其他车辆反向而行。这是楼威辰第一次来武汉——街景萧瑟、满目冷清,没有一丝人与车的痕迹,只见楼影幢幢,几乎像座空城。原本打算送完口罩就回家的楼威辰决定留下来。

                                                            他最先去武汉红十字会做志愿者,负责物资搬运和对外宣传工作。红十字会被接管后,楼威辰成为独立志愿者,而黄秀秀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位网络求助者。

                                                            2月11日,网友将黄秀秀一家的情况转发给楼威辰。他为黄秀秀姐弟及母亲采购药品食品和生活用品,送到医院。此后,他用微博继续发布消息,召集而来的十几位网友替他处理线上求助信息,他则负责线下救助,为武汉居民采购、运送物资。

                                                            求助者居所四散,住在江岸区的他最远开车到黄陂区。短短一个月,车跑了六千公里,轮胎都磨损了。

                                                            楼威辰原本从事文案策划,过着标准的白领生活,现在已辞去工作。他入不敷出,每天只吃一顿饭,吃邻居或者朋友支援的面包和饭菜。2月25日,有武汉市民给了他六只包子,他发朋友圈炫耀:“是肉包哦!”

                                                            2月8日晚近11点,楼威辰和朋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为李文亮医生献上一束花。那晚天气有些冷,陆续有民众自发前来悼念,医院门口停了许多车,栅栏外摆满鲜花,还有无人机在上方盘旋。花簇中间是李文亮戴着口罩的相片,装裱在相框里,旁边还有一瓶红星二锅头。

                                                            每次运送物资时,楼威辰都会附上纸条,写一些鼓励与关怀的话。情人节那天,楼威辰花了两三个小时找到一家营业的花店,买了束雏菊送给住院的黄秀秀,在那张小纸条上,他写道:“别害怕孤单,全世界都在爱你。”

                                                            (应受访者要求,小武、张超星、黄秀秀、司徒梅、俞科、李潼、龚畅、肖燕、李安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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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报道之四|国际篇:全球共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2月03日
                                                            尽管将新冠疫情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仍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持有信心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财新周刊》 财新特派记者 王自励 田佳玮 李增新 曾佳 徐和谦 吴红毓然 屈运栩 福林 张琪 陈立雄 李昕发自北京、日内瓦、达沃斯、华盛顿、东京、新加坡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谭德塞同时强调,这一宣布是基于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发展情况,而非针对中国国内的情势,也不是意图对中国的表现投下“不信任票”。他还重申,WHO持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持有信心,感谢中国医疗专业工作者和前线应急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并建议各国不要采取“非必要的措施”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活动。

                                                              武汉出现感染病例后,中方就已向WHO、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并第一时间与各方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

                                                              此前,WHO专家小组也在疫情初期就到武汉实地考察,发布多份相关报告和文件,以协调和指导全球防疫工作。谭德塞更在2020年1月27日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及卫生专家讨论新冠疫情。在1月28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习近平指出,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

                                                              双方同意尽快由WHO组织一个国际专家代表团赴中国,与中方共同研究疫情和开展应对工作。

                                                              自2020年1月13日泰国确诊首例武汉以外的输出病例以来,海外病例数不断增加。截至发稿,中国以外共确诊123宗病例,包括泰国19例、马来西亚8例、澳大利亚10例、法国6例、德国7例、芬兰1例、意大利2例、日本17例、新加坡16例、越南5例、韩国12例、美国7例、加拿大4例、柬埔寨1例、尼泊尔1例、斯里兰卡1例、菲律宾1例、印度1例、阿联酋4例,遍及亚洲、欧洲、北美的19个国家。此外,英国、墨西哥、巴西等地也通报了疑似病例。随着疫情蔓延,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对入境中国旅客的健康筛查力度,甚至对持中国或湖北护照的人员采取入境管制。

                                                              海外病例的持续增加,进一步提示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风险——2020年1月13日泰国公布的首个海外案例就显示,确诊患者此前未到访最初发生疫情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曾定期前往其他生鲜市场。也正是海外人传人案例的不断浮现,促使WHO加紧行动,并在疫情曝光一个月就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WHO了解的最新情况,目前在中国以外共出现9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在德国、日本、越南和美国等4个国家,已出现8例人传人病例。

                                                              尽管当前中国境外尚无死亡病例,且总体病例数量相对中国国内仍然较小,但考虑到病毒传播到卫生系统较弱国家将造成的危害,WHO认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各国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

                                                              按照WHO的判断,只要各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早发现、隔离和治疗病例,追踪接触者,并提倡针对风险程度采取相应的减少社交接触的措施,就仍有可能阻断病毒传播。不过,随着疫情变化,各国预防和减少感染传播的目标和措施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世卫定调

                                                              对于如何为这场情况危急但细节尚不明朗的新冠疫情定性,WHO的专家和官员起初颇显慎重。

                                                              此前,WHO突发事件委员会曾在2020年1月22日至23日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此次疫情是否足以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当时,委员会内部对此分歧严重。WHO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籍的传染疾病专家约翰·麦肯兹(John Mackenzie)曾在首场会前向财新记者坦言,由于外界对新冠病毒的毒力、传染性、严重程度以及临床症状,都亟待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难以就其特性得出统一结论。

                                                              导致WHO推迟作出判断的另一原因,在于中方在疫情暴发后增加的透明度。在WHO首次就疫情召开发布会时,该机构曾表示,“目前已经看到密切接触导致的全家感染,这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并不鲜见,但目前尚未获得连续传播至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证据”。但次日WHO发布的最新声明披露,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换言之,仅仅不到24小时,中方已向WHO更新了疫情当地的即时信息。

                                                              在许多国际专家看来,相较于17年前SARS发生时的情况,此次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更加透明。2020年1月23日,谭德塞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当局已对遏制疫情尽力而为,从政府最高层到国务院总理、部委负责人都作出了积极表态。

                                                              谭德塞在这场记者会上称,中国已掌握了疫情的基本信息,也具备了应对疫情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此次中国尽快向国际公布了信息,所以日本、韩国、泰国可以迅速确诊同类案例,以此提高国际上的防范应对能力,尽力阻止蔓延。

                                                              据他介绍,自疫情发酵以来,WHO每天都跟中国决策层保持24小时的密切沟通,并能够直接跟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联系。

                                                              即便在1月30日最终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谭德塞也多次强调,这一决定不应视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信任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在许多意义上,中国正在制定一种新的疫情应对标准”。

                                                              谭德塞说,正如他从北京返回后曾反复表示的:中国政府应该因其不凡的、控制暴发的应对措施受到肯定──即使采取这些措施,对中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显著影响。“若非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及他们所获致的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进展,我们恐怕已在中国之外看到更多的病例,以及死亡”。

                                                              他还称许中国侦测到这场疫情暴发,以及分离病毒体、对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和WHO及全球分享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对透明度的承诺和对其他国家的支持也是如此。

                                                              在谭德塞中国行结束后,WHO发布声明称,中方已同意WHO“尽快”派遣国际专家前往中国,以增进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并指导全球应对此次疫情;声明还指出,目前各国急需“更好地了解”此类新冠病毒人际传播的能力。

                                                              WHO突发卫生项目负责人瑞安(Michael Ryan)表示,围绕新疾病的共享数据确实具有敏感性。“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影响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非常透明。”

                                                              瑞安举例称,中国的实验室主动联系了德国,知会他们有1例返回德国的感染案例。“因此,中国不仅在管理自己国家的病例,也积极主动联系个案,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伙伴更有效地应对”。

                                                              此次陪同谭德塞访问北京的瑞安还称,自己对中国各级政府的参与程度“印象深刻”。“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和WHO总干事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级别的流行病应对措施的规模和承诺。从中央政府到武汉和湖北,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应急管理架构。挑战是巨大的,但是反应是大规模的。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当之无愧”。

                                                              2003年SARS暴发期间,在美国卫生部(HHS)任职的现任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也回忆,与中国政府的互动“非常富有成效和合作性”,他对此表示赞赏。

                                                              阿扎尔称,正是因为中国遵守了《国际卫生条例》,将基因序列上传,美国才能在一周内研发出检测试剂。“就像我们对待迅速出现的传染病形势一样”。“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需要让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共卫生人员就此开展工作。”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什么?

                                                              在宣布某种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WHO总干事要作出多方面考虑,包括审查和疫情相关的所有可用数据,考量疫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国际传播的风险,并听取“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据《国际卫生条例》定义,“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2007年以来,WHO共宣布了五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突发事件委员会”负责判断某种疫情是否属于紧急状况。这个委员会是临时组建的,成员由WHO总干事根据具体讨论的疾病和事件性质来任命,通常由来自各国的疾病控制、病毒学、疫苗开发或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一名专家来自出现疫情的国家。

                                                              若最终宣布某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WHO总干事将有权力向其他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它们不要在疫情暴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暴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限制,就形同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使疫情暴发国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

                                                              另外,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利于出现疫情的国家获得外部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等。

                                                              即便针对看起来已十分严重的危机,WHO也倾向于谨慎下论断。

                                                              最近一次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暴发于2018年8月,到2019年7月已造成2300多人感染,超过1500人死亡;邻近的乌干达也确认了一些病例,疫情还流传到卢旺达附近的一个刚果城市。

                                                              面对汹涌疫情,WHO仍在近一年时间里召集了四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仅在2019年7月的最后一次会后才以疫情发展和病毒的地理扩张态势为由,宣布刚果(金)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后,委员会和WHO仍不建议对旅行或贸易进行任何限制,因为这会影响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从而妨碍抗击埃博拉的斗争。

                                                              针对更早于2013年12月暴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在疫情发酵八个月、已扩散到三个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之后,WHO才于2014年8月将其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时这一决定被认为“严重滞后”,引发了外界广泛批评。而在此决定两年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才最终得到控制,造成超过1.1万人死亡。WHO事后承诺,将对内部工作机制进行改革,尤其是要提高危机应急能力。

                                                              此次由武汉暴发的新冠疫情,是中国首次出现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WHO突发事件委员会主席乌桑(Didier Houssin)介绍,作此判断的考虑有三点:中国国内病例数量的增加;确认感染病例的国家数量的增加;有些国家对旅行者采取了可质疑的措施。

                                                              总的来说,突发事件委员会不主张基于此次疫情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非必要的限制,认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可能是无效的”,可能阻断疫情所需的援助和技术支持、扰乱企业活动、对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等。

                                                              但突发事件委员会也承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种限制措施或被证明暂时有用,“例如,在应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或者在脆弱人群之间感染强度很高的情况下”。

                                                              突发事件委员会据此呼吁,各国应在实施限制性措施前进行风险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一旦实施其益处是否大于损害。各国也须按照《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向WHO通报所采取的任何旅行措施,且不得采取助长羞辱感或歧视的行动。

                                                              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将给予WHO更多审查、质疑一些国家采取限制性举措的可能性——例如针对拒绝签证、对状况良好的旅行者关闭边境并隔离等行为,质疑其原因和科学依据为何、可否重新考虑等。

                                                            各国行动

                                                              早在武汉曝光感染病例后,许多国家就对此轮疫情严阵以待。除了发放旅行警示、逐步加强边防检疫力度,不少国家都对疑似病例采取了确诊测试手段前置的办法,即依据自身公共卫生条件,在拥有相关接触史的病患尚未出现症状时,就通过确诊测试一步到位。如此可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程序,提升确诊效率,避免疫情由于技术延误出现加速蔓延。

                                                              美国对疫情的反应尤为迅速。泰国通报首个输入案例四天后的2020年1月17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就召开媒体会,宣布CDC将在旧金山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等绝大多数来自武汉乘客入境的美国口岸实施筛查。而在当时,美国尚未出现任何确诊病例。

                                                            点击见大图

                                                              随后,在1月21日美国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后,除上述三个机场,亚特兰大和芝加哥两个机场也新增设了入境筛查。数天后,美国又将针对中国旅客的筛查机场从5个增加到20个。

                                                              就美国境内疫情态势,CDC也多次向公众通报情况。2020年1月29日最近一次通报显示,在美国CDC的监控下共有165个待确诊病例分布在美国36个州,其中68个已确认未感染,92个还在等待样本检测结果,或还在送往CDC途中。CDC判断,虽然在密切接触者之间已发现病毒的人际传播,但目前该病毒尚未在美国社区传播,因此当前对美国公众的直接健康风险较低。

                                                              与此同时,CDC也不断上调对中国的旅行建议,目前已将最高的三级旅行警告从湖北省拓展至整个中国,即劝告对中国“避免非必要的旅行”。美国国务院则已发布对中国全境的四级旅行警告,即劝告“不要前往中国”。

                                                              1月31日,美国政府宣布新冠病毒为美国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自美东时间2月2日17时起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使用《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款赋予的总统行政权力,暂停终止对“有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外国公民”的入境。

                                                              依据此令,除了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的直系血亲,凡是其他在过去14天内曾有中国旅行史的非美国国籍人士,自美东时间2月2日17时起,将被暂时禁止入境美国。此外,在过去14天内去过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如果入境美国,亦需接受不同程度的筛查和隔离。

                                                              在中国人春节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日本,目前已有14个确诊案例。其中包括5例来自武汉的中国观光客、1例曾到访武汉的中国籍导游;另有2例分别是日本籍的大巴司机和导游,2人曾共同接待来自武汉的团队游乘客,系日本国内首波人传人病例。

                                                              日本外务省已将武汉的“传染病危险信息”级别上调至三级,劝告停止前往该地。日本政府还将本次新冠疫情定为《感染症法》中的“指定感染症”。此举将能依法强制患者住院和限制就业,感染者的医疗费用则将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厚生劳动省负责传染病事务的一名官员向财新记者确认,日本政府承担在日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医疗费用的原则,将不分患者国籍,一体适用。

                                                              同样颇受中国游客青睐的东南亚各国,也成了新冠病毒输入的“重灾区”。其中,一个来自武汉的家庭将病毒一路从新加坡带到马来西亚——在66岁的祖父及其子2020年1月21日于新加坡境内确诊后,65岁的祖母及其11岁、2岁的两个外孙则在从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后,于四天后在吉隆坡正式确诊。

                                                              1月23日越南境内发现的两起新冠病例,则系首波在海外的人传人案例。患者为父子关系,由武汉返回越南的父亲,传染给在越南工作的儿子。

                                                              当前,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在内,许多与中国有较多商贸、人员往来的东南亚国家都已加强机场、海港等入境口岸的管制和防疫力度,同时在国内配备好相应的医疗机构、设备、药品及人员等响应设施,一旦发现疑似感染案例就立即采取干预手段。

                                                              欧洲的首波确诊案例出现在法国。法国卫生部长布赞(Agnes Buzyn)2020年1月24日通报该国确诊案例时称,在法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政府将保持信息“完全透明”,法国外交部将提供每日新闻更新,“以确保在社交网络上没有虚假信息”。

                                                              她还说,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在机场和其他入境口岸检查入境者的体温,因为“人们只需在飞机降落前15分钟服用阿司匹林就不会被测出来发烧”。政府要将疫情信息向民众公开,这是抵御病毒传播的“最有效屏障”。

                                                              在法国之后,德国确诊的首名患者是该国和欧洲境内的第一起人传人病例,也是中国以外首个已知的非近亲之间传播感染的病例。

                                                              据德国卫生官员证实,这名来自巴伐利亚州的男性病患是由一名此前到访德国的中国女同事传染,二人曾共同参加一个培训课程;他之后,又有三名与其有接触的人员遭确诊。至于将病毒输入德国的中国女性,则是在返回中国后才确诊,她在前往德国前曾与来自武汉周边地区的父母接触。

                                                            全球把脉

                                                              据WHO专家判断,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优势和劣势并存。优势在于,已经知道病毒是什么及病情的诊断程序,且形成了全球协作机制。但劣势在于,人们对病毒本身特性和传播路径的了解仍不够充分。

                                                              2020年1月11日,中国宣布致病病毒初步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两日后,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信息就得以正式对外界公布,全球相关领域学者迫不及待展开分析。

                                                              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总裁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等科学家称赞“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认为这是中国在病毒学方面具有非凡能力的证明。WHO驻华代表高力(Gauden Galea)亦表示:“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瞩目成就,表明中国应对新疫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流行病防疫和创新联盟”(CEPI)执行长哈切特认为,鉴于一种新型病毒的疫苗或疗法研发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各国,都应该将财力及科研资源集中在一起,由每个国家负责自己能做贡献的不同环节,共同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CEPI已于2020年1月23日宣布,将和联盟中的战略研究伙伴共同启动三个项目,利用世界上领先的快速疫苗开发平台和技术,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其资助机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于四天后宣布,将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用于帮助中国相关合作伙伴加速进行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应急干预实施和医药产品研发等工作。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下属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长弗契(Anthony Fauci)2020年1月20日向CNN披露,目前NIH已获得来自中国的病毒序列,并已着手将其转化为可开始使用研制疫苗的形式。但他也指出,要研制出真正可实际投入使用的疫苗,将需耗费数个月甚至数年,所以当下不会有现成的疫苗可供使用,控制疫情将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良好公共卫生措施”。

                                                              弗契同日对财新记者进一步表示,在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人际传播后,下一步的重要问题在于,这一病毒的传播是不是“持续”的,即是否存在二代、三代传染。

                                                              对于呼吸道疾病而言,具备“人传人”的特征并不意外。“SARS和MERS已经体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埃博拉病毒经历了多代(multiple generations)‘人传人’。”WHO的瑞安指出,“人传人”并非惟一判断此次疫情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现在还需以恰当方式追溯病源,识别出它或它们,并提出建议以打破传染链。

                                                              武汉是千万级体量的人口大市,甚至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全部人口都多。在交通封城之后,当地政府还有哪些配套措施应该做、如何做,才能有效控制疫情,而不至于让武汉疫情进一步恶化?

                                                            1月22日,武汉天河机场,出境旅游团在机场内集合,绝大多数旅客均佩戴了口罩。

                                                              对此,“流行病防疫和创新联盟”执行长哈切特在达沃斯的记者会上提出建议,在还没有专用疫苗的时候,只能进行隔离,通过延期上学和上班、限制旅行等方式减少病毒传播,同时结合社区工作,帮助人们通过非药物方式进行预防。但他也指出,这种方式成本很高,难以长期持续。

                                                              哈切特介绍,美国曾在20世纪80年代深入研究隔离病例、预防感染、实施旅行禁令等非医学性干预手段的使用方法,并发现:当一个城市在疫情暴发初期便同时引入多种干预措施后,防控的效果就会更好。

                                                              哈切特此前任职美国政府期间,曾在2005年和2006年参与制定美国的“全国流行病准备方案”,研究该方案的起因就是H5N1流感的暴发。

                                                              他以此为例向财新记者指出,由于H5N1流感的死亡率较高,美国政府彼时没有其他干预措施可供选择,旅行限令等非医学性干预举措是“惟一能做的事”。但当时,美国政府还同时研究了如何将这些干预措施的“益处最大化、代价最小化”,并由此制定了社区医学干预的配套办法。

                                                              以联邦政府下属的CDC为核心,美国已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从联邦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无论何地发现疫情,都将立即上报CDC,由后者负责筛查、追踪、监控、汇总与分享信息、发出预警、统筹和执行决策等,从而争取在疾病暴发初期就掌握流行趋势,以及时协调各层级机构调整应对之策,防止疫情更大面积的扩散。

                                                              近年来,通过反思西尼罗河病毒问题、炭疽病毒攻击、SARS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美国进一步完善了应对国家危机的常设机制。

                                                              在CDC为主的央地应急系统协作的基础上,美国还建立了全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和网络系统、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等多个子系统,从而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能及时获取和共享信息,并配备充足的人、财、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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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面编辑:杨胜忠(ZN039)


                                                            封面报道之三|解毒篇:溯源新冠病毒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2月03日
                                                            病毒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第一个问题已经查明,第二个还在找
                                                            1月22日,休市的华南海鲜市场。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闹市区。
                                                            《财新周刊》 财新记者 冯禹丁 马丹萌 徐路易 赵今朝 实习记者 黄晏浩 陈芷楠 发自北京、武汉

                                                              “从严格意义上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之上。若是处于细胞外,病毒只是存在而已,什么也不会发生。一旦病毒进入细胞,就变成了‘特洛伊木马’。病毒在繁殖时看起来是活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又显然是死的——只是机器而已。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自我复制。”这是关于埃博拉病毒的非虚构名著《血疫》对病毒的描述。

                                                              此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正在武汉、湖北及全中国肆虐。它呈球形封闭结构,包膜外有“皇冠”状的突起——这些名叫表面糖蛋白或刺突(spike)蛋白的突起,正是病毒进入细胞的敲门砖。它们最先接触宿主细胞,可识别和结合受体,引起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

                                                              2019年12月的某一天,这种冠状病毒经由目前未知的路径,进入了一些武汉市民的呼吸道中,最终抵达他们的肺部。它的刺突蛋白与人体呼吸道、肺组织细胞的ACE2(新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靶点顺利结合,侵入人体。

                                                              此后,病毒开始了疯狂的自我复制。人们随之患病,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部分病人被医院诊断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RNA溶血症、心脏损伤等。胸部影像学检查显示,多数病人双肺弥漫性毛玻璃样渗出影,有的像棉絮一样“全白了”——这是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病征。

                                                              一两周之后,大部分中青年像得了一场重感冒一样能够自愈,但有严重基础病、体质弱的中老年人则成为高危人群。一些患者死于病毒引起的呼吸功能衰竭,大部分死者死于并发症。有的危重病人体内可见“细胞因子风暴”发生,即人体免疫系统霎时间火力全开,对病毒发起自杀式攻击,可引起病人严重感染性休克甚至心脏骤停。

                                                              更可怕的是,新冠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随病患打喷嚏、咳嗽、说话产生的飞沫以及飞沫形成的气溶胶,通过近距离呼吸或接触传播,病毒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人的口腔、鼻腔、眼睛黏膜等,传染性明显高于17年前肆虐中国的SARS。SARS疫情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而新冠肺炎从2019年12月30日首次发布疫情相关公告至1月31日,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791例,且还有疑似病例17988例。

                                                              好在,迄今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明显低于SARS。据世界卫生组织,SARS在全球共感染病例8096例,死亡774例,病死率达9.6%。而至1月31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53例,其中武汉市3215例;死亡249例,其中武汉市192例。即目前新冠肺炎在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病死率分别约为3.48%和5.97%。

                                                              从埃博拉到SARS到病死率高达34.4%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再到新冠肺炎,尽管人类似乎是地球的主宰,有发达的现代医学加持,却常常对病毒这种最古老的生命体感到束手无策。单链RNA病毒分子被认为是最古老和原始的生命编码机制,科学家认为它们的存在可以追溯到45亿年前地球的原始海洋中。人类发明了可以杀死特定细菌的抗生素,但对病毒无效。因为细菌是具有细胞结构的微生物,抗生素能破坏其细胞壁或细胞膜从而抑制其繁殖生长,而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抗生素找不到攻击点。

                                                              一种新兴传染病病毒出现后,即使人类能够研发出对付它的安全性达标的特异性药物或疫苗,也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很多时候则没有解药。艾滋病危害人类40年,至今没有特效药。非洲猪瘟病毒横行100年,至今也无疫苗。17年前SARS突袭中国,几个月后因自限性神秘消失,从始至终没有特效药。《哈里森感染病学》介绍,应对较为凶险的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和MERS,目前都没有确切有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措施。

                                                              《血疫》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认为,每一种新兴病毒在人类群体中的传播,都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奥罗波凯病毒、罗西奥病毒、马脑脊髓炎病毒、尼帕病毒、登革热病毒、HIV病毒、埃博拉病毒⋯⋯这些侵袭人类的新兴病原体原本生活在野生环境,人类活动破坏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普雷斯顿写道。

                                                            锁定冠状病毒

                                                              当一种新兴病毒引起疫情流行暴发时,为确诊和救治病患、切断传染途径,首先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这个病毒是什么”以及“病毒从哪里来”,即病原鉴定和病原溯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科学界迅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目前对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

                                                              第一时间确诊病原体,对于病患的快速确诊、治疗、药物疫苗研发及有效防控疫情都至关重要。事后复盘,中国科学界此次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不可谓不快速高效。疫情发生后不久,卫生健康部门先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和MERS等呼吸道病原,称其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介绍,2019年12月26日,该中心科研项目常规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2020年1月5日上午,该中心就从标本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也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获得该科研结果后,该中心立即向上海市、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做了报告。

                                                              1月7日21时,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在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15例,从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专家组由此初步判定,武汉不明肺炎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此时,距离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通报出现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仅一周时间。距离官方宣布的首例病例发病日期2019年12月8日,不到一个月。可兹对比的是,当年SARS疫情于2002年底开始发端,此后花了几个月都没能确认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发现首例病例两个多月后的2003年2月中下旬,官方媒体还在采信时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洪涛的结论——SARS的病原体是衣原体。直到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宣SARS病原体是冠状病毒,这才有了定论。

                                                              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结论,本来应该令人更加警醒。2003年的SARS病毒,和导致2012年沙特暴发MERS疫情的MERS病毒,在当时都属于新兴的冠状病毒。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SARS共感染病例8096例,死亡774例,病死率达9.6%;MERS共感染2468例病例,死亡851例,病死率高达34.4%。

                                                              致命性冠状病毒的可怕在于,它的传染性强,且尚无特异性抗病毒药物或疫苗被证实对人类有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告诉财新记者,对于人类感染的冠状病毒,目前都没有真正的特效药或疫苗。

                                                              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CoVs)是一类RNA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的正冠状病亚科,其下分为α、β、γ和δ四个属。其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刺突,整个病毒像一顶皇冠,因而得名“冠状病毒”。它是目前已知RNA病毒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通常呈现为球形封闭结构的颗粒,具有囊膜,基因组为线性单股正链,大小在直径60纳米至200纳米之间。由于单链RNA的结构特点,冠状病毒比双链RNA病毒或DNA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

                                                              冠状病毒最重要的结构就是那顶标志性的皇冠,即表面糖蛋白或叫刺突蛋白。这个位于病毒最外层的蛋白最先接触宿主细胞,承担着识别和结合受体的作用,并引起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也就是一个生物感染上这一病毒的过程。不同的冠状病毒拥有不同的刺突蛋白,因此结合的受体也不同。除人类外,冠状病毒还可感染蝙蝠、猪、牛、猫、犬、貂、骆驼、老鼠、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此前,已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有六种。其中四种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但另外两种——大名鼎鼎的SARS病毒和MERS病毒则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而引起此次疫情的新冠病毒不同于这六种病毒,国家卫健委认定它为一种属于冠状病毒亚科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

                                                              1月1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联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成功破译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并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科学》杂志次日发表文章称赞道,“这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来说十分重要,所有在此过程中付出努力的人员都应当得到承认、感谢和荣誉”,“数据共享对于国计民生十分重要”。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力亦表示,“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瞩目成就,表明中国应对新疫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新出现的致病病毒的毒力和传染性都是未知的,而官方通报的新冠肺炎数据一度让人乐观。据武汉市卫健委当时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例。更关键的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且病例发病时间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2日之间,自1月3日之后未发现新发病例。也因此,当时无论是国家卫健委的通报,还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的公开言论,都称疫情“可防可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远远不是这么“温和”。

                                                            SARS的“近亲”

                                                              随着疫情的发展,科学界的研究数据和结论陆续出炉,新冠病毒被发现与可怕的SARS病毒居然是“近亲”关系。

                                                              1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新冠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此前的“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说法。至当天,官方数据显示,疫情已造成武汉市3人死亡、9人危重症、198人确诊。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现在可以说,(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他介绍,目前有14名医务人员因护理新冠病毒的病人而受到感染。

                                                              1月22日,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正式发布2019新冠病毒资源库。经数据分析,新冠病毒与2003年暴发的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相似度为80.3%,与2017年2月从中华菊头蝠采集到的bat-SL-CoVZC45基因组序列相似性最高,相似度为87.99%。

                                                              随后,诸多专业人士对基因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此次新冠病毒确实属于2003年在中国大量传播的SARS病毒的“近亲”。“你可以理解是它(SARS病毒)的兄弟姊妹。”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杰说。

                                                              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姜世勃告诉财新记者,武汉新冠病毒跟蝙蝠的冠状病毒21和45全基因非常相近,但其受体结合部位又和感染人的SARS冠状病毒非常相近,所以可能经过了一个中间宿主就转变成了感染人的病毒。

                                                              上述科学界对“病毒从哪里来”的研究,多是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结论。1月23日,科学界一份基于实验结果的重要研究出炉,取得新进展。当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该研究表明,新冠病毒与SARS-CoV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达79.5%,与云南菊头蝠中存在的RaTG13冠状病毒一致性高达96%。这表明其自然宿主很有可能是蝙蝠。

                                                              文章称,自SARS暴发以来,在其自然宿主蝙蝠体内发现了大量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r-CoV)。先前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些SARSr-CoV病毒有可能感染人类。新冠病毒在武汉引起了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流行,该疫情始于2019年12月12日(原文如此),在疫情早期,石正丽团队从5名患者身上获得该病毒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它们基本上一致。对7种非结构蛋白的成对蛋白序列分析表明,新冠病毒属于SARSr-CoV。重要的是,该团队证实,这种新的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受体与SARS-CoV一样,均为ACE2。

                                                              石正丽团队曾为SARS病毒的动物宿主溯源提供多个重要证据,曾于2017年确定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并首次在中国蝙蝠体内检测到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抗体,是国际上蝙蝠病毒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实验室之一。上述重要研究发表后,立即引发专家关注。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科院研究员向财新记者介绍,96%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证明新冠病毒“应该是起源于蝙蝠这类”,但还不能证明其是直接由蝙蝠传给人的。因为病毒有3万个核苷酸,“4%就是1200个点,还有一定的差距,直接传播的都要99%以上的一致性,”该人士打比方说,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一致性接近98%,“就说它俩的差距比人和黑猩猩的都大”。

                                                              该人士认为,石正丽团队上述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实验证明了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受体ACE2与SARS病毒一样,“这样我们17年前所做(防控SARS)的那些工作,都可以立刻为当下所用。”

                                                              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计算生物学一名在读博士,在读完石正丽团队的文章后解读说,除了一致性,新冠病毒与云南菊头蝠中存在的RaTG13的S基因序列长度都比其他冠状病毒要长,两者均对“新病毒的天然宿主很可能是蝙蝠”的结论形成了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在SARS暴发15年后的2017年,中国科学家才在单一菊头蝠种群中找到SARS的全部基因组组分,证明SARS冠状病毒来自蝙蝠。当时,石正丽团队经过全国各地的取样,在云南省的一处洞穴内找到类似于人类版的冠状病毒毒株,通过对生活在洞中的蝙蝠长达5年的监测,对15株毒株进行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它们共同包含构成人类版病毒的所有基因组组分。同时他们发现,这些毒株频繁重组,很可能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一株SARS病毒。然而,远在云南的蝙蝠病毒是如何传播到广东省的果子狸和人类身上,且没有在云南找到任何疑似病例的,迄今仍是未解之谜。

                                                              蝙蝠是哺乳动物中的“异类”,拥有独一无二的和鸟类一样的飞行能力。在漫长的进化中,蝙蝠拥有了极快的新陈代谢速度和DNA修复能力,由此获得了强大的免疫系统,能携带许多病毒而自身安然无恙。作为群居动物,病毒往往在蝙蝠的个体和种群间广泛传播。此外,在飞行时蝙蝠的体温高达40摄氏度,这也意味着它们携带的病毒能在人体高热的情况下生存。近50年来,尼帕、亨德拉、埃博拉、马尔堡、SARS、MERS⋯⋯这些致命病毒的自然宿主都是蝙蝠。

                                                              目前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性状等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李懿泽告诉财新记者,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毒力是无法通过分析病毒基因序列来判断的,必须通过动物实验或临床实验去检验。目前资料仍然很少,没有确切的动物感染模型去研究,只有有限的临床数据可供参考。他特别提到,新冠病毒不能利用小鼠的ACE2感染细胞,说明不能简单地拿小鼠做动物模型,需要用表达人ACE2的转基因小鼠。现在已经有这种小鼠或可以实验病毒进入其细胞受体,从而详细研究其病理。他判断,真正从科学研究层面确定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毒性,“估计要等半年以上”。

                                                              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系教授德克·法伊弗(Dirk Pfeiffer)1月22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预测病毒是否会变异,特别是是否会变异为人们担心的传播力和致病力更强的病毒,就像赌博一样。尽管这种病毒会以一定的速度变异,但很难迅速转变为更具传染性和高致病性的病毒。

                                                              “人们还需要好几周才能完全了解这一病毒的特性,包括潜伏期、毒力等问题。” 阿梅什·阿达利亚1月24日对财新记者说,“对于官方来说,当下最重要的是真实地评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尤其是了解重症患者的真实发病率,从而对这一病毒进行风险分级。”

                                                            中间宿主难觅踪影

                                                              找到病毒可能的自然宿主,仅回答了“病毒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一半。对疫情防控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找到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究竟是哪种动物。中间宿主是指天然不携带某种病原体,但是可以被天然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并可以向其他物种传播病原体的宿主。只有找到它才能切断源头,防止病毒再传染给人。

                                                              从基因溯源来看,SARS和MERS都来源于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通过中间宿主感染到人。SARS的中间宿主很可能是果子狸,MERS的中间宿主是骆驼。为什么一个病毒会从蝙蝠到中间宿主再到人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因发生了同源重组。

                                                              同源重组是一种基因改变的方式,指两条同源区的染色体通过配对链的断裂和再连接产生片段交换。通俗地说,就是染色体在复制时,基因组上的某一段片段被另外一段替换掉了。病毒感染宿主需要识别宿主细胞的抗原,之后才能入侵细胞。而如果同源重组的片段刚好能识别抗原的蛋白,还可以识别人类的抗原,那么病毒在“找到”人类之后,就可以实现入侵。

                                                              1月22日,北京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宁波大学及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者联合攻关,在《医学病毒学》(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称,新冠病毒似乎是蝙蝠冠状病毒与起源未知的冠状病毒之间的重组病毒。在新冠病毒的spike糖蛋白中发现了未知来源的同源重组,与其他动物相比,蛇是最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野生动物。

                                                              但该研究随后受到质疑。免疫学学者商周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撰文表示,SARS和MERS病毒的传递始终是在哺乳动物之间进行的。但蛇不是哺乳动物,而是爬行类动物。此外,用同义密码子使用偏向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适合用来研究冠状病毒的宿主。

                                                              前述康奈尔大学博士也向财新记者提到,根据密码子偏好的相似度进行推测,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确定中间宿主需经过复杂而严格的实验流程。2003年SARS期间,现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

                                                              根据管轶2013年的口述,寻找SARS中间宿主的过程中,他们曾前往深圳市东门市场去做野生动物取样,共取了8种动物的25个标本。拿回去研究时,他要求每个标本设三对码,代表头、体和尾,只有三对码的结果都是阳性的才能挑出来作为备选。这样做的理由是,病毒在传播中并不知道哪个动物喜欢它,哪个动物不喜欢它,因此有的动物虽然感染了病毒,但病毒不能完成复制,只有一部分存留。只有三对码结果全部为阳性,才能证明病毒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复制。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野生动物取样条件受限。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次日,华南海鲜市场贴出休市公告,随后进行了彻底的环境卫生整治。

                                                              一些科学家因此没能从华南海鲜市场成功取样。管轶对财新记者称,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而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表示,“证据确凿,病源非常清晰是野生动物,但由于市场关了,并不清楚是哪种。”

                                                              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闹市区,距汉口火车站不足1公里,被认为是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地。中国疾控中心1月27日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报告》中称,目前研究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于2019年12月初从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某种野生动物外溢及其市场环境污染感染人,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传播。

                                                            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安装了红外测温装置,可以锁定体温异常的旅客。

                                                              李懿泽认为,如果现场已被破坏,没有及时采集当时所售的野生动物样品,那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筛查野生动物的方式找到中间宿主,“难度太大了。”此外,即便能筛查到野生动物,也不太可能像SARS期间锁定果子狸那样高度确认。

                                                              不过,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经两次成功在该市场取样。据央视报道,1月1日上午8时,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团队赴华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1月26日,该所公布相关检测结果: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冠病毒核酸,这些阳性样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海鲜市场西区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场内部的区域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而这一区域的阳性标本也比较集中,占全部阳性样本的42.4%(14/33),这显示此次疫情很可能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

                                                              但该所并未锁定具体是哪一种动物。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当日表示,目前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传染源还没有找到,传播致病的机理以及病毒变异情况还不清楚。

                                                            病毒新源头

                                                              1月24日,一篇论文又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新冠病毒的惟一疫源地,打上了问号。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病临床研究中心教授李兴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教授任丽丽,武汉同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赵建平等多位中国临床专家,当日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

                                                              武汉市首批41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被集中收治在金银潭医院,这篇《柳叶刀》论文的研究对象正是这41名初始病例。该论文中的图表及内文显示,这41名初始病例中,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出现症状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这比官方后来公布的首例病例发病日期12月8日,早了一周时间。其次,此首例病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其家人也未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九天之后的12月10日,后续3例病例发病,其中2例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此后自12月15日,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集中出现。“首例病例和后续病例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论文称。

                                                              论文还显示,41例病例中,有27例(占66%)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剩下的14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1月27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报道称,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华南海鲜市场。报道称,41例病例中有13例(与上述14例不符,可能因对1个家庭集群感染病例的统计口径差异)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

                                                              “(13例)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美国乔治敦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etown)传染病学家丹尼尔·鲁西(Daniel Lucey)回复《科学》称,如果该论文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第一个病例应该是在2019年11月被病毒感染的,因为在感染之后和与出现症状之前有一个潜伏期。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称,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3天-7天,最长不超过14天。

                                                              这就意味着,在2019年12月中下旬一批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出现之前,病毒就已经在武汉的某些地方和某些人之间悄无声息地传播。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1月26日披露的信息显示,该所从华南海鲜市场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的含有新冠病毒核酸的33份阳性样本,分布在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上。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唐金陵据此推测,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应该存在病毒的多点来源,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分散,“几十个病人短期内同时出现,且又没有彼此接触的历史,说明感染的野生动物可能不是偶然性地进入了一家摊位,而是短期内同时进入了多家门店,这样才可能同时引起这么多人发病。”他对财新记者表示,该病毒在野生动物传染源里可能已经比较常见,这就增加了这些动物进入其他市场或再次进入市场,进而感染人类的可能性。

                                                              “最初的发源地可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而且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扑灭疫情的早期没做最坏的打算。”唐金陵说,考虑到初期感染者有部分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和感染者密切接触史,除华南海鲜市场外,还需考虑武汉其他市场有无病毒检出,探明“一大片”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以最终彻底切断动物再传染人类的机会。他同时也强调,这些推测是基于目前有限的数据,正确与否需要进一步调查验证。

                                                              美国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学》杂志表示,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外的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这一病毒被带进了市场。而这种情况也是与目前的数据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这是“完全合理的”。另外两种可能性则是,病毒来源可能是进入市场的一组或者一只已经被感染的动物。

                                                              《柳叶刀》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曹彬回复美国科学新闻网站ScienceInsider时表示,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华南海鲜市场应该不是新冠病毒的惟一发源地,“但老实说,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从哪里来。”

                                                              财新记者高昱、王端、文思敏、杨睿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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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疑似?

                                                              326份CT检查报告单,除了60份不发热的其他病例,剩下的266份CT报告,136例显示“肺部感染,呈多发磨玻璃样高密度影”。1月22日,湖北省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李云华手颤抖着数完,沉默了许久。这些前一日的门诊报告单中,绝大多数诊断意见并没有出现“新冠肺炎”四个字,但李云华知道,“就是那个东西”。

                                                              “我很希望父亲能做病毒检测,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倒是给一个痛快的说法。但是,医院说没有做新冠病毒检测的试剂盒,不能确诊。”1月22日,在红会医院替父亲排队看病的吴先生焦虑地对财新记者说。他的父亲今年62岁,家住在离华南海鲜市场3公里远的地方。吴父是一名厨师,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主厨,每天上班要骑车经过华南海鲜市场。

                                                              1月13日,吴父发烧,在社区医院打了三天吊针,退了烧;19日再次发烧,在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挂急诊,做了验血常规和甲流、乙流等常规化验,均没有问题。1月21日再次发烧至38度,1月22日,吴先生带父亲到红会医院拍胸肺CT,CT显示肺部严重感染,医生建议住院。“医生跟我说,没有病床,让我登记电话,说有病床就让我直接住院。没有病床,就每天来打针,自己回家隔离,明天再来。现在没有进行检测,不能确诊。”

                                                              在武汉,与吴父类似情况的疑似病患比比皆是。仅财新记者在采访中,就直接遇到数十名高度疑似者没有机会做病毒检测。例如在汉口医院,原来的感染性疾病科门诊(发热门诊)楼22日已改为住院部,整栋楼大门紧闭。相比喧闹嘈杂的门诊部,按就诊程序来此隔离治疗的病人只有少数。发热患者到医院就诊时,要先通过血常规、肺部CT等检查手段判断是否为病毒性肺炎,再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是否需要隔离。

                                                              一名发热患者家属称,她带着父亲做了血常规、CT、甲流和乙流病毒核酸检测等多项检查,前后检查花费几千元,至今没有确诊。1月17日他们到市中心医院,因没有病床而无法住院。1月22日到武汉市第九医院,被询问住在哪个区,不接收跨区病人。最终通过一位朋友搭线,她才在汉口医院排到了号。一直奔波的劳累让她都不觉得饿,只剩下对父亲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的担忧。

                                                              即使是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也少有人能做病毒检测。早在1月22日,多名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告诉财新记者,根据医院的疑似病患规模预估,武汉的疑似病患数已经过万。

                                                              这些病人,包括染病的医护人员,在很长时间里被称为“病毒性肺炎”。有些医生还接到指示,要写范围更宽泛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医生们介绍,后者是社区由细菌、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多种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的泛称,主要临床症状也有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其中一部分主要感染上呼吸道,其肺部影像学特征并不明显,与上述病人CT片中明显可见的磨玻璃样病变差异很大。

                                                              在武汉江岸区某社区,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社区书记告诉财新记者,该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患者,已经死亡2人。在青山区某社区,一名64岁的居民自1月17日开始发烧,到医院拍CT显示双肺感染,无法入院,回家后感染了妻子。

                                                              “感染者有轻症病人,如果(他们)不去看病,传染源难控制。”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郭亚兵认为,与SARS相比,新型冠状病毒存在防控难点,SARS发病症状明显,通过发热、咳嗽等症状,医生更容易鉴别疑似患者;而武汉肺炎感染者个体差异性大,给确诊带来难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对财新记者表示:“现在医院的压力太大,发热门诊放在社区,如果病人三天不退烧,就高度怀疑,但无法向定点医院转院。病人全部积压在社区,社区医生根本分不出来到底是不是疑似病人,有的病人等上三四天,就变成重病人了。”

                                                              席修明认为,目前公布的疫情数据并未明确每天的确诊病人究竟是以往疑似病人确诊,还是当日新确诊病人,数据不清晰体现了管理比较混乱。“我们首先应该知道,武汉现在每天发热门诊有多少个病人?发热病人里有多少是疑似的?第二,这些发烧的病人的区域分布是什么样的?第三,每天发热的病人数量是逐渐增多还是减少的?还要知道,这些疑似病人,有多少住院了?有多少被排除了?”

                                                              武汉市对当地的疑似患者人数一直讳莫如深。武汉市卫健委仅通过其官方微博1月21日透露,武汉共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冠肺炎,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

                                                              始于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卫健委不再单独发布全市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到1月26日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才公布了该市的新冠肺炎疑似人数:目前在院治疗的533例确诊病人,还有2209位在院治疗的疑似病例没有得到检测,643人在发热门诊留观。

                                                            2020年1月22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处,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被大批前来就诊的患者包围。

                                                              但对于还有多少就诊后隔离在家进行医学观察的疑似病例,武汉官方始终没有公布数字。

                                                            弊端凸显

                                                              目前在武汉,与新冠肺炎相关需要进行治疗、隔离观察等医学管理的人群有四类: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其中的疑似病人是对疫情发展最关键,但其真实情况最为模糊的一类。

                                                              根据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新冠肺炎疫情一级响应态势分析与风险评估组发布的《2019 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疑似病人的定义曾有多次改变。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仅有“观察病例”,其定义为同时符合以下两条: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临床表现有发热,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三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

                                                              1月18日的第二版诊疗方案方将“观察病例”改为“疑似病例”。鉴于湖北省以外部分地区出现了无市场暴露的疑似病例,疑似病例被定义为同时符合以下两条:一是流行病学史,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居住史,或发病前两周内曾经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有聚集性发病;二是临床表现具有发热,有诊疗方案描述的肺炎影像学特征等。为了尽可能早期诊断病例,“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三天”的标准被去掉。

                                                              到1月22日的第三版诊疗方案,其疑似病例定义与第二版相同。但报告程序上有所改变,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疑似病例后,应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并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和辖区疾控中心,由医疗机构在两小时内组织院内或区县有关专家会诊。1月26日的第四版诊疗方案也改动不大,仅对流行病学史的内容增加了有聚集性发病或与确诊病例、阳性检测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显然,随着疫情变化和人们对疫情的逐步了解,对疑似病例的认定、诊断也在加速和扩围。但当地公众,包括一线的临床医生们,对于疑似患者能否获得及时隔离、救治和确诊,从一开始就信心阙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难点之一就在于病人实际数量的测算,或有大量病人仍积压在社区。

                                                              按照诊疗方案,无论是疑似还是确诊病例,应该在具备有效隔离条件和防护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且疑似病人应单人单间隔离治疗。但随着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量日趋升高,湖北当地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应对艰难。

                                                              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凶猛,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医院一床难求,一些病患被医院拒之门外。还有一些病患在焦急等待确诊结果,病原性检测试剂盒产能逐渐“跟上”疫情发展,但其所在的医院或许并不具备检测资质,确诊存在障碍。他们的家人等亲密接触者,也游离在医学观察体系外。

                                                            2020年1月22日,武汉市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红十字会医院,楼道内人满为患。

                                                              就在诊断权下放之后,在1月22日之前,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规定,要通过预检分诊、结合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胸部影像检查,层层筛查后确认疑似病例,然后由辖区疾控中心将样本转运到市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转运到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最终才能确诊。

                                                              此间专家们指出,对可能引起肺炎的不同病毒进行检测区分,本来是过去十余年医学界的重大进步,旨在更为清晰地确定疫情,精准地诊断治疗。不过,新冠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从测序到研发出可以相对普及的确诊方法,无论如何提速总需要时日。这是与病毒的一场赛跑,病毒很可能跑得更快。

                                                              当此防疫关键时刻,提升确诊速度与严格管理疑似缺一不可。而在武汉,两者不仅未能兼得还互成借口,卫健官僚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

                                                            制约重重

                                                              回过头来看,至少从2019年12月下旬起,病毒就在无声无嗅地蔓延中。临床医生早有及时报告,疾控系统内部信息通报也较畅通,但对外信息发布和防控决策存在明显问题;而地方医政系统对疑似病患的认知与医学管理始终制约重重。这些失位未能及时遏制病毒快速在人群中扩散的速度。

                                                              在武汉,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上旬,由于尚未分离出病毒、缺乏经济的精准检测方法,绝大部分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符合的患者,都只能诊断为“病毒性肺炎可能”。

                                                              1月11日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对外公布后,诊断已经有了更明确的依据,但实际检测能力又出现明显瓶颈。据财新记者了解,早期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因无法检测,最后甚至到死都未能确诊病情,造成了实际确诊病例数量缓慢“爬坡”,对疫情判断、公众知情造成干扰。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教授介绍,至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确诊只有一种方法,即送到中国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测序。后来改版的诊疗方案越来越容易。从18日的第二版开始,确诊可以从基因测序和核酸检测中二选一。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解释为何1月17日后武汉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开始暴增时透露的信息,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疑似病例确诊检测,需要把标本送到国家疾控中心去进行,这个过程很漫长,结果返回约需3天-5天;之后国家把检测权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其检测能力在每天200例-300例左右。

                                                              但每天300例的检测能力实在太小,因为武汉当地门诊发热病人的求医直线上升,已经超过5000人。武汉同济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最初知道医院每天送检有定额,感到本末倒置难以理解。后来才知道,整个武汉的总指标只有200个。李云华也说,武汉市卫健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送检病例要“保证阳性率”。

                                                              检测能力有限,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是从一开始就管理疑似病人。不过,武汉当地卫健部门似乎对当地发热病人陡增无知觉也无布局,更愿意看到有限的确诊数,而对疑似病患采取了鸵鸟政策。

                                                              武汉当地医院的床位更是硬约束。根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最初三家定点收治新冠病人的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其床位数加起来只有800张。直到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宣布,将动员其他直属医疗机构腾出1200张床位。22日,湖北省政府首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透露,武汉市采取“7+7”的医疗防控救治方法,计划再腾出3400张床位。1月23日和25日,武汉市又宣布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兴建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家集中收治医院,可容纳2500张病床。1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透露,武汉又将“7+7”模式升级为“10+10”模式,计划可以开放床位到5311张。

                                                              合计加起来,武汉至1月底,已经为新冠肺炎患者准备的床位数已经超过1万张。但行动主要在1月23日以后。

                                                              反思疫情,曾主治“超级传播者”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认为,首先是要加强预防。“疾病以预防为主,传染病尤其如此,这不再只是前辈传给我们的一个经验了,而且是活生生的非常惨痛的教训。”他说,“我们治疗的都是一些发病的病人,但是真正要打好传染病这一仗,最重要的还是把预防这一块做好,防大于治。否则事后花再多的钱,投入再大的精力、物力、财力,造成的损失都难以挽回了。”

                                                              国家医保局1月27日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将此前针对确诊病人建立的综合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疑似病人,免除疑似病人个人负担。对于防控力量薄弱的乡村和城市社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补助资金603.3亿元。

                                                              截至1月31日24时,全国31个省(区、市)现有疑似病例17988例,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36987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509人,现有11847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一场从上至下、雷霆万钧的行动正在展开。

                                                            试剂盒暗障

                                                              试剂盒的普及是加快检测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此盒从生产、下发到普及暗障重重,令人不明就里。

                                                              病毒的基因序列公布后,各地都可根据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病毒。但此法价格昂贵,且医院不能独立操作,更可行的方法是前述的PCR核酸检测,这需要根据基因序列研发核酸试剂盒。据财新记者了解,试剂盒研发过程并不复杂,生产也很简单,早在1月10日前后,有关企业就已获得基因序列信息并开始行动。

                                                              但有不少声音指出,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程序繁琐、耗时长、检测权限高度集中等问题成为阻碍。

                                                              “所有患者必须经过专家会诊,符合病症才能提交相关申请书,申请做病原学检测,条件设置非常多,我们门诊病人难以达到检测条件。”武汉的一位影像科医生说,大量疑似患者无法及时确诊。

                                                              综合武汉卫健委通报,在1月16日之前,湖北省采集的疑似病患痰液、咽拭子等呼吸道样本,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返回约需3天-5天时间。而一名广州地区定点收治医院医生对财新记者表示,做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时间大概只需4小时。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下称《确认程序》),规定各省级疾控中心可从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辉睿生物)、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中选择购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辉睿生物总经理李辉告诉财新记者,1月15日前后,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对多家厂商的试剂盒进行验证,最终上述三家的试剂盒获得通过。1月19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开始下发试剂盒。但直到22日,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等武汉主要医院都还没有拿到试剂盒。

                                                              财新记者采访得知,不仅上述三家试剂盒供应商在加班加点生产,数十家没有进入“推荐名录”的公司也在加快研发生产。李辉介绍,辉睿生物一开始日产量就超过1.5万人份,扩增供应商渠道后产能进一步释放,到1月25日产量已提高到5万人份/日。1月26日,一家试剂盒企业的负责人向财新记者介绍,国内有能力生产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厂家超过100家,目前已有超30家企业开工生产,“这些厂家全力生产的话,试剂盒日产量合计将超出60万人份,”满足现在的需求并无问题。

                                                              试剂盒需要与PCR仪器连接使用,在高清洁度的负压实验室或生物安全柜中进行检测。最初被允许接受检测的,只有中国疾控中心和省级疾控中心。1月18日国家卫健委的上述《确认程序》中,指定了华大基因为疾控系统之外的第三方检测机构。1月26日,武汉市又征得上级同意,进一步扩大检测机构范围,确定两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省、市疾控中心)、九家医疗机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第三医院、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两家专业机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华大基因)等13个单位可开展新冠肺炎病原学检测,病毒核酸日检测量预计可达2000份。

                                                              然而,根据财新记者1月27日在华大基因的采访了解,他们的负压实验室有每天八小时500人份的检测能力,26日、27日两天都只接到200多人份的送检,两台可同时进行128个样本全基因组筛查测序病原测定的华大智造超高通量测序仪T7更处于闲置状态。记者离开时正看到协和医院送来一箱样本,协和医院的医生向记者解释,他们的实验室检测能力有限,省疾控中心已经超载,才选择送到华大来。另一位肺科医院的医生透露,他们医院虽然拿到了检测资格,但由于洁净度等原因,甚至还没有开始检测。

                                                              武汉一直在试图加大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筛查力度,简化检测流程,加快确诊速度,但仍有大量疑似病人或困于小区家中,因为交通封城而找不到交通工具到达医院;或徘徊于医院门外,尚无法获得及时确诊。

                                                              武汉的难关还远未过去。

                                                              财新记者贺信、陈宝成,见习记者唐爱琳,记者汪苏、杨睿,实习记者张阳、黄雨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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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报道|新冠病毒何以至此

                                                              封面报道之一|现场篇:武汉围城

                                                              封面报道之三|解毒篇:溯源新冠病毒

                                                              封面报道之四|国际篇:全球共济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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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0年第4期,原题为:封面报道之二|病人篇:疑似者之殇

                                                            版面编辑:刘潇(ZN028)


                                                            封面报道之一|现场篇:武汉围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2月03日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汉口火车站迎来建站以来第一次封站,车站工作人员在进站口封锁铁栅栏。
                                                            《财新周刊》 财新记者 高昱 萧辉 马丹萌 崔先康 覃建行 任波 赵今朝 黄蕙昭 赵宁 刘登辉 丁捷 宿慧娴 黄姝伦 彭岩锋 包志明 徐路易 邸宁 王端 文思敏 实习记者 陈芷楠 刘力鑫 张舒琳发自武汉、北京、广州、上海、香港

                                                              1月23日凌晨2点“交通封城”令公布时,张奇还在刷手机。

                                                              张奇是北京人。1月20日,他坐高铁到武汉来探望朋友。此前媒体已经零星有了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的报道,而病例数据在20日急速增加了2倍,危重患者已经有44人。不过,张奇对此极不敏感。他抵达武汉当天下午,一点看不出紧张气氛,至少有半数人没戴口罩。他打算在武汉多玩几天,订了一周的宾馆。当天晚上,他在宾馆电视上看到报道:习近平对武汉新冠肺炎作出指示,遏制蔓延;紧接着,钟南山接受采访,说新冠肺炎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到武汉两天,朋友没见上,哪儿都没去,就在宾馆看电视和刷手机。”看到“封城令”,张奇5分钟之内收拾好行李,急匆匆赶往汉口火车站。这座有121年历史的火车站,将于23日上午10点关闭。“我就是一个游客,我可不想困在这座危城里。”他在售票厅对财新记者说。

                                                              离汉口火车站5公里的武汉协和医院,赵雷正在睡觉。这位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已经半个多月没有休息一天了。自2019年12月底以来,涌入他所在医院的发热病人越来越多,最高时一天达到八九百人。拥有单独一栋五层病房楼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以前只有肝炎、血吸虫病等接触性传染病隔离病房,没有建呼吸道传染病病房。12月31日,他们把整个一层改成24个床位的呼吸道传染病隔离病区。24张床很快被填满,二层又拿出来作为隔离病房,然后还是不够,三层、四层也很快被腾空,原有的重症病人集中到五层。近30名感染科医生已经不够用,医院动员全院资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诊科的内科医生来轮班,护士也是全院调配。

                                                            汉口火车站,封站时间临近,武警和保安在现场拉起人防墙,很多旅客仍然尝试持票入站。

                                                              1月11日,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一名垂体瘤病人术后出现发烧,并很快恶化,CT显示左右肺均出现磨玻璃影病变,其病房护士也开始发热。1月15日,这位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的病人被转到赵雷主管的感染科隔离病区重症病房。

                                                              “对我们传染病医生来说,封城并不意外。”赵雷说,“这是阻止传染病蔓延的一个手段,之前的传染病防控中也用过很多次了,无论是当年欧洲的黑死病,还是1910年伍连德在东北消灭肺鼠疫,重要的做法之一就是隔离。”

                                                              隔离并不奇怪,但将有千万级常住居民的整个武汉三镇变成巨大隔离器,中国史所未有,世界从无先例。一座呼吸道传染病肆虐的城市,封城后的内部管理挑战严峻。武汉1月23日封闭所有离汉通道,26日封闭市内交通,外防输出,内防扩散。这座城市就像一颗超频的CPU,在前期悠游甚至迟钝地运行多日后,陡然加速进入战时状态。

                                                              紧接着,从1月23日起,鄂州、仙桃、枝江、潜江等地,除了山林遍布的神农架地区,湖北省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宣布进入封城状态。

                                                              1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部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亲赴武汉视察,与他同行的副总理孙春兰则留在武汉,在现场指挥。应急体系升级调整,又伴随着疫情发展曲线和全国声援的步骤。

                                                              1月29日,武汉迎来自1月21日以来的第一个晴天。多日阴雨散去,阳光带着紫外线让被病毒环绕的江城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这一天,西藏成为内地最后一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已有26个省份和3支部队医院组织52支医疗队、6097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支援当地救护。

                                                            在武汉多个火车站及天河机场,绝大多数旅客都戴上了口罩。

                                                            2020年1月21日晚,武汉火车站,戴口罩的一家人观看车站内的电子大屏。 图/财新记者 萧辉

                                                              截至1月31日24时,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791例,累计死亡病例259例;湖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153例(其中武汉市3215例),死亡249例(其中武汉市192例)。

                                                              据财新数据,截至1月31日,累计重症占确诊病例数量下降至15.8%,与普通肺炎重症占比差别不大,死亡率已连续3日保持在2.2%的水平,与轻症病基本持平。

                                                              疫中武汉开始朝着好的方面发生变化。此时的武汉人耐心、坚韧与决心同在。人们同时也在想,为什么蓬勃欢乐、蒸蒸日上、四通八达的大武汉,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疫城?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从哪里做起?

                                                            第一章 病源在哪里?

                                                            “疑似SARS”之声

                                                              最早引人关注的还是病源。

                                                              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流传网络。事后证明,这则来自武汉医生群体内部的小道消息确为预警之声。

                                                              12月30日,一份疑似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曝光,其中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确实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12月31日一早,多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防疫人员出现在华南海鲜市场里消毒,让人们回想起2003年SARS来袭时的场面。SARS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出现,此后迅速扩散至全国乃至全球,最终造成超过8000人感染,774人死亡。

                                                              事实上,这天上午,国家卫健委一个专家组即抵达武汉。当天中午1点左右,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目前已经发现27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

                                                              2020年1月1日上午8时,华南海鲜市场出现落款为“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局”的休市整顿公告。该公告称: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规条例的规定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经研究决定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请广大商户积极配合。

                                                              当天休市前,华南海鲜市场大部分商户还在营业。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白色防化服的工作人员出现,准备进一步消毒。大部分商户只好收拾店面陆续离开,时有工作人员在市场里催促收摊。休市后,商户们聚集在市场外的路上,对突然休市和肺炎传闻议论纷纷。

                                                              1月2日,大量环卫工人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清洁作业,市场门口沿街排水沟渠的污泥也被挖出。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防化服的人员在市场各处采样。其中,西区七街附近作为消毒重点区域,检疫人员对每个门面逐一搜集、提取检测物质。

                                                              有武汉的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新冠肺炎疑似和发热门诊接诊时,是否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是必问的流行病学史,早期的患者也确实比较多集中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

                                                              作为疫情的风暴中心,华南海鲜市场旋即进入公众视野。

                                                            华南海鲜市场

                                                              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距离汉口火车站仅700多米,附近商业阜盛,人流密集。市场在2003年左右开业,由于生意火爆,开业后曾先后两次扩建,逐渐发展成目前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经营户超千家的规模,自称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海鲜、冰鲜、水产、干货等为一体的水产批发市场。

                                                              “我们大多是批发和零售结合。整个武汉及周围市区餐饮的原材料大多来自华南,华南休市,可以让整个武汉市的餐饮行业无法运转。”一位华南海鲜市场商户向财新记者表示。

                                                              尽管名为“海鲜市场”,但华南海鲜市场也能买到禽类、野味等食材。据财新记者调查,华南海鲜市场外围的商铺多是销售海鲜水产的,真正卖野味的都是在市场里面比较隐秘的地方。“武汉话叫‘斗里’(音),就是说在市场最里面,在市场外面都看不到,外行人也都不知道,他们好像也有一些暗语和行话。”

                                                              武汉市政府曾发布《关于规范活禽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规定,以管控活禽经营。不过,在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销售具有合法性,前提是卫生证明、检疫证明等相关许可。直到2019年9月,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官方信息仍显示,华南海鲜市场有八家商户存在售卖虎斑蛙、蛇、刺猬等野生动物。此外,有消息称,一些《野生动物保护法》重点保护的动物,曾在这个市场秘密销售。一个海鲜商户告诉财新记者,每个月都会有穿制服的工商或检疫人员来检查,“一来就是几十个人”。查出违法者,市场要没收经营权,相关单位要进行罚款。罚款金额很大,据说查处一个卖眼镜蛇的罚了几十万元。

                                                              这家市场分东西两区。西区有摊位600余个,从业人员超1000人。野生动物销售集中在西区西边。一位现场商户说,直到关市之前,一直看到有卖蛇、野鸡、娃娃鱼、鳄鱼和野兔的,大多是宰杀好的,但也有宰杀活狗和蛇的。“味道比较大。比如蛇就有一股骚味,商户也都是随手抓,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此次早期患者主要分布在西区摊位,这里卫生环境极差,摊位前人行区域污水横流,通风不畅,东区也受到一定影响。财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华南海鲜市场多年来环境脏乱,一直被附近居民诟病。早在2018年,武汉当地市民就曾在城市留言板频频留言,指出市场以新华路为界,两边街道脏乱差、污水横流、垃圾满地、腥臭难耐,以及运海鲜的大货车任意占道停车、腐臭横飘等环境、交通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疫源地不止一个

                                                              流行病学家针对华南海鲜市场的检测,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1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发布消息称,该所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冠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具体而言,33份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其中93.9%阳性标本分布在华南海鲜市场西区。经调查发现,华南海鲜市场名义上是海鲜市场,但实际上是个综合市场,市场西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尤其是西区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场内部的区域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而这一区域的阳性标本也比较集中,占全部阳性样本的42.4%。

                                                              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也表示,从现场的溯源调查、病毒基因序列比对和既往疾病监测血清标本检测等证据推测,目前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可能于2019年12月初经由华南海鲜市场某种野生动物外溢及其市场环境污染感染人,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传播。

                                                              然而,1月26日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给疫源地是华南海鲜市场的结论打上了一个问号。

                                                              这篇由首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对2020年1月1日前收治的41名病例进行研究的论文,透露了一个不寻常的信息:该院收治的首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家人也未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至12月10日,才另有3人发病,其中2人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41名患者中,仅有27名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金银潭医院又名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由原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整合而来,是武汉市惟一的传染病三甲专科医院。

                                                              论文第一作者、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在整个发病情况来看,海鲜市场已经不是惟一的暴露源,(新型冠状病毒起源)是多源性的。”但黄朝林认同该病毒有较大可能来源于野生动物。

                                                              论文通讯作者、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彬在回复科学新闻网站ScienceInsider时也表示,“现在看起来很明确,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惟一的疫源地,但说实话,我们还不知道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第二章 医院正面战

                                                            谜团

                                                              尽管疾控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迄今仍不清楚新冠肺炎的疫源地和从蝙蝠传入人体的中间宿主,但公共卫生链条的下游——临床医生们,早在2019年12月就已经纷纷感受到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

                                                              “我们协和医院在汉口片区,离汉口火车站旁边的华南海鲜市场不算远,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和湖北省新华医院离海鲜市场更近,所以他们接诊得更早,最早的一批病人是以感冒或者肺炎症状到他们那里就近就医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回忆。从地图上看,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下称红会医院)和新华医院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华南海鲜市场正位于中央。

                                                            1月24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护士们在进入病房前合影,竖起大拇指给大家鼓励打气。

                                                              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属于赵雷所在的感染科。在他的印象中,他们科室第一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就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是由郑主任接诊的。“当时我们科内会诊,也是觉得这个病人肺炎的表现比较特殊,出现病毒性肺炎的改变,有大面积的肺部磨玻璃状阴影。”按病毒性肺炎治疗几天后,这位病人被转院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但很快,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接诊了越来越多的病人,最高时一天可达八九百人。“这次疫情正好发在冬春季节,本身就是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大量病人涌到医院来,都是以发热就诊的。”像许多大型综合医院一样,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以前只有接触性传染病隔离病房,比如肝炎、血吸虫病,没有建呼吸道传染病病房。呼吸道的病人统一收治到金银潭医院。12月31日,拥有单独一栋五层病房楼的协和医院感染科,不得不把一层改建成呼吸道传染病隔离病区,设了24张床位。

                                                              病床很快被填满了。医院又开辟二层作为隔离病房,还是不够,三层、四层也很快被腾空,原来的病人部分被劝退出院后,剩余重症病人再集中到五层。感染科原有的近30名医生已经不够用,医院动员全院内科资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诊科的内科医生来轮班,护士也是全院支持。

                                                              类似的现象在汉口、在武汉其他医院都不同程度出现。这显然不像一般的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应有新的病毒侵入。看起来新的“不明肺炎”传播速度快,重病率高,怎么能说“可防可控”,不向外宣示、动员各种资源积极防范呢?医生们心中渐生谜团。

                                                            紧箍咒

                                                              影像医生也是一线见证人。2019年12月30日上午,湖北省新华医院的放射科医师李云华初次听说,院里收治了一些疑似SARS病人,其中两名病患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过。李云华所在的新华医院又名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三甲医院。

                                                              当天晚上,李云华到医院神经内科探望住院的父亲,见到一名女医生神色焦急地与家人通话。女医生的丈夫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当天他所在医院也接到七名疑似SARS病例。女医生对家人说,自己感冒,身体无力。

                                                              这天晚上,李云华也从手机上看到一个群友圈截屏: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眼科医生李文亮首先在医生群中曝出:“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请大家注意,第一例患者是水果铺批发摊老板”。李文亮还贴出了诊断报告。接着,武汉红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刘文也确认此事,并提醒大家:“洗手!口罩!手套!”

                                                              第三位跟进的是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她在微信群里提醒,“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经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

                                                              当晚,多人在网络上发出类似信息。同步传开的还有武汉市卫健委的内部紧急通知。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开通报,确认了近期部分医疗机构接诊有27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但又安抚性地表示,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李云华告诉财新记者,他看到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稍稍放心。

                                                              2020年元旦,武汉警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官微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后果。公安机关已传唤了八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这八名“违法”网民,事后证明多为医生。此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曾将病人病原体样本送至第三方检测公司,发现有与SARS病毒相似度较高的病原体,相关检测结果开始在医生群体内流传。

                                                              1月28日,这八人得到了“平反”。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然而,当初正是这份处理八名“违法人员”的警方公告,犹如一道紧箍咒套住了众多医生。随着接诊越来越多的类似病人,越来越多的医生从临床看到不同寻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传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但多数医生们不再敢公开发声,“怕被警方传唤”。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确认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并再次强调,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6日,武汉市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在此期间,1月6日-10日,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直至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更新疫情通报,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改称新冠肺炎,病例数则从59人减少为41人,并透露1月9日有1名患者死亡。不过,通报中仍表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并非事实。

                                                              “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现实报出来的情况差太远了。”武汉一名大型三甲医院影像科医生告诉财新记者,肺部间质性改变以往非常少见,他所在科室每次遇到相关影像,甚至会引起科室内的学习讨论,但在1月15日时,其所在医院发热门诊已经一天能发现50个此类病变。

                                                            医生病了

                                                              噤声之时,新冠病毒在医院扩散开来,医务人员陆续倒下。

                                                              李云华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6日,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就出现异常现象,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呈现磨玻璃状。这位医生并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当天新华医院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科室主任传达院方指示,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告诉媒体。从1月6日开始,科室负责人反复向医生强调,“不造谣不传谣,以免造成社会恐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月20日。”李云华说。

                                                              实际上,从1月3日,李云华就发现了三例肺部磨玻璃状CT报告单,类似病例每天增加,而且增加比例呈直线上升趋势。1月10日磨玻璃状病例增加到30个的时候,李云华就觉得事情不对劲了。虽说尚待严格的病毒检测,但李云华凭经验认为,“我从没见过增长这么快的病毒,每过几天翻一番,这个速度太骇人了。”李云华由此时再不敢相信官方宣称的专家判断,各医院放射科医生之间会交流疑似病例数字,情况都很不乐观。

                                                              1月11日,新华医院出现第二例医务人员感染,患者就是2019年12月30日晚上他遇到的神经内科女医生。李云华仔细看过她的肺部CT,单侧出现磨玻璃状阴影,“像被子弹打过的一块一块的阴影”。1月16日,女医生再做肺部CT,双肺感染,病情加重。

                                                              也是在1月16日,医院耳鼻喉科原主任梁武东来照CT。李云华记得很清楚,那天梁武东“发烧畏寒,看起来很虚弱”。“我看了他的CT结果,整个肺部都感染了,大白肺。”1月18日,60岁的梁武东转入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随后于1月25日去世,成为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首位去世的医务人员。

                                                              新华医院医务人员的感染数字难详,但李云华看到的案例越来越多:一位体检科医生跟一名疑似患者客户交流了半小时,不久就查出肺部感染;一名牙医感染后,传给了放射科两位找他看牙的放射科医生⋯⋯不仅是呼吸内科,其他二线科室甚至保安也感染了。

                                                              李云华告诉财新记者,截至1月29日,该医院900多名医务人员中已经出现30多名新冠疑似病患。

                                                              李云华并不知道,在离他不远的一家大三甲医院,也有一位放射科医生在密切关注着CT片中的磨玻璃影。刘力也是在2019年12月30日看到关于类SARS病毒的消息,第二天开始戴口罩,并提醒同事们也戴上。刘力所在的医院有五六千名员工。他透露,现在院内确诊和疑似的感染人数或有百人之多。“我就是看CT诊断,最多的一天看到20个,我们科室算少的,也有3个隔离了。”

                                                              红会医院放射科的主任,最让刘力佩服。“他们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是重灾区,现在惟一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的就是放射科。这个主任最先发现这个新的病毒性肺炎,就向院领导汇报要物资,发不下来他就开始自己搞物资,让科里的员工都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据他介绍,还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主任,也是很早就很警觉,给一线医疗人员发放隔离服,上了三级防护,把全身都罩起来,得以保全这个风险性很高的科室。

                                                              医生病了,无人认账,显然有一种“指令”在起作用。李云华透露,院方不仅不公开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甚至出台一条“奇葩规定”——本院医护人员CT检查,对于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结果一律不给本人,由科室统一交给医院内部的感染管理科。财新记者采访的武汉多位医生都透露,他们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检测结果不公开,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

                                                              刘力看CT记数的习惯从1月11日开始。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当天武汉方面发布的信息还称,这次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发病时间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2日之间,1月3日之后无新发病例。

                                                              刘力说自己当时就傻了,他明明知道武汉同济医院调到发热门诊支援的急诊科医生陆俊1月5日就出现“无明显病因”的发热症状,右肺CT片有片状磨玻璃影,到1月7日再次复查时右肺、左肺均出现斑片和毛玻璃样病变,后诊断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1月10日下午已经住院了。

                                                              病毒研究赢在了起跑线,但是⋯⋯

                                                              与17年前SARS病毒的发现几经曲折、曾误为衣原体的历程相比,这一次的病原识别等关键性的科研结果出台十分迅速。短期初步鉴定出新型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WHO)1月9日称赞为“一项瞩目的成就”。

                                                              病毒分离在2020年第一周之内就已完成。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介绍,2019年12月26日,该中心科研项目常规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2020年1月5日上午,该中心就从标本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也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获得该科研结果后,该中心立即向上海市、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做了报告。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则显示,第一株源自临床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在1月6日由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

                                                              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初步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也已获得。

                                                              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这个速度早于科研人员的预期。根据病毒学界遵循的科赫法则,病毒分离后,还有一个较为耗时的程序,即花1周以上时间将病毒分离后培养,再进行检测,才能最后确定病原。锁定病原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步骤,基因序列测出意味着可以对新发患者作出诊断。此次新冠病毒的科研速度走在了科赫法则之前。

                                                              然而,相对于病原信息较快披露,这种新型肺炎传染性情况却很少被提及。到了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官方通报,依然还在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宣传以及配合研究等,并提醒公众到人群聚集地方“必要时可佩戴口罩”。

                                                            定论“人传人”

                                                              随着医者因临床感染相继倒下,武汉的疫情变得极为严峻。

                                                              现在仍然很难确切获得当时的数据。以李云华1月初以来在X光室亲眼所见,“先是第一天2-3个,第二天4-5个,第三天7-8个,前三天增加不是很明显,然而突然就呈现指数级增加,到1月10日就一天有30个了。”然后每过三四天就翻一番,1月18日86个,之后每天都超过100例以上。”李云华说,院里的CT仪器每天超负荷运作,到1月20日达到饱和状态,“机器都累傻了,经常死机,因为只能拍这么多,数字终于不再往上蹦了”。CT诊断不算最后确诊,但是确诊的重要参考依据。李云华被这样的情形惊呆了。

                                                              刘力则是从11日起也不敢再相信官方通报,他重看从1月1日起的所有急诊查肺的CT诊断。“我就看报告的描述。每天好几百人。按照我们的搜索方式把肺的搜出来,一条条点进去,影像中的结节就带过了,斑片看一下,而且只看了斑片状磨玻璃的。”刘力痛心地看到,从1月1日开始,先是个位数的增加,然后逐渐开始翻倍,“到1月15号的时候,我发现了50例。可是到这一天,卫健委还在报原来的41个。从11号就1例没有增加。”

                                                              1月11日-17日是湖北省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大日子。这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始终表示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只是1月16日当日的通报中,将之前的“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稍改措辞,变成“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7日上午,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1月18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中终于宣布1月16日有4例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9日凌晨,又通报了17日的17例新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62例。

                                                              对此次新型病毒能否“人传人”的误判,在防控实践中不断延续。传染病人际传播的代际,是界定其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代际传播越多,疫情就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者”。疫情防控关键在于,尽早确定病毒是否具有人传人能力,及时制定防控策略,阻断代际传播。

                                                              尽管早期已有病例指向“人传人”,但官方迟迟未发布确认信息。

                                                              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等人在《柳叶刀》上发布了对一个感染家庭的研究。这一家庭有7名家庭成员,6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1人没有去过武汉,而去过武汉的家庭成员飞离武汉时间为1月4日,在武汉期间没有在武汉接触过动物,也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吃过野味,只是其中2人去过武汉的医院。

                                                              医务人员感染更加明确人传人信号。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被调至发热门诊支援后,于1月5日出现“无明显病因”的发热症状,1月7日CT显示肺部明显病变,1月10日下午以“病毒性肺炎可能”收治入同济医院。

                                                              知情人称,陆俊医生被感染前,并无华南海鲜市场及野生动物等相关接触史,在发热门诊接诊时被感染的可能性颇大。

                                                              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14名医护人员被同一患者感染更是直接指向,病毒可能出现了“超级传播者”。1月11日,这名患脑垂体瘤的69岁患者在术后第四天出现发烧,肺部CT显示双肺磨玻璃影病变,不久之后,与他接触的多名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

                                                              其主管医生、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向财新记者介绍,病人没有去过海鲜市场,当时医生还不知新冠肺炎会人传人,也不知该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医生最初按术后感染进行诊疗和防护。

                                                              1月19日那一天,李云华看到新闻,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他赶紧在微博上留言:“武汉的爹爹婆婆们,请戴好口罩。”他感叹自己的朋友圈仅有几百人,人微言轻,只能遗憾。

                                                              同在1月19日晚上,国家卫健委宣布1月1日已成立新冠疫情领导小组,主任马晓伟新任组长。1月20日凌晨,官方态度略有变化:武汉市卫健委方面一次性更新了两天的新增病例数据,1月18日和19日两日共新增136名确诊患者。其中,18日增59人,19日增77人,患者总数增加到198人,其中重症35人,危重症9人,死亡3人。此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

                                                              猜测和争论20天后,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疑惑终于有确定答案。1月20日晚间,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明确表示,“肯定有人传人”。他在就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首度公布,已经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这一天,新华社发出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此时,国内外报告的新冠疫情为295例。习近平首次提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中央精神相当明确,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

                                                              直到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首度通报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当时实际被感染医护数量早已超过这一数字。

                                                              多份国际研究显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或高于SARS病毒。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1月27日晚接受央视采访时亦称,有研究结果已经显示,新冠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与SARS有相似之处,平均一个病人能够传染2个到3个人。更严重的是,新冠病毒病例的倍增时间比SARS要短,SARS是9天左右会倍增,新冠病毒大概六七天的时间病例就会倍增。这导致确诊病例增长较快。

                                                              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北京时间1月24日凌晨2点,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的<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声明》中披露,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

                                                            1月24日,穿好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准备进入隔离病房,后背写着自己的名字方便他人辨识。

                                                            医护人员每次需要穿戴两层手套,出来后要用消毒水进行消毒,掌心在消毒水的腐蚀下已经泛白。

                                                              由于武汉的医院里患者与医生之间院内交叉感染严重,事实上,要追溯病毒传播至第几代也已成难事。财新记者在武汉走访看到,多家医院将发热门诊患者集中在一个几乎密闭的空间内,如门诊大厅或体检大厅,仅留一两扇小门出入,患者及陪同人员动辄要在同一空间内共处数小时,交叉感染风险巨大。“武汉已经没有代的概念了,不能分了,‘流行病学史’根本不对。”一位第一批到达武汉的专家组成员告诉财新记者。

                                                              1月22日深夜,刘力给财新记者打来电话:“昨天24小时,做了大概200个CT,有143个(疑似)了啊。”说完这个数字,他忍不住哭了。

                                                              一个多小时后,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交通封城”的第一号通告。

                                                            第三章 封城前后

                                                            超出预想

                                                              尽管至1月21日,湖北省的领导们还参加了一场欢庆春节的大型表演,武汉当地的气氛在1月20日疫情明朗之后,已经开始紧张。

                                                              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公布全市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全市发热门诊61家,其中中心城区41家,中心城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为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

                                                              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公布了武汉七家收治发热患者的定点医院(汉口医院、红会医院、市七医院、市四医院西院区、市九医院、武昌医院、市五医院),规定从1月22日开始,所有体温超过37.3度的患者将集中到这七家定点医院诊治;前一日公布的所有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关闭发热门诊,要继续开展预检分诊和一般发热患者的诊疗。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现实远远超出官员们的预想。

                                                              69岁的谢作良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只是在1月18日上午去汉口看了一场摄影展,当晚发烧,次日就医时发现肺部有病毒性感染。

                                                              1月20日,他按医生建议,一大早赶紧到武汉协和医院挂号,他前面发热门诊已经有数百人排起了长龙。

                                                              财新记者1月20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也看到,不仅是发热门诊,输液室的队伍也排到门外,医护人员均身着防护服进行登记、问诊、输液等工作,一窗之隔的检验科医生也戴上了防护面罩。发热门诊张贴的一张告示显示,因就诊患者较多,等候时间或为3个-4个小时。附近保安告诉财新记者,人数陡增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主要是许多医院已经不再接受发热患者,一律要求到武汉协和医院或同济医院进行排查。

                                                              谢作良等了五个多小时没有轮上,身体不舒服只好先回家。当晚,他看到了电视上对钟南山的采访,第一次明确说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此时他已经胸闷难喘。

                                                              21日清晨,谢作良又早早起来,急匆匆到离家最近的新华医院看病,希望能住院治疗。他看到了比前几日更黑压压的人群,忙碌的护士告诉他床位已满,根本住不进去。

                                                              22日,湖北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或因此获得更大调配权,武汉市卫健委又公布了“7+7”医疗方案,由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等七家大医院对口支援前一日征收的七家定点医院,计划腾出3400张床位,专门对发热患者进行门诊。

                                                            2020年1月28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数十台挖掘机同时作业。

                                                            建筑工人铺设钢筋。

                                                            建筑工人在地面铺防渗保护膜,避免污水渗入地下。

                                                              3400张床位,这使谢作良又燃起了斗志。下午5点多,他打车到红会医院看病。现场的混乱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有病人因为住不进院,拍着桌子骂医生,还有情绪激动的病人拿手锤玻璃门;医生一连坐十个小时,没有人替班。等了七个多小时,接近午夜,终于轮到谢作良看病,医生告诉他没有床位,给他开了口服药。

                                                              谢作良的家离医院有5里地,他没打到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凌晨快2点才到家。此时已是1月23日,武汉封城。

                                                              “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看大一点,就拼死上谏啊!”

                                                              1月22日新规实施第一天,财新记者来到武汉市红会医院发热门诊。在这所二甲小医院,清晨就有大量发热病患涌入,本不宽敞的大厅塞满数百名病患,走廊过道也挤满了打点滴的人。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咳嗽声此起彼伏。

                                                              一位排队的女患者王红告诉财新记者,她的邻居感冒发烧后送到医院隔离,不到一周去世,她本人也被传染。被医生指为病毒性肺炎,“我就问医生是不是新冠肺炎,医生说是的,但是只有做了试剂盒才能确诊”。1月20日,王红本就患有肾病的丈夫也开始喘粗气,四肢无力。到市中心医院做CT,同样是病毒性肺炎。但二人都住不了院,她家属中已有八人被感染。王红哭了:“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移动的病毒源,但是医院不接收我住院呀。”

                                                              同样是定点收治医院,1月21日-22日的汉口医院同情同景:发热门诊封闭的大厅内,挤满了戴着口罩的患者和家属,从挂号到就医,需要在狭小的空间内排队长达七八个小时。

                                                              汉口医院由原消化科病房改造而来的留观区,走廊临时增设了一排病床,患者躺在床上输液。大厅前后均只打开一道玻璃门,两名保安在一旁把守,严格规定来就诊的人前门进,后门出。多名患者告诉财新记者,从1月21日晚上到这里排队,一直到22日下午仍未拿到号。

                                                              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李云华,目睹了从1月20日到22日气氛陡然紧张下的混乱:一边是因为挂不上号、住不进院恐慌的病患,一边是忙乱失序的医院。来看病的人倍增,医生们加班加点,从20日起他住到了医院附近的宾馆,再也没有回过家。看着那些没有力气爬上CT台的重症病患,李云华认为,卫健委的安排短短几日内数次变动,实在是完全“没有预估到病患的需求”。他甚至在想,如果自己勇敢些早站出来,会是什么情形?

                                                              “传染病这一块应该是宁说大、不说小的。刚开始可能只有四个人同时在海鲜市场被感染了,但既有可能是同时被一个动物感染,也有可能人传人。防疫应当考虑其最大风险。结果大家就想尽量往小说。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看大一点,就拼死上谏啊!包括医生,包括疾控官员,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知道这个情况很严重,但大家都不敢说真话啊。”李云华说,“我们医护人员们没日没夜工作,就是想和死神赛跑,抢救病人,这些病人都是跟我们同住一个城市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本不必遭受这么大的痛苦。”

                                                            历史的拷问

                                                              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认为,武汉整个处置上缺乏早期科学管控的意识,应对疫情需要专家迅速介入和评判。他认为,疾病暴发之初,看到病例大多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时,这一情况没有得到重视,导致疫情继续蔓延,当很快出现系列聚集性发病案例的时候,已经到了处置武汉疫情的关键节点。进而,当人传人之后的二代和三代病例出现,疫情就标志着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时间越长,则残余病例数量越大。

                                                              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华晨向财新记者介绍,作为一种新病毒,初期传播力弱,整体来说被感染的人症状也较为轻微,但如果没有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将病毒控制住,有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一旦病毒在很多人体内存活并适应人体后,就有机会进一步变异,产生传播力更强、毒性更严重的变异。

                                                              为什么在明显病毒“人传人”证据的发布方面如此滞后?为何相应的结论没能更早转化为果断的防控措施?

                                                              事实很残酷,科学无法掩盖。

                                                              1月23日,就在武汉封城当天,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后来完成了一篇调查。据调查写成的论文,1月29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显示,早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人际传播。根据论文中的一张图表,大多数最早的病例均报告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但从12月底开始,与华南海鲜市场不相关的病例便呈指数增长。

                                                              “总之,我们发现武汉现阶段的新冠肺炎病例倍增时间约为7.4天。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12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播散。”论文写道。论文中的图表显示,武汉在1日至11日,有七名临床医务人员感染;12日至22日,有八名医务人员感染。

                                                            1月24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医生观看患者的医学影像。

                                                              数字或并不准确,但科学分析结论相当明确:人际传播无疑是病毒传播能力加速度、传染病扩大流行的重要前提;而医务人员临床被感染,不仅是救治力量的损失,还使医院更有可能成为疫病之源,会极大地增加防控难度,造成传染病暴发的可能。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据事后解释,论文是从1月23日拿到完整数据后开始写作的。

                                                              但究竟是在何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就已获得哪怕还不完整但已能说明相当问题的数据?为何没能尽早公布,让公众知道?为什么不能更早发出警示?

                                                              论文引起质疑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于1月30日晚间告诉财新记者,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世界共享数据,表明开放透明,希望全世界专业人士出谋划策,是防控之所需”。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对财新记者确认,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前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至于最早于11日之前七名医务人员感染数据何时获知,高福及中国疾控中心未正面答复。

                                                              着手调研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后,中国疾控中心于1月6日在机构内发文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5日升为一级响应。这一情况是否知晓湖北,有否建言湖北,不得而知。而湖北公开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迟至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批示之后。其一级响应则在1月24日,晚于浙江、广东和湖南(23日)。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对财新记者表示,2003年暴发SARS疫情后,中国花重金建立一套疫情直报系统,能够实现快速监控。国内实则已有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清晰路径。究竟是专家知道了实情不报告,还是报告了但未及时采取措施,两者区别很大,关键的事实需要澄清。“如果只责怪专家,事情就变味了”。她同时认为,就疾控专家而言,的确应当具备科学的审慎,但在疫情面前,审慎就是更高的警觉,就是提出更积极的防控主张。“病例的检测、分析、研究确认会有过程,但只要有怀疑就应当发出警示。这是责任!”

                                                              杨功焕和此间其他专家同时提出,防疫如救火,无论专家还是政府,都有尽早通过媒体晓吁公众、提出警示的责任。如果新的疫情有可能危及公共健康且需要防疫、需要公众配合,而科学结论尚待时日,可以实事求是向公众告知。这也是公众的知情权。

                                                              武汉目前的疫情仍在暴发期。武汉在抗争中坚守。灾难的一幕终会结束,不过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这样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总结。

                                                              李云华、刘力为化名

                                                              财新记者贺信、陈宝成,见习记者唐爱琳,记者汪苏、杨睿,实习记者张阳、黄雨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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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中国重症医学人员云集武汉,降低死亡率的阻击战进入关键时分,医生在做什么?危重病人靠什么活下来?缓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高昱 萧辉 包志明 摄影记者 丁刚 (发自武汉)
                                                             

                                                              “彭主任,急诊室一个31岁的新冠肺炎病人心脏骤停了,您快来看看,要不要转入ICU。”

                                                              2月4日晚上7点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彭志勇刚从湖北天门考察疫情回到办公室,和财新记者聊了不到十分钟,就被同事叫走会诊一名危重病人。

                                                              十分钟后,彭志勇从急诊抢救室回到办公室。那个当天新来的年轻新冠患者已经救过来了。尽管ICU一床难求,彭志勇拍板把最后一个床位留给了他。“他才31岁,太年轻了,一定要让他活下去。”

                                                              “这是我的工作常态,每天我都在和死神赛跑抢夺病人。”彭志勇说。

                                                              

                                                            2020年2月4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此处收治了多名新冠肺炎患者,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对病人进行救治。

                                                              继2002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2012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之后,新冠病毒(2019-nCoV),是过去20年间在人类中出现的又一种致病冠状病毒,很可能也是迄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病例样本增加,一线医生在和这一“恶魔”搏斗中,也对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卫健委2月5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下称《诊疗方案》)称,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在前四版将新冠肺炎症状分为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三类的基础上,第五版《诊疗方案》在病例临床分型中增加了轻型一类。轻型的临床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等症状,影像学可见磨玻璃影的肺炎表现;重型是呼吸窘迫、指氧饱和度≤93%或动脉血氧分压/吸氧浓度变低中符合一条;危重型是出现呼吸衰竭、休克、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中符合一条。

                                                              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医学专家表示,新冠肺炎与SARS及其他普通病毒性肺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病程上其最大的特点是:传染性强,起病不重,但发展很快,如果发展成危重症,将可能造成多脏器衰竭,从发病起三周就可决定生死。

                                                              “不少病例在发病初期,只有发热、无力等轻微症状;但到第二周,大约有15%-20%的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快速发展成重症。随着病程进一步发展,危重症的新冠肺炎病人除了出现呼吸衰竭,往往还面临心肌严重损伤、肾功能衰竭、循环衰竭等多脏器衰竭。”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对财新记者说,其中比较有共性的是尤为明显的心肌损伤,部分危重病人的心肌损害标志物——肌钙蛋白指标甚至可达心梗病人的10倍,而这是他17年前在救治SARS病人时没有观察到过的。

                                                              “由于我们对新冠病毒发病机理还不了解,多器官受损究竟是由于新冠病毒自身毒性导致,还是病毒侵害机体导致其他病菌进入出现这些并发症,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也没有任何特效药。”杜斌说,这都给重症尤其是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的抢救、监护工作带来很大难题。

                                                              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1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也表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医院除了配备传染病专家,还要配备重症医学专业人士,才有可能更好地抢救病人。

                                                              1月29日,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齐心协力,拯救生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阻击战——致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同道倡议书》,表示新冠肺炎阻击战正进入关键阶段,“新冠病毒感染后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循环衰竭,重症管理的专业化科学监测、生命支持与救治将是有效减少死亡率的重要措施⋯⋯重症医学的专业使命,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此次阻击新冠肺炎流行战役中的重症病人生命救治的主力军。”

                                                              据国家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6日,中国大陆累计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4821例,当日新增重症病例962例,其中湖北省918例。

                                                              大批从事重症医学的医护人员奔赴一线,一场拯救生命、减少死亡率的阻击战进入关键阶段。

                                                            是阻击战,也是遭遇战

                                                              “收,还是不收?”2020年1月6日,彭志勇犹豫了几分钟,最终决定收下一名黄冈转过来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彭志勇知道这个决定的代价。

                                                              2019年12月年底,彭志勇从同行那里听说武汉发生了数十起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类SARS病毒”,同行特意强调。2020年1月3日,彭志勇了解到华大基因已经对这种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发现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测序与SARS重合度80%左右。2003年彭志勇在香港参加过抗SARS阻击战,当年的惨痛教训犹在眼前,这让他分外警觉。

                                                              “我在1月3日知道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后,就判断出这种新冠病毒很可能要人传人。”2月5日,彭志勇告诉财新记者,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让他做出此判断。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护人员在进入抢救室前穿上鞋套。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治在抢救室内的病人。

                                                              54岁的彭志勇有麻醉学博士和重症医学博士学位,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执照考试并获得器官移植麻醉ICU专科医师培训,在香港、美国有多年医生执业经历,发表SCI论文40多篇,参编美国重症医学权威参考书多部,从事危重症临床治疗20多年。五年前,彭志勇回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担任ICU主任。

                                                              这名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过接触史的胡姓病人在辗转多家医院后,彭志勇决定把他收治住院。他立即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院长这个病人可能会传染别人,一定要严格按照传染病的防护方法采取隔离措施,疏散病房的其他病人,按照SARS的标准改造病房,把医务人员的生活区和病人隔离开。

                                                              病人在急诊室过渡一天,彭志勇带领同事对ICU进行紧急改造,设立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污染区的隔离病房采取完全阻断的方式,连空气也隔离,“按照SARS的最高标准改造病房”。

                                                              中南医院的ICU病房有66张床位,彭志勇要求在隔离区预留16张床位。有同事认为这会浪费本就紧缺的ICU资源,彭志勇回答:“一点也不浪费,这个病有传染性,肯定会陆续有病人进来。”

                                                              1月7日,胡姓病人住进中南医院ICU。到1月10日,16张床位就满员了。彭志勇感觉到情况不妙,一再跟领导反映新冠病毒传播的迅猛程度。医院领导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

                                                              1月中旬,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三人专家组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有点像,但他们还在讲诊断标准那一套”——早在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个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时,曾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要做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了,才能确诊。彭志勇当场向武汉市卫健委专家组抗议,认为这套诊断标准太苛刻,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

                                                              “这就是传染病啊,事关防疫疾控大局,临床确诊标准弄得那么高,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对于因此错失的黄金防控期,彭志勇至今说起来都气愤,“我们医院领导就新冠肺炎的疫情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1月18日,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来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当天到中南医院考察,彭志勇再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卫健委第一个专家组把确诊标准定得太高。“高级别专家组来过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新冠病人的数量急剧增加。”

                                                              自1月6日接收第一例新冠病人,截至发稿,彭志勇和中南医院ICU的150名医护人员,连续和新冠病毒抗争了一个多月,所有人放弃休假,在ICU病房轮班,甚至连怀孕的医务人员也坚持在岗。除夕夜,彭志勇接近凌晨才走出ICU病房。

                                                              在隔离病房需要三级防护,由于防护装备紧缺,每名一线医生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上一次厕所防护服就报废,彭志勇上班时间尽量不喝水、不吃东西,“当务之急是争分夺秒和死神抢病人。”彭志勇说。

                                                              与死神争分夺秒抢救病人的,还有四川援鄂医疗队专家黄晓波,但他首先遭遇到的是一家近乎被新冠疫情摧毁的医院。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随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出征,接近凌晨抵达武汉。1月26日上午培训,下午进场对口支援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下称红会医院)。

                                                              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他经历过紧急公共事件的大场面:救护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重症患者,很多人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从死人堆里扒活人,医院也没乱。但1月26日黄晓波随队进驻红会医院时,摆在他眼前的医院已经濒临崩溃。

                                                              红会医院是武汉市江汉区的区属二级医院,规模比较小,医护人员不到400人,有300多张床位。1月22日被政府征用为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后,每天七八百名发热患者涌入红会医院的发热门诊看病,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

                                                              “医院所有床位都住满病人,走廊上也塞满了留观的病患,只戴着一次性医疗口罩的病人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隔离病房里因为没有护工,家属都能自由出入探视、陪护。”黄晓波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联想起SARS时期被交叉感染所污染的北大人民医院天井。

                                                              事实上,红会医院的医务人员已经大面积感染。

                                                              

                                                            2020年1月22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内人满为患。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坐在楼道里输液的发热患者。

                                                              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1月26日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该院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还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将近六分之一的医护人员不能上班,剩下的医护人员,不管是来自骨科、妇产科、消化内科还是内分泌科,经过紧急培训后全部转岗为呼吸科医生,像“炮灰”一样往里填。在电梯里,三名红会医院医护人员看到四川医疗队都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当天晚上,红会医院呼吸科主任给黄晓波打电话时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四川医疗队进来了。

                                                              床位爆满,疑似病人、发热患者和家属混杂在一起,还在坚守岗位的医生和护士缺少防护物资,每天超负荷工作。黄晓波判断,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红会医院真可能会崩溃。

                                                              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他们进驻红会医院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国家卫健委官员要红会医院领导讲医院面临的情况,医院领导按部就班讲武汉市政府是如何要求的、红会医院是如何做的、收了多少病人等。黄晓波坐不住了,抢了话,说要代表四川专家组发个言,这个医院情况已经糟糕,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出三天它就会成为下一个SARS时期的北大人民医院。大几百发热门诊病人,300多住院病人,300多医护人员,再加第一批四川援助队100多人,1000多人挤在这个封闭的被污染的医院,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非被逼疯不可。

                                                              区领导问黄晓波怎么办,黄晓波建议停三天门诊,切断所有病人来源,住院部床位已经满员了,不能再进人了。江汉区向武汉市反映黄晓波的建议,1月27日-29日,红会医院停了三天门诊。

                                                              黄晓波带领四川医疗队,利用这三天时间甄别疑似病人和普通病人,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甄别病人最大的难点,在于病毒核酸检测量远远不够。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核酸检测由武汉市卫健委派人来医院取样,名额有限,1月26日全院只做了10个样本检测,1月27日增加到30例。

                                                              300多病人,按照这个检测速度,黄晓波有点慌了。

                                                              1月28日,湖北省领导来看望四川医疗队,黄晓波提出核酸检测的量太少。之后,红会医院的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1月29日,红会医院300多名住院的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毕,把所有检测呈阳性的确诊病人专门安排到二层楼隔离治疗。此前一天,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二批也赶到了,整编投入新的隔离病房战斗中。

                                                              黄晓波参与做的另一件事情,是规划院感流程。红会医院是一个U型结构,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相通,黄晓波将病区做了改进,把隔离病房污染区和医院普通区域隔开,要求只能单向进出,还规划了医用垃圾的存储清理路径,每天消毒,过道上安装空气消毒机。花了三天时间,终于整理出医院污染区和缓冲区、清洁区。1月30日,红会医院再次开门。

                                                              2月4日,是黄晓波带队参与武汉救援的第10天,也是10天中惟一一天休息,待在宾馆,哪儿都不能去。前两天红会医院副院长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黄晓波和这位管业务的副院长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作为密切接触者,被要求隔离一天。

                                                              黄晓波做了病毒检测,阴性。2月5日一大早,他又去ICU查房了。

                                                              黄晓波很喜欢在病房和病人待在一起,虽然防护服勒得很紧,不透气,但他喜欢和病人聊天,他能叫得出ICU病房每一个病人名字,陪他们说说话,拍拍他们的手背,让病人坚持住。

                                                              姜利也是大年初一晚上出发去往武汉。这位北京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同样参加过17年前抗击SARS的战斗。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被派往北京佑安医院,是北京还只宣布了4名SARS病人的那一天。佑安医院当时是一家以治疗传染病为主的医院,还没有建立起重症医学科。“我知道我进去是要做重症监护的,但不知道具体要治疗什么病,当时政府还没有宣布SARS事情有多严重。”结果一去姜利就傻了,那是她第一次面对烈性传染病的重症治疗工作,“我不会戴口罩,不会穿防护服,不会用脚开门。”

                                                              姜利1月26日赶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等专家会合,马上到武汉市第一家新冠病人定点收治医院金银潭医院。在那里,她负责管理一个病区组。

                                                              “金银潭医院从一开始就收治了最多的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原来它只有一个ICU病区,在南楼七层,很快就住满了,就又把五层和六层的普通病房改造成ICU病房。”病区里除了本院的医护人员,还有从湖北各地增援过来的,专业背景也各不相同,所以杜斌、姜利等专家差不多花了一周时间,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对这个临时改造的ICU和临时组建的团队进行磨合。

                                                              姜利介绍,他们遭遇到的新问题是一对矛盾:跟平时在ICU里工作状态不同,进入新冠肺炎病区要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由于防护用品紧张,他们不可能一趟一趟地进去再出来;然而,新冠肺炎危重症的特点是病情随时变化,这意味着要随时到病人跟前进行处理。“这个矛盾严重制约了正常的医疗抢救和护理质量,感觉只能发挥20%。”

                                                              专家们对医生、护士和病人都做了分组,然后梳理管床方式,重新设计了工作流程。“什么时间做什么工作,多长时间重复,谁来负责什么,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去处理,都一一流程化、制度化。”姜利说,“每一次进去都要尽可能完成更多的工作,在外面的时候就通过对讲机跟里面的工作人员沟通,跑到内走廊隔着窗户往里看,尽可能解决他每一次病情的恶化。”他们把这种方式戏称为“走廊查房”。

                                                            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1月30日,34岁的李文亮接受财新记者电话采访时,还在憧憬着早日康复。“康复以后我还是要上一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一个月前的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李文亮在微信群里的提醒,揭开了被隐藏在政府公文中的真相,不久他被武汉公安部门定性为发布不实信息而遭到训诫。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发展,这位“吹哨人”成为前线医护人员的注脚:在接诊过程中自己被感染,病情一度恶化进了ICU,经过治疗后病情稳定好转。然而,2月5日,李文亮在微信中告诉财新记者,自己病情加重。6日21时许,突然传来他病情恶化、心脏停跳去世的消息。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重症治疗医生使用ECMO(体外膜氧合肺,俗称人工肺)等生命支持手段对李文亮进行抢救。7日凌晨3时许,武汉市中心医院官微宣布,经全力抢救无效,李文亮于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李文亮成为本次武汉新冠疫情中第一位在岗位上感染殉职的医务人员,也是截至发稿时记者所知去世时最年轻的新冠肺炎死者。

                                                              李文亮的病程突变,也正是姜利认为新冠肺炎最大的特点:“快,从好到不好,发展得非常快。在我的危重病房里,有的病人就在几个小时突然恶化。”

                                                              新冠肺炎的快速发展,也让黄晓波心有余悸。他介绍,有一位62岁的患者,转入ICU后的第二天,身体状况恢复得还不错,指氧饱和度大概有90%,能自己在病床上做俯卧位。“我还和她说,你现在症状变轻了,要坚持住。”然而到了第三天,情况就急转直下,氧饱和度很低,迅速从高流量吸氧变成面罩通气,最终没有抢救过来。

                                                              黄晓波表示,H7N9和H9N1这样的病毒感染发展速度会特别快,医生在治疗时会很快把所有的治疗措施都用上去。但新冠病毒不同,一开始发展得不快,而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恶化。

                                                              彭志勇则更精确地把新冠肺炎的发作周期估计为三周,每周一个阶段。从有症状起病(轻症)发展到呼吸困难(重症),一般是一周时间。这一阶段,轻症的症状多数是乏力、喘气,有的人会发烧,有的人不发烧。彭志勇根据中南医院138个确诊病例的样本研究后发现,在第一阶段,最普遍的病症表现是发烧(98.6%)、乏力(69.6%)、咳嗽(59.4%)、肌痛(34.8%)和呼吸困难(31.2%),不那么普遍的症状有头疼、眩晕、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进入第二周后,部分病人会突然病情加重进入重症阶段,一般会出现呼吸窘迫的现象。彭志勇介绍,“抵抗力强的人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好转,慢慢康复,而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可能会发生并发症,比如呼吸衰竭、身体其他器官衰竭等,也就是发展到危重症。第二周是从重症发展成危重症的分水岭。”

                                                              第三周则是危重症到死亡的分水岭。危重症患者有的经过治疗,淋巴细胞指数逐渐回升,免疫系统逐渐好转,就说明抢救回来了;而那些淋巴细胞一直往下掉的人,免疫系统最终被摧毁,出现多脏器衰竭,就会最终导致死亡。

                                                              彭志勇认为,对一般病人来说,新冠肺炎两周左右就能治好,而对发展成重症、危重症的病人来说,“三周时间,熬过来了就活了,扛不过这三周的就死了”。

                                                              彭志勇与其他一些专家进行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从出现症状到发展成呼吸困难,平均需要5天,到入院治疗平均需要7天,发展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平均需要8天,从发生症状到转为危重症的时间中位数是10天左右。在年龄上,新冠肺炎患者平均年龄56岁,进入ICU的危重症患者平均年龄66岁,这意味着老年人患者更容易发展为危重症。研究还发现,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在最初1-2天内出现腹泻和恶心,然后再出现发热和呼吸困难,而危重症患者比普通患者更容易出现咽痛、呼吸困难、头晕、腹痛和厌食等症状。

                                                              专家们认为,新冠肺炎早期症状不典型,是导致其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一位患者因为消化系统症状住院,谁都没想到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导致十多名医护人员和他的家人被传染了。这些非典型症状,增加了新冠肺炎甄别和确诊的难度。

                                                              杜斌介绍,不少病例在发病初期,只有发热、无力等较轻微症状,但到第二周,大约有15%-20%的患者症状会突然加重,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发展成重症病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也介绍,从目前经验看,有的新冠肺炎病人发病一开始就是持续高热,但有相当大一部分病人一开始只是中低热,症状并不明显,“甚至有的医生很形象地称之为‘它的症状和影像学看到肺炎的表现是分离的’,就是肺炎很重,但是症状不重。然而,过了一周后,部分病人的病情会突然加重。”

                                                              随着病程进一步发展,进入危重期的新冠肺炎病人病情恶化的速度可能更快。“我们不敢带病情太重的病人外出做CT,一旦离开可靠的氧疗或呼吸支持,患者有可能在途中发生不可逆的病情恶化。”姜利说。

                                                              为何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情况会突然恶化?

                                                              彭志勇表示,新冠病毒主要是攻击人的免疫系统,导致淋巴细胞下降,肺功能受损,呼吸衰竭,很多危重症病人是因为呼吸衰竭憋死的。也有很多病人的免疫力系统下降,导致多器官并发症,多器官衰竭而死。“我在临床上观察到三分之一的重症患者会出现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发展成危重症,在某些病人身上,这个过程非常快,两三天就病危。”

                                                              在此阶段,病人多个脏器都会出现问题。杜斌介绍,其中比较有共性的是明显的心肌损伤,部分危重病人的心肌损害标志物——肌钙蛋白指标甚至可达心梗病人的10倍。此外,还有不少危重症患者出现肾功能衰竭,显示其泌尿系统也遭攻击。

                                                              北京一位三甲医院心内专家表示,肌钙蛋白指标如此之高,意味着患者心肌损伤已经非常严重,可诱发严重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

                                                              姜利补充说,新冠肺炎的共性,除了缺氧导致的心肌损伤,还有就是淋巴细胞绝对值会特别低,这是因为病毒攻击了人的免疫系统;第二个特点是多器官衰竭,先是呼吸衰竭,如果病情进一步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循环、肾等肺外器官衰竭。如果患者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慢性肾功能不全,可能会更早地出现肾脏的问题。

                                                              对于心肌损伤和肾衰竭等多器官受损究竟是由于新冠病毒自身毒性导致,还是病毒侵害机体导致其他病菌进入出现这些并发症,严谨的重症医学家们不愿轻易下结论。姜利提醒,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二重感染。“很多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一周或更长时间后,很容易发生二重感染。这时候病毒还在,又来了新的细菌感染,患者可能体温降下来了之后又上来,白细胞恢复后,又会再下去。”

                                                              她注意到,有些新冠肺炎患者最开始是没有痰的,但部分后来就会有脓性痰出来,这可能是已经合并了细菌性肺炎。“之前患者的免疫系统已经被病毒给毁得差不多了,就像一个破烂的棉絮,你再去撕一下,就破了。而且一旦出现二重感染,病程就变得很迁延,治疗时间越长,越容易出各种问题。”她停顿了一下,“另外,这个时候新冠病毒我也不敢说是不是完全没了。新冠病毒有自限性,但我们真的知道它多久会自己死吗?”

                                                              另一种解释认为,新冠病毒是通过S-蛋白与人的ACE2(血管收缩素转化酶2)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来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从病毒学角度来说,ACE2作为新冠病毒的受体,在心脏和肾脏中高度表达。一位病毒学专家告诉财新记者,如果病毒在人体内能有通路,即病毒在患者体内可扩散到肾脏和心脏,也是可能攻击这些器官的。

                                                              还有一种比较概念化的解释是“细胞因子风暴”——这似乎能比较切合解释34岁的李文亮为何突然病情恶化离世。

                                                              人们从SARS和禽流感疫情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青壮年一旦罹患后病情相对更为严重,一种理论性论述是因为年轻人免疫系统更强,对病毒入侵反应更剧烈,过度免疫导致过度的炎症反应,最极端的免疫攻击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意指免疫系统瞬间火力全开,像风暴一样自杀式攻击外来病毒,但也会给自身肌体带来巨大伤害,尤其循环系统遭遇的冲击最大。

                                                              财新记者翻查国内各省市关于新冠肺炎病例通报,确实发现有青壮年新冠肺炎患者因心脏问题过世的病例。2月4日,香港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曾于1月21日乘搭高铁到武汉并于两日后返港的39岁男病人。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献称,该患者从1月29日起出现肌肉痛,1月31日开始发烧,并于当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入院,初期情况较为稳定,主要症状是呼吸不畅,服用抗病毒药物治疗。2月2日后呼吸不畅情况加重,4日早6点突然心脏停跳,经抢救无效于四个小时后宣告死亡。

                                                              刘家献对财新记者表示,该病人患有糖尿病,但一直都有服药,且考虑到患者年纪较轻,入院时自述此前没有心脏病史,当时也没有考虑可能出现心脏病。不过,该患者入院后,一直有用心电监护仪进行监测。

                                                              湖北省卫健委1月24日的通报显示,一名36岁李姓男子因心脏骤停而去世,通报显示他并无慢性病史,1月9日,李某因发烧且乏力持续三天到医院求诊。入院时胸片显示双肺感染、白细胞升高,当时被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院方对他采取输氧、抗病毒、抗感染、抗炎等治疗手段。入院14天后,即1月23日午间,李某突然心率减慢,出现心跳停止、血压下降症状,后因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2月3日,在重庆的疫情通报中亦发现类似案例:1月24日,51岁的男患者黎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该患者有多项基础疾病,包括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乙肝等,化验结果显示其心肌梗死特异性指标高。2月2日午间,黎某心率突然下降,血氧饱和度猛降至38%,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不过,多位重症医学专家认可过度炎症反应,但对“细胞因子风暴”持谨慎态度——没有人检测过突然恶化时所谓细胞因子的变化,更何况从临床上看,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仍是新冠肺炎危重症及死亡的高发人群。

                                                              财新记者综合多位一线危重症救治专家的数据和意见发现,即使在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有15%-20%会发展成重症病人,重症病人25%-30%会发展成危重症,但对于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由于各自关注的病例病情严重程度和样本数量不同,各位专家的看法不一。负责在武汉多家大三甲和二级定点医院巡视的杜斌估算,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总体死亡率在10%-20%;接管红会医院的黄晓波认为,危重症致死率是15%左右;彭志勇通过中南医院的病例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是20%左右;在病人病情最严重的金银潭医院支援的姜利则表示,危重病人死亡率最高可达30%-40%。

                                                              

                                                            2020年2月5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在穿衣室穿戴防护装备。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向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的医护人员。

                                                              “我的病区一开始来的时候接了10个病人,后来陆续死了6个。”姜利介绍,“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死亡率约为30%-40%,现在的新冠肺炎也是ARDS,别的肺炎也会出现到发展到ARDS,包括禽流感,危重患者的病死率大约就在30%-40%的范围内。”

                                                              彭志勇和黄晓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他们所在医院的总体统计:彭志勇把2020年1月6日至1月28日入住中南医院的138个新冠肺炎病人看做重症病人,其中有36人转入ICU,视为危重症,之后陆续有28人康复出院,6人死亡,还有几名重症患者没有度过危险期,死亡率可能还会上升,因此彭志勇估算出重症转为危重症的比例是26%,而危重症致死率在20%左右;红会医院的危重症致死率和中南医院类似,其40多个转入ICU病房的患者中,目前死亡5人,康复5人,黄晓波估计危重症致死率是15%左右。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杜斌的估计,危重症死亡率10%-20%,这也意味着,即使在获得有效诊治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仍可达到0.6%-1%。

                                                              一个可资参考的公开数据是,截至2月6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1161例,累计死亡病例636例。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112例,其中武汉市11618例;累计死亡618例,其中武汉市478例。以此计算,中国内地31个省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死率是2.0%,湖北确诊病例病死率为2.8%,武汉则高达4.1%。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0.19%,也就是说武汉确诊病例病死率是湖北之外全国总体水平的22倍。

                                                              之所以出现这样高企的死亡率,主要原因就是武汉不少患者得不到及时确诊和救治,延误了时机,从轻症拖延成了重症再到危重症,甚至财新记者在前线获悉的患者高烧不退、呼吸衰竭但无法就医进而病死家中的惨剧都不是一例两例。比如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0点,江岸区万松园街道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社区一遍遍给民政局、卫生局、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殡仪馆打电话,因为其并未确诊为新冠病人,但所有人都怀疑其大概率死于新冠肺炎,各政府部门无法按新冠病人死亡的既定流程作业,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社区卫生院才来给遗体消毒,然后殡仪馆来车拉走遗体。期间患者家属多次情绪激动,在社区到处走动。之后死者家属也被诊断为疑似病人。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二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当时该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病患,死亡2人,后来2名社区网格员也出现发烧现象,工作人员不再入户排查,改为每天电话了解情况。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新冠病毒对下呼吸道系统特别是肺部的攻击尤甚,很多危重症患者就算出院康复,也会有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杜斌表示,有证据表明,患者康复出院了,可能在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里,心肺功能依然恢复不到从前的水平,比如走路时喘气的时间明显缩短。

                                                              姜利表示,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还可能会有后续影响。一是肺功能受损,这是由于不可逆的肺纤维化;二是这次患病经历造成的心理影响,有点像创伤后应激反应,“很多病人和我聊过,说经历过这次,他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进ICU了。”

                                                            如何降低死亡率

                                                              北京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谈及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重症医学的作用:“重症医学的关键作用在于生命的维持,因为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即使不用药物治疗,病毒到了一定时间就自己死了,只要帮助病人扛过这段时间,病毒死掉了,人就回来了。”

                                                              作为本地大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彭志勇就戏称自己是“维持会会长”。他告诉财新记者,ICU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病人维持生命体征。病人呼吸衰竭,同时会诱发多器官衰竭。不同的病人临床有不同的症状,呼吸困难就给病人供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就做透析,休克的病人就用ECMO抢救。“病人缺什么就给他补充什么,维持病人生命,等待病人免疫系统恢复,把病毒清除掉。”

                                                              1月28日,彭志勇接手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胡先生康复出院,他也是武汉第一例使用ECMO抢救成功的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

                                                              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重症病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呼吸衰竭,给危重症患者供氧,保证病人体内的氧饱和度达到一定数值,是危重症抢救的基本路径。抢救危重症病人,一般可分为四种方法,一是经鼻高流量吸氧,二是无创呼吸机支持,三是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支持,以及俯卧位和肺复张;对于上述方法效果不好的,还可以采用体外膜氧合肺(ECMO)抢救。

                                                              姜利说:“我们有这些不同的手段,一个比一个劲大,前一种手段不行,我们就及时用劲更大的去代替它,这样能够让病人体里整个机体不总处在缺氧的状态下。”

                                                              彭志勇的病人胡先生一度呼吸衰竭,氧饱和度严重不足,无创通气和有创插管都先后使用,依然不见效果,病人眼看不行了,彭志勇最后决定采用ECMO抢救:把管子放入病人的血管里,把血引出来,通过体外把氧气打入血液里,再用管子把充满氧饱和度的血导入人体内。

                                                              八名医护人员,耗时一个多小时,胡先生最终抢救了过来,1月28日康复出院。ECMO被称为“最后一道守护者”,但彭志勇觉得不能过分夸大ECMO的效果,他认为使用ECMO治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拯救式治疗。中南医院有两台ECMO,彭志勇使用五次ECMO抢救病人,活下来的仅有两位病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一名感染新冠肺炎后痊愈,再次回到工作岗位的护士。

                                                            2020年2月4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外,一名没有防护服的家属用塑料布替代。

                                                              对于援助红会医院的黄晓波来说,最痛苦之处在于抢救设备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生命流逝。红会医院是二级医院,没有ECMO,只能采用高流量氧气和无创机械通气两种抢救方式,没有负压病房,连有创插管都不能做,担心病人呼出来的病毒在气溶胶中污染环境。

                                                              “我们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只能摆出二板斧。”黄晓波觉得很无奈,接手红会医院ICU以来,死了五个危重患者。除了两个年纪大、状况非常糟糕的病人,黄晓波认为其他三名病人,如果采用ECMO救急,还有机会抢救回来,延长其生命,等待免疫系统恢复。

                                                              2月5日早上,又一名老年病人去世。一位年轻的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当场哭了,他们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是不是哪个环节犯了错误。黄晓波疏导他们,现实条件如此,只能尽全力抢救病人,这是医生的大义;只要是醒着的人,医生就要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安抚他们,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缺乏必要的抢救设备,黄晓波曾经考虑把危重症病人转送到条件好的大医院去,但需要市卫健委批准,手续很麻烦,其他大医院床位也很紧张;而且危重病人插管转移,很容易出问题。黄晓波最终意识到,危重症患者只能他们自己救。

                                                              黄晓波带着医疗队成员改造了高流量氧疗。危重病人很多都需要高流量氧疗,但是医院电压达不到,报警器经常报警。黄晓波创造性改造了已有设备,在高流量氧疗设备钢瓶的旁边再加个储气面罩,同时在无创机器供氧时增加一条无创氧气通道,两个钢瓶供氧,加一个管道供氧,相当于三股氧气供氧,基本能把病人的供氧维持住。

                                                              2月4日,黄晓波又建议红会医院建一个负压室,可以抽吸气体,把抽进去的有病毒气体进行消毒,再释放出来,负压病房建好,就可以使用有创插管抢救濒危病人。

                                                              医生们要面对的,还有病人病情突然恶化。前几天,黄晓波收治一名62岁的老人,刚开始状态还可以,第二天的氧饱和度数值就降得很低,黄晓波给他做无创机器供氧,依然不行,病人濒死,黄晓波意识到不采用ECMO病人可能就撑不过了。他到处借ECMO,借不到。一天后,老人死了。

                                                              很多临床医生也向财新记者谈及,最重要的是病人自身能扛到病毒自己的大限到来那一天,不能夸大ECMO的作用,也不能不切实际地盼望神药降世。

                                                              此次新冠肺炎所导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比他们日常工作所见的要严重,而且危重症患者往往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有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一旦危重病人出现肺外多脏器衰竭,无论ECMO生命支持系统,还是针对病毒的所谓特效药,都已经难以奏效。

                                                              “对于危重症患者,重要的还是维持住病人的生命体征,等待病毒的自限期,等待病人的免疫系统慢慢恢复。”黄晓波说,“这个过程最主要还是靠病人自己熬,精神状态和信念很重要,求生欲强的就挺过来了,熬不过去的就死了。”

                                                              一位40岁的女病人给黄晓波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黄晓波去留观室查房,连续三次都在留观室看到那名女病人,她的丈夫在旁边陪护,一直在病床边给她鼓劲。

                                                              1月30日,ICU病房改建好,黄晓波将女病人转入ICU病房。留观室在四楼,ICU在七楼,从四楼转移到七楼的十多分钟时间里,要维持供氧是个难题。当时这名女病人呼吸衰竭,脉动降到个位数,状况一度非常危险。病人的丈夫一直在她身旁喊:“老婆坚持住,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住。”病人很努力想要活下来,转入ICU病房,上无创机器供氧,她的氧饱和度上升,两三天后能吃东西,活下来了。

                                                            关口前移

                                                              1月29日,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齐心协力,拯救生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阻击战——致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同道倡议书》,表示新冠肺炎阻击战正进入关键阶段,“新冠病毒感染后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循环衰竭,重症管理的专业化科学监测、生命支持与救治将是有效减少死亡率的重要措施。重症医学的专业使命,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此次阻击新冠肺炎流行战役中的重症病人生命救治的主力军。”

                                                              “我们之所以发布倡议书,是因为疫情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危重病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重症救治将面临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大批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奔赴一线,拯救生命,减少死亡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对财新记者说。根据当时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1月29日24时,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重症病例1370例,重症病例数比27日增加了约40%。

                                                              这之后,更多重症医学专家从各地云集武汉。以2月1日为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带领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两名ICU护士长组成专家团队从长沙驰援武汉;同日启程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二批援鄂抗疫医疗队名单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都是院长、书记亲自带队,以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ICU护士长为主。2月3日,有消息传来,以国家医学专家组和援鄂抗疫医疗队为主的“国家队”正集结于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集中接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援鄂抗疫医疗队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在京委管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专家组成。

                                                              

                                                            2020年1月25日凌晨,来自广州、上海的医疗队伍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并随机带来医疗物资。

                                                              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姜利也可以继续留在金银潭医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治病救人,但她说自己更愿意去收治确诊轻症病人的方舱医院或者宾馆隔离点去“捞人”。

                                                              “我现在特别想干的是把上游解决掉,就是把那些轻症将要进展到重症的病人找出来,及早施治。下游你是在最后救命,但是其实把上游工作做好,能够救更多的人。”姜利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病情刚开始加重的病人,他们开始出现低氧的情况,就是呼吸困难,嘴唇颜色变紫,还会感觉乏力,无精打采。”

                                                              姜利刚到金银潭医院的时候,第一波有10个病人,有一个当天就治愈出院了,其他9个里,3个危重,5个重症,低氧程度远较普通肺炎严重,现在还有3个住在ICU,另外6个都死了。让她很难过的是,这些病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入院、治疗滞后,有的病人送进ICU病房时就已经处于濒死状态,医生都来不及分析其病情变化。

                                                              “重症医生的任务,是通过ICU的力量及时抢救危重症病人,降低死亡率。说到底是在亡羊补牢,但是洞太多的话是补不好的。我想从上游把它掐断。”姜利说,传染病学有三个原则,就是对付传染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三件事,现在一件都没干好。”

                                                              在前线待了十几天,所见所闻让习见生死的姜利有了很多感触。“想让少一些人死,就应该关口前移,早诊断、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在前期轻症阶段早进行医学干预,从轻症中迅速地把可能变重的病人筛选出来。这个工作现在是否有人在做?我猜大概够呛。我现在收到的病人太滞后了,前头的环节估计也是滞后的。”

                                                              她说:“大家应该意识到,虽然对这个病毒没有特效药可以完全阻断病情,但如果能在刚开始病情加重的时候把病人筛选出来,及早进行高流量氧疗,其实我可能花一分力气就行了,但是一旦已经极度恶化,就必须花十分力气。我们现在就花十分力气。”

                                                              彭志勇也认同这一点,“在轻症和重症之间,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病情,发展到危重症,治疗难度就大了,占用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也更多。”

                                                              姜利曾经在国外学过灾难医学。“以地震为例,地震像我们这样的重症医生是不去第一线的,第一线的是去筛选伤员,检伤分类,然后分级后送,可能第1级的医疗站就做最基本的伤口处理,第2级的能做救命性的急诊手术,第3级的再做大手术,伤情严重的直接用直升机运到后方大医院。”

                                                              在姜利看来,关口前移方法很多,可以派小分队巡查,也可以进行社区医生培训,由有经验的专家设计一套评分系统,给几个指标都赋分,社区医生去完成分筛工作,加起来之后超过一个分值的就及早送到医院救治。

                                                              在某种程度上,杜斌就承担着巡查“捞人”的工作,只不过他收到的指令是到各家定点医院和非定点医院,了解收治入院的确诊或者疑似的危重病人情况,看有没有明显已经进入危重阶段的确诊或者疑似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然而他无奈的是,参加过数以十计的地震、火灾、塌桥等重大公共突发灾难事件的救援,以往他作为从北京派来的重症治疗专家,都会得到一份救援指挥部给出的详细的各医院收治病人清单。这次救援,没有人事先给他病人资料数据,都得靠自己一家家医院去跑、去摸底。

                                                              这些麻烦,都没有磨掉这些常年在ICU里经历肾上腺激素和多巴胺“风暴”的医生们的勇气。

                                                              在上述那份重症医学三大分会倡议书中,他们写道:“重症医学专业从她诞生的第一天,就注定了与现代医学面对的灾难、瘟疫、战争和临床医疗生命支持与救治的密不可分,就注定了从事这个专业的医护工作者的责无旁贷。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清楚地反映了这个专业在灾难中、在国家重大卫生事件中的历练与成长,2003年的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5天津滨海爆炸⋯⋯重症人冲在第一线,从死神手中抢救病人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重症医学的专业使命,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此次阻击新冠肺炎流行战役中的重症病人生命救治的主力军。”

                                                              面对财新记者,席修明又加了一句:“疫情进入关键时刻,重症病人不断增多,重症医学救治必须做好长期准备。”

                                                              财新记者邸宁、 文思敏,实习记者黄雨馨、陈丽金、王颜玉对此文亦有贡献

                                                              点击收听记者萧辉采访彭志勇的音频故事一个武汉ICU医生的坚定与遗憾》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0年第5期,原题为:封面报道|抢救新冠病人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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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面编辑:张翔宇(ZN036)


                                                            财新独家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

                                                            财新网 学思见悟 昨天


                                                            【财新网】(记者 高昱  财新传媒调查报道编辑、记者彭岩锋 杨睿 冯禹丁 马丹萌)


                                                            追根溯源,截至2月24日已致2660多人死亡、77000多人确诊感染的新冠病毒,这种与SARS相近的新型冠状病毒何时被发现?财新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并梳理相关论文、数据库资料印证,使信息拼图逐渐完整地浮现出来。

                                                              种种证据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直至1月9日,央视报道,“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正式宣布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专访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

                                                            进入疫情地图>>  去微公益捐款>>

                                                            线上肺炎患者求助专区>>

                                                            原标题:专访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

                                                            文 |《财经》记者 俞琴 黎诗韵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发现“人传人”,对公众防护、医疗救治,都具有重要意义,1月20日也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时间点。

                                                            自从2019年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市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新冠病毒是否“人传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2020年1月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山从广州奔赴武汉,两天后公开病毒“人传人”的信息。

                                                            外界已经知悉,在钟南山之前,先后有两批专家组分别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赴武汉调查,但两批专家均未明确公开提及病毒会“人传人”——2020年1月4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公开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10日,又有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对媒体表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从后来的疫情暴发来看,上述两批专家的调查结果和公开表态,可能成为疫情防控延误的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追问:为何前两批专家组未能在武汉调查时得出“人传人”的重要结论? 

                                                            《财经》记者近日专访了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这名专家于2020年1月8日到武汉,2020年1月下旬离开。这位专家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但不反对《财经》点明他曾作为第二批专家组成员的身份。

                                                            这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强调,当时专家组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资料有限,无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他表示,“有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事后看,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但这位专家称,当时专家组并不掌握相关信息。

                                                            “我们也试图去了解。”这名专家介绍,在武汉期间,专家组特别注意医务人员有没有感染,“每到一个地方,就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事后来看,专家组当时在武汉了解到的并非全部实情。但究竟谁向专家组隐瞒了一些医护人员当时已经感染的实情,目前不得而知。

                                                            这位专家还表示,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后很多信息都不掌握。“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2020年1月16日,第二批专家组回到北京之后组织开会,当时已有专家组成员表示,疫情被低估了。

                                                            即便如此,公众仍然质疑:专家组此前去武汉是否真的做到了“尽职尽责”,是否尽了最大可能了解实情?

                                                            以下为这位专家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的内容。

                                                            为何没有发现“人传人”?

                                                            《财经》:为什么第二批专家组没有发现“人传人”?

                                                            专家:家庭、社会上传染,再得到确认“人传人”,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链条,因为还有可能是共同暴露。但是医务人员不一样,因为他们和病人不可能有共同暴露,不需要分析说,有什么传播链。只要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因为医务人员一般和病人没有特别密切的接触。

                                                            钟南山院士为什么能说“明确人传人”呢?第一,他在广东就已经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冠肺炎。第二,正因为钟院士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所以他到了武汉,马上有人跟他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

                                                            相比之下,尽管当时我们掌握的材料里,也包含了两起家庭聚集性病例,但是,我们并不掌握传播链及医护感染案例,所以就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财经》:关于新冠肺炎到底会不会“人传人”,当时专家组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专家:大家都很困惑。因为早期,病例多是和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常常商贩一家子都在这个市场里面工作,或者经常去这个市场。所以,一家人感染以后,到底是共同暴露引起的,还是“人传人”引起的?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当时我们专家组里,也有人去问疾控系统的专家,对方给出的答复是,没有办法确定“人传人”。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去武汉调查,武汉方面提供的资料里,难道没有医护人员是否被感染的信息吗?

                                                            专家:没有。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其实那时候已经发生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案例。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发病的,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诊至金银潭医院。(编者注: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月5日晚,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出现发热症状,1月10日因“病毒性肺炎”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陆俊称,自己并不清楚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是1月17日转院前确诊。)

                                                            我们是1月10日以后去的同济医院,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我认为,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应该一个一个地去追,医院报告给谁了,最终这个信息报告到哪儿被阻断了?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都去了哪些医院?

                                                            专家: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主要是去他们的发热门诊。 

                                                            《财经》:你们去到的所有医院,是否都有亲口询问有没有医护感染?

                                                            专家:我们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一个地方都要问。我们当时听说哪有医务人员感染,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最后得到信息根本不是。医护人员的感染区我们也没看到,谁知道他们在哪。这么大的院区,我们怎么去找呢?

                                                            《财经》: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都有谁?

                                                            专家:医院和卫健委的人都在。

                                                            《财经》:医院的人是院长?还是行政人员、医生?

                                                            专家:有的是院长,有的是医务处主任。

                                                            《财经》:“人传人”在这种传染病里是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专家:很关键很关键,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

                                                            《财经》:没有证据是因为他们不提供还是提供的素材不够?

                                                            专家: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在说谎。

                                                            专家组不掌握真实情况?

                                                            《财经》:武汉方面有没有把当时已经掌握的信息完整地告诉专家组?

                                                            专家:关于第一批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方面的调查发现,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财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家:他们根本不合作,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比如医务人员感染的事,你哪怕报一个医务人员感染,我们也就意识到它有传染性。

                                                            《财经》:那你们后来放弃调查了?

                                                            专家:不是我们放弃,是不让你管,当时要求属地管理。我们去了以后,就接到指示,大概内容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

                                                            后来,湖北、武汉各自有自己的专家组,对病人的救治,主要由他们负责。我们主要的任务,一个是当时接待港澳台的代表团,另外一个是,我们去发热门诊了解情况。

                                                            《财经》:让你们帮忙?你们帮上忙了吗?

                                                            专家:那最简单的道理,我让你把病例都报出来,你怎么不报呢?

                                                            《财经》:武汉方面听取了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吗?

                                                            专家:病原找到后,在发布消息以前,专家组成员和地方上开过一次会。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到底有多少病例?在武汉提供的病例资料里面,有41例是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诊的,除了这一批病例外,还有一批是没有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疑似病例。

                                                            关于发布什么样的病例,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编者注: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发布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武汉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检测,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财经》:当时你看到的疑似病例患者有多少?

                                                            专家:具体我记不住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看到的疑似病例数目大于确诊病例数目。

                                                            《财经》:假如当时把疑似的数目也公布了,公众的警惕性也会更高一些吗?

                                                            专家:情况就是这样。

                                                            《财经》:在你们之前,第一批专家已经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

                                                            专家:他们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和第一批专家组,是怎么交接的?

                                                            专家:他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主要是在病例的交接上。大家了解下基本情况,就完了。我们的重点是,看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指导他们治疗。

                                                            《财经》:当时对于新冠肺炎病毒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专家:它肯定和SARS不是一个病毒,因为我得到的信息,两者同源性只有70%多,把它归到SARS是不对的。另外从我们当时看到的病例,确实比SARS的重病例少,这是没有问题的,到现在更加证实了。另外,有死亡,但是死亡不多,当时41例确诊案例当中有一例。

                                                            《财经》:之后你们和第三批专家组,怎么做的交接?

                                                            专家:我没见到钟南山院士。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回来后,到国家卫健委开会,要对疫情判断。当时有成员就说,疫情被低估了。我印象中,第二天卫健委态度变了,已经开始重视了。

                                                            《财经》:相比“人传人”的问题,当时第二批专家组得出的“可防可控”结论引起了更大争议。

                                                            专家:当时专家组掌握的情况确实是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可防可控的问题,这个病现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们把这个要写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说让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们防住了吗?控住了吗?问题是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吗?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财经》:今天来看,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信息?

                                                            专家 :那我不知道,那你可以问他们去,谁知道,我们不擅自猜测别人。

                                                            我相信在北京不是这样,在广东也不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会是这样。你看现在的防控就知道了。

                                                            《财经》:如果他们当时跟你说了实际的情况(医护感染),今天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专家:如果他们说了医护人员感染,那就不是说有限的“人传人”了,就能肯定明确“人传人”。

                                                            《财经》:第三批专家组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够看到明确“人传人”的证据?

                                                            专家:发展到那个程度,他捂不住了,那不就暴露出来了吗?从钟院士的讲话来讲,有医务人员感染,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如果当初告诉我们有医务人员感染,我们肯定对疫情的判断就是另一码事。

                                                            《财经》:武汉方面当时一直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作为专家组,你们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吗?

                                                            专家:我们当然怀疑,但是这个怀疑没有用。我们听说(医护感染)消息,就联系院方,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医生,联系完了人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我们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地方为主,国家专家组帮忙、指导、辅助。

                                                            《财经》:既然有怀疑,为什么没有直接向当地的政府或者医院发问?

                                                            专家: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财经》:听到这句话,专家组心里是什么感觉?

                                                            专家:你不应该找我们,你应该找找那个领导层去了解。现在这个卫健委的人已经被免职了。(注: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