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怪博士:一定要叫孩子学好英语，不然容易被坏人骗。。。原话的意思是“华南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病毒开始传播的源头”//@fengfeixue0219: 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狗吃了？[吃瓜] http://t.cn/A6ZV3NO2
紫光阁: 美科学家称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话筒]↓↓ 03/29/2020
紫光阁: 美科学家称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话筒]↓↓ 03/29/2020
沙丘2046: 我是今天上午10点左右到汉口殡仪馆的，大门口沿路停着长长的私家车和志愿者车队，进门安保很严，到处是便衣，基本一抬手机就有人过来制止。我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有的家属抱着遗照坐在对接点等待，有的抱着骨灰盒从我身边走过。人很多，很安静，没有哭声，也没有哀乐，他们就这样默默地抱着骨灰盒离开。只到最后我要离开才看到一位阿姨放声大哭，她的哭声引来所有人回头，大家呆呆地看着她，甚至有一丝尴尬。 http://t.cn/R2WxQOQ03/26/2020
【财新网】（记者 包志明 摄影记者 丁刚）3月26日早上8点，家住汉正街的刘萍（化名）在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武汉市汉口殡仪馆，加入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前一天下午，她接到通知，可以来此领取她去世父亲的骨灰。
汉口殡仪馆里这条近200米的长队，两人一排，从殡仪馆静雅厅的大门口一直蜿蜒至东侧乾和厅的门前。自3月23日武汉开放各殡仪馆领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去世人员骨灰以来，类似的排队现象在各殡仪馆和公共墓地出现。
汉口殡仪馆静雅厅是逝者亲属办理殡葬手续和领取骨灰的场所，每位逝者只有一位亲属可以进入大厅。刘萍先是在取号机上取号，然后向工作人员提交居民死亡殡葬证、逝者身份证、她自己的身份证等证件，并填写表格。办妥上述事宜后，刘萍拿到一张票据，凭票可免费领取一个空骨灰盒，然后在大厅等候叫号。骨灰盒分为岫玉、蓝田玉和川白玉三种，刘萍选了川白玉，这是她父亲生前比较喜欢的颜色。
刘萍的父亲此前因脑瘤住院，1月底医院清空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父亲只能回家，但家中没有治疗条件，父亲的病越来越重。3月初医院恢复门诊，她的父亲才得以重新住院，但为时已晚，几天后就去世了。“这个病真是害人，我父亲虽然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死的，但也是被它间接害死的。”
一直到下午2点，刘萍的号才被叫到，她在“发灰台”窗口递交了填写的材料和空骨灰盒，没多久，发灰台将用红布包盒身、上盖黄布的骨灰盒放到刘萍手中。在一旁等候的志愿者举着黑伞将刘萍送出大厅。整个过程中，大厅内非常安静，偶尔会传来轻微的抽泣声。“我的眼泪早已哭光了，现在只想好好把我父亲的后事办完。” 刘萍说。
武汉目前共有汉口殡仪馆、武昌殡仪馆、青山殡仪馆、蔡甸殡仪馆、黄陂殡仪馆、新洲殡仪馆、江夏殡仪馆、回民殡仪馆等八家殡仪馆，其中前三个在中心城区。汉口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许多逝者亲属需要等五六个小时才能排到号，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有预约，殡仪馆的骨灰太多，人手不足，寻找需要花很多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网上先预约，这样最多一两个小时就能领到骨灰了。”
一位工作人员透露，2月份最忙的时候，殡仪馆每天要工作19个小时，每个男性员工都被叫去抬遗体，“实在太多了”。他说：“上级要求我们清明（4月4日）前把骨灰都发放完毕，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这里面有得新冠肺炎死的，也有其他原因去世的。”
刘萍领取完骨灰盒出门时，一辆大货车停到静雅厅西侧门口，车上装载的是汉口殡仪馆订购的骨灰盒。司机表示，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多个骨灰盒，昨天已经来卸过一车，明后天可能还会再来送一车。殡仪馆十几位男性工作人员来到大货车上，把骨灰盒搬到静雅厅的侧厅存放，每500个一垛，目前一共有7垛。
下午3点，武汉下起瓢泼雷雨，还有小半车骨灰盒没有搬运卸下。刘萍领取完骨灰已经坐车离去，在早上排队的小路边，一位老奶奶还在雨中等待。众人都劝说她先去门外的车里避避雨，老奶奶却说，她和老伴结婚60多年了，从来没有分开很久过，她老伴这次走了那么久，她一定要在最近的地方等他出来。亲属们只好打起了伞，继续等待。
下午4点，财新记者离开殡仪馆时看到，依旧有逝者亲属前来领取骨灰，叫号机的数字已经到了230多。现场工作人员表示，网上预约前来的也大概是这个数字。
截止3月26日，武汉市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为50006人，死亡人数2531人。当地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向财新记者介绍，在疫情期间，尤其是1月下旬至2月上旬的20天里，由于核酸检测不足，其医院同期有几乎与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病例数量相当的疑似病例去世，至于在家中死亡及其他非新冠死亡病人的具体数字，只有街道及民政部门掌握。
3月24日，财新记者在汉阳区的扁担山公墓看到，亦有办理墓葬的死者家属在公墓外排队。该公墓每个墓位售价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新冠逝者可打七折。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汉阳区永丰街道在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为69人。资料显示，整个武汉13个市辖区总计有108个街道办事处，21个镇，15个乡，1107个社区，2033个行政村。
3月26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清明节将至，为防止因集中祭扫引起疫情扩散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20年清明期间暂停现场祭扫服务，推出集体祭扫服务，提供网络祭扫服务。通告显示，全市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暂停开展守灵、告别、祭扫等人员聚集活动，恢复开放时间暂按不早于4月30日执行；民政部门将统一安排，由各公墓管理单位组织工作人员为安葬在陵园内的逝者举行集体祭扫仪式，由各殡仪馆组织工作人员为骨灰寄存在殡仪馆的逝者举行集体祭扫仪式；经营性公墓管理单位免费提供网络祭扫服务。逝者家属可实名登录逝者所在公墓的网上平台祭扫。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第1015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第直100013号
【财新网】（实习记者 王颜玉 记者 覃建行）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涂国能的逝去，并未改变湖北黄梅县的死亡病例数字。他不是因病去世，而是自缢。2月6日早上，涂国能在隔离病房的卫生间内被发现时，已经身亡。四天前，他作为疑似病例入院，在查出核酸阳性后确诊。更早之前，他同居十余年的老伴自武汉返回后也确诊了。
涂国能感染新冠病毒，让他老家所在的村庄骤然紧张，他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疯传。他还在电话里被告知，家人因集中隔离与村干部发生冲突，89岁的母亲甚至下跪。
接到这通电话十几个小时后，61岁的涂国能以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财新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2月6日9时许，黄梅派出所报称，在黄梅县人民医院眼科分院（下称眼科分院）隔离病房内，发现一名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患者在卫生间内上吊，人已死亡。黄梅县警方在事后的初步调查材料中称，前面这通电话“可能成为彻底击垮他精神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隔离点自缢身亡
涂国能住的是一间单人隔离病房，就在眼科分院隔离病区一楼护士站斜对面。2月6日早上，一名值班护士最早发现了问题。相关材料显示，约6时许，这名护士巡房时发现涂国能并不在房间，但卫生间灯亮着。护士在病房外寻找无果，在卫生间外叫喊也无人应答，推开门发现涂国能已经上吊。她迅速叫来医生，经检查涂国能已无生命体征。
妹妹涂清得知涂国能死亡的消息是在当天下午。涂清告诉财新记者，早上8时，她按惯例和哥哥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电话没人接，微信也不回，打了一个小时都这样。”涂清说，她马上找村支书和镇领导询问，但他们都表示并不知情。后来她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了眼科分院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她报了涂国能姓名，拜托对方其询问哥哥的身体情况。“当时对方说好，让我过5分钟再打过去。”涂清称，5分钟后她再打过去，电话已无法接通。
涂清说，她继续向村支书和镇干部反映。“他们就说我哥在ICU在抢救，我说我要去看我哥，去照顾他。” 涂清说，由于疫情管控她自己没法进城，下午3点左右，一辆120救护车将她送到了蔡山镇中心医院。这不是涂国能被隔离治疗的医院，这让涂清有些疑惑。她称，到办公室后，几位领导才告诉她哥哥没有在ICU，人已经在凌晨4点到6点间自杀了。
“他们用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一张是背面的，哥哥吊在卫生间的水管上”。随后，她被告知了警方现场勘查的结果——符合自缢身亡。涂清不敢相信，她要求和黄梅县眼科分院交接遗体，要看法医检验证明。“就算疫情期间不让见人，遗体火化也要家属签字吧。”涂清回忆说，在场领导“拍着胸脯”答应她，但一直拖到下午5点多，她被告知涂国能遗体已经火化。
这让涂清备感疑惑：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何以能直接火化？财新记者注意到，早在1月27日，黄梅县民政局下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遗体处理和丧事活动的工作方案》，其中规定：殡仪馆工作人员到达之前，患者亲属和医院应完成死亡证明办理，医院完成卫生防疫处理；殡仪馆工作人员到达之后，殡仪馆、患者家属、医院等三方在医院内完成遗体交接和同意火化等相关手续。涂清说，火化前她没签任何手续。“这是违规火化，没有三方交接，没有家属签字。”
涂清事后拿到的一份材料记录了涂国能最后的几个小时：2月5日晚10时前后，涂国能发烧到38.4℃，两小时后再次测温，依旧是38℃。2月6日0时，有护士发现他在病房外闲逛，于是将他劝回病房。凌晨2时最后一次测温，涂国能体温下降到36.2℃。医院提供的护理单记载：“4点钟患者凃国能已安静入睡、呼吸均匀，6点钟护士巡房测体温、送早餐时，患者凃国能不在病房床上。”
“护士就说我哥把床单撕破了，吊到厕所水管子上面，底下板凳是踢开的，然后他们8点多钟才报警，报警报到黄梅派出所。”涂清说。2月7日，黄梅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除自缢尸表特征外，死者体表未见其它暴力性损伤，初步认定其自缢身亡，可排除他杀。
 |
| 黄梅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涂国能为自缢死亡。受访者供图 |
家庭风波
涂国能是黄梅县人，老家在蔡山镇胡家墩村，定居在武汉。退休前，他是武汉电力系统一名职工。妹妹涂清一家定居广州，2020年春节提前返乡陪母亲过年。
涂国能感染新冠肺炎被认为源于家庭内部。多名家属认为，病毒是现任妻子张萍传染给他的。张萍59岁，与涂国能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原任妻子去世后，涂国能在2009年与张萍结为伴侣，但没有办结婚证。
“他退休工资一个月有5000块，是我的一倍。”张萍称，涂国能平时身体很健康，“爬八楼都不喘气”。有时候一起出去旅游，自己走不动路了，涂国能还会背着她走一会儿。
涂家人介绍，涂国能1月10日从武汉回到黄梅县老家，1月23日张萍带着她10岁的孙子也从武汉回来了，两人是到涂家过年的。“嫂子是感冒差不多10来天，她在武汉打了针，还是咳嗽，但不发烧。”涂清说，张萍回来后涂国能也开始咳嗽、发低烧。三天后，两人到蔡山镇中心医院检查，当天张萍被送到了黄梅县人民医院住院隔离，涂国能则被叮嘱回家吃药。
此后几天，涂国能症状加重，期间还曾找村医治疗。2月1日早上，涂国能发烧到38.6℃。涂清说，她叫了救护车把哥哥送到黄梅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检查，CT结果显示“双肺多发高密度影，考虑病毒性肺炎可能”。由于没有床位，涂国能又被送回胡家墩村。回来后涂国能高烧不退，夜里更是烧到39℃，他在房间大喊“我不舒服”。当晚，家人报警求助，一直忙到2月2日凌晨3点，他才被送到眼科分院隔离治疗。
相关材料显示，涂国能入院后第二天就被安排进行了核酸检测，并查出了阳性。2月4日，他确诊为新冠肺炎。此后几天，涂国能体温在38-39℃之间波动，伴有精神欠佳、食欲差、头昏、乏力不适，少许咳嗽，轻微腹泻等症状。
张萍、涂国能先后入院，在涂家引起风波。早在1月26日，涂国能在武汉的儿子涂飞知道张萍因新冠肺炎被隔离就颇为恼火，他给张萍打了电话。“你不舒服还往别人家里跑，哪怕不在特殊时期，你只是感冒发烧，你都不会往别人家里跑吧。”涂飞回忆说，他当时按捺不住愤怒，还在电话里飙了脏话。
“他劈头盖脸的说我，说他家里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会找我扯皮。”张萍说，自己并非故意带病回家，也不是故意传染给涂国能。
知晓这场争吵时，涂国能尚未住院，他一面教育儿子，一面安慰张萍。涂飞记得，父亲后来打电话骂了他一顿，批评他不该这样跟长辈说话。“我爸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说了，知道吧？”涂飞说，他当时他正在气头上，就哼了一声糊弄过去，但还是提到“如果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肯定跟她没完”。被隔离在医院的张萍也接到了电话，涂国能宽慰她，“算了，他是个孩子，你不要听他的”。
微信群里压力
争端不止在家庭内部。涂国能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消息在胡家墩村“炸了锅”。村民提供的微信群聊天截图显示，2月2日早上7点左右，一则紧急通告在胡家墩村四组一个68人的微信群中接力传播：“二组涂国能已确定是新型冠状肺炎了，千万不要出门，不要串门，不要聚集聊天，不要打牌，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希望大家不要大意，对自己负责，对家人孩子负责。”
群聊记录又被截图转发，村里一位亲戚将其发给了涂飞。涂飞告诉财新记者，他看到后拜托这位亲戚转告父亲，让其不要在意，免得因闲言碎语把心情弄坏了。“我觉得这个多少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没有在我爸面前提到。”
流传在外的截图并非只有这一张。胡家墩三组一名干部也在该组村民群中扩散了涂国能患新冠肺炎的信息。这条记录被涂家另一位亲戚看到，他又将其发到了家族群，而涂国能也在群中。
胡家墩四组一位转发了“涂国能确诊”消息的村民对财新记者表示，村里每组都有微信群，组长会在接到县里通知后在群内发布一些注意事项。该村民回忆，在涂国能住院后，他还在四组的微信群里看到一份“黄梅县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一览表”，该表格详细记录了涂国能的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详细地址和发病日期等个人信息。
“我哥哥看到了，但他没去计较那些，他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涂清说，她自己看到后也很生气，为此还找到了一名村干部，指责其办事“差火”，“截图到处都是，镇上都知道了”。她认为，把患者的个人信息发出来，丝毫没有考虑当事人的隐私。
涂国能的个人信息四处流传的同时，因他和张萍二人先后入院，胡家墩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陡然严峻。张萍回忆说，她住院后有防疫人员到涂家消毒。“我老公没见过这种场面，（说）好怕。”她称，那几日涂国能曾答应到医院为她送生活用品，但终因家里人反对加上封路未能成行。“他说着就哭起来，说老婆我对不住你，你跟我十几年，我也没给你一分钱，没买什么东西。”张萍说。
2月4日，黄梅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公示了确诊病例信息。文件显示，蔡山镇累计确诊8例，其中胡家墩村2例。多位胡家墩村村民向记者证实，村里只有张萍和涂国能感染。
 |
| 包括涂国能在内，黄梅县多位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流传。受访者供图 |
胡家墩村一名村干部向财新记者介绍，全村2000多人，仅有张、涂二人感染新冠肺炎。“老百姓都恨死了他，你在武汉把病毒带回来了。他和他老婆住院以后，人家都是大门闭得紧紧的，没有一个开门的。要是有人被他们传染上了，人家得骂死他。”
一份警方的调查文件写道：两人确诊后，胡家墩村因此被隔离管制，造成村民对涂家纷纷指责和怨恨。“同时他本人也觉得对不起乡亲，在其与家人的沟通中多次流露出不安和自责。”
最后的冲突
网络空间外，涂家人和镇村干部也发生了一场冲突。2月5日，黄梅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四类人员”集中隔离管理工作的告示》。根据告示，自当天起，黄梅县将对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一律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涂家先后两人确诊新冠肺炎，此外涂清夫妇、张萍孙子、涂国能母亲四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此前，四人一直居家隔离。
“母亲年纪大了，腰直不起来。还有就是心脏不好，心率失调，有点轻微高血压，有时候不舒服偶尔吃点药。个人生活还是可以自理，没有其它大毛病。”涂清说。
涂清介绍， 2月5日下午，镇村两级干部到家门口要求涂家四人前往隔离点集中隔离，还给在医院治疗的涂国能打了电话，“断断续续说了三四个钟头”。“他说现在是硬性规定，不去隔离可以，但是你们家如果在疫情期间出现发烧、感冒或者身体出现任何情况，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一概不管的。”涂清如此转述后来涂国能在电话中告诉她的说法。
涂国能和涂清在电话中商量，涂清和母亲呆在家中，妹夫带着张萍的孙子去宾馆隔离。“村干部答应了我哥，又变了卦。”涂清称，工作人员不断劝其母亲去隔离，为此在下午3点左右，母亲一度当众下跪。“我家装了监控，我哥哥在医院从手机上看得到。”
涂清说，看到监控后哥哥“拼命给我打电话”。在涂清的认知里，哥哥极其孝顺。他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小时候又吃了很多苦，两人感情深厚。她说，涂国能退休后每隔十天半月就会从武汉回黄梅陪伴母亲，每次都给母亲煎小鱼、做粉蒸肉和红烧啤酒鸭。他把菜都做好放在冰箱里，再买一些老人家喜欢吃的零食，可以让她吃十几天。
不过，一名在场的村干部否认了涂清的说法。他称，当天下午他只给涂国能打了一通电话。“他说他老妈快90岁了，可以让妹夫和家里孩子去隔离。”之后，他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在晚上派了一辆医疗车。“车停了半小时不到，把他妹夫和孙子接去隔离了。”这名村干部还表示，他并未看到涂国能母亲下跪，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进他家”。
病中的涂国能为这场冲突忙到深夜。5日晚8点多，涂国能和涂清两次语音通话。9点过，涂清把丈夫拍的集中隔离点小视频转给了哥哥，还告诉他自己和母亲在家，丈夫带着张萍的孙子已经到了隔离点，宾馆条件很好，让他安心。“我哥看了小视频，他说好。我跟他说你搞了一下午了，不要再管了，赶紧休息。”这是涂清和涂国能最后一次联系。
当晚的聊天中，涂飞收到了父亲发来的银行卡照片和密码。次日清晨，涂国能在病房卫生间被发现自缢身亡。给儿子发银行卡照片和密码的举动是不是出事的征兆，无人可知。实际上，在2月1日，涂国能病情加重之际，他就有类似举动。他跟妹妹提到了财产问题，并叮嘱她把银行卡和密码告诉儿子。2月2日，他又亲自跟儿子涂飞说了这件事。
争议未了
“他怎么可能毫无牵挂就这样了断自己？”面对哥哥的突然离去，涂清很是不解。她介绍，2019年12月，涂国能还和她相约养老，他们在武汉白沙洲同一小区买了两套房，付了首付，2020年就能交房，两人还商量要把母亲从农村接来住。
“未来都已经规划好了，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在涂清看来，哥哥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没有给母亲送终，也没有看到儿子结婚，不可能就这样走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儿子涂飞也感到不解。他说，父亲一直很乐观，从未流露过轻生的念头。“他还主动跟我聊，武汉80岁老人肺炎治愈出院的新闻。”涂飞说，他一直跟父亲科普，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不高，让父亲不要瞎想，“他也跟我说好”。
出事前一天晚上对儿子交待财产的事，也没让涂飞做出其他的联想。他说，父亲做事细心，有忧患意识。“我18岁那年母亲去世，后来父亲经常跟我聊家里财产问题。那时候他经常出国，银行卡这些肯定得告诉我。”
“我很惭愧，因为和他吵过架，和他争论过，在他去世的时候，没有在他床边。包括我去年一年都在外地，他也很担心，大半年没有见过面，没有在一起吃过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涂飞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月4日0点35分，他给父亲发了一条信息：“虽然我跟你性格不合，但你终究是我爸，我希望你能好起来，然后再多走几十年，等你出来了，我跟你把酒言欢。”第二天早上8点过，涂国能回复“嗯”。
黄梅县警方在一份调查文件中写道：“2月5日，蔡山镇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根据规定要求将与涂国能密切接触的亲属进行强制隔离观察”，“当听妹妹说其母亲因为不愿意被强制隔离而向人下跪，此事让他彻底产生了罪感。这也可能成为彻底击垮他精神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警方认定，涂国能自缢身亡还有三个因素，分别是对能否治愈的担忧、张萍住院导致家庭矛盾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以及其本人确诊后本村产生的舆论压力。
涂家人对这些说法并不认可。涂国能死后一个月，涂清和眼科分院依旧没有达成一致。3月11日第一次调解，双方不欢而散。涂清称，眼科分院一刘姓主任让她先确认涂国能是自杀，再谈下一步。她向财新记者转述刘主任当天的表态：“医院出于人道主义最多赔偿3万元，超过3万就要走司法程序。”涂清觉得谈判无法继续，她说“我现在不需要钱”。财新记者未能联系上刘姓主任。
“有什么事情你去当地政府问，这个事是政府在处理。”眼科分院工作人员回应财新记者称，其不方便就涂国能自缢一事接受采访，相关情况在2月6日当天已经由县人民医院医生告知在院内治疗的张萍。但张萍说，她只被简单告知涂国能的死讯，没有人跟她讲详细经过。
涂清列出了她需要东西：包括手机在内的遗物、涂国能在眼科分院的治疗病历和用药处方单、涂国能所住病房的监控视频和照片以及病房外的监控、医院方面的死亡结论报告、遗体移交殡仪馆的交接手续复印件……
“医院和刑侦队说需要律师函才能提供这些给我。”2月27日，涂清见到了当地政府为她安排的法律援助律师，但至今未拿到材料。“律师说封路还有其他理由，说他有些事做不到。”
涂清还在等待医院的第二次调解，她希望这一次能够要到一个知情权。“人没了，家人起码要知道是怎么没的。”她说。
应受访者要求，涂清、涂飞、张萍均为化名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文思敏）见到袁国勇是在他位于香港玛丽医院的办公室，玛丽医院是香港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是香港大学的教学医院。63岁的袁国勇在新冠疫情期间，需要往返香港和内地多个城市调研和协助政府防控抗疫，他笑称自己忙到脚不沾地，最近因为疫情暂时得到控制可以稍作喘息接受我们的访问。
袁国勇是国家卫健委第三批暨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正是这批专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整个疫情的转折点。而袁同时任职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收的一个家庭聚集性个案，成为判断新冠病毒人传人的重要证据。
袁国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发现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人类冠状病毒HKU1，蝙蝠类似SARS冠状病毒，也曾参与SARS病源体的鉴定，并多次帮助港府控制疫情在社区、医院或动物中的爆发。
在此次疫情中，他还出任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考察组的专家，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
袁在圈中以敢言和经验丰富著称。但这位老辣的传染病专家也曾是肺炎的受害者：小时候曾因肺炎入院两个月，因此造成左肺损伤，至今乘坐长途飞机偶尔仍会咳血。袁国勇3月初在香港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在这位传染病专家的办公桌上，杂乱地摆放着口罩、酒精搓手液、维生素D3和治疗烫伤的药膏。
香港曾经经历SARS的惨痛教训，但在此次新冠抗疫中表现可圈可点，“除了人流管制晚了一些，其它防控做的都不错”。袁所指的人流管制是——直到2月8日，香港开始强制内地入境人员必须居家隔离14天，以致内地入境人士锐减9成以上。
袁国勇是此次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抗疫的一线亲历者。在采访中，袁首次披露了国家卫健委这批关键性专家组在考察中的见与闻和作出判断的前后过程，同时还就港府抗疫决策的背后逻辑做出了详细阐释。
关键的第三批
财新记者：你是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你们当时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袁国勇：我是第三批专家组成员，当时有关人士通过香港大学负责内地事务关系人士找到我。我于1月17日-19日在武汉考察和之后前往北京汇报。
财新记者：你当时在武汉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袁国勇：我要讲一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不过，钟南山就异常尖锐，他追问了好几次“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
但是他们的答案就是我们正在测试，因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
最后他们被我们问出说，好像神经外科有1个病人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的情况，但他们也说，那些医护人员并没有确诊。
财新记者：“他们”是谁，你们当时考察武汉医院的时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场？
袁国勇：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当地医院以及湖北卫健委等人士。
财新记者：你觉得当时他们对你们有没有隐瞒？
袁国勇：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与钟南山坐一桌的一个副市长，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出大事了，因为第三批专家都到了。我相信他们之前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话，到那个阶段也没什么隐瞒的了。但他们一直在强调，试剂盒是刚刚才下发到武汉，没测试就没法确诊。
财新记者：之后你们从武汉飞到北京，和北京相关人士汇报了什么？
袁国勇：我们见到了一位副国级领导人以及国家卫健委的官员，他们都很坦率。当时我们专家组所有人都反映说，事态严峻，肯定有人传人案例发生，一定要立刻采取各种防控措施。
我当时提出两项建议，一个是现在留给我们的防控窗口期已经很小，如果接下来几天还不采取严厉措施，事态发展会更严重。另一个就是关于滥食和交易野生动物的管控。
我曾在SARS事件反思时提到《礼记》里的一句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来，生物安全的管制未能跟上食品药物行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因口腹之欲，滥食野生动物，一次次引发大规模传染病，而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加剧传染病的流行和扩散。在2007年的时候我曾发表了对SARS的回顾论文，文中就提到蝙蝠体内携带大量冠状病毒，中国人热衷于吃山珍海味的饮食文化将成为下个传染病爆发的定时炸弹。
[编者按：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财新记者：所以是你们建议武汉“封城”吗？
袁国勇：当时是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建议考虑武汉封城。他是一位专业、顶尖的流行病学领域的科学家。
财新记者：你当时有没有考察华南海鲜市场？
袁国勇：那时市场已经关了，我和钟南山、李兰娟、曾光、高福等坐在车里，在外面转了几圈。随行人士说，即使下车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我问当时这个市场是什么情况？高福说，非常肮脏，周围都是垃圾和老鼠，环境十分恶劣。
让我震惊的是，华南海鲜市场旁边就是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虽是一路之隔，但岂不是“天国与地狱”之隔。所以，除了要管控野生动物食用和交易，我当时去北京也提出，一定要管理菜市场的环境卫生。其实我每次去内地考察，都会去菜市场看看，但很多大城市的菜市场还是湿漉漉、臭哄哄，很可能成为传染病的温床，未来需要改变。
事实上，市场关闭之前售卖的很多野生动物可能早都流向全国各地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新冠传到其他省，是人传人带过去的。但谁知会不会是野生动物带过去，再传染给人的，这些都没法追踪了。
财新记者：第三批专家组定性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成为疫情的拐点，当时判断“人传人”有哪些证据？
袁国勇：科学家不会根据一个证据下结论。当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案例，是一个7人的家庭中有6人感染新冠，其中1名感染者没有到访过武汉。我们是1月10日接收了病人，12日就通过我们的快速检测试剂盒基本确诊，此后我们就通知了深圳、广东和国家的各级疾控中心（详见财新网报道：《特稿|深圳“人传人”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这个案例是家庭聚集性爆发，加上武汉1传14医护人员感染的案例，已经覆盖医院内人际传播、家庭内的人际传播、以及城市间的人际传播，足以说明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特性。
[编者按：袁国勇团队于1月10日前做出了覆盖所有动物冠状病毒基因的快速测试盒，约6至8小时即可完成样本检测。彼时全国统一要求，各城市对本地首个新冠肺炎病例没有确诊权，最后要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下设的诊断组评估确认。深圳首例病例于1月19日正式确诊。]
财新记者：钟南山曾公开称，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只有政策建议权，没有行政权，在公共卫生领域，你觉得香港是否有相关经验可以给内地提供借鉴？
袁国勇：我觉得内地的医生需要有国际同行评审过的专业资格，这代表你的水平具有国际认受性，而不是内部围个圈说你行。
这个国际认可的资格，是能让所有市民和行政机构可以信赖的保证。如果公共卫生的专科医生提出了疫情防控的建议，政府置之不理导致疫情大爆发，行政机构是要负责任。如果医生说了假话，会有医学专科委员会或者专科学院会站出来质疑你，甚至可能摘牌。
香港抗疫得失
财新记者：早在1月4日，港府即对疫情启动了“严重”应对级别，但当时肺炎病原尚不明确，香港也没有一例确诊患者，港府为何要如此高级别应对？
袁国勇：我们科研学者有个圈子，大家会“互通有无”，去年12月31日，我听内地学者说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病毒，怀疑是类SARS病毒，似乎不太对劲。
我收到风声后，即刻通知香港特区政府。当天，武汉卫健委公布有27例不明肺炎患者，晚上港府就召开了专家小组会议，随后卫生署要求医管局和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并向私家医生发信要求加强留意，一旦发现有发烧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且在过去14日内曾到访武汉，即时将病人安排在负气压病房隔离治疗，并尽快安排样本化验测试。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病毒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这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因为病毒出现在冬天，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又与SARS有关联，所以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港府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我们科学家的永远都不要忽视软情报（soft intelligence），这些信息就像地震前出现异常反应的动物一样，有时比官方信息预警更及时。
财新记者：港府规定只要在14天内曾到访武汉并有发烧或肺炎症状的患者即列为怀疑病例。在出现确诊患者前，香港曾累计有100多例怀疑病例，为何要将怀疑病例的纳入标准定得如此宽泛？
袁国勇：因为这是一个新发传染病，所有人对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传播方式都不了解，只能将标准定得尽可能宽松，才不会有“漏网之鱼”，也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社区传播。早期香港怀疑病例很多，但没有一个是确诊案例，也有不少人骂港府太紧张、制造恐慌，香港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当时也是顶住了很大压力，才能定下“严重”应对级别。
香港740万人口，与内地人流往来十分频繁，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来往，一旦内地爆发疫情，香港是非常危险的。如今，确诊人数只有100多例，比新加坡还少。能做到这样的防疫成绩，早期的严格防控功不可没。
财新记者：但香港仍然出现不少本地传播的病例，是不是说明防控仍然有漏洞？
袁国勇：此次唯一的不足就是在控制与内地的人流来往的时机，港府确实是慢了一点。
之前只限制来自武汉乃至湖北的人流入境，但那时没有考虑到限制所有内地的人流。可以看到香港的前10例确诊患者都是从内地过来的输入型病例，之后基本都是本土传播病例了，很明显是因为部分感染者入境而导致病毒在社区扩散，如果能一早管制内地入境的人流，相信本地传播会减少一些，但是现在香港疫情仍然控制得非常好。
财新记者：与当年SARS能找到非常清晰的传播链不同的是，这次出现了很多源头不明的社区传播病例，为什么这次的传播链完全不清楚呢？
袁国勇：因为很多新冠患者病症很轻微，不像SARS，一旦感染了很容易被识别。比如最近港府从“钻石公主号”邮轮接回来的225位香港居民，他们全部接受了化验检测，发现有9人确诊感染，但这当中只有1人在检测前有明显症状，有8人一开始是没有明显病症。如果香港有100个有病症的新冠感染者被发现，按这个比例计算，可能有800个没病症的感染者，他们不会来接受检测也就无法确诊。事实上，很多病症轻微的患者已经自愈了，但他们已经将病毒传播出去，所以这次传播链很难找清楚。
财新记者：既然新冠病毒如此“狡猾”，有这么多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在社区中自由活动，普通市民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袁国勇：只能靠每个人戴好口罩，勤洗手、勤用酒精搓手液。我之前去北京时就曾呼吁要全民戴口罩，有很多人反对我，说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除非去人多的地方，否则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如果不舒服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的话，那“钻石公主号”查出来的8个感染者都没有不舒服，如果他们不戴口罩就会传染给其他人。戴口罩一来保护自己，二来如果你是无病症感染者，戴上口罩就不会传播给其他人。
我们之前做实验发现患者的口水中每一毫升中就有一亿个病毒。所以可能口水交换的场景都非常危险。所以香港这次疫情控制暂时成功，除了与控制人流往来有关，也与我们很早就提倡戴口罩、勤洗手、拉开社交距离有关。否则以香港如此稠密的人口，很可能疫情发展会像韩国的大邱或者意大利一样。
财新记者：从2月8日开始，香港强制内地入境人员居家隔离，内地游客无法入境对香港的旅游、餐饮等行业造成巨大打击，你认为达到什么标准，方可放松与内地关口的人流管控措施？
袁国勇：首先，若两地的疫情发展水平接近，就没必要管制人流。有一个粗略判断疫情水平的计算公式，即以当地现存病例数除以当地人口，比如香港约700万人口，有70个现存病例，相当于100万人有10个病例，那韩国约5000万人口，有将近7000个病例，相当于100万人中有140个病例，那韩国的比例远高于香港，就得暂停与韩国的人流往来。
其次是要看当地处于疫情发展的哪个阶段，如果正处于疫情刚开始爆发的阶段，新增确诊病例正在迅速上升，那即使粗略计算的病例与人口比例和香港类似，也不能放松人流管制。
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也可以让需要入境的人先在当地居家隔离14日，再通过快速测试盒检测为病毒阴性的话，拿到医生证明之后方可同意入境。因为香港没有这么多设施能让所有想入境的人隔离14天，只能让他们先自我隔离，但问题就是在无监视的情况下能否相信对方是否完成隔离。
财新记者：全港中小学的开学时间则定在4月20日之后，内地不少地区中小学已经逐渐准备开学，为何香港开学的时间这么晚？
袁国勇：因为学校尤其是幼稚园、小学，孩子上学会经常抱在一起打打闹闹，口水鼻涕都很容易互相沾染到，疫情易于传播。而小孩如果不是长期病患，通常感染后病症很轻微，就轻微咳一声连流鼻水都没有的话，家长很难发现。孩子感染后会再传给照顾他们的人，比如菲佣、父母等，再由他们传给爷爷奶奶，那么疫情就会很快在社区爆发。
现在已经有疫情从外国输入到内地的情况了，我们认为疫情不会很快结束。所以，让学生恢复开学是很困难的决定。
财新记者：3月2日起，香港18万公务员已陆续恢复到办公室办公，如何平衡疫情控制与保证市民日常生活秩序？
袁国勇：当疫情刚开始飙升，新增病例呈指数增长时，就必须尽快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截断传播。但如果疫情增长已经较为平缓，每天一两个新增病例，就可以逐步放松严格管控。
所以香港正是在一步步放松管控，先让公务员恢复上班，这一步放松了就等14天，看在14天潜伏期内，新增病例会不会又重新恢复指数飙升，如果过了14天也没出现疫情爆发，再让大学恢复开学，之后再慢慢是中学，再轮到小学、幼稚园逐步恢复开学，以这种模式慢慢放松直至社会完全恢复正常运转。
疫情短期难结束
财新记者：如今除了南极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确诊患者。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此前称新冠病毒可能无法像当年SARS一样彻底消除，你怎么判断新冠疫情之后的走势？
袁国勇：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已经很明显了，2003年SARS疫情持续6个月，大约8000人感染，700多人死亡。如今新冠全面爆发2个多月，全球已突破10万人确诊，3000多人死亡。这么短时间就发展成了全球性的疫情，说明新冠疫情远比SARS严重。
如果新冠病毒对人体的适应性越来越好，越来越难以追踪。可能即使到了夏天，疫情也不会完全消失。只是气温升高后，新冠患者的病情会稍微轻微一些，更多是无症状的隐性传播。像我们做流感病毒的动物试验，如果将动物放在15度的环境中，给他们注射流感病毒，可释放出的病毒量，会比放在25度环境下的动物释放的病毒量高10倍，我推测气温会对病毒的泄毒量有一定影响。
但是，现在疫情已经传播到南半球，那里即将进入冬天，适合病毒生存和传播，可能之后等北半球到冬天了，病毒会再从南半球传过来，那么新冠病毒的传播就会持续发生。
财新记者：与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相比，目前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疫情似乎可控，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袁国勇：我相信一方面可能与气温有关，流感等影响呼吸道的病毒都是在夏天的影响较低。这次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像意大利北部、韩国、日本，都是最近气温较低的地区。新加坡的防疫措施远不如香港这么严格，因为新加坡天气比香港热，病毒到了30度以上的地区传染性就会降低很多。
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清楚当地疫情发展究竟如何，很多国家做测试很贵，有些人连看医生都负担不起，可能确诊数目少与测试少也有关。以印度为例，3月1日前印度通报只有3例确诊病例，但香港已出现多起港人从印度旅游回来后发病的情况，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当地疫情有没有爆发。
财新记者：现在各国为了防控疫情，泰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提出从疫区回国的居民或旅客需要强制在家中或者指定地点隔离14天。香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一举措？
袁国勇：现在似乎不少国家都跟香港学习“这一招”，当时很多人提出要“封关”，但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如果完全“封关”，不让人进出，那社会就没办法正常运转了。所以，我当时给特首的建议是要尽量降低与疫区的人流往来。隔离14天的措施也不是禁止入境，而是减少了许多非必要的来往，所以措施实施后，跨境人流很快就减少了超过9成。而且这个措施也有一些豁免范围，比如那些运输生活用品的货车司机，如果要求他们跨境一次就要隔离14天，也会导致绝大多数货运停运。
财新记者：近些年历次传染病爆发，几乎都没有采取过像武汉这样长时间全面封城的措施，为什么这次需要采取这种围堵的措施呢？
袁国勇： 这种方法是非常原始的传染病防控措施。在黑死病爆发时曾采用过这种方式，最近几百年都没有用过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了。因为武汉疫情已经进入指数级爆发阶段，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控制措施，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太强，传播速度太快了，其次也没有药物和疫苗，当时甚至如何预防都不太清楚。
但如果武汉的封城可以再早一些，目前的疫情发展会有很大不同。因为疫情控制每慢一天，就会新增非常多的病例。从1月1日到1月23日封城，中间相差了1.6个14天的潜伏期。因为传染病人际传播不是1、2、3、4这样慢慢增长的，而是1、2、4、8这样指数型飙升，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害怕。
所以疫情初期，我们都非常关注有没有人传人，因为如果开始了人传人传播，风险就非常高，需要迅速切断传播链。初期武汉卫健委只说是动物传人，那么只需要关停海鲜市场切断传播源头。我猜测一开始武汉官员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当年H7N9禽流感、H1N1猪流感都是这样，一关停街市就没事了。谁知道这个病可以人传人，所以很快就在社区里、医院里爆发。
财新记者：你的团队近期也在研发疫苗，目前进展如何？
袁国勇：我们正在小鼠测试阶段，已经通过了安全测试，小鼠给药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会产生抗体，现在在测试综合抗体的数量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保护，那些免疫细胞、T细胞会不会攻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攻毒实验，就是病毒放在小鼠身上会病发而死，看它用了我们的疫苗之后结果如何。我估计疫苗到临床应用要至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驻香港实习记者赵佐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财新网】（记者 包志明 覃建行 高昱 萧辉）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个月之后，武汉市中心医院连遭重创。3月9日上午，财新记者从多个信源证实，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6岁。
朱和平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个月来的第四位、十天以来的第三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医生，也是该医院眼科去世的第三人。此前，该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眼科主任医师梅仲明，分别于2月7日、3月1日和3月3日殉职。
目前，武汉市中心医院至少还有心胸外科一位副主任医师、泌尿科一名副主任医师也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市肺科医院住院。“他们都上了ECMO，情况比较危重。”该院一位护士长对财新记者说。
根据财新记者了解的数字，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虽然总数字尚比武汉几家大医院少，但医务人员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了解的还很有限，还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心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医生死于新冠肺炎，但我们至少知道，这么多医务人员感染，与我们医院从一开始就身处疫情的最前线有关，也与1月20日之前所谓‘外松内紧’导致大量的院内感染有关。”该院一位科室主任对财新记者总结道，“相关部门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错误信息，让数以百计的医生护士在对疫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后也无法上报给这些相关部门知道。他们的牺牲不能及时给同事和公众以警惕，这是最惨痛的损失和教训。”
一份被公开的内部材料
近日，财新获得一份来自武汉中心医院的内部材料，题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下称《疫情处置说明》）。多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该内部材料属实。武汉中心医院宣传科和公共卫生科拒绝就此事作出回应。
《疫情处置说明》显示，2019年12月29日下午，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CT、查血检查均是病毒性肺炎表现。中心医院公卫科向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报告了这些病例。王文勇回应称，近期已接到其他医院的类似报告，但送到市里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针对中心医院的病例，将向领导汇报后再给回复。
中心医院公卫科立即告医务处组织院内专家会诊，并通知院感办做好消毒隔离。当日16时，该院呼吸内科专家到急诊科会诊后，发现呼吸内科也有几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病例增至7例。半小时后，公卫科再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王文勇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金小毛报告情况。当晚20时左右，区疾控中心和市应急办抵达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调和采样，并连夜送至市疾控中心检测。
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报告流程管理，在不同的医院可能分属公共卫生科、医院感染管理科或医务处。具体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其公卫科的工作职责第二条，就是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认真开展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严格执行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报告制度与流程，收集并核对传染病报卡，发现漏报、错报及时督促医生完成，并根据规定正确及时的完成网络直报。另外还包括加强传染病预警监测，做好重点传染病管理，规范传染病的诊断治疗，落实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等。
从上述市中心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显示，在区疾控中心完成7个病例的流调和采样后，12月3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询问采样结果，张艳告知需等通知。1月3日，公卫科再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询问前期电话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应该报告传染病报告卡。王文勇回复，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1月4日，中心医院公卫科收到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工作指导手册，该手册显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但第二天5日，江汉区卫健局组织各医院开会时又称：疑似病例，各医院组织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的，应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5日会后，中心医院公卫科与区卫健局医政科沟通上报流程事宜。区卫健局医政科回复称：中心医院属于市属医院，应由市级专家会诊，区卫健局无法会诊市级医院。中心医院公卫科立即致电市卫健委医政处，后者表示，医院应该由属地管辖，区卫健局的理解有偏差。经市卫健委医政处协调，区卫健委医政科同意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
据《疫情处置说明》披露，1月8日至10日，中心医院公卫科陆续上报了14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1月8日9例，1月9日4例，1月10日1例），其中1月9日晚，区疾控中心对当日上报的4个病例进行了流调和采样。
1月11日，湖北省“两会”开幕。上报程序再度改变。
1月11日，后湖院区一例患者经院内会诊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炎，中心医院医务处按之前程序将会诊意见交区卫健局医政科后，区卫健局医政科要求该院自行联系区疾控中心采样、流调；中心医院立即联系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但张艳表示需等医政通知。
之后，本就复杂的上报程序再度加码。1月12日中午11点30分，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一位徐姓处长带队到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徐处长作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需要省市联合确定后才能报卡——也就是说比之前又平添了市、省两级会诊。
1月13日上午9点，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吴风波处长和江岸区卫健局疾控科一行到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和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的说法一致——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吴风波更具体要求：发现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1月13日上午9时许，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致电市中心医院，要求该院将1月10日上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订正为其他疾病。
当天下午15点，市中心医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卫健局疾控科，告知前述1月11日上报的病例，区疾控中心一直未来进行采样、流调，致无法上报，区卫健局医政科说医院自己通知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又说要等医政的通知，询问卫健局疾控科该怎么办。区卫健局疾控科回复：等。
一等又是三天，区疾控一直没有过来采样，病例迟迟无法报卡。期间市中心医院公卫科向周边医院询问，得知他们近期也都未能报卡。
一直到1月16日16时，也就是湖北省“两会”闭幕前一天下午，武汉市疾控中心终于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采样，而此时，中心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已增至48例。1月17日晚，湖北省疾控中心也来到中心医院，对前一日采样的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收集相关病例临床资料。
1月18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而在此前1月12日-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多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讲述的诊治经过，与该医院公卫科的这份记录相吻合。事实上，来自卫健委对新冠肺炎病例上报的行政干预，尤其是1月12日-17日期间设置的让医院无法上报的障碍，并不只针对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多家医院都有同样的遭遇。
无法下的诊断
根据2007年原卫生部印发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医疗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但是，从以上武汉市中心医院内部的《疫情处置说明》和财新记者在武汉实地采访的多家医院具体实施情况看，当地医疗机构在1月下旬之前，并没有获得自行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的权利。
“这个传染病报卡本身很简单，我们直接在自己电脑填个传染病报告卡确认就行了，但是填传染病报告卡前要先下诊断。”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新记者，“在新冠肺炎之前，像我们接诊了乙肝或其它烈性传染病，我们都可以直接在电脑打诊断，然后会跳出来一张传染病报告卡的窗口，填好后点OK上传。”
但此次新冠疫情，医生们最初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疾病——他们大多给出的诊断是发热待查或者社区获得性肺炎可能，然后收治入院。社区获得性肺炎是由细菌、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多种微生物所引起的一类肺炎总称，主要临床症状为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
很快，医生们发现一些病人的病情与已知的社区获得性肺炎都不太一样，大部分社区获得性肺炎，包括甲流、乙流等，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其肺部影像学特征并不明显。而这些病人CT片中明显可见磨玻璃样浸润影，并常常很快发展为双肺可见病变，抗生素治疗无效，血常规、血生化及呼吸道病毒七项检测也证明病原体并非甲流、乙流、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
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教授曾向财新记者介绍，医院经常会遇到这类病情有些特殊、诊断有困难的病人，这些年一种常见的办法是花钱找基因测序公司进行NGS检测，希望利用其基于宏基因组学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mNGS）找出病原体，“自华大基因利用测序技术起家以来，国内大大小小出现了好多家基因测序公司，我们各类医学研讨会上，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不断被介绍，这些公司也派出医药代表到各大医院宣讲，事实证明也确实管用”；另一种办法就是跟一些科研机构合作，借助这些机构的科研手段查出病因。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找第三方基因测序公司检测需要收费，相当于个性化的外部检测服务，大概3000元测600万个碱基对，好处是快，一般三天就能出结果，一位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介绍，“这3000元能查出来病原体究竟是什么病毒或者细菌，就可能救命”。找科研单位合作，相当于医生的临床治疗与研究机构的前沿科研课题结合起来，对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是双赢，而且一般是免费的，缺点是周期相对较长。
财新此前曾报道，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岁的华南海鲜市场张姓送货员开始发烧，12月18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看病，医生怀疑其社区获得性肺炎，以“发热查因”收治入院，12月22日，这位病人病情加重，进入呼吸重症病房，医生们使用了各种抗生素治疗无效后，12月24日对其进行气管镜采样，然后将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广州的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NGS检测，结果发现样本里有一种跟SARS相似度约81%的新型冠状病毒，12月27日微远基因电话通知武汉市中心医院，并将数据共享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
12月2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又接诊了一名41岁的陈姓病人，其12月16日无明显诱因发热，当日患者在该院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样本送至北京的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将这位病人的基因测序报告反馈给了医生：经NGS检测，病原体是SARS冠状病毒。
当日，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这份检测报告出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微信中，她把这份报告发给了自己的同学，还传到科室群让大家注意防护。傍晚17时4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转发了这份报告截屏，并发布预警信息：“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
然而，预警引发不满，吹哨人们很快感受到了压力。李文亮在截图传播出去当晚，即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即被医院领导叫到武汉市卫健委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并在此后应要求写下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训诫。此前一天的1月2日，艾芬也被医院监察科谈话，称其行为加剧社会恐慌，影响武汉发展大局。
1月3日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紧急召集各科室主任开会。根据财新记者获得的会议记录，会议首先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检测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进行，已完成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消毒工作，已发生44例，重症11例，暂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会议透露，武汉市卫健系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要求各医院进入战时状态值班，严格请假制度，原则上不安排休假，外出离开武汉必须报告。会议更强调要严明纪律，“讲政治、讲纪律、讲科学”，不造谣、不传谣，各单位看好自己的人，严明保密纪律，要求医务人员不得在公共场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相关病情。
针对基因公司等第三方检测的控制也空前收紧。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样本，依据目前掌握的病原学特点、传播性、致病性、临床资料等信息，在进一步明确病原信息之前，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健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
无法确诊，成为了医院上报疫情新的障碍。“之前，医院通过给第三方检测公司做病毒检测，就算市里的诊断没下来，无法报卡，但医生至少知道是什么病，可以对症进行治疗并进行防护。” 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3号文出台后，没有一家医疗机构还敢再送样本去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只能将样本送至辖区疾控中心。
最小的窗口也关闭了
由医生填写、医院统一上报的传染病报告卡，无疑是疫情上报的关键一环。《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中显示，传染病报告卡由首诊医生或其他执行职务的人员负责填写；现场调查时发现的传染病病例，由属地医疗机构诊断并报告。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管理人员（一般为医院公卫科）须对收到的纸质传染病报告卡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的信息进行检查，对有疑问的报告卡必须及时向填卡人核实。
在上述文件中，疾控中心的职责是：对辖区内报告的传染病信息进行审核，对有疑问的报告信息及时反馈、核实，对误报、重报信息应及时删除。对甲类传染病、部分乙类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暴发的报告信息，应立即调查核实，于2小时内通过网络完成报告信息的三级确认审核。而地方卫健委的主要职责是对上报的传染病疫情进行分析、利用及发布。
由此可见，无论是地方卫健委还是疾控中心，都无权不让医院或医生填报传染病报告卡，只能在报告卡提交上来后，进行核实和上报。然而，武汉市卫健委的诸多做法与《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有不同之处。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湖北省、武汉市及各区三级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后，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向各医疗机构负责人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要求各医疗机构向辖区疾控部门和卫健委医政部门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市卫健委还在当天召集全市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开会，每个区准备成立一个专门流调应急队伍，对病例进行调查、处置。这等于将疫情报送全部纳入到当地行政官僚系统掌控之内。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同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向社会发布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信息：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此时，上述武汉市中心医院1月3日紧急会议中所提到的武汉市卫健委“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开始发挥作用。中心医院一位副主任医师介绍，从12月29日，“指挥部”陆续通知各医院将相关病人转到金银潭医院，截止1月2日，中心医院转了七个病人过去，“都是指挥部发通知，然后派救护车过来转运，但并不是全转，他们只转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包括我们快治好了他也一锅端都转到金银潭去了，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他们一律不要”。
他记得医院里还收治有几名类似症状的病人，但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就没有得到转运通知，“问医院怎么办，医院说指挥部没通知转院，只能先辟出一个20多张床位的隔离病区”。
武汉市卫健委“指挥部”的这个选择性转院，后来被财新记者调查了解的一份《入排标准》所证实。一位湖北省属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透露，在1月15日国家卫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出来之前，1月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金银潭医院对当地医院做了一次培训，培训中下发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工作手册共收录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下称《试行诊疗方案》），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下称《入排标准》）。两者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临床诊断标准有明显差异。
“《试行诊疗方案》应该是湖北省专家组和最早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起编制的，《入排标准》则是后来由武汉市卫健委编制，武汉很多医院都是按照后者进行诊断和上报。”上述医生介绍，所谓入排标准，就是指导一线医生对病人能否诊断为某种疾病并上报的纳入和排除的原则标准。
财新记者获得的一本工作手册显示，在《试行诊疗方案》中，对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定义一共四条：发烧；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定义称：同时具备这四条，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有类似病人接触史，满足前三条即可。位于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被认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确实大部分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武汉市卫健委《入排标准》则比《试行诊疗方案》要求更为严格。其开篇第一句就规定，同时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纳入。其中，临床表现要求与“国家专家组标准”病例定义列出的四条基本一致，仅对其中发热一条进一步定义为≥38度；更大的改变是要求必须具有流行病学史，即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从事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小时以上者，或发病前两周内曾在海鲜市场有禽类、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者，以及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用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病例定义是疾病的诊断依据和排除依据，一般包括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病原学证据三方面内容。在1月9日国家卫健委宣布确定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明确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之前，临床医生并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没有病原学证据，临床诊断只能通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这两方面。“从事后看，《试行诊疗方案》给出的病例定义总体是稳妥的，既重视了病人流行病学史方面的内容，但又没有拘泥于海鲜市场这一个可能的疫源地，对没有类似接触史的病人没有简单排除。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中的病例定义执行，不会出现大量与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人漏诊的情况，人传人现象也会更早被发现。”这位人士说，“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入排标准》要将与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改为必要条件。”
一位接近湖北省专家组的人士透露，国家和省专家组成员看到武汉市卫健委这个《入排标准》后还很生气，要求武汉市卫健委收回小册子重新编印，武汉市卫健委后来重新编印了一套绿色封皮的工作手册，去掉了《入排标准》，但各医院所执行的诊断和上报标准并没有改变。
《入排标准》列入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中招者”被排除在外。事后回顾，许多医生都认为，疫情从2019年底的几百例迅速增加到1月20日左右的数千例，与此应有关系。
这份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工作手册还指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这个规定表明，各大医院有自行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的权利。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1月5日，江汉区卫健局组织辖区内各医院开会时却称：对于疑似病例，各医院组织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的，应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对此，一位疾控部门人士向财新记者解释，未知传染病的上报事关重大，医院诊断较为慎重，一般会逐级上报，完成流调和检测后，经当地卫健委审核后再按要求进行报告卡填报。然后当地卫健委再向上一级汇报，以求“步调一致”。
虽然此时上报传染病报告卡需要区里会诊同意，但整个上报程序尚能进行。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截至1月11日，武汉协和医院共计上报11名（11日突击报告9名），新华医院共计上报9名（11日报告6名），中心医院共计报告11名。
1月12日开始，上报程序戛然中止。前述《疫情处置说明》显示，省市两级卫健委官员均指出，新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需在之前区卫健局会诊的基础上，增加市级和省级卫健委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经省卫健委同意后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事实上，这条变得繁琐的上报路径在此后五天里从未走通过。“当时就是不给报，不让报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根据当时的流程规定，遇到类似病例，先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三天，三天抗生素无效后，要院内专家组会诊，然后才能上报区里，由区专家组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然后再请市里来，再请省里来……“要经过四级会诊、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整个程序都审批完成确诊后，医院和医生才能填报传染病报告卡。”
“中间设了很多卡，很多临床医生、医院根本无法操作。”他说，“医院每天都有记录，送去采样的都是危重的没有办法观察了，每天都过筛了的，能扛的自己在扛。”
1月12日之后，这个流程更是根本就走不通了，因为区里、市里和省里就没有明确下过诊断，检测结果也不反馈了，这样医院也没法报卡，更没办法转到金银潭医院了，病人完全没有出口，“结果就是隔离病房很快收满，只好后湖和南京路院区又各多开了三个病区。病区又满了，只能在门诊吊水，医院排起了长队”。他认为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与当时隔离病区收满有关。“病人越积越多，很多病人就是想住院打针，你呼吸科、急诊科住满了没有床位，他们就跑到其他科室看病要求住院，想着住上院再转科，而那些科室接诊的医护人员缺乏足够的防护”。
该医生的说法和前述内部的《疫情处置说明》相符合。中心医院一位科室主任表示，到1月中旬，基本就是压着不让上报了。他告诉财新记者，从一开始每位病人临床诊断后，就得走会诊程序，武汉市中心医院本身是市级医院，在12月30日就在内部组建了医疗救治专家组，包含呼吸科、急诊、ICU等科室专家，一共12人。经过会诊确诊完成后，由公卫科负责上报，通知疾控进行流调。“起初还有几个上报后可以转到金银潭，后来就一动都不能动，所有通路都瘫痪了。”他说，会诊之后的流程变得遥遥无期。
位于武昌区的武汉市第三医院也遇到一样的难题，该院一位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该院第一个高度疑似的病人是1月3日前来就诊的一个91岁老奶奶，她感染了自己的三个女儿、医院的两位医生、五位护士，以及同病房的另外两位病人。
1月9日，三医院将这个老奶奶的样本收集，并上报了市卫健委医政处和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之前他们都不愿意来，我们说，这么重的病人，你们不来，出了问题，你们是要负责的。”该医生说。后来，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就来医院进行了会诊，没等来结果，这位老奶奶于当日晚间去世。
1月10日至12日之间，三医院又将与这位老奶奶相关的家属、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样本全部上报到市卫健委和市区两级疾控中心。“我们院内会诊做得比较详尽，当时的情况我们觉得很严重，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但我们当时申请的市里面专家会诊，就一直没有来。”该医生表示，“当时市里给我们反馈说样本需寄送到北京检测，时间比较长，所以要等结果出来才能会诊。”直到大概七八天后，终于有了样本检测结果，全部是阴性。于是，医院组织第二批采样送检，才将这批感染者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而这已经是第三批专家组来过之后的事了。
作为省属医院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该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医院1月初收治了一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高度疑似病人。“他当时呼吸困难，CT显示双肺严重感染，已经成了大白肺。由于当时医生群里已经有流传SARS出现的传言，我很警觉，立刻上报给了院领导。”
收治当日，中南医院医政处就上报了市卫健委和市疾控中心，要求他们来采样检测。与此同时，医院紧急将ICU改建成隔离病房，设置了16张床位，到1月10日，这些床位全部收满，后收进来的疑似患者大多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病房都住满了，市里还没有动静，我们急了，多次向市卫健委，后来向省卫健委继续汇报。”该医生表示，直到1月12日，市卫健才委派了三个专家来到医院。开会时，专家表示，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才能上报做核酸检测。这一说法遭到部分医生质疑，因为会遗留下很多病症类似但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标准过于苛刻。
但市卫健委专家反过来要求中南医院要谨慎申报检测，控制检测名额，表示“你们报太多了”。1月中旬，中南医院医政处再次向省市两级卫健委反映上报问题，遭到口头警告，并批评中南医院“政治觉悟不高”。
位于硚口区的武汉市第四医院也是如此。该院一位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大概在1月10日左右，该院也接治了类似的肺炎病例。“当时医院希望能报卡，希望区疾控能有人过来做采样和流调，但区疾控迟迟没有派人来，后来因为这批患者都是轻症，我们就用普通肺炎的办法给治好了。”
“1月中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捂盖子，从省里到市里到院里，省里不让市里报，市里不让院里报，院里不让科里报，就这么一层层捂下来了，导致黄金防控期一再错过。”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上述医生向财新记者感叹。
另一位医生回忆，大概一直到1月底，医院才通知医生，让大家有一个报一个，自己做诊断后，在电脑上自己就能填。“但一切都晚了。”他慨叹道。
惨重的代价
而就在此期间，不仅来门诊看病的发热病人越来越多，武汉市中心医院也开始有医务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1月11日，该院院方收到一名急诊科护士、一名眼科医生和一名消化内科医生疑似感染的消息。其中的眼科医生即是李文亮。在他管床的一位老年青光眼女患者1月10日被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而转入隔离病房后，1月11日，李文亮出现低烧，体温37.2℃。1月12日，他的体温骤升到38.4℃，13日为38.5℃，呼吸道病毒七项和支原体衣原体检测呈阴性，血象正常，CT双肺磨玻璃斑片影。
紧接着，1月12日上午，李文亮的一位眼科女同事也报告发热37.4℃，晚上升至38.3℃，13日报告38.5℃，呼吸道病毒七项和支原体衣原体阴性，白细胞正常，淋巴低，CT呈右肺下磨玻璃斑片影。两人在门诊输液抗病毒治疗。
1月13日、14日两天，武汉市中心医院又各收到三名职工疑似感染的报告，到15日大幅增加到9例职工疑似感染病例，16日又有7例。从1月11日发现第一例职工感染到1月16日，这短短六天时间内，武汉市中心医院职工疑似病例数增加到26个。“医院在1月13日就给医务人员设置了专门的病房，后来扩成了一层楼的病区，然后是两个病区、三个病区……直至100多人在本院住院。”该院一位科室主任说。
医务人员感染，是这种新发疫病具有人际传染性的重要证据。但如此规模的医务人员密集院内感染的重要信息，却在重重障碍下未能及时上报，更没有能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呈现。
直到1月24日，国家卫健委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检查，该院如实汇报了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从12月底至今，累计有175个医务人员出现过发热，其中56例在院接收治疗，有危重症2例，但到此时，还仅有一个获得确诊，其他32名医务人员等待样本检测结果，另外还有119名医务人员正在隔离观察待排。
1月28日，武汉市卫健委宣布进一步扩大核酸检测机构，武汉市中心医院获准进行核酸检测，该院医务人员感染情况才开始真正显现。财新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当日武汉市中心医院上报职工确诊病例17例。截止到2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共上报职工新冠确诊病例68例，住院142人（在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住院138人，在肺科医院3人，在金银潭医院1人），院外门诊观察147人。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呼吸重症监护室病逝，享年34岁，成为此次武汉疫情中第一位在工作中感染新冠肺炎殉职的医务人员；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抢救无效殉职，享年55岁；3月3日，该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梅仲明因感染新冠肺炎，在金银潭医院抢救无效殉职，享年57岁；3月9日该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协和医院西区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6岁。
根据财新记者了解的数字，4000多职工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超过230医务人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数均排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该院多位医生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心医院是距离初期主要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几所医院之一，早期接诊的病人本就在所有医院中是最多的；其次，新冠病毒第一代毒性可能更高，李文亮、梅仲明等医生可能是被同一名病人传染的；第三，1月初开始发热症状的病人越积越多，当时唯一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又仅接受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大量病人没有出口没有床位，转到其它科室治疗住院，从而导致不少没有传染病处置经验、对疫情缺乏信息的其他科室医护人员“中招”；另外，该院主要负责人都不是医生出身，院长长期从事办公室工作，书记是市卫健委原人事处长，对医学尤其是传染病了解不够，对疫情不仅不重视，更强令各科室和医生不得传递疫情信息，导致医生警惕性不足，等等。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羽化于热月午夜的伦勃朗:想起之前网上看到网友说他爷爷高龄，爷爷每当说起小时候遭受继母的偏见都会流泪，就觉得心碎。
陳歌Nicole:我奶奶至今提起小时候十岁左右受得委屈还会哭，我自己都忘了我十岁时有什么经历了
共7条回复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
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在接下来的一周，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疑似患者”。
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月12日）。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图）
过去一个月，疫情肆虐之下，许多普通人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疫情的发源地，武汉发生了最多的死亡，截至2020年2月27日12时，死亡2104人，占全国疫情死亡人数的77%。
37岁的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人能完整地勾画出他们从感染到死亡的真实路径，但应该记得的是，发生在2020年早春这场中国人与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他们曾经的努力和无奈。
1月16日中午，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接到一项任务：护送一名独自坐火车来武汉的失聪男孩回家。
护送别人回家是他的日常工作。吴骞是武汉人，出生于1982年11月，2005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2010年考入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站隶属民政系统，原名收容遣送所，于2003年更名。每年春节都是全国各地的救助站最忙的时候，无家可归者们在此时总是更需要帮助。
据吴骞的同事杨晓回忆，因为小男孩的父亲已经在广州等待，单位要求他们当天接到任务10分钟之后就收拾好，赶到汉口火车站。
那时武汉还没有进入紧张状态，车站里几乎没人戴口罩。到了广州，将孩子交还给他父亲，已经入夜。正值春运，回武汉的车票已经售罄，吴骞联系当地的工作站，想办法安排了晚上十点半的站票。一行人挤在餐车里，吴骞把座位让给了同事，自己则坐在车厢过道的地板上吃泡面。
做了十年救助工作的吴骞此时不会想到，他刚刚完成的是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任务。
据吴骞的爱人张小璐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出差是吴骞工作的常态。他俩2010年5月登记结婚，6月吴骞就去了救助站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事都抢着干，工作内容最开始是上街巡逻，后来逐渐就变成了出差护送。她知道丈夫对自己很节俭，工作又很拼，总担心他一个人在外，吃不好，住不好。
在单位，吴骞的工作原本是调度，但只要人手不够，其他事情也要顶上去。过去多年，为出差，他俩没少吵过架。
在返程路上，吴骞告诉张小璐，他要17号凌晨3点才能到武汉，决定不回家直接去单位，睡一会就接着上班。
1月17日下午，吴骞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前一天没休息好，他和家人聊了会就去睡了。第二天早晨起床，他觉得浑身乏力，一测体温，38.2度。
武汉当时还未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吴骞发现自己发烧这天，正是农历小年。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4万多个家庭正聚在一起，参加后来闻名全国的“万家宴”。
因为家里有两个女儿，小的才两岁。张小璐担心是流感，怕传染给孩子，就催促吴骞赶快去医院挂针。一个家庭原本的正常生活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吴骞从1月18日起就住进了宾馆。他当时在朋友圈里写：“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16号出差广州后，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
然而好运并没有降临在吴骞身上。他持续发烧不退，1月20号，吴骞的CT显示肺部有毛玻璃状白影，医生当时告诉他，是病毒性肺炎，但究竟是什么病毒，没有明确答案。
那也是武汉疫情第一次受到全民关注的一天。当天，钟南山院士首次对外肯定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从这一天起，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汇总发布新增病例，北京、上海等城市都相继出现病例。
而在武汉，危机还潜伏在水面之下。人传人公开后，患者在短短几天内就挤满了整个武汉的发热门诊。
1月20号当天，吴骞通过微信向他的直属领导刘勇请假并说明病情，刘勇询问：是否新冠肺炎病毒？吴骞回复，自己办不了住院，呼吸内科都没有床位，而且没有核酸试剂盒，也查不出来，只能先打针看看。
为了尽早做检测，吴骞先后去了社区医院、新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但始终没能入院治疗。张小璐在家也疯狂给社区打电话，想通过上报病例得到住院机会，但得到的回复总是令人失望——无法收治意味着做不了核酸检查，而没有检测结果的确认单，社区就没法再向上汇报。
他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在接下来的一周，吴骞成了徘徊在统计数字外的“疑似患者”。
作为相处十年的同事，在刘勇和吴骞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吴骞起初还比较乐观，他似乎并不相信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曾回复刘勇说，医生建议他在门诊打针，去了医院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个病早就隔离了。”
在吴骞四处求医的那些日子里，张小璐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并强烈要求吴骞换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这期间，吴骞的父亲曾陪他去医院排队做检查，两人从早上一直排到傍晚。后来吴骞自己去酒店住下，老人又给他送饭，每次去都想多看他两眼，但为了隔离，吴骞总是躲在厕所里，让父亲把饭放下就走。
但到了除夕那天，他母亲实在想念儿子，就跑去酒店看他。回家后不久便出现发烧的症状。张小璐回忆，婆婆应该就是那天被感染了，但他们当时希望吴骞安心治病，就没有告诉他。
一家人就这样被病情隔绝。随后的日子里，绝望和悲观开始笼罩吴骞，在1月26日和刘勇微信聊天时他说，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外面熬，熬到不行了医院才收，刘勇将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站里，希望能帮他解决床位的问题，但彼时正赶上武汉疫情最猛烈的时候，在他们通话的当天，仅武汉就有698个新增病例。
直到此时，吴骞仍没有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他也因此而得不到更多治疗。在与刘勇的聊天中，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就这样一直拖到1月28日，吴骞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但此时他的病情已进入重症，由于武汉当时启动最严格的隔离封闭措施，即便是家人也无法每天获知吴骞的情况。同事杨晓后来回忆，吴骞住院后，有一次她发微信询问病情，吴骞只回了三个字：
“我在熬”。
去广州出差的26天后，2月10日，武汉救助员吴骞离开了人世。
直到他去世，也没人能确认吴骞到底是怎么生病的。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同事和家人，都猜测1月16号那次去广州出差前后，他感染了病毒。但在张小璐看来，1月18号吴骞发烧后没得到有效救治，以及多次去医院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才是他生病的最主要原因。
和大多数起初都蒙在鼓里的普通武汉市民一样，患者只能依据官方给出的说法，来确定自己的感染路径。在张小璐的记忆里，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吃海鲜，也从来都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而刘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骞肯定是在工作中感染的，除了去广州出差那次，武汉救助管理站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就有一个办公点，他们之前都经常要过去。
但整个救助站，却只有吴骞一人生病。与他同去广州出差的杨晓，后来也曾发烧，但吃完药仅过了一天就没事了。
在吴骞去世前一小时，医院曾给张小璐打电话，通知她可能不行了。张小璐让医生帮忙接通视频，要见他最后一面。
视频接通的时候，吴骞7岁的大女儿正在旁边。已经23天没见过爸爸，她一见面就大哭起来，对着手机反复问：“爸爸你怎么了？怎么躺下了？”
当时的吴骞，已经不能讲话。那是一家人最后的告别。张小璐说，她从没见过女儿这样不停地哭。
在同事和家人的印象里，吴骞一直是个乐观而坚强的人。在死亡到来三天前，他还曾期待奇迹，在2月7日QQ空间里，他这样写道：“每天咬牙检查，就是为了身后的她们。期待我的拐点早点到来。”
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现在，张小璐已很少在家提起吴骞。白天，她想尽办法让自己忙起来，照顾两个孩子，料理家里大小事。一直等到夜里孩子们都睡了，她才会推门走进吴骞的书房，悄悄想念自己的丈夫。
提起吴骞，她几乎全程都在哭泣。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那24天里，吴骞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时，她回答：
“他说很对不起我，这段时间（指春节）不能在家里。我说没事，你要加油。他说等过了这一段，我一定会对你更好的。”
这对结婚10年的夫妇原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家去年刚换了新房，张小璐工作不稳定，家庭收入不高，平时大的支出主要靠吴骞应付，他的离开让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
武汉救助员吴骞的遗体于2月10日火化。同样患病的母亲至今也未痊愈，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因为武汉的防疫措施至今仍未解除，家人也没法为吴骞操办后事。
“我现在想的，就是疫情赶快结束，我要接他回来。”张小璐这样说道。
吴骞的同事，对他都很有感情，一位同事在聊起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时，突然泣不成声，挂断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
有态度的老百姓
只比我大了四岁，三十多岁的，正是立家立事的年华。
luwa0312
每一个离去的生命，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悲伤故事。
天快亮了
我希望能出一集义务人员专刊，来记录应该永远被铭记的普通人。
闲逛的大猫
永远不能忘记的痛！
Xinxin:)
太难过了
ikakala
希望国家能做好抚恤工作。
130****3239
......
高
缅怀逝者
chinatin
感谢你记录了大战“疫”的平淡人生，这也许也算是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下一次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南方周末回到了最让人喜欢的样子
133****1766
每一粒灰尘在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138****8129
最该死的是那些瞒报疫情的庸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拿上千万武汉人民的生命安全作赌注，这是在犯罪！！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2020年1月2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型冠状病毒隔离病房，医务人员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输液。 （拾城 郑新洽/图）
血氧饱和度降到了87%。医生给25岁的小武插上吸氧管，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发微博告诉网友自己的状况。
“不要睡着！努力调整呼吸！加油！”“红细胞们快帮小武搬氧气啊！”“年轻人，你一定要好起来！”小武枕边的手机不停闪烁着网友们的留言，他盯着屏幕，强撑着充满疲倦与困意的眼睛。
2020年1月19日傍晚，小武发烧到39度，他以为自己感冒了。1月21日，小武先后在湖北省武警医院、湖北省中医院进行CT检查，基本确诊新冠肺炎，但无法收治。当晚11点，父亲得知武汉第七医院开放接收患者，瞒着儿子连夜赶去排队。小武怕交叉感染，逼父亲离开，父亲就躲到医院外面，隔着玻璃窗偷偷望他。七院的核酸检验试纸用完了，小武因无法确诊未被收治。
为住院四处奔走了两天，小武的病情加重，咳血严重，四肢无力。武汉封城当日，小武在微博上发出求助帖，昏昏沉沉地睡下了。第二天，3.2万条评论扑面而来。
“加油！一定要挺住！”“床位爆满为何武汉确诊数据一天都没更新？”“同济协和和金银潭医院，去呀兄弟！”但网友提到的这些医院早没床位了。女友在评论里找到社区电话，联系社区登记信息。发帖三天后，小武坐上社区的电瓶车去武昌医院就诊。
小武是较早的网络求助者之一。他的微博粉丝从最初的一千多人，已涨至近180万，最多的时候，每天增加20万粉丝。住院后，小武坚持每隔十个小时发一次微博，分享病情与治疗进展，护士的背影是他常用的配图，那些防护服上画着爱心与太阳，写着“圣洁光明”“晴朗”“都好！”
1月29日凌晨五点，小武发烧以至意识模糊，长时间昏睡，大约27个小时没有更新微博。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报平安。网友们的回复接踵而至——“终于看到你更新了，总是跑来看看你好点没”“昨晚一直惦记着你，孩子你一定会挺过这关的”“不停刷你微博，一天没更新很让人担心”“天天惦记着你，看你比看我家猫监控都多”。
计算机行业从业者张超星自2月11日开始爬取微博“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的信息，将目前未删的患者求助帖整理出来，搭建了“武汉·人间”网站，他想留存“每个关乎生命的故事”——“每位患者都能得到人文的、个体性的、有尊严的关注。”
“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于1月29日创建。有网友反馈，2月3日至4日期间，超话里的微博数量由三千多条下跌到一百四十二条。张超星在超话里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求助帖发于2月3日。截至2020年2月26日，“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有1193条帖子，57.8万粉丝，39.2亿阅读量。
新浪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注：微博昵称“来去之间”）曾表示每天发布于微博的求助信息80%是无效信息。这意味着，经过微博的审核，最终公开的求助信息是总数的20%。
张超星发现，一些求助信息并不会进入话题频道中，甚至不会出现在好友的主页上。
张超星曾在一位志愿者的微博主页看到，两三天内共发了32条符合规范的求助帖，但显示在超话页面内的仅7条。
“武汉·人间”上记录的求助信息远远小于实际求助规模。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自2020年1月31日开始转发湖北疑似病例患者求助信息，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到几十条的求助信息，一些求助微博下的转发和评论多达上千条。
这些星星点点遍布网络的呼喊与细语，既是求助者的心声，也是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抓住的惟一希望。
2020年2月1日，武汉，快递员全副武装在运送包裹。 （拾城 无畏/图）
1月5日，武汉女孩黄秀秀给父亲买了一件外套。父亲46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年三百四十多天在工作，其中二百多天连续开车12小时，为的是支撑起这个四口人的家庭，他还想多攒点钱为读大四的黄秀秀还助学贷款。
尽管嘴上责怪女儿乱花钱，但那天，父亲穿着这件新外套，高高兴兴地出门了。
2018年12月24日，父亲曾在朋友圈晒出女儿获得学校奖学金的荣誉证书，写道：“我家姑娘了不起呀”。黄秀秀截图发了微博：“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全家人都因我而骄傲”。2019年，家里还完了房贷，2020年，黄秀秀就要毕业了。
新年第一天，黄秀秀看了电影《宠爱》，并成为全场第一位被抽中的幸运观众，得到了冰雪奇缘联名款帽子。1月2日，黄秀秀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表姐在微博留言提醒她：“记得戴口罩，最近医院好多人肺炎。”
1月20日晚，父亲开始发烧、咳嗽、畏冷，病情逐日加重，27日凌晨1点，被街道卫生门诊部诊断为高度疑似患者，凌晨3点半，父亲被送至武钢二医院。
黄秀秀描述，父亲入住的院区似由废弃的职工医院楼改造而成，地处偏僻，三名患者一间房，医疗设施简陋，输液针现购，CT机现装。父亲入院两天后，除了偶尔量体温，并没有做过其他检查。父亲给黄秀秀发视频，有气无力地说：“盒饭不热了。”
1月28日上午，父亲体温达38.5度，距首次发烧过去九天，黄秀秀在微博发出第一条求助信息。她想为父亲转院，去医疗设备完善的医院做检查。在这条微博下，评论17条，转发52次。她@了几家媒体，请求关注。此时，“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尚未建立，黄秀秀的求助并未得到回应。
1月29日，黄秀秀联系到接父亲转院的车。晚上，她在医院门口徘徊了很久，但希望转瞬即逝。她只看见父亲被带回病房的背影。
之后五天，黄秀秀打电话问武钢二医院情况，对方表示正在和天津医疗队做交接；她又给社区书记发短信、打电话，提出回家隔离或转院，对方表示无能为力——小区三十多个人想去医院，能进去已经不容易了。那几天，父亲不接电话，也不回消息，只说想睡觉。
2月3日凌晨三点多，父亲连着打来四通电话，睡梦中的黄秀秀没有接到。父亲哀求为他转院，因为腿疼，半夜没人管。
三天后，黄秀秀接到武钢二医院电话，被告知父亲已经休克，让她自行联系转院。黄秀秀看见父亲的双手又肿又青，“抽了很多血，打了很多针”。他最后转入协和医院。
2020年2月8日上午，父亲去世，未留下一句话。黄秀秀和弟弟为父亲换上了新的秋衣秋裤。
作为早期的网络求助者，黄秀秀没能等到让父亲住大房子的那天。她写道：“我让爸爸疼了。”
父亲去世的那天，黄秀秀姐弟与母亲在汉口医院输液大厅的不锈钢排椅上坐了一夜。母亲2月5日CT检查显示双肺感染，因排不上核酸检测，无法住院。黄秀秀与弟弟的CT检查均显示有感染迹象。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2度，输液大厅没有开空调，冷风吹进空旷的大厅。
2月8日凌晨五点，黄秀秀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发出微博，请求接出在酒店隔离的母亲，网友纷纷帮她转发。这条微博转发4.4万，评论数达五千多条。
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进来，来自媒体、志愿者、老师，黄秀秀不停接电话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汉口医院医生刘少文联系到她，在等到汉口医院床位的第二天，黄秀秀接到了母亲的病危通知书。
2月11日，黄秀秀再次在超话中为自己和弟弟求助。姚晨转发了这条求助，写道：“一家四口，父亲已因肺炎离世，母亲病危入院，姐姐症状更为严重。恳求能早日做核酸检测确诊。”
当天下午，街道办事处安排姐弟二人做了核酸检测，第二天，黄秀秀入住武汉市第一医院，弟弟被收治到隔离酒店。
2月5日，湖北省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全省定点医院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尽最大努力收治发现的疑似及确诊病例，不能收治的也要被安排集中隔离，即要确保疑似、确诊病例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2月10日，武汉政府宣布“清零计划”——截至2月9日人数排查百分比已达99%，并将于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
这期间，“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的帖子未曾断过。
同样决定留宿医院输液大厅的还有49岁的司徒梅。由于与丈夫及其他四位亲人同住，家里还有年过七旬的老人，肺部感染的司徒梅戴着三只一次性普通口罩、穿一件雨衣坐着丈夫的电动车去了江汉区协和医院，雨衣让她出了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在寒冷的夜里，持续低烧的她病情加重。丈夫还送去了行军床和被褥，一天往返多次给她送饭。
远在非洲工作的俞科得知母亲的情况后，打听了各种求助渠道，指挥在中国的家人上报社区、拨打市长热线和疫情督导组电话，并向媒体递交求助信息。非洲当地网络信号极差，上传诊断图片时，她甚至打不开链接。
2月11日凌晨，俞科成功从非洲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数以千计的留言、转发、私信涌来，许多人帮忙反复填报信息，更多的是鼓励。第二天，社区主动打电话给司徒梅丈夫，询问情况，但未安排入院治疗。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联系俞科时，她乐观地表示母亲以前跑中长跑，心肺底子好。“这两天我一直和朋友开玩笑，说很有可能等到安排治疗时，我妈已经痊愈了。”2月12日深夜，司徒梅血压突然飙升，这是她留宿在输液大厅的第三夜。
丈夫半夜爬起来给机关单位打电话，从社区打到江汉区，甚至打了市纪委、省纪委，“很多电话都是限时开放的，我爸下午六点钟打就没人接听了”。
医院只接收社区送来的病人。社区则表示，要么耐心排队，要么自己联系医院。司徒梅丈夫曾询问社区排队有多少人，对方回答不知道。2月12日晚，俞科在各个志愿者群中再次求助：“能给我妈妈加急上报吗？”
这些求助信息经由志愿者群或微博超话上报给负责救助的相关部门，它们按危重程度、特殊人群和特殊情况被标注，在与求助发帖者核实姓名住址后上报给地方政府，危重症用户则单独报送政府优先处理。
“清零计划”宣布的第四天，司徒梅所在的输液大厅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2月14日早上，司徒梅接到社区通知，得以入住协和医院，结束了四天五夜的等待。
2月5日凌晨1点34分，微博用户@老苏8811发出一条消息：你好。这条微博获得近九千条评论和三万多次转发。网友感叹77岁的老人要如何下载微博，注册账号，再发出这条求助——“可怜的老人家。难以想象他怎么摸索出微博。以最老套的方式先问候一句：你好。多希望一切都好。”
一个小时后，求助信息才成功发出，来自一位77岁的退休老教师刘立。他的女儿刘莺因疫情去世，自己和妻子以及13岁的外孙女均已感染。他的儿子在垃圾工厂加班加点工作，焚烧因疫情产生的医用垃圾。求助的目的是希望网友救救13岁的外孙女。
姜丹将舅舅刘立拟好的微博发了出去。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位老人和孙女已于2月7日入院治疗。2月24日，姜丹更新微博，刘立于19日因病情危重已进ICU插管治疗。
来自湖北荆州的志愿者李潼联系网络求助者时，发现很多人不会发超话，甚至不会用微博。事实上，25岁的李潼也不太会玩超话。
“NCP志愿者之家”创立者张丁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老人住在没有物业管理的旧小区，外界联系不上他们，他们也联系不上外界。
惠民苑社区是武汉最大的还建房、公租房、廉住房小区，地处汉阳区三环边，被三环线、汉江和琴断口小河与外界隔开，交通极为不便，仿佛孤岛。但社区内居民共计有三万多人，其中老年人占比近80%，独居老人、残疾人众多。该社区一度面临病毒肆虐、食品匮乏等诸多问题。
求助信息让外界注意到了这个孤岛般的社区：社区内有5名确诊患者未能就医、4名疑似患者未得到隔离。周围几乎没有大型商超，居民日常赖以生存的小型超市，自封城以后陆续关停。
中国人民大学“RUC新闻坊”发布调查报告《1183位求助者的数据画像：不是弱者，而是你我》，分析了1183条新冠肺炎救助微博，65岁及以上患者占比达42.5%，大多数求助信息发布者是患者子女或其他家属，关键词“爸爸”“妈妈”出现频繁。
数据同时呈现，洪山区与硚口区的大量患者所居地与医院距离较远，3公里内没有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若以3公里为收治覆盖半径，洪山区与硚口区的收治无力尤其严重，大量患者不能被覆盖。定点医院少、距离远，又无公共交通，大量老年患者艰难求医，每日蹒跚在医院与住所之间，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病情的恶化。
龚畅曾在超话里为已确诊的父母、外公外婆寻求救治。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外婆已经顺利住院，母亲即将住院，父亲和外公留守家中。龚畅最担心的是，如果父亲也被隔离了，87岁的外公独自在家怎么办？
他曾联系社区沟通照顾外公的事宜，社区表示无能为力。龚畅不无担心。“一个人在家住没问题，但做饭怎么办？这么大年纪他也做不了，即使自己做，年纪大了，忘了关火怎么办？”
悬而未决之际，龚畅等来了外公核酸阳性的结果。
2月22日晚上，21岁的重庆女孩肖燕带上“肺炎患者求助”标签发出微博：“在武汉不是冠状病毒感染就没治了吗？医院不收？难道让他们自身自灭吗？”这条获1.8万次转发、1.5万个点赞、2551条评论的微博至今仍被置顶在她的微博首页。
肖燕母亲来自重庆巫山县笃平乡，在武汉洪山区做环卫工作，每月工资三千多元。据肖燕微博记录，母亲因响应防疫号召，今年春节没有回老家过年，肖燕来武汉与母亲同住在出租屋里。1月26日，肖燕曾在微博“武汉志愿者报名”标签下发言，表示“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希望可以出一份力”。
母亲自2月7日起浑身疼痛，卧床不起，瘦到不成人形。2月10日，肖燕连发两条微博，求助网友为非肺炎患者的母亲转发，寻找医治的机会。这两条微博的转发和评论均寥寥，最多的转发87次、评论数11条。
肖燕给所有收治非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挨个打电话，没有一个接通的。她和母亲先后去过三家医院，多以无药为理由被拒绝治疗。一次，救护车将他们送到了某定点收治新冠肺炎医院，求诊被拒后，肖燕背着母亲走了六公里，历时三个多小时。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求助帖里，很快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中传播开。
肖燕形容，武汉仿佛一座牢笼，困住了她们母女。
2月20日，杨晶晶在超话里求助，父亲杨元运于2月16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父亲没有携带任何财物与通讯工具，只留下一封遗书，表示自己可能得了新冠肺炎，不愿连累妻女。同日傍晚，杨晶晶称父亲被警察找到，已不幸离世。
不久后，她的微信头像由监控里父亲的背影变成了两朵相依偎的菊花，一朵大、一朵小。
18岁女生李安琪的父亲是武汉几百名重症肿瘤患者之一，2月3日在武汉协和医院被诊断为重症肿瘤，急需手术，但外科医生都已被调去救治肺炎患者。父亲只能在急诊科打针以勉强维持，原本半身无力，逐渐发展为麻痹、失去知觉，乃至失禁、呼吸困难。
2月19日，父亲转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求治，院方称其若未感染肺炎就可收治，但CT显示父亲肺部有轻微炎症，被拒绝入院。李安琪不得已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发出求助，若不及时接受手术，父亲最多只剩两个月的生命。
2月25日，父亲成为少数得以入院治疗的重症肿瘤患者。李安琪收到好几封私信，向她询问父亲是如何入院的。
越来越多的非肺炎患者求助帖出现在“肺炎患者求助”超话里。但微博一直未建立“非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微博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肺炎求助超话的影响力大，普及面广，很多非肺炎患者都知道这个渠道；而非肺炎患者的困难也与肺炎疫情引发医疗资源短缺有关。
2月14日，微博联合央视新闻进一步扩展“肺炎患者求助”超话范围，开始接收武汉地区非新冠肺炎危重病人的求助信息。
1月底，张丁文开始组建志愿团队为武汉捐款捐物资，“肺炎患者求助”超话促使他开始线上救援。六百余人的团队里有朋友、员工、网友，五湖四海的人在网络上相聚，搜集求助信息，采购物资以及进行心理援助。求助帖的评论里，网友常常@张丁文，他总会回复：“交给我”。张丁文每天睡两三个小时，睁眼就开始战斗。
张丁文的志愿者团队在超话搜集患者信息时，会优先联系重症患者，将他们的信息反馈给社区，并及时更新医院空床信息。张丁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网络渠道是有效果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就是互联网的时代。”
从2月起开始在网上搜集患者信息，他每天会收到约一两千条信息。据他统计，目前已经累积回复求助一万三千七百多次，直接帮助308人，间接协助862人。
龚畅在微博超话发出求助信息后，很多网友给他打电话，加微信，拉他进求助群，有的群里五六十人，有的群里两百多人。“不止一股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是好几个力量来做这个事情。”
大年初一，志愿者楼威辰带着自购的4000只口罩从浙江安吉出发前往武汉，一路上，他的车子与其他车辆反向而行。这是楼威辰第一次来武汉——街景萧瑟、满目冷清，没有一丝人与车的痕迹，只见楼影幢幢，几乎像座空城。原本打算送完口罩就回家的楼威辰决定留下来。
他最先去武汉红十字会做志愿者，负责物资搬运和对外宣传工作。红十字会被接管后，楼威辰成为独立志愿者，而黄秀秀正是他帮助的第一位网络求助者。
2月11日，网友将黄秀秀一家的情况转发给楼威辰。他为黄秀秀姐弟及母亲采购药品食品和生活用品，送到医院。此后，他用微博继续发布消息，召集而来的十几位网友替他处理线上求助信息，他则负责线下救助，为武汉居民采购、运送物资。
求助者居所四散，住在江岸区的他最远开车到黄陂区。短短一个月，车跑了六千公里，轮胎都磨损了。
楼威辰原本从事文案策划，过着标准的白领生活，现在已辞去工作。他入不敷出，每天只吃一顿饭，吃邻居或者朋友支援的面包和饭菜。2月25日，有武汉市民给了他六只包子，他发朋友圈炫耀：“是肉包哦！”
2月8日晚近11点，楼威辰和朋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为李文亮医生献上一束花。那晚天气有些冷，陆续有民众自发前来悼念，医院门口停了许多车，栅栏外摆满鲜花，还有无人机在上方盘旋。花簇中间是李文亮戴着口罩的相片，装裱在相框里，旁边还有一瓶红星二锅头。
每次运送物资时，楼威辰都会附上纸条，写一些鼓励与关怀的话。情人节那天，楼威辰花了两三个小时找到一家营业的花店，买了束雏菊送给住院的黄秀秀，在那张小纸条上，他写道：“别害怕孤单，全世界都在爱你。”
（应受访者要求，小武、张超星、黄秀秀、司徒梅、俞科、李潼、龚畅、肖燕、李安琪为化名）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谭德塞同时强调，这一宣布是基于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发展情况，而非针对中国国内的情势，也不是意图对中国的表现投下“不信任票”。他还重申，WHO持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持有信心，感谢中国医疗专业工作者和前线应急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并建议各国不要采取“非必要的措施”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活动。
武汉出现感染病例后，中方就已向WHO、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并第一时间与各方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
此前，WHO专家小组也在疫情初期就到武汉实地考察，发布多份相关报告和文件，以协调和指导全球防疫工作。谭德塞更在2020年1月27日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及卫生专家讨论新冠疫情。在1月28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习近平指出，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
双方同意尽快由WHO组织一个国际专家代表团赴中国，与中方共同研究疫情和开展应对工作。
自2020年1月13日泰国确诊首例武汉以外的输出病例以来，海外病例数不断增加。截至发稿，中国以外共确诊123宗病例，包括泰国19例、马来西亚8例、澳大利亚10例、法国6例、德国7例、芬兰1例、意大利2例、日本17例、新加坡16例、越南5例、韩国12例、美国7例、加拿大4例、柬埔寨1例、尼泊尔1例、斯里兰卡1例、菲律宾1例、印度1例、阿联酋4例，遍及亚洲、欧洲、北美的19个国家。此外，英国、墨西哥、巴西等地也通报了疑似病例。随着疫情蔓延，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对入境中国旅客的健康筛查力度，甚至对持中国或湖北护照的人员采取入境管制。
海外病例的持续增加，进一步提示了新冠病毒人传人的风险——2020年1月13日泰国公布的首个海外案例就显示，确诊患者此前未到访最初发生疫情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曾定期前往其他生鲜市场。也正是海外人传人案例的不断浮现，促使WHO加紧行动，并在疫情曝光一个月就将其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WHO了解的最新情况，目前在中国以外共出现9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在德国、日本、越南和美国等4个国家，已出现8例人传人病例。
尽管当前中国境外尚无死亡病例，且总体病例数量相对中国国内仍然较小，但考虑到病毒传播到卫生系统较弱国家将造成的危害，WHO认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各国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
按照WHO的判断，只要各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早发现、隔离和治疗病例，追踪接触者，并提倡针对风险程度采取相应的减少社交接触的措施，就仍有可能阻断病毒传播。不过，随着疫情变化，各国预防和减少感染传播的目标和措施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世卫定调
对于如何为这场情况危急但细节尚不明朗的新冠疫情定性，WHO的专家和官员起初颇显慎重。
此前，WHO突发事件委员会曾在2020年1月22日至23日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此次疫情是否足以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当时，委员会内部对此分歧严重。WHO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籍的传染疾病专家约翰·麦肯兹（John Mackenzie）曾在首场会前向财新记者坦言，由于外界对新冠病毒的毒力、传染性、严重程度以及临床症状，都亟待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难以就其特性得出统一结论。
导致WHO推迟作出判断的另一原因，在于中方在疫情暴发后增加的透明度。在WHO首次就疫情召开发布会时，该机构曾表示，“目前已经看到密切接触导致的全家感染，这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并不鲜见，但目前尚未获得连续传播至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证据”。但次日WHO发布的最新声明披露，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换言之，仅仅不到24小时，中方已向WHO更新了疫情当地的即时信息。
在许多国际专家看来，相较于17年前SARS发生时的情况，此次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更加透明。2020年1月23日，谭德塞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当局已对遏制疫情尽力而为，从政府最高层到国务院总理、部委负责人都作出了积极表态。
谭德塞在这场记者会上称，中国已掌握了疫情的基本信息，也具备了应对疫情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此次中国尽快向国际公布了信息，所以日本、韩国、泰国可以迅速确诊同类案例，以此提高国际上的防范应对能力，尽力阻止蔓延。
据他介绍，自疫情发酵以来，WHO每天都跟中国决策层保持24小时的密切沟通，并能够直接跟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联系。
即便在1月30日最终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谭德塞也多次强调，这一决定不应视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信任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在许多意义上，中国正在制定一种新的疫情应对标准”。
谭德塞说，正如他从北京返回后曾反复表示的：中国政府应该因其不凡的、控制暴发的应对措施受到肯定──即使采取这些措施，对中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显著影响。“若非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及他们所获致的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进展，我们恐怕已在中国之外看到更多的病例，以及死亡”。
他还称许中国侦测到这场疫情暴发，以及分离病毒体、对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和WHO及全球分享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对透明度的承诺和对其他国家的支持也是如此。
在谭德塞中国行结束后，WHO发布声明称，中方已同意WHO“尽快”派遣国际专家前往中国，以增进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并指导全球应对此次疫情；声明还指出，目前各国急需“更好地了解”此类新冠病毒人际传播的能力。
WHO突发卫生项目负责人瑞安（Michael Ryan）表示，围绕新疾病的共享数据确实具有敏感性。“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影响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非常透明。”
瑞安举例称，中国的实验室主动联系了德国，知会他们有1例返回德国的感染案例。“因此，中国不仅在管理自己国家的病例，也积极主动联系个案，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伙伴更有效地应对”。
此次陪同谭德塞访问北京的瑞安还称，自己对中国各级政府的参与程度“印象深刻”。“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和WHO总干事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级别的流行病应对措施的规模和承诺。从中央政府到武汉和湖北，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应急管理架构。挑战是巨大的，但是反应是大规模的。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当之无愧”。
2003年SARS暴发期间，在美国卫生部（HHS）任职的现任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也回忆，与中国政府的互动“非常富有成效和合作性”，他对此表示赞赏。
阿扎尔称，正是因为中国遵守了《国际卫生条例》，将基因序列上传，美国才能在一周内研发出检测试剂。“就像我们对待迅速出现的传染病形势一样”。“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需要让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共卫生人员就此开展工作。”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什么？
在宣布某种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WHO总干事要作出多方面考虑，包括审查和疫情相关的所有可用数据，考量疫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国际传播的风险，并听取“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据《国际卫生条例》定义，“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2007年以来，WHO共宣布了五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突发事件委员会”负责判断某种疫情是否属于紧急状况。这个委员会是临时组建的，成员由WHO总干事根据具体讨论的疾病和事件性质来任命，通常由来自各国的疾病控制、病毒学、疫苗开发或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一名专家来自出现疫情的国家。
若最终宣布某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WHO总干事将有权力向其他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它们不要在疫情暴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暴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限制，就形同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使疫情暴发国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
另外，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利于出现疫情的国家获得外部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等。
即便针对看起来已十分严重的危机，WHO也倾向于谨慎下论断。
最近一次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暴发于2018年8月，到2019年7月已造成2300多人感染，超过1500人死亡；邻近的乌干达也确认了一些病例，疫情还流传到卢旺达附近的一个刚果城市。
面对汹涌疫情，WHO仍在近一年时间里召集了四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仅在2019年7月的最后一次会后才以疫情发展和病毒的地理扩张态势为由，宣布刚果（金）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后，委员会和WHO仍不建议对旅行或贸易进行任何限制，因为这会影响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从而妨碍抗击埃博拉的斗争。
针对更早于2013年12月暴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在疫情发酵八个月、已扩散到三个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之后，WHO才于2014年8月将其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时这一决定被认为“严重滞后”，引发了外界广泛批评。而在此决定两年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才最终得到控制，造成超过1.1万人死亡。WHO事后承诺，将对内部工作机制进行改革，尤其是要提高危机应急能力。
此次由武汉暴发的新冠疫情，是中国首次出现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WHO突发事件委员会主席乌桑（Didier Houssin）介绍，作此判断的考虑有三点：中国国内病例数量的增加；确认感染病例的国家数量的增加；有些国家对旅行者采取了可质疑的措施。
总的来说，突发事件委员会不主张基于此次疫情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非必要的限制，认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可能是无效的”，可能阻断疫情所需的援助和技术支持、扰乱企业活动、对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等。
但突发事件委员会也承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种限制措施或被证明暂时有用，“例如，在应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或者在脆弱人群之间感染强度很高的情况下”。
突发事件委员会据此呼吁，各国应在实施限制性措施前进行风险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一旦实施其益处是否大于损害。各国也须按照《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向WHO通报所采取的任何旅行措施，且不得采取助长羞辱感或歧视的行动。
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将给予WHO更多审查、质疑一些国家采取限制性举措的可能性——例如针对拒绝签证、对状况良好的旅行者关闭边境并隔离等行为，质疑其原因和科学依据为何、可否重新考虑等。
各国行动
早在武汉曝光感染病例后，许多国家就对此轮疫情严阵以待。除了发放旅行警示、逐步加强边防检疫力度，不少国家都对疑似病例采取了确诊测试手段前置的办法，即依据自身公共卫生条件，在拥有相关接触史的病患尚未出现症状时，就通过确诊测试一步到位。如此可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程序，提升确诊效率，避免疫情由于技术延误出现加速蔓延。
美国对疫情的反应尤为迅速。泰国通报首个输入案例四天后的2020年1月17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就召开媒体会，宣布CDC将在旧金山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等绝大多数来自武汉乘客入境的美国口岸实施筛查。而在当时，美国尚未出现任何确诊病例。
 |
| 点击见大图 |
随后，在1月21日美国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后，除上述三个机场，亚特兰大和芝加哥两个机场也新增设了入境筛查。数天后，美国又将针对中国旅客的筛查机场从5个增加到20个。
就美国境内疫情态势，CDC也多次向公众通报情况。2020年1月29日最近一次通报显示，在美国CDC的监控下共有165个待确诊病例分布在美国36个州，其中68个已确认未感染，92个还在等待样本检测结果，或还在送往CDC途中。CDC判断，虽然在密切接触者之间已发现病毒的人际传播，但目前该病毒尚未在美国社区传播，因此当前对美国公众的直接健康风险较低。
与此同时，CDC也不断上调对中国的旅行建议，目前已将最高的三级旅行警告从湖北省拓展至整个中国，即劝告对中国“避免非必要的旅行”。美国国务院则已发布对中国全境的四级旅行警告，即劝告“不要前往中国”。
1月31日，美国政府宣布新冠病毒为美国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自美东时间2月2日17时起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使用《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款赋予的总统行政权力，暂停终止对“有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外国公民”的入境。
依据此令，除了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的直系血亲，凡是其他在过去14天内曾有中国旅行史的非美国国籍人士，自美东时间2月2日17时起，将被暂时禁止入境美国。此外，在过去14天内去过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如果入境美国，亦需接受不同程度的筛查和隔离。
在中国人春节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日本，目前已有14个确诊案例。其中包括5例来自武汉的中国观光客、1例曾到访武汉的中国籍导游；另有2例分别是日本籍的大巴司机和导游，2人曾共同接待来自武汉的团队游乘客，系日本国内首波人传人病例。
日本外务省已将武汉的“传染病危险信息”级别上调至三级，劝告停止前往该地。日本政府还将本次新冠疫情定为《感染症法》中的“指定感染症”。此举将能依法强制患者住院和限制就业，感染者的医疗费用则将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厚生劳动省负责传染病事务的一名官员向财新记者确认，日本政府承担在日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医疗费用的原则，将不分患者国籍，一体适用。
同样颇受中国游客青睐的东南亚各国，也成了新冠病毒输入的“重灾区”。其中，一个来自武汉的家庭将病毒一路从新加坡带到马来西亚——在66岁的祖父及其子2020年1月21日于新加坡境内确诊后，65岁的祖母及其11岁、2岁的两个外孙则在从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后，于四天后在吉隆坡正式确诊。
1月23日越南境内发现的两起新冠病例，则系首波在海外的人传人案例。患者为父子关系，由武汉返回越南的父亲，传染给在越南工作的儿子。
当前，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在内，许多与中国有较多商贸、人员往来的东南亚国家都已加强机场、海港等入境口岸的管制和防疫力度，同时在国内配备好相应的医疗机构、设备、药品及人员等响应设施，一旦发现疑似感染案例就立即采取干预手段。
欧洲的首波确诊案例出现在法国。法国卫生部长布赞（Agnes Buzyn）2020年1月24日通报该国确诊案例时称，在法国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政府将保持信息“完全透明”，法国外交部将提供每日新闻更新，“以确保在社交网络上没有虚假信息”。
她还说，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在机场和其他入境口岸检查入境者的体温，因为“人们只需在飞机降落前15分钟服用阿司匹林就不会被测出来发烧”。政府要将疫情信息向民众公开，这是抵御病毒传播的“最有效屏障”。
在法国之后，德国确诊的首名患者是该国和欧洲境内的第一起人传人病例，也是中国以外首个已知的非近亲之间传播感染的病例。
据德国卫生官员证实，这名来自巴伐利亚州的男性病患是由一名此前到访德国的中国女同事传染，二人曾共同参加一个培训课程；他之后，又有三名与其有接触的人员遭确诊。至于将病毒输入德国的中国女性，则是在返回中国后才确诊，她在前往德国前曾与来自武汉周边地区的父母接触。
全球把脉
据WHO专家判断，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优势和劣势并存。优势在于，已经知道病毒是什么及病情的诊断程序，且形成了全球协作机制。但劣势在于，人们对病毒本身特性和传播路径的了解仍不够充分。
2020年1月11日，中国宣布致病病毒初步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两日后，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信息就得以正式对外界公布，全球相关领域学者迫不及待展开分析。
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总裁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等科学家称赞“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认为这是中国在病毒学方面具有非凡能力的证明。WHO驻华代表高力（Gauden Galea）亦表示：“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瞩目成就，表明中国应对新疫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流行病防疫和创新联盟”（CEPI）执行长哈切特认为，鉴于一种新型病毒的疫苗或疗法研发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各国，都应该将财力及科研资源集中在一起，由每个国家负责自己能做贡献的不同环节，共同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CEPI已于2020年1月23日宣布，将和联盟中的战略研究伙伴共同启动三个项目，利用世界上领先的快速疫苗开发平台和技术，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其资助机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于四天后宣布，将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用于帮助中国相关合作伙伴加速进行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应急干预实施和医药产品研发等工作。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下属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所长弗契（Anthony Fauci）2020年1月20日向CNN披露，目前NIH已获得来自中国的病毒序列，并已着手将其转化为可开始使用研制疫苗的形式。但他也指出，要研制出真正可实际投入使用的疫苗，将需耗费数个月甚至数年，所以当下不会有现成的疫苗可供使用，控制疫情将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良好公共卫生措施”。
弗契同日对财新记者进一步表示，在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人际传播后，下一步的重要问题在于，这一病毒的传播是不是“持续”的，即是否存在二代、三代传染。
对于呼吸道疾病而言，具备“人传人”的特征并不意外。“SARS和MERS已经体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埃博拉病毒经历了多代（multiple generations）‘人传人’。”WHO的瑞安指出，“人传人”并非惟一判断此次疫情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现在还需以恰当方式追溯病源，识别出它或它们，并提出建议以打破传染链。
武汉是千万级体量的人口大市，甚至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全部人口都多。在交通封城之后，当地政府还有哪些配套措施应该做、如何做，才能有效控制疫情，而不至于让武汉疫情进一步恶化？
 |
| 1月22日，武汉天河机场，出境旅游团在机场内集合，绝大多数旅客均佩戴了口罩。 |
对此，“流行病防疫和创新联盟”执行长哈切特在达沃斯的记者会上提出建议，在还没有专用疫苗的时候，只能进行隔离，通过延期上学和上班、限制旅行等方式减少病毒传播，同时结合社区工作，帮助人们通过非药物方式进行预防。但他也指出，这种方式成本很高，难以长期持续。
哈切特介绍，美国曾在20世纪80年代深入研究隔离病例、预防感染、实施旅行禁令等非医学性干预手段的使用方法，并发现：当一个城市在疫情暴发初期便同时引入多种干预措施后，防控的效果就会更好。
哈切特此前任职美国政府期间，曾在2005年和2006年参与制定美国的“全国流行病准备方案”，研究该方案的起因就是H5N1流感的暴发。
他以此为例向财新记者指出，由于H5N1流感的死亡率较高，美国政府彼时没有其他干预措施可供选择，旅行限令等非医学性干预举措是“惟一能做的事”。但当时，美国政府还同时研究了如何将这些干预措施的“益处最大化、代价最小化”，并由此制定了社区医学干预的配套办法。
以联邦政府下属的CDC为核心，美国已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建立起从联邦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无论何地发现疫情，都将立即上报CDC，由后者负责筛查、追踪、监控、汇总与分享信息、发出预警、统筹和执行决策等，从而争取在疾病暴发初期就掌握流行趋势，以及时协调各层级机构调整应对之策，防止疫情更大面积的扩散。
近年来，通过反思西尼罗河病毒问题、炭疽病毒攻击、SARS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挑战，美国进一步完善了应对国家危机的常设机制。
在CDC为主的央地应急系统协作的基础上，美国还建立了全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控制机动队伍和网络系统、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等多个子系统，从而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能及时获取和共享信息，并配备充足的人、财、物资源。
相关报道：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财新周刊》印刷版，各大机场书店零售；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从严格意义上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之上。若是处于细胞外，病毒只是存在而已，什么也不会发生。一旦病毒进入细胞，就变成了‘特洛伊木马’。病毒在繁殖时看起来是活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又显然是死的——只是机器而已。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自我复制。”这是关于埃博拉病毒的非虚构名著《血疫》对病毒的描述。
此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正在武汉、湖北及全中国肆虐。它呈球形封闭结构，包膜外有“皇冠”状的突起——这些名叫表面糖蛋白或刺突（spike）蛋白的突起，正是病毒进入细胞的敲门砖。它们最先接触宿主细胞，可识别和结合受体，引起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
2019年12月的某一天，这种冠状病毒经由目前未知的路径，进入了一些武汉市民的呼吸道中，最终抵达他们的肺部。它的刺突蛋白与人体呼吸道、肺组织细胞的ACE2（新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靶点顺利结合，侵入人体。
此后，病毒开始了疯狂的自我复制。人们随之患病，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部分病人被医院诊断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RNA溶血症、心脏损伤等。胸部影像学检查显示，多数病人双肺弥漫性毛玻璃样渗出影，有的像棉絮一样“全白了”——这是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病征。
一两周之后，大部分中青年像得了一场重感冒一样能够自愈，但有严重基础病、体质弱的中老年人则成为高危人群。一些患者死于病毒引起的呼吸功能衰竭，大部分死者死于并发症。有的危重病人体内可见“细胞因子风暴”发生，即人体免疫系统霎时间火力全开，对病毒发起自杀式攻击，可引起病人严重感染性休克甚至心脏骤停。
更可怕的是，新冠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随病患打喷嚏、咳嗽、说话产生的飞沫以及飞沫形成的气溶胶，通过近距离呼吸或接触传播，病毒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人的口腔、鼻腔、眼睛黏膜等，传染性明显高于17年前肆虐中国的SARS。SARS疫情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而新冠肺炎从2019年12月30日首次发布疫情相关公告至1月31日，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791例，且还有疑似病例17988例。
好在，迄今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明显低于SARS。据世界卫生组织，SARS在全球共感染病例8096例，死亡774例，病死率达9.6%。而至1月31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53例，其中武汉市3215例；死亡249例，其中武汉市192例。即目前新冠肺炎在湖北省和武汉市的病死率分别约为3.48%和5.97%。
从埃博拉到SARS到病死率高达34.4%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再到新冠肺炎，尽管人类似乎是地球的主宰，有发达的现代医学加持，却常常对病毒这种最古老的生命体感到束手无策。单链RNA病毒分子被认为是最古老和原始的生命编码机制，科学家认为它们的存在可以追溯到45亿年前地球的原始海洋中。人类发明了可以杀死特定细菌的抗生素，但对病毒无效。因为细菌是具有细胞结构的微生物，抗生素能破坏其细胞壁或细胞膜从而抑制其繁殖生长，而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抗生素找不到攻击点。
一种新兴传染病病毒出现后，即使人类能够研发出对付它的安全性达标的特异性药物或疫苗，也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很多时候则没有解药。艾滋病危害人类40年，至今没有特效药。非洲猪瘟病毒横行100年，至今也无疫苗。17年前SARS突袭中国，几个月后因自限性神秘消失，从始至终没有特效药。《哈里森感染病学》介绍，应对较为凶险的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和MERS，目前都没有确切有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措施。
《血疫》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认为，每一种新兴病毒在人类群体中的传播，都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奥罗波凯病毒、罗西奥病毒、马脑脊髓炎病毒、尼帕病毒、登革热病毒、HIV病毒、埃博拉病毒⋯⋯这些侵袭人类的新兴病原体原本生活在野生环境，人类活动破坏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普雷斯顿写道。
锁定冠状病毒
当一种新兴病毒引起疫情流行暴发时，为确诊和救治病患、切断传染途径，首先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这个病毒是什么”以及“病毒从哪里来”，即病原鉴定和病原溯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科学界迅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目前对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
第一时间确诊病原体，对于病患的快速确诊、治疗、药物疫苗研发及有效防控疫情都至关重要。事后复盘，中国科学界此次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不可谓不快速高效。疫情发生后不久，卫生健康部门先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和MERS等呼吸道病原，称其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介绍，2019年12月26日，该中心科研项目常规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2020年1月5日上午，该中心就从标本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也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获得该科研结果后，该中心立即向上海市、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做了报告。
1月7日21时，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在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15例，从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专家组由此初步判定，武汉不明肺炎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此时，距离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首次公开通报出现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仅一周时间。距离官方宣布的首例病例发病日期2019年12月8日，不到一个月。可兹对比的是，当年SARS疫情于2002年底开始发端，此后花了几个月都没能确认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发现首例病例两个多月后的2003年2月中下旬，官方媒体还在采信时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洪涛的结论——SARS的病原体是衣原体。直到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宣SARS病原体是冠状病毒，这才有了定论。
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结论，本来应该令人更加警醒。2003年的SARS病毒，和导致2012年沙特暴发MERS疫情的MERS病毒，在当时都属于新兴的冠状病毒。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SARS共感染病例8096例，死亡774例，病死率达9.6%；MERS共感染2468例病例，死亡851例，病死率高达34.4%。
致命性冠状病毒的可怕在于，它的传染性强，且尚无特异性抗病毒药物或疫苗被证实对人类有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告诉财新记者，对于人类感染的冠状病毒，目前都没有真正的特效药或疫苗。
冠状病毒（Coronaviruses，CoVs）是一类RNA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的正冠状病亚科，其下分为α、β、γ和δ四个属。其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刺突，整个病毒像一顶皇冠，因而得名“冠状病毒”。它是目前已知RNA病毒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通常呈现为球形封闭结构的颗粒，具有囊膜，基因组为线性单股正链，大小在直径60纳米至200纳米之间。由于单链RNA的结构特点，冠状病毒比双链RNA病毒或DNA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
冠状病毒最重要的结构就是那顶标志性的皇冠，即表面糖蛋白或叫刺突蛋白。这个位于病毒最外层的蛋白最先接触宿主细胞，承担着识别和结合受体的作用，并引起病毒和宿主细胞膜的融合——也就是一个生物感染上这一病毒的过程。不同的冠状病毒拥有不同的刺突蛋白，因此结合的受体也不同。除人类外，冠状病毒还可感染蝙蝠、猪、牛、猫、犬、貂、骆驼、老鼠、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此前，已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有六种。其中四种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但另外两种——大名鼎鼎的SARS病毒和MERS病毒则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而引起此次疫情的新冠病毒不同于这六种病毒，国家卫健委认定它为一种属于冠状病毒亚科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
1月1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武汉中心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联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成功破译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并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科学》杂志次日发表文章称赞道，“这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来说十分重要，所有在此过程中付出努力的人员都应当得到承认、感谢和荣誉”，“数据共享对于国计民生十分重要”。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力亦表示，“短时间内初步鉴定出一种新型病毒是一项瞩目成就，表明中国应对新疫情的能力有所提高。”
新出现的致病病毒的毒力和传染性都是未知的，而官方通报的新冠肺炎数据一度让人乐观。据武汉市卫健委当时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例。更关键的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且病例发病时间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2日之间，自1月3日之后未发现新发病例。也因此，当时无论是国家卫健委的通报，还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的公开言论，都称疫情“可防可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远远不是这么“温和”。
SARS的“近亲”
随着疫情的发展，科学界的研究数据和结论陆续出炉，新冠病毒被发现与可怕的SARS病毒居然是“近亲”关系。
1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新冠病毒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此前的“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说法。至当天，官方数据显示，疫情已造成武汉市3人死亡、9人危重症、198人确诊。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现在可以说，（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他介绍，目前有14名医务人员因护理新冠病毒的病人而受到感染。
1月22日，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正式发布2019新冠病毒资源库。经数据分析，新冠病毒与2003年暴发的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相似度为80.3%，与2017年2月从中华菊头蝠采集到的bat-SL-CoVZC45基因组序列相似性最高，相似度为87.99%。
随后，诸多专业人士对基因序列的分析结果显示，此次新冠病毒确实属于2003年在中国大量传播的SARS病毒的“近亲”。“你可以理解是它（SARS病毒）的兄弟姊妹。”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胡必杰说。
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姜世勃告诉财新记者，武汉新冠病毒跟蝙蝠的冠状病毒21和45全基因非常相近，但其受体结合部位又和感染人的SARS冠状病毒非常相近，所以可能经过了一个中间宿主就转变成了感染人的病毒。
上述科学界对“病毒从哪里来”的研究，多是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结论。1月23日，科学界一份基于实验结果的重要研究出炉，取得新进展。当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该研究表明，新冠病毒与SARS-CoV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达79.5%，与云南菊头蝠中存在的RaTG13冠状病毒一致性高达96%。这表明其自然宿主很有可能是蝙蝠。
文章称，自SARS暴发以来，在其自然宿主蝙蝠体内发现了大量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r-CoV）。先前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些SARSr-CoV病毒有可能感染人类。新冠病毒在武汉引起了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流行，该疫情始于2019年12月12日（原文如此），在疫情早期，石正丽团队从5名患者身上获得该病毒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它们基本上一致。对7种非结构蛋白的成对蛋白序列分析表明，新冠病毒属于SARSr-CoV。重要的是，该团队证实，这种新的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受体与SARS-CoV一样，均为ACE2。
石正丽团队曾为SARS病毒的动物宿主溯源提供多个重要证据，曾于2017年确定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并首次在中国蝙蝠体内检测到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抗体，是国际上蝙蝠病毒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实验室之一。上述重要研究发表后，立即引发专家关注。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科院研究员向财新记者介绍，96%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证明新冠病毒“应该是起源于蝙蝠这类”，但还不能证明其是直接由蝙蝠传给人的。因为病毒有3万个核苷酸，“4%就是1200个点，还有一定的差距，直接传播的都要99%以上的一致性，”该人士打比方说，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序列一致性接近98%，“就说它俩的差距比人和黑猩猩的都大”。
该人士认为，石正丽团队上述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实验证明了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受体ACE2与SARS病毒一样，“这样我们17年前所做（防控SARS）的那些工作，都可以立刻为当下所用。”
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计算生物学一名在读博士，在读完石正丽团队的文章后解读说，除了一致性，新冠病毒与云南菊头蝠中存在的RaTG13的S基因序列长度都比其他冠状病毒要长，两者均对“新病毒的天然宿主很可能是蝙蝠”的结论形成了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在SARS暴发15年后的2017年，中国科学家才在单一菊头蝠种群中找到SARS的全部基因组组分，证明SARS冠状病毒来自蝙蝠。当时，石正丽团队经过全国各地的取样，在云南省的一处洞穴内找到类似于人类版的冠状病毒毒株，通过对生活在洞中的蝙蝠长达5年的监测，对15株毒株进行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它们共同包含构成人类版病毒的所有基因组组分。同时他们发现，这些毒株频繁重组，很可能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一株SARS病毒。然而，远在云南的蝙蝠病毒是如何传播到广东省的果子狸和人类身上，且没有在云南找到任何疑似病例的，迄今仍是未解之谜。
蝙蝠是哺乳动物中的“异类”，拥有独一无二的和鸟类一样的飞行能力。在漫长的进化中，蝙蝠拥有了极快的新陈代谢速度和DNA修复能力，由此获得了强大的免疫系统，能携带许多病毒而自身安然无恙。作为群居动物，病毒往往在蝙蝠的个体和种群间广泛传播。此外，在飞行时蝙蝠的体温高达40摄氏度，这也意味着它们携带的病毒能在人体高热的情况下生存。近50年来，尼帕、亨德拉、埃博拉、马尔堡、SARS、MERS⋯⋯这些致命病毒的自然宿主都是蝙蝠。
目前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性状等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李懿泽告诉财新记者，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毒力是无法通过分析病毒基因序列来判断的，必须通过动物实验或临床实验去检验。目前资料仍然很少，没有确切的动物感染模型去研究，只有有限的临床数据可供参考。他特别提到，新冠病毒不能利用小鼠的ACE2感染细胞，说明不能简单地拿小鼠做动物模型，需要用表达人ACE2的转基因小鼠。现在已经有这种小鼠或可以实验病毒进入其细胞受体，从而详细研究其病理。他判断，真正从科学研究层面确定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毒性，“估计要等半年以上”。
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系教授德克·法伊弗（Dirk Pfeiffer）1月22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预测病毒是否会变异，特别是是否会变异为人们担心的传播力和致病力更强的病毒，就像赌博一样。尽管这种病毒会以一定的速度变异，但很难迅速转变为更具传染性和高致病性的病毒。
“人们还需要好几周才能完全了解这一病毒的特性，包括潜伏期、毒力等问题。” 阿梅什·阿达利亚1月24日对财新记者说，“对于官方来说，当下最重要的是真实地评估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尤其是了解重症患者的真实发病率，从而对这一病毒进行风险分级。”
中间宿主难觅踪影
找到病毒可能的自然宿主，仅回答了“病毒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一半。对疫情防控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找到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究竟是哪种动物。中间宿主是指天然不携带某种病原体，但是可以被天然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并可以向其他物种传播病原体的宿主。只有找到它才能切断源头，防止病毒再传染给人。
从基因溯源来看，SARS和MERS都来源于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通过中间宿主感染到人。SARS的中间宿主很可能是果子狸，MERS的中间宿主是骆驼。为什么一个病毒会从蝙蝠到中间宿主再到人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因发生了同源重组。
同源重组是一种基因改变的方式，指两条同源区的染色体通过配对链的断裂和再连接产生片段交换。通俗地说，就是染色体在复制时，基因组上的某一段片段被另外一段替换掉了。病毒感染宿主需要识别宿主细胞的抗原，之后才能入侵细胞。而如果同源重组的片段刚好能识别抗原的蛋白，还可以识别人类的抗原，那么病毒在“找到”人类之后，就可以实现入侵。
1月22日，北京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宁波大学及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者联合攻关，在《医学病毒学》（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称，新冠病毒似乎是蝙蝠冠状病毒与起源未知的冠状病毒之间的重组病毒。在新冠病毒的spike糖蛋白中发现了未知来源的同源重组，与其他动物相比，蛇是最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野生动物。
但该研究随后受到质疑。免疫学学者商周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撰文表示，SARS和MERS病毒的传递始终是在哺乳动物之间进行的。但蛇不是哺乳动物，而是爬行类动物。此外，用同义密码子使用偏向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适合用来研究冠状病毒的宿主。
前述康奈尔大学博士也向财新记者提到，根据密码子偏好的相似度进行推测，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确定中间宿主需经过复杂而严格的实验流程。2003年SARS期间，现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
根据管轶2013年的口述，寻找SARS中间宿主的过程中，他们曾前往深圳市东门市场去做野生动物取样，共取了8种动物的25个标本。拿回去研究时，他要求每个标本设三对码，代表头、体和尾，只有三对码的结果都是阳性的才能挑出来作为备选。这样做的理由是，病毒在传播中并不知道哪个动物喜欢它，哪个动物不喜欢它，因此有的动物虽然感染了病毒，但病毒不能完成复制，只有一部分存留。只有三对码结果全部为阳性，才能证明病毒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复制。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野生动物取样条件受限。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次日，华南海鲜市场贴出休市公告，随后进行了彻底的环境卫生整治。
一些科学家因此没能从华南海鲜市场成功取样。管轶对财新记者称，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而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怎么破案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表示，“证据确凿，病源非常清晰是野生动物，但由于市场关了，并不清楚是哪种。”
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的闹市区，距汉口火车站不足1公里，被认为是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地。中国疾控中心1月27日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报告》中称，目前研究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于2019年12月初从湖北省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的某种野生动物外溢及其市场环境污染感染人，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传播。
 |
| 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安装了红外测温装置，可以锁定体温异常的旅客。 |
李懿泽认为，如果现场已被破坏，没有及时采集当时所售的野生动物样品，那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筛查野生动物的方式找到中间宿主，“难度太大了。”此外，即便能筛查到野生动物，也不太可能像SARS期间锁定果子狸那样高度确认。
不过，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经两次成功在该市场取样。据央视报道，1月1日上午8时，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团队赴华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1月26日，该所公布相关检测结果：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冠病毒核酸，这些阳性样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海鲜市场西区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场内部的区域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而这一区域的阳性标本也比较集中，占全部阳性样本的42.4％（14/33），这显示此次疫情很可能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
但该所并未锁定具体是哪一种动物。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当日表示，目前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传染源还没有找到，传播致病的机理以及病毒变异情况还不清楚。
病毒新源头
1月24日，一篇论文又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新冠病毒的惟一疫源地，打上了问号。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黄朝林，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病临床研究中心教授李兴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教授任丽丽，武汉同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赵建平等多位中国临床专家，当日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
武汉市首批41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被集中收治在金银潭医院，这篇《柳叶刀》论文的研究对象正是这41名初始病例。该论文中的图表及内文显示，这41名初始病例中，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出现症状的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这比官方后来公布的首例病例发病日期12月8日，早了一周时间。其次，此首例病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其家人也未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九天之后的12月10日，后续3例病例发病，其中2例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此后自12月15日，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集中出现。“首例病例和后续病例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论文称。
论文还显示，41例病例中，有27例（占66%）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剩下的14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1月27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报道称，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华南海鲜市场。报道称，41例病例中有13例（与上述14例不符，可能因对1个家庭集群感染病例的统计口径差异）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
“（13例）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美国乔治敦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etown）传染病学家丹尼尔·鲁西（Daniel Lucey）回复《科学》称，如果该论文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第一个病例应该是在2019年11月被病毒感染的，因为在感染之后和与出现症状之前有一个潜伏期。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称，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3天-7天，最长不超过14天。
这就意味着，在2019年12月中下旬一批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出现之前，病毒就已经在武汉的某些地方和某些人之间悄无声息地传播。
上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1月26日披露的信息显示，该所从华南海鲜市场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的含有新冠病毒核酸的33份阳性样本，分布在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上。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唐金陵据此推测，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应该存在病毒的多点来源，而且它们之间比较分散，“几十个病人短期内同时出现，且又没有彼此接触的历史，说明感染的野生动物可能不是偶然性地进入了一家摊位，而是短期内同时进入了多家门店，这样才可能同时引起这么多人发病。”他对财新记者表示，该病毒在野生动物传染源里可能已经比较常见，这就增加了这些动物进入其他市场或再次进入市场，进而感染人类的可能性。
“最初的发源地可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大片，而且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扑灭疫情的早期没做最坏的打算。”唐金陵说，考虑到初期感染者有部分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和感染者密切接触史，除华南海鲜市场外，还需考虑武汉其他市场有无病毒检出，探明“一大片”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以最终彻底切断动物再传染人类的机会。他同时也强调，这些推测是基于目前有限的数据，正确与否需要进一步调查验证。
美国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学》杂志表示，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外的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这一病毒被带进了市场。而这种情况也是与目前的数据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这是“完全合理的”。另外两种可能性则是，病毒来源可能是进入市场的一组或者一只已经被感染的动物。
《柳叶刀》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曹彬回复美国科学新闻网站ScienceInsider时表示，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华南海鲜市场应该不是新冠病毒的惟一发源地，“但老实说，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从哪里来。”
财新记者高昱、王端、文思敏、杨睿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财新周刊》印刷版，各大机场书店零售；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有多少疑似？
326份CT检查报告单，除了60份不发热的其他病例，剩下的266份CT报告，136例显示“肺部感染，呈多发磨玻璃样高密度影”。1月22日，湖北省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李云华手颤抖着数完，沉默了许久。这些前一日的门诊报告单中，绝大多数诊断意见并没有出现“新冠肺炎”四个字，但李云华知道，“就是那个东西”。
“我很希望父亲能做病毒检测，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倒是给一个痛快的说法。但是，医院说没有做新冠病毒检测的试剂盒，不能确诊。”1月22日，在红会医院替父亲排队看病的吴先生焦虑地对财新记者说。他的父亲今年62岁，家住在离华南海鲜市场3公里远的地方。吴父是一名厨师，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主厨，每天上班要骑车经过华南海鲜市场。
1月13日，吴父发烧，在社区医院打了三天吊针，退了烧；19日再次发烧，在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挂急诊，做了验血常规和甲流、乙流等常规化验，均没有问题。1月21日再次发烧至38度，1月22日，吴先生带父亲到红会医院拍胸肺CT，CT显示肺部严重感染，医生建议住院。“医生跟我说，没有病床，让我登记电话，说有病床就让我直接住院。没有病床，就每天来打针，自己回家隔离，明天再来。现在没有进行检测，不能确诊。”
在武汉，与吴父类似情况的疑似病患比比皆是。仅财新记者在采访中，就直接遇到数十名高度疑似者没有机会做病毒检测。例如在汉口医院，原来的感染性疾病科门诊（发热门诊）楼22日已改为住院部，整栋楼大门紧闭。相比喧闹嘈杂的门诊部，按就诊程序来此隔离治疗的病人只有少数。发热患者到医院就诊时，要先通过血常规、肺部CT等检查手段判断是否为病毒性肺炎，再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是否需要隔离。
一名发热患者家属称，她带着父亲做了血常规、CT、甲流和乙流病毒核酸检测等多项检查，前后检查花费几千元，至今没有确诊。1月17日他们到市中心医院，因没有病床而无法住院。1月22日到武汉市第九医院，被询问住在哪个区，不接收跨区病人。最终通过一位朋友搭线，她才在汉口医院排到了号。一直奔波的劳累让她都不觉得饿，只剩下对父亲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的担忧。
即使是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也少有人能做病毒检测。早在1月22日，多名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告诉财新记者，根据医院的疑似病患规模预估，武汉的疑似病患数已经过万。
这些病人，包括染病的医护人员，在很长时间里被称为“病毒性肺炎”。有些医生还接到指示，要写范围更宽泛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医生们介绍，后者是社区由细菌、病毒、衣原体和支原体等多种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的泛称，主要临床症状也有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其中一部分主要感染上呼吸道，其肺部影像学特征并不明显，与上述病人CT片中明显可见的磨玻璃样病变差异很大。
在武汉江岸区某社区，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社区书记告诉财新记者，该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患者，已经死亡2人。在青山区某社区，一名64岁的居民自1月17日开始发烧，到医院拍CT显示双肺感染，无法入院，回家后感染了妻子。
“感染者有轻症病人，如果（他们）不去看病，传染源难控制。”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郭亚兵认为，与SARS相比，新型冠状病毒存在防控难点，SARS发病症状明显，通过发热、咳嗽等症状，医生更容易鉴别疑似患者；而武汉肺炎感染者个体差异性大，给确诊带来难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对财新记者表示：“现在医院的压力太大，发热门诊放在社区，如果病人三天不退烧，就高度怀疑，但无法向定点医院转院。病人全部积压在社区，社区医生根本分不出来到底是不是疑似病人，有的病人等上三四天，就变成重病人了。”
席修明认为，目前公布的疫情数据并未明确每天的确诊病人究竟是以往疑似病人确诊，还是当日新确诊病人，数据不清晰体现了管理比较混乱。“我们首先应该知道，武汉现在每天发热门诊有多少个病人？发热病人里有多少是疑似的？第二，这些发烧的病人的区域分布是什么样的？第三，每天发热的病人数量是逐渐增多还是减少的？还要知道，这些疑似病人，有多少住院了？有多少被排除了？”
武汉市对当地的疑似患者人数一直讳莫如深。武汉市卫健委仅通过其官方微博1月21日透露，武汉共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冠肺炎，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
始于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卫健委不再单独发布全市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到1月26日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才公布了该市的新冠肺炎疑似人数：目前在院治疗的533例确诊病人，还有2209位在院治疗的疑似病例没有得到检测，643人在发热门诊留观。
 |
| 2020年1月22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处，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被大批前来就诊的患者包围。 |
但对于还有多少就诊后隔离在家进行医学观察的疑似病例，武汉官方始终没有公布数字。
弊端凸显
目前在武汉，与新冠肺炎相关需要进行治疗、隔离观察等医学管理的人群有四类：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其中的疑似病人是对疫情发展最关键，但其真实情况最为模糊的一类。
根据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新冠肺炎疫情一级响应态势分析与风险评估组发布的《2019 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疑似病人的定义曾有多次改变。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仅有“观察病例”，其定义为同时符合以下两条：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临床表现有发热，肺炎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三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
1月18日的第二版诊疗方案方将“观察病例”改为“疑似病例”。鉴于湖北省以外部分地区出现了无市场暴露的疑似病例，疑似病例被定义为同时符合以下两条：一是流行病学史，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行史或居住史，或发病前两周内曾经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有聚集性发病；二是临床表现具有发热，有诊疗方案描述的肺炎影像学特征等。为了尽可能早期诊断病例，“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三天”的标准被去掉。
到1月22日的第三版诊疗方案，其疑似病例定义与第二版相同。但报告程序上有所改变，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疑似病例后，应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并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和辖区疾控中心，由医疗机构在两小时内组织院内或区县有关专家会诊。1月26日的第四版诊疗方案也改动不大，仅对流行病学史的内容增加了有聚集性发病或与确诊病例、阳性检测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显然，随着疫情变化和人们对疫情的逐步了解，对疑似病例的认定、诊断也在加速和扩围。但当地公众，包括一线的临床医生们，对于疑似患者能否获得及时隔离、救治和确诊，从一开始就信心阙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难点之一就在于病人实际数量的测算，或有大量病人仍积压在社区。
按照诊疗方案，无论是疑似还是确诊病例，应该在具备有效隔离条件和防护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且疑似病人应单人单间隔离治疗。但随着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量日趋升高，湖北当地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应对艰难。
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凶猛，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医院一床难求，一些病患被医院拒之门外。还有一些病患在焦急等待确诊结果，病原性检测试剂盒产能逐渐“跟上”疫情发展，但其所在的医院或许并不具备检测资质，确诊存在障碍。他们的家人等亲密接触者，也游离在医学观察体系外。
 |
| 2020年1月22日，武汉市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红十字会医院，楼道内人满为患。 |
就在诊断权下放之后，在1月22日之前，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规定，要通过预检分诊、结合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胸部影像检查，层层筛查后确认疑似病例，然后由辖区疾控中心将样本转运到市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转运到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最终才能确诊。
此间专家们指出，对可能引起肺炎的不同病毒进行检测区分，本来是过去十余年医学界的重大进步，旨在更为清晰地确定疫情，精准地诊断治疗。不过，新冠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从测序到研发出可以相对普及的确诊方法，无论如何提速总需要时日。这是与病毒的一场赛跑，病毒很可能跑得更快。
当此防疫关键时刻，提升确诊速度与严格管理疑似缺一不可。而在武汉，两者不仅未能兼得还互成借口，卫健官僚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
制约重重
回过头来看，至少从2019年12月下旬起，病毒就在无声无嗅地蔓延中。临床医生早有及时报告，疾控系统内部信息通报也较畅通，但对外信息发布和防控决策存在明显问题；而地方医政系统对疑似病患的认知与医学管理始终制约重重。这些失位未能及时遏制病毒快速在人群中扩散的速度。
在武汉，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上旬，由于尚未分离出病毒、缺乏经济的精准检测方法，绝大部分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符合的患者，都只能诊断为“病毒性肺炎可能”。
1月11日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对外公布后，诊断已经有了更明确的依据，但实际检测能力又出现明显瓶颈。据财新记者了解，早期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因无法检测，最后甚至到死都未能确诊病情，造成了实际确诊病例数量缓慢“爬坡”，对疫情判断、公众知情造成干扰。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教授介绍，至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确诊只有一种方法，即送到中国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测序。后来改版的诊疗方案越来越容易。从18日的第二版开始，确诊可以从基因测序和核酸检测中二选一。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解释为何1月17日后武汉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开始暴增时透露的信息，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疑似病例确诊检测，需要把标本送到国家疾控中心去进行，这个过程很漫长，结果返回约需3天-5天；之后国家把检测权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其检测能力在每天200例-300例左右。
但每天300例的检测能力实在太小，因为武汉当地门诊发热病人的求医直线上升，已经超过5000人。武汉同济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最初知道医院每天送检有定额，感到本末倒置难以理解。后来才知道，整个武汉的总指标只有200个。李云华也说，武汉市卫健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送检病例要“保证阳性率”。
检测能力有限，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是从一开始就管理疑似病人。不过，武汉当地卫健部门似乎对当地发热病人陡增无知觉也无布局，更愿意看到有限的确诊数，而对疑似病患采取了鸵鸟政策。
武汉当地医院的床位更是硬约束。根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最初三家定点收治新冠病人的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其床位数加起来只有800张。直到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宣布，将动员其他直属医疗机构腾出1200张床位。22日，湖北省政府首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透露，武汉市采取“7+7”的医疗防控救治方法，计划再腾出3400张床位。1月23日和25日，武汉市又宣布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兴建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家集中收治医院，可容纳2500张病床。1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透露，武汉又将“7+7”模式升级为“10+10”模式，计划可以开放床位到5311张。
合计加起来，武汉至1月底，已经为新冠肺炎患者准备的床位数已经超过1万张。但行动主要在1月23日以后。
反思疫情，曾主治“超级传播者”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认为，首先是要加强预防。“疾病以预防为主，传染病尤其如此，这不再只是前辈传给我们的一个经验了，而且是活生生的非常惨痛的教训。”他说，“我们治疗的都是一些发病的病人，但是真正要打好传染病这一仗，最重要的还是把预防这一块做好，防大于治。否则事后花再多的钱，投入再大的精力、物力、财力，造成的损失都难以挽回了。”
国家医保局1月27日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将此前针对确诊病人建立的综合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疑似病人，免除疑似病人个人负担。对于防控力量薄弱的乡村和城市社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补助资金603.3亿元。
截至1月31日24时，全国31个省（区、市）现有疑似病例17988例，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36987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509人，现有11847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一场从上至下、雷霆万钧的行动正在展开。
试剂盒暗障
试剂盒的普及是加快检测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此盒从生产、下发到普及暗障重重，令人不明就里。
病毒的基因序列公布后，各地都可根据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病毒。但此法价格昂贵，且医院不能独立操作，更可行的方法是前述的PCR核酸检测，这需要根据基因序列研发核酸试剂盒。据财新记者了解，试剂盒研发过程并不复杂，生产也很简单，早在1月10日前后，有关企业就已获得基因序列信息并开始行动。
但有不少声音指出，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程序繁琐、耗时长、检测权限高度集中等问题成为阻碍。
“所有患者必须经过专家会诊，符合病症才能提交相关申请书，申请做病原学检测，条件设置非常多，我们门诊病人难以达到检测条件。”武汉的一位影像科医生说，大量疑似患者无法及时确诊。
综合武汉卫健委通报，在1月16日之前，湖北省采集的疑似病患痰液、咽拭子等呼吸道样本，要送到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返回约需3天-5天时间。而一名广州地区定点收治医院医生对财新记者表示，做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时间大概只需4小时。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下称《确认程序》），规定各省级疾控中心可从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辉睿生物）、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中选择购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辉睿生物总经理李辉告诉财新记者，1月15日前后，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对多家厂商的试剂盒进行验证，最终上述三家的试剂盒获得通过。1月19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开始下发试剂盒。但直到22日，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等武汉主要医院都还没有拿到试剂盒。
财新记者采访得知，不仅上述三家试剂盒供应商在加班加点生产，数十家没有进入“推荐名录”的公司也在加快研发生产。李辉介绍，辉睿生物一开始日产量就超过1.5万人份，扩增供应商渠道后产能进一步释放，到1月25日产量已提高到5万人份/日。1月26日，一家试剂盒企业的负责人向财新记者介绍，国内有能力生产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厂家超过100家，目前已有超30家企业开工生产，“这些厂家全力生产的话，试剂盒日产量合计将超出60万人份，”满足现在的需求并无问题。
试剂盒需要与PCR仪器连接使用，在高清洁度的负压实验室或生物安全柜中进行检测。最初被允许接受检测的，只有中国疾控中心和省级疾控中心。1月18日国家卫健委的上述《确认程序》中，指定了华大基因为疾控系统之外的第三方检测机构。1月26日，武汉市又征得上级同意，进一步扩大检测机构范围，确定两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省、市疾控中心）、九家医疗机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市第一医院、市中心医院、市第三医院、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两家专业机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华大基因）等13个单位可开展新冠肺炎病原学检测，病毒核酸日检测量预计可达2000份。
然而，根据财新记者1月27日在华大基因的采访了解，他们的负压实验室有每天八小时500人份的检测能力，26日、27日两天都只接到200多人份的送检，两台可同时进行128个样本全基因组筛查测序病原测定的华大智造超高通量测序仪T7更处于闲置状态。记者离开时正看到协和医院送来一箱样本，协和医院的医生向记者解释，他们的实验室检测能力有限，省疾控中心已经超载，才选择送到华大来。另一位肺科医院的医生透露，他们医院虽然拿到了检测资格，但由于洁净度等原因，甚至还没有开始检测。
武汉一直在试图加大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筛查力度，简化检测流程，加快确诊速度，但仍有大量疑似病人或困于小区家中，因为交通封城而找不到交通工具到达医院；或徘徊于医院门外，尚无法获得及时确诊。
武汉的难关还远未过去。
财新记者贺信、陈宝成，见习记者唐爱琳，记者汪苏、杨睿，实习记者张阳、黄雨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财新周刊》印刷版，各大机场书店零售；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0年第4期，原题为：封面报道之二|病人篇：疑似者之殇
1月23日凌晨2点“交通封城”令公布时，张奇还在刷手机。
张奇是北京人。1月20日，他坐高铁到武汉来探望朋友。此前媒体已经零星有了关于武汉新冠肺炎的报道，而病例数据在20日急速增加了2倍，危重患者已经有44人。不过，张奇对此极不敏感。他抵达武汉当天下午，一点看不出紧张气氛，至少有半数人没戴口罩。他打算在武汉多玩几天，订了一周的宾馆。当天晚上，他在宾馆电视上看到报道：习近平对武汉新冠肺炎作出指示，遏制蔓延；紧接着，钟南山接受采访，说新冠肺炎已经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到武汉两天，朋友没见上，哪儿都没去，就在宾馆看电视和刷手机。”看到“封城令”，张奇5分钟之内收拾好行李，急匆匆赶往汉口火车站。这座有121年历史的火车站，将于23日上午10点关闭。“我就是一个游客，我可不想困在这座危城里。”他在售票厅对财新记者说。
离汉口火车站5公里的武汉协和医院，赵雷正在睡觉。这位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已经半个多月没有休息一天了。自2019年12月底以来，涌入他所在医院的发热病人越来越多，最高时一天达到八九百人。拥有单独一栋五层病房楼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以前只有肝炎、血吸虫病等接触性传染病隔离病房，没有建呼吸道传染病病房。12月31日，他们把整个一层改成24个床位的呼吸道传染病隔离病区。24张床很快被填满，二层又拿出来作为隔离病房，然后还是不够，三层、四层也很快被腾空，原有的重症病人集中到五层。近30名感染科医生已经不够用，医院动员全院资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诊科的内科医生来轮班，护士也是全院调配。
 |
| 汉口火车站，封站时间临近，武警和保安在现场拉起人防墙，很多旅客仍然尝试持票入站。 |
1月11日，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一名垂体瘤病人术后出现发烧，并很快恶化，CT显示左右肺均出现磨玻璃影病变，其病房护士也开始发热。1月15日，这位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的病人被转到赵雷主管的感染科隔离病区重症病房。
“对我们传染病医生来说，封城并不意外。”赵雷说，“这是阻止传染病蔓延的一个手段，之前的传染病防控中也用过很多次了，无论是当年欧洲的黑死病，还是1910年伍连德在东北消灭肺鼠疫，重要的做法之一就是隔离。”
隔离并不奇怪，但将有千万级常住居民的整个武汉三镇变成巨大隔离器，中国史所未有，世界从无先例。一座呼吸道传染病肆虐的城市，封城后的内部管理挑战严峻。武汉1月23日封闭所有离汉通道，26日封闭市内交通，外防输出，内防扩散。这座城市就像一颗超频的CPU，在前期悠游甚至迟钝地运行多日后，陡然加速进入战时状态。
紧接着，从1月23日起，鄂州、仙桃、枝江、潜江等地，除了山林遍布的神农架地区，湖北省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宣布进入封城状态。
1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部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亲赴武汉视察，与他同行的副总理孙春兰则留在武汉，在现场指挥。应急体系升级调整，又伴随着疫情发展曲线和全国声援的步骤。
1月29日，武汉迎来自1月21日以来的第一个晴天。多日阴雨散去，阳光带着紫外线让被病毒环绕的江城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这一天，西藏成为内地最后一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已有26个省份和3支部队医院组织52支医疗队、6097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支援当地救护。
 |
| 在武汉多个火车站及天河机场，绝大多数旅客都戴上了口罩。 |
 |
| 2020年1月21日晚，武汉火车站，戴口罩的一家人观看车站内的电子大屏。 图/财新记者 萧辉 |
截至1月31日24时，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791例，累计死亡病例259例；湖北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153例（其中武汉市3215例），死亡249例（其中武汉市192例）。
据财新数据，截至1月31日，累计重症占确诊病例数量下降至15.8%，与普通肺炎重症占比差别不大，死亡率已连续3日保持在2.2%的水平，与轻症病基本持平。
疫中武汉开始朝着好的方面发生变化。此时的武汉人耐心、坚韧与决心同在。人们同时也在想，为什么蓬勃欢乐、蒸蒸日上、四通八达的大武汉，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疫城？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从哪里做起？
第一章 病源在哪里？
“疑似SARS”之声
最早引人关注的还是病源。
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流传网络。事后证明，这则来自武汉医生群体内部的小道消息确为预警之声。
12月30日，一份疑似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曝光，其中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确实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12月31日一早，多名身着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防疫人员出现在华南海鲜市场里消毒，让人们回想起2003年SARS来袭时的场面。SARS全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出现，此后迅速扩散至全国乃至全球，最终造成超过8000人感染，774人死亡。
事实上，这天上午，国家卫健委一个专家组即抵达武汉。当天中午1点左右，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目前已经发现27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
2020年1月1日上午8时，华南海鲜市场出现落款为“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局”的休市整顿公告。该公告称：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规条例的规定及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经研究决定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请广大商户积极配合。
当天休市前，华南海鲜市场大部分商户还在营业。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白色防化服的工作人员出现，准备进一步消毒。大部分商户只好收拾店面陆续离开，时有工作人员在市场里催促收摊。休市后，商户们聚集在市场外的路上，对突然休市和肺炎传闻议论纷纷。
1月2日，大量环卫工人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清洁作业，市场门口沿街排水沟渠的污泥也被挖出。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防化服的人员在市场各处采样。其中，西区七街附近作为消毒重点区域，检疫人员对每个门面逐一搜集、提取检测物质。
有武汉的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新冠肺炎疑似和发热门诊接诊时，是否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是必问的流行病学史，早期的患者也确实比较多集中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
作为疫情的风暴中心，华南海鲜市场旋即进入公众视野。
华南海鲜市场
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距离汉口火车站仅700多米，附近商业阜盛，人流密集。市场在2003年左右开业，由于生意火爆，开业后曾先后两次扩建，逐渐发展成目前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经营户超千家的规模，自称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海鲜、冰鲜、水产、干货等为一体的水产批发市场。
“我们大多是批发和零售结合。整个武汉及周围市区餐饮的原材料大多来自华南，华南休市，可以让整个武汉市的餐饮行业无法运转。”一位华南海鲜市场商户向财新记者表示。
尽管名为“海鲜市场”，但华南海鲜市场也能买到禽类、野味等食材。据财新记者调查，华南海鲜市场外围的商铺多是销售海鲜水产的，真正卖野味的都是在市场里面比较隐秘的地方。“武汉话叫‘斗里’（音），就是说在市场最里面，在市场外面都看不到，外行人也都不知道，他们好像也有一些暗语和行话。”
武汉市政府曾发布《关于规范活禽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规定，以管控活禽经营。不过，在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销售具有合法性，前提是卫生证明、检疫证明等相关许可。直到2019年9月，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官方信息仍显示，华南海鲜市场有八家商户存在售卖虎斑蛙、蛇、刺猬等野生动物。此外，有消息称，一些《野生动物保护法》重点保护的动物，曾在这个市场秘密销售。一个海鲜商户告诉财新记者，每个月都会有穿制服的工商或检疫人员来检查，“一来就是几十个人”。查出违法者，市场要没收经营权，相关单位要进行罚款。罚款金额很大，据说查处一个卖眼镜蛇的罚了几十万元。
这家市场分东西两区。西区有摊位600余个，从业人员超1000人。野生动物销售集中在西区西边。一位现场商户说，直到关市之前，一直看到有卖蛇、野鸡、娃娃鱼、鳄鱼和野兔的，大多是宰杀好的，但也有宰杀活狗和蛇的。“味道比较大。比如蛇就有一股骚味，商户也都是随手抓，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此次早期患者主要分布在西区摊位，这里卫生环境极差，摊位前人行区域污水横流，通风不畅，东区也受到一定影响。财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华南海鲜市场多年来环境脏乱，一直被附近居民诟病。早在2018年，武汉当地市民就曾在城市留言板频频留言，指出市场以新华路为界，两边街道脏乱差、污水横流、垃圾满地、腥臭难耐，以及运海鲜的大货车任意占道停车、腐臭横飘等环境、交通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疫源地不止一个
流行病学家针对华南海鲜市场的检测，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1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发布消息称，该所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冠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具体而言，33份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其中93.9%阳性标本分布在华南海鲜市场西区。经调查发现，华南海鲜市场名义上是海鲜市场，但实际上是个综合市场，市场西区存在野生动物交易，尤其是西区的七街和八街靠近市场内部的区域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而这一区域的阳性标本也比较集中，占全部阳性样本的42.4%。
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也表示，从现场的溯源调查、病毒基因序列比对和既往疾病监测血清标本检测等证据推测，目前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可能于2019年12月初经由华南海鲜市场某种野生动物外溢及其市场环境污染感染人，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传播。
然而，1月26日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给疫源地是华南海鲜市场的结论打上了一个问号。
这篇由首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对2020年1月1日前收治的41名病例进行研究的论文，透露了一个不寻常的信息：该院收治的首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家人也未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至12月10日，才另有3人发病，其中2人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41名患者中，仅有27名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金银潭医院又名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由原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整合而来，是武汉市惟一的传染病三甲专科医院。
论文第一作者、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在整个发病情况来看，海鲜市场已经不是惟一的暴露源，（新型冠状病毒起源）是多源性的。”但黄朝林认同该病毒有较大可能来源于野生动物。
论文通讯作者、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彬在回复科学新闻网站ScienceInsider时也表示，“现在看起来很明确，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惟一的疫源地，但说实话，我们还不知道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第二章 医院正面战
谜团
尽管疾控部门的流行病学调查，迄今仍不清楚新冠肺炎的疫源地和从蝙蝠传入人体的中间宿主，但公共卫生链条的下游——临床医生们，早在2019年12月就已经纷纷感受到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
“我们协和医院在汉口片区，离汉口火车站旁边的华南海鲜市场不算远，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和湖北省新华医院离海鲜市场更近，所以他们接诊得更早，最早的一批病人是以感冒或者肺炎症状到他们那里就近就医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回忆。从地图上看，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下称红会医院）和新华医院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华南海鲜市场正位于中央。
 |
| 1月24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护士们在进入病房前合影，竖起大拇指给大家鼓励打气。 |
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属于赵雷所在的感染科。在他的印象中，他们科室第一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就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是由郑主任接诊的。“当时我们科内会诊，也是觉得这个病人肺炎的表现比较特殊，出现病毒性肺炎的改变，有大面积的肺部磨玻璃状阴影。”按病毒性肺炎治疗几天后，这位病人被转院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但很快，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接诊了越来越多的病人，最高时一天可达八九百人。“这次疫情正好发在冬春季节，本身就是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大量病人涌到医院来，都是以发热就诊的。”像许多大型综合医院一样，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以前只有接触性传染病隔离病房，比如肝炎、血吸虫病，没有建呼吸道传染病病房。呼吸道的病人统一收治到金银潭医院。12月31日，拥有单独一栋五层病房楼的协和医院感染科，不得不把一层改建成呼吸道传染病隔离病区，设了24张床位。
病床很快被填满了。医院又开辟二层作为隔离病房，还是不够，三层、四层也很快被腾空，原来的病人部分被劝退出院后，剩余重症病人再集中到五层。感染科原有的近30名医生已经不够用，医院动员全院内科资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诊科的内科医生来轮班，护士也是全院支持。
类似的现象在汉口、在武汉其他医院都不同程度出现。这显然不像一般的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应有新的病毒侵入。看起来新的“不明肺炎”传播速度快，重病率高，怎么能说“可防可控”，不向外宣示、动员各种资源积极防范呢？医生们心中渐生谜团。
紧箍咒
影像医生也是一线见证人。2019年12月30日上午，湖北省新华医院的放射科医师李云华初次听说，院里收治了一些疑似SARS病人，其中两名病患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过。李云华所在的新华医院又名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三甲医院。
当天晚上，李云华到医院神经内科探望住院的父亲，见到一名女医生神色焦急地与家人通话。女医生的丈夫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当天他所在医院也接到七名疑似SARS病例。女医生对家人说，自己感冒，身体无力。
这天晚上，李云华也从手机上看到一个群友圈截屏：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眼科医生李文亮首先在医生群中曝出：“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请大家注意，第一例患者是水果铺批发摊老板”。李文亮还贴出了诊断报告。接着，武汉红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刘文也确认此事，并提醒大家：“洗手！口罩！手套！”
第三位跟进的是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她在微信群里提醒，“近期不要到华南海鲜市场去，那里现在发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经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
当晚，多人在网络上发出类似信息。同步传开的还有武汉市卫健委的内部紧急通知。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开通报，确认了近期部分医疗机构接诊有27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但又安抚性地表示，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李云华告诉财新记者，他看到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稍稍放心。
2020年元旦，武汉警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官微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后果。公安机关已传唤了八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这八名“违法”网民，事后证明多为医生。此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曾将病人病原体样本送至第三方检测公司，发现有与SARS病毒相似度较高的病原体，相关检测结果开始在医生群体内流传。
1月28日，这八人得到了“平反”。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然而，当初正是这份处理八名“违法人员”的警方公告，犹如一道紧箍咒套住了众多医生。随着接诊越来越多的类似病人，越来越多的医生从临床看到不同寻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传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但多数医生们不再敢公开发声，“怕被警方传唤”。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确认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并再次强调，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6日，武汉市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在此期间，1月6日-10日，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直至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更新疫情通报，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改称新冠肺炎，病例数则从59人减少为41人，并透露1月9日有1名患者死亡。不过，通报中仍表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并非事实。
“我们所有医院的医生都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现实报出来的情况差太远了。”武汉一名大型三甲医院影像科医生告诉财新记者，肺部间质性改变以往非常少见，他所在科室每次遇到相关影像，甚至会引起科室内的学习讨论，但在1月15日时，其所在医院发热门诊已经一天能发现50个此类病变。
医生病了
噤声之时，新冠病毒在医院扩散开来，医务人员陆续倒下。
李云华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6日，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就出现异常现象，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呈现磨玻璃状。这位医生并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当天新华医院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科室主任传达院方指示，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告诉媒体。从1月6日开始，科室负责人反复向医生强调，“不造谣不传谣，以免造成社会恐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月20日。”李云华说。
实际上，从1月3日，李云华就发现了三例肺部磨玻璃状CT报告单，类似病例每天增加，而且增加比例呈直线上升趋势。1月10日磨玻璃状病例增加到30个的时候，李云华就觉得事情不对劲了。虽说尚待严格的病毒检测，但李云华凭经验认为，“我从没见过增长这么快的病毒，每过几天翻一番，这个速度太骇人了。”李云华由此时再不敢相信官方宣称的专家判断，各医院放射科医生之间会交流疑似病例数字，情况都很不乐观。
1月11日，新华医院出现第二例医务人员感染，患者就是2019年12月30日晚上他遇到的神经内科女医生。李云华仔细看过她的肺部CT，单侧出现磨玻璃状阴影，“像被子弹打过的一块一块的阴影”。1月16日，女医生再做肺部CT，双肺感染，病情加重。
也是在1月16日，医院耳鼻喉科原主任梁武东来照CT。李云华记得很清楚，那天梁武东“发烧畏寒，看起来很虚弱”。“我看了他的CT结果，整个肺部都感染了，大白肺。”1月18日，60岁的梁武东转入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随后于1月25日去世，成为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首位去世的医务人员。
新华医院医务人员的感染数字难详，但李云华看到的案例越来越多：一位体检科医生跟一名疑似患者客户交流了半小时，不久就查出肺部感染；一名牙医感染后，传给了放射科两位找他看牙的放射科医生⋯⋯不仅是呼吸内科，其他二线科室甚至保安也感染了。
李云华告诉财新记者，截至1月29日，该医院900多名医务人员中已经出现30多名新冠疑似病患。
李云华并不知道，在离他不远的一家大三甲医院，也有一位放射科医生在密切关注着CT片中的磨玻璃影。刘力也是在2019年12月30日看到关于类SARS病毒的消息，第二天开始戴口罩，并提醒同事们也戴上。刘力所在的医院有五六千名员工。他透露，现在院内确诊和疑似的感染人数或有百人之多。“我就是看CT诊断，最多的一天看到20个，我们科室算少的，也有3个隔离了。”
红会医院放射科的主任，最让刘力佩服。“他们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是重灾区，现在惟一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的就是放射科。这个主任最先发现这个新的病毒性肺炎，就向院领导汇报要物资，发不下来他就开始自己搞物资，让科里的员工都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据他介绍，还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主任，也是很早就很警觉，给一线医疗人员发放隔离服，上了三级防护，把全身都罩起来，得以保全这个风险性很高的科室。
医生病了，无人认账，显然有一种“指令”在起作用。李云华透露，院方不仅不公开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甚至出台一条“奇葩规定”——本院医护人员CT检查，对于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结果一律不给本人，由科室统一交给医院内部的感染管理科。财新记者采访的武汉多位医生都透露，他们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检测结果不公开，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
刘力看CT记数的习惯从1月11日开始。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当天武汉方面发布的信息还称，这次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发病时间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月2日之间，1月3日之后无新发病例。
刘力说自己当时就傻了，他明明知道武汉同济医院调到发热门诊支援的急诊科医生陆俊1月5日就出现“无明显病因”的发热症状，右肺CT片有片状磨玻璃影，到1月7日再次复查时右肺、左肺均出现斑片和毛玻璃样病变，后诊断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1月10日下午已经住院了。
病毒研究赢在了起跑线，但是⋯⋯
与17年前SARS病毒的发现几经曲折、曾误为衣原体的历程相比，这一次的病原识别等关键性的科研结果出台十分迅速。短期初步鉴定出新型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WHO）1月9日称赞为“一项瞩目的成就”。
病毒分离在2020年第一周之内就已完成。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介绍，2019年12月26日，该中心科研项目常规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2020年1月5日上午，该中心就从标本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也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获得该科研结果后，该中心立即向上海市、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做了报告。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则显示，第一株源自临床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在1月6日由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
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初步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也已获得。
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这个速度早于科研人员的预期。根据病毒学界遵循的科赫法则，病毒分离后，还有一个较为耗时的程序，即花1周以上时间将病毒分离后培养，再进行检测，才能最后确定病原。锁定病原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步骤，基因序列测出意味着可以对新发患者作出诊断。此次新冠病毒的科研速度走在了科赫法则之前。
然而，相对于病原信息较快披露，这种新型肺炎传染性情况却很少被提及。到了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官方通报，依然还在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宣传以及配合研究等，并提醒公众到人群聚集地方“必要时可佩戴口罩”。
定论“人传人”
随着医者因临床感染相继倒下，武汉的疫情变得极为严峻。
现在仍然很难确切获得当时的数据。以李云华1月初以来在X光室亲眼所见，“先是第一天2-3个，第二天4-5个，第三天7-8个，前三天增加不是很明显，然而突然就呈现指数级增加，到1月10日就一天有30个了。”然后每过三四天就翻一番，1月18日86个，之后每天都超过100例以上。”李云华说，院里的CT仪器每天超负荷运作，到1月20日达到饱和状态，“机器都累傻了，经常死机，因为只能拍这么多，数字终于不再往上蹦了”。CT诊断不算最后确诊，但是确诊的重要参考依据。李云华被这样的情形惊呆了。
刘力则是从11日起也不敢再相信官方通报，他重看从1月1日起的所有急诊查肺的CT诊断。“我就看报告的描述。每天好几百人。按照我们的搜索方式把肺的搜出来，一条条点进去，影像中的结节就带过了，斑片看一下，而且只看了斑片状磨玻璃的。”刘力痛心地看到，从1月1日开始，先是个位数的增加，然后逐渐开始翻倍，“到1月15号的时候，我发现了50例。可是到这一天，卫健委还在报原来的41个。从11号就1例没有增加。”
1月11日-17日是湖北省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大日子。这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始终表示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只是1月16日当日的通报中，将之前的“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稍改措辞，变成“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7日上午，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1月18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中终于宣布1月16日有4例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9日凌晨，又通报了17日的17例新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62例。
对此次新型病毒能否“人传人”的误判，在防控实践中不断延续。传染病人际传播的代际，是界定其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代际传播越多，疫情就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者”。疫情防控关键在于，尽早确定病毒是否具有人传人能力，及时制定防控策略，阻断代际传播。
尽管早期已有病例指向“人传人”，但官方迟迟未发布确认信息。
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等人在《柳叶刀》上发布了对一个感染家庭的研究。这一家庭有7名家庭成员，6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1人没有去过武汉，而去过武汉的家庭成员飞离武汉时间为1月4日，在武汉期间没有在武汉接触过动物，也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吃过野味，只是其中2人去过武汉的医院。
医务人员感染更加明确人传人信号。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被调至发热门诊支援后，于1月5日出现“无明显病因”的发热症状，1月7日CT显示肺部明显病变，1月10日下午以“病毒性肺炎可能”收治入同济医院。
知情人称，陆俊医生被感染前，并无华南海鲜市场及野生动物等相关接触史，在发热门诊接诊时被感染的可能性颇大。
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14名医护人员被同一患者感染更是直接指向，病毒可能出现了“超级传播者”。1月11日，这名患脑垂体瘤的69岁患者在术后第四天出现发烧，肺部CT显示双肺磨玻璃影病变，不久之后，与他接触的多名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
其主管医生、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向财新记者介绍，病人没有去过海鲜市场，当时医生还不知新冠肺炎会人传人，也不知该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医生最初按术后感染进行诊疗和防护。
1月19日那一天，李云华看到新闻，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他赶紧在微博上留言：“武汉的爹爹婆婆们，请戴好口罩。”他感叹自己的朋友圈仅有几百人，人微言轻，只能遗憾。
同在1月19日晚上，国家卫健委宣布1月1日已成立新冠疫情领导小组，主任马晓伟新任组长。1月20日凌晨，官方态度略有变化：武汉市卫健委方面一次性更新了两天的新增病例数据，1月18日和19日两日共新增136名确诊患者。其中，18日增59人，19日增77人，患者总数增加到198人，其中重症35人，危重症9人，死亡3人。此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
猜测和争论20天后，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疑惑终于有确定答案。1月20日晚间，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明确表示，“肯定有人传人”。他在就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首度公布，已经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这一天，新华社发出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此时，国内外报告的新冠疫情为295例。习近平首次提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中央精神相当明确，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
直到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首度通报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当时实际被感染医护数量早已超过这一数字。
多份国际研究显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或高于SARS病毒。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1月27日晚接受央视采访时亦称，有研究结果已经显示，新冠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与SARS有相似之处，平均一个病人能够传染2个到3个人。更严重的是，新冠病毒病例的倍增时间比SARS要短，SARS是9天左右会倍增，新冠病毒大概六七天的时间病例就会倍增。这导致确诊病例增长较快。
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北京时间1月24日凌晨2点，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的<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声明》中披露，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
 |
| 1月24日，穿好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准备进入隔离病房，后背写着自己的名字方便他人辨识。 |
 |
| 医护人员每次需要穿戴两层手套，出来后要用消毒水进行消毒，掌心在消毒水的腐蚀下已经泛白。 |
由于武汉的医院里患者与医生之间院内交叉感染严重，事实上，要追溯病毒传播至第几代也已成难事。财新记者在武汉走访看到，多家医院将发热门诊患者集中在一个几乎密闭的空间内，如门诊大厅或体检大厅，仅留一两扇小门出入，患者及陪同人员动辄要在同一空间内共处数小时，交叉感染风险巨大。“武汉已经没有代的概念了，不能分了，‘流行病学史’根本不对。”一位第一批到达武汉的专家组成员告诉财新记者。
1月22日深夜，刘力给财新记者打来电话：“昨天24小时，做了大概200个CT，有143个（疑似）了啊。”说完这个数字，他忍不住哭了。
一个多小时后，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交通封城”的第一号通告。
第三章 封城前后
超出预想
尽管至1月21日，湖北省的领导们还参加了一场欢庆春节的大型表演，武汉当地的气氛在1月20日疫情明朗之后，已经开始紧张。
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公布全市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全市发热门诊61家，其中中心城区41家，中心城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为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
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公布了武汉七家收治发热患者的定点医院（汉口医院、红会医院、市七医院、市四医院西院区、市九医院、武昌医院、市五医院），规定从1月22日开始，所有体温超过37.3度的患者将集中到这七家定点医院诊治；前一日公布的所有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关闭发热门诊，要继续开展预检分诊和一般发热患者的诊疗。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现实远远超出官员们的预想。
69岁的谢作良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只是在1月18日上午去汉口看了一场摄影展，当晚发烧，次日就医时发现肺部有病毒性感染。
1月20日，他按医生建议，一大早赶紧到武汉协和医院挂号，他前面发热门诊已经有数百人排起了长龙。
财新记者1月20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也看到，不仅是发热门诊，输液室的队伍也排到门外，医护人员均身着防护服进行登记、问诊、输液等工作，一窗之隔的检验科医生也戴上了防护面罩。发热门诊张贴的一张告示显示，因就诊患者较多，等候时间或为3个-4个小时。附近保安告诉财新记者，人数陡增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主要是许多医院已经不再接受发热患者，一律要求到武汉协和医院或同济医院进行排查。
谢作良等了五个多小时没有轮上，身体不舒服只好先回家。当晚，他看到了电视上对钟南山的采访，第一次明确说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此时他已经胸闷难喘。
21日清晨，谢作良又早早起来，急匆匆到离家最近的新华医院看病，希望能住院治疗。他看到了比前几日更黑压压的人群，忙碌的护士告诉他床位已满，根本住不进去。
22日，湖北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或因此获得更大调配权，武汉市卫健委又公布了“7+7”医疗方案，由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等七家大医院对口支援前一日征收的七家定点医院，计划腾出3400张床位，专门对发热患者进行门诊。
 |
| 2020年1月28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数十台挖掘机同时作业。 |
 |
| 建筑工人铺设钢筋。 |
 |
| 建筑工人在地面铺防渗保护膜，避免污水渗入地下。 |
3400张床位，这使谢作良又燃起了斗志。下午5点多，他打车到红会医院看病。现场的混乱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有病人因为住不进院，拍着桌子骂医生，还有情绪激动的病人拿手锤玻璃门；医生一连坐十个小时，没有人替班。等了七个多小时，接近午夜，终于轮到谢作良看病，医生告诉他没有床位，给他开了口服药。
谢作良的家离医院有5里地，他没打到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凌晨快2点才到家。此时已是1月23日，武汉封城。
“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看大一点，就拼死上谏啊！”
1月22日新规实施第一天，财新记者来到武汉市红会医院发热门诊。在这所二甲小医院，清晨就有大量发热病患涌入，本不宽敞的大厅塞满数百名病患，走廊过道也挤满了打点滴的人。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咳嗽声此起彼伏。
一位排队的女患者王红告诉财新记者，她的邻居感冒发烧后送到医院隔离，不到一周去世，她本人也被传染。被医生指为病毒性肺炎，“我就问医生是不是新冠肺炎，医生说是的，但是只有做了试剂盒才能确诊”。1月20日，王红本就患有肾病的丈夫也开始喘粗气，四肢无力。到市中心医院做CT，同样是病毒性肺炎。但二人都住不了院，她家属中已有八人被感染。王红哭了：“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移动的病毒源，但是医院不接收我住院呀。”
同样是定点收治医院，1月21日-22日的汉口医院同情同景：发热门诊封闭的大厅内，挤满了戴着口罩的患者和家属，从挂号到就医，需要在狭小的空间内排队长达七八个小时。
汉口医院由原消化科病房改造而来的留观区，走廊临时增设了一排病床，患者躺在床上输液。大厅前后均只打开一道玻璃门，两名保安在一旁把守，严格规定来就诊的人前门进，后门出。多名患者告诉财新记者，从1月21日晚上到这里排队，一直到22日下午仍未拿到号。
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李云华，目睹了从1月20日到22日气氛陡然紧张下的混乱：一边是因为挂不上号、住不进院恐慌的病患，一边是忙乱失序的医院。来看病的人倍增，医生们加班加点，从20日起他住到了医院附近的宾馆，再也没有回过家。看着那些没有力气爬上CT台的重症病患，李云华认为，卫健委的安排短短几日内数次变动，实在是完全“没有预估到病患的需求”。他甚至在想，如果自己勇敢些早站出来，会是什么情形？
“传染病这一块应该是宁说大、不说小的。刚开始可能只有四个人同时在海鲜市场被感染了，但既有可能是同时被一个动物感染，也有可能人传人。防疫应当考虑其最大风险。结果大家就想尽量往小说。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看大一点，就拼死上谏啊！包括医生，包括疾控官员，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知道这个情况很严重，但大家都不敢说真话啊。”李云华说，“我们医护人员们没日没夜工作，就是想和死神赛跑，抢救病人，这些病人都是跟我们同住一个城市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本不必遭受这么大的痛苦。”
历史的拷问
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认为，武汉整个处置上缺乏早期科学管控的意识，应对疫情需要专家迅速介入和评判。他认为，疾病暴发之初，看到病例大多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时，这一情况没有得到重视，导致疫情继续蔓延，当很快出现系列聚集性发病案例的时候，已经到了处置武汉疫情的关键节点。进而，当人传人之后的二代和三代病例出现，疫情就标志着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时间越长，则残余病例数量越大。
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华晨向财新记者介绍，作为一种新病毒，初期传播力弱，整体来说被感染的人症状也较为轻微，但如果没有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将病毒控制住，有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一旦病毒在很多人体内存活并适应人体后，就有机会进一步变异，产生传播力更强、毒性更严重的变异。
为什么在明显病毒“人传人”证据的发布方面如此滞后？为何相应的结论没能更早转化为果断的防控措施？
事实很残酷，科学无法掩盖。
1月23日，就在武汉封城当天，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后来完成了一篇调查。据调查写成的论文，1月29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显示，早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人际传播。根据论文中的一张图表，大多数最早的病例均报告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但从12月底开始，与华南海鲜市场不相关的病例便呈指数增长。
“总之，我们发现武汉现阶段的新冠肺炎病例倍增时间约为7.4天。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12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播散。”论文写道。论文中的图表显示，武汉在1日至11日，有七名临床医务人员感染；12日至22日，有八名医务人员感染。
 |
| 1月24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医生观看患者的医学影像。 |
数字或并不准确，但科学分析结论相当明确：人际传播无疑是病毒传播能力加速度、传染病扩大流行的重要前提；而医务人员临床被感染，不仅是救治力量的损失，还使医院更有可能成为疫病之源，会极大地增加防控难度，造成传染病暴发的可能。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据事后解释，论文是从1月23日拿到完整数据后开始写作的。
但究竟是在何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就已获得哪怕还不完整但已能说明相当问题的数据？为何没能尽早公布，让公众知道？为什么不能更早发出警示？
论文引起质疑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于1月30日晚间告诉财新记者，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世界共享数据，表明开放透明，希望全世界专业人士出谋划策，是防控之所需”。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对财新记者确认，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前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至于最早于11日之前七名医务人员感染数据何时获知，高福及中国疾控中心未正面答复。
着手调研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后，中国疾控中心于1月6日在机构内发文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5日升为一级响应。这一情况是否知晓湖北，有否建言湖北，不得而知。而湖北公开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迟至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批示之后。其一级响应则在1月24日，晚于浙江、广东和湖南（23日）。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对财新记者表示，2003年暴发SARS疫情后，中国花重金建立一套疫情直报系统，能够实现快速监控。国内实则已有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清晰路径。究竟是专家知道了实情不报告，还是报告了但未及时采取措施，两者区别很大，关键的事实需要澄清。“如果只责怪专家，事情就变味了”。她同时认为，就疾控专家而言，的确应当具备科学的审慎，但在疫情面前，审慎就是更高的警觉，就是提出更积极的防控主张。“病例的检测、分析、研究确认会有过程，但只要有怀疑就应当发出警示。这是责任！”
杨功焕和此间其他专家同时提出，防疫如救火，无论专家还是政府，都有尽早通过媒体晓吁公众、提出警示的责任。如果新的疫情有可能危及公共健康且需要防疫、需要公众配合，而科学结论尚待时日，可以实事求是向公众告知。这也是公众的知情权。
武汉目前的疫情仍在暴发期。武汉在抗争中坚守。灾难的一幕终会结束，不过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这样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总结。
李云华、刘力为化名
财新记者贺信、陈宝成，见习记者唐爱琳，记者汪苏、杨睿，实习记者张阳、黄雨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武汉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印刷版，各大机场书店零售；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彭主任，急诊室一个31岁的新冠肺炎病人心脏骤停了，您快来看看，要不要转入ICU。”
2月4日晚上7点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彭志勇刚从湖北天门考察疫情回到办公室，和财新记者聊了不到十分钟，就被同事叫走会诊一名危重病人。
十分钟后，彭志勇从急诊抢救室回到办公室。那个当天新来的年轻新冠患者已经救过来了。尽管ICU一床难求，彭志勇拍板把最后一个床位留给了他。“他才31岁，太年轻了，一定要让他活下去。”
“这是我的工作常态，每天我都在和死神赛跑抢夺病人。”彭志勇说。
 |
| 2020年2月4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此处收治了多名新冠肺炎患者，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对病人进行救治。 |
继2002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2012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之后，新冠病毒（2019-nCoV），是过去20年间在人类中出现的又一种致病冠状病毒，很可能也是迄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病例样本增加，一线医生在和这一“恶魔”搏斗中，也对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卫健委2月5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下称《诊疗方案》）称，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在前四版将新冠肺炎症状分为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三类的基础上，第五版《诊疗方案》在病例临床分型中增加了轻型一类。轻型的临床症状轻微，影像学未见肺炎表现；普通型具有发热、呼吸道等症状，影像学可见磨玻璃影的肺炎表现；重型是呼吸窘迫、指氧饱和度≤93%或动脉血氧分压/吸氧浓度变低中符合一条；危重型是出现呼吸衰竭、休克、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中符合一条。
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医学专家表示，新冠肺炎与SARS及其他普通病毒性肺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病程上其最大的特点是：传染性强，起病不重，但发展很快，如果发展成危重症，将可能造成多脏器衰竭，从发病起三周就可决定生死。
“不少病例在发病初期，只有发热、无力等轻微症状；但到第二周，大约有15%-20%的患者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快速发展成重症。随着病程进一步发展，危重症的新冠肺炎病人除了出现呼吸衰竭，往往还面临心肌严重损伤、肾功能衰竭、循环衰竭等多脏器衰竭。”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对财新记者说，其中比较有共性的是尤为明显的心肌损伤，部分危重病人的心肌损害标志物——肌钙蛋白指标甚至可达心梗病人的10倍，而这是他17年前在救治SARS病人时没有观察到过的。
“由于我们对新冠病毒发病机理还不了解，多器官受损究竟是由于新冠病毒自身毒性导致，还是病毒侵害机体导致其他病菌进入出现这些并发症，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也没有任何特效药。”杜斌说，这都给重症尤其是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的抢救、监护工作带来很大难题。
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1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也表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医院除了配备传染病专家，还要配备重症医学专业人士，才有可能更好地抢救病人。
1月29日，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齐心协力，拯救生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阻击战——致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同道倡议书》，表示新冠肺炎阻击战正进入关键阶段，“新冠病毒感染后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循环衰竭，重症管理的专业化科学监测、生命支持与救治将是有效减少死亡率的重要措施⋯⋯重症医学的专业使命，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此次阻击新冠肺炎流行战役中的重症病人生命救治的主力军。”
据国家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6日，中国大陆累计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4821例，当日新增重症病例962例，其中湖北省918例。
大批从事重症医学的医护人员奔赴一线，一场拯救生命、减少死亡率的阻击战进入关键阶段。
是阻击战，也是遭遇战
“收，还是不收？”2020年1月6日，彭志勇犹豫了几分钟，最终决定收下一名黄冈转过来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彭志勇知道这个决定的代价。
2019年12月年底，彭志勇从同行那里听说武汉发生了数十起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类SARS病毒”，同行特意强调。2020年1月3日，彭志勇了解到华大基因已经对这种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发现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测序与SARS重合度80%左右。2003年彭志勇在香港参加过抗SARS阻击战，当年的惨痛教训犹在眼前，这让他分外警觉。
“我在1月3日知道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后，就判断出这种新冠病毒很可能要人传人。”2月5日，彭志勇告诉财新记者，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让他做出此判断。
 |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护人员在进入抢救室前穿上鞋套。 |
 |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治在抢救室内的病人。 |
54岁的彭志勇有麻醉学博士和重症医学博士学位，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执照考试并获得器官移植麻醉ICU专科医师培训，在香港、美国有多年医生执业经历，发表SCI论文40多篇，参编美国重症医学权威参考书多部，从事危重症临床治疗20多年。五年前，彭志勇回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担任ICU主任。
这名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过接触史的胡姓病人在辗转多家医院后，彭志勇决定把他收治住院。他立即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院长这个病人可能会传染别人，一定要严格按照传染病的防护方法采取隔离措施，疏散病房的其他病人，按照SARS的标准改造病房，把医务人员的生活区和病人隔离开。
病人在急诊室过渡一天，彭志勇带领同事对ICU进行紧急改造，设立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污染区的隔离病房采取完全阻断的方式，连空气也隔离，“按照SARS的最高标准改造病房”。
中南医院的ICU病房有66张床位，彭志勇要求在隔离区预留16张床位。有同事认为这会浪费本就紧缺的ICU资源，彭志勇回答：“一点也不浪费，这个病有传染性，肯定会陆续有病人进来。”
1月7日，胡姓病人住进中南医院ICU。到1月10日，16张床位就满员了。彭志勇感觉到情况不妙，一再跟领导反映新冠病毒传播的迅猛程度。医院领导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
1月中旬，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三人专家组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有点像，但他们还在讲诊断标准那一套”——早在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个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时，曾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要做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了，才能确诊。彭志勇当场向武汉市卫健委专家组抗议，认为这套诊断标准太苛刻，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
“这就是传染病啊，事关防疫疾控大局，临床确诊标准弄得那么高，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对于因此错失的黄金防控期，彭志勇至今说起来都气愤，“我们医院领导就新冠肺炎的疫情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1月18日，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来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当天到中南医院考察，彭志勇再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卫健委第一个专家组把确诊标准定得太高。“高级别专家组来过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新冠病人的数量急剧增加。”
自1月6日接收第一例新冠病人，截至发稿，彭志勇和中南医院ICU的150名医护人员，连续和新冠病毒抗争了一个多月，所有人放弃休假，在ICU病房轮班，甚至连怀孕的医务人员也坚持在岗。除夕夜，彭志勇接近凌晨才走出ICU病房。
在隔离病房需要三级防护，由于防护装备紧缺，每名一线医生一天只有一套防护服，上一次厕所防护服就报废，彭志勇上班时间尽量不喝水、不吃东西，“当务之急是争分夺秒和死神抢病人。”彭志勇说。
与死神争分夺秒抢救病人的，还有四川援鄂医疗队专家黄晓波，但他首先遭遇到的是一家近乎被新冠疫情摧毁的医院。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随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出征，接近凌晨抵达武汉。1月26日上午培训，下午进场对口支援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下称红会医院）。
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他经历过紧急公共事件的大场面：救护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重症患者，很多人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从死人堆里扒活人，医院也没乱。但1月26日黄晓波随队进驻红会医院时，摆在他眼前的医院已经濒临崩溃。
红会医院是武汉市江汉区的区属二级医院，规模比较小，医护人员不到400人，有300多张床位。1月22日被政府征用为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后，每天七八百名发热患者涌入红会医院的发热门诊看病，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
“医院所有床位都住满病人，走廊上也塞满了留观的病患，只戴着一次性医疗口罩的病人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隔离病房里因为没有护工，家属都能自由出入探视、陪护。”黄晓波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联想起SARS时期被交叉感染所污染的北大人民医院天井。
事实上，红会医院的医务人员已经大面积感染。
 |
| 2020年1月22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内人满为患。 |
 |
|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坐在楼道里输液的发热患者。 |
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1月26日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该院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还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将近六分之一的医护人员不能上班，剩下的医护人员，不管是来自骨科、妇产科、消化内科还是内分泌科，经过紧急培训后全部转岗为呼吸科医生，像“炮灰”一样往里填。在电梯里，三名红会医院医护人员看到四川医疗队都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当天晚上，红会医院呼吸科主任给黄晓波打电话时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四川医疗队进来了。
床位爆满，疑似病人、发热患者和家属混杂在一起，还在坚守岗位的医生和护士缺少防护物资，每天超负荷工作。黄晓波判断，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红会医院真可能会崩溃。
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他们进驻红会医院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国家卫健委官员要红会医院领导讲医院面临的情况，医院领导按部就班讲武汉市政府是如何要求的、红会医院是如何做的、收了多少病人等。黄晓波坐不住了，抢了话，说要代表四川专家组发个言，这个医院情况已经糟糕，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出三天它就会成为下一个SARS时期的北大人民医院。大几百发热门诊病人，300多住院病人，300多医护人员，再加第一批四川援助队100多人，1000多人挤在这个封闭的被污染的医院，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非被逼疯不可。
区领导问黄晓波怎么办，黄晓波建议停三天门诊，切断所有病人来源，住院部床位已经满员了，不能再进人了。江汉区向武汉市反映黄晓波的建议，1月27日-29日，红会医院停了三天门诊。
黄晓波带领四川医疗队，利用这三天时间甄别疑似病人和普通病人，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甄别病人最大的难点，在于病毒核酸检测量远远不够。黄晓波告诉财新记者，核酸检测由武汉市卫健委派人来医院取样，名额有限，1月26日全院只做了10个样本检测，1月27日增加到30例。
300多病人，按照这个检测速度，黄晓波有点慌了。
1月28日，湖北省领导来看望四川医疗队，黄晓波提出核酸检测的量太少。之后，红会医院的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1月29日，红会医院300多名住院的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毕，把所有检测呈阳性的确诊病人专门安排到二层楼隔离治疗。此前一天，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二批也赶到了，整编投入新的隔离病房战斗中。
黄晓波参与做的另一件事情，是规划院感流程。红会医院是一个U型结构，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相通，黄晓波将病区做了改进，把隔离病房污染区和医院普通区域隔开，要求只能单向进出，还规划了医用垃圾的存储清理路径，每天消毒，过道上安装空气消毒机。花了三天时间，终于整理出医院污染区和缓冲区、清洁区。1月30日，红会医院再次开门。
2月4日，是黄晓波带队参与武汉救援的第10天，也是10天中惟一一天休息，待在宾馆，哪儿都不能去。前两天红会医院副院长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黄晓波和这位管业务的副院长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作为密切接触者，被要求隔离一天。
黄晓波做了病毒检测，阴性。2月5日一大早，他又去ICU查房了。
黄晓波很喜欢在病房和病人待在一起，虽然防护服勒得很紧，不透气，但他喜欢和病人聊天，他能叫得出ICU病房每一个病人名字，陪他们说说话，拍拍他们的手背，让病人坚持住。
姜利也是大年初一晚上出发去往武汉。这位北京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同样参加过17年前抗击SARS的战斗。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被派往北京佑安医院，是北京还只宣布了4名SARS病人的那一天。佑安医院当时是一家以治疗传染病为主的医院，还没有建立起重症医学科。“我知道我进去是要做重症监护的，但不知道具体要治疗什么病，当时政府还没有宣布SARS事情有多严重。”结果一去姜利就傻了，那是她第一次面对烈性传染病的重症治疗工作，“我不会戴口罩，不会穿防护服，不会用脚开门。”
姜利1月26日赶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等专家会合，马上到武汉市第一家新冠病人定点收治医院金银潭医院。在那里，她负责管理一个病区组。
“金银潭医院从一开始就收治了最多的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原来它只有一个ICU病区，在南楼七层，很快就住满了，就又把五层和六层的普通病房改造成ICU病房。”病区里除了本院的医护人员，还有从湖北各地增援过来的，专业背景也各不相同，所以杜斌、姜利等专家差不多花了一周时间，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对这个临时改造的ICU和临时组建的团队进行磨合。
姜利介绍，他们遭遇到的新问题是一对矛盾：跟平时在ICU里工作状态不同，进入新冠肺炎病区要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由于防护用品紧张，他们不可能一趟一趟地进去再出来；然而，新冠肺炎危重症的特点是病情随时变化，这意味着要随时到病人跟前进行处理。“这个矛盾严重制约了正常的医疗抢救和护理质量，感觉只能发挥20%。”
专家们对医生、护士和病人都做了分组，然后梳理管床方式，重新设计了工作流程。“什么时间做什么工作，多长时间重复，谁来负责什么，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去处理，都一一流程化、制度化。”姜利说，“每一次进去都要尽可能完成更多的工作，在外面的时候就通过对讲机跟里面的工作人员沟通，跑到内走廊隔着窗户往里看，尽可能解决他每一次病情的恶化。”他们把这种方式戏称为“走廊查房”。
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1月30日，34岁的李文亮接受财新记者电话采访时，还在憧憬着早日康复。“康复以后我还是要上一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一个月前的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李文亮在微信群里的提醒，揭开了被隐藏在政府公文中的真相，不久他被武汉公安部门定性为发布不实信息而遭到训诫。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发展，这位“吹哨人”成为前线医护人员的注脚：在接诊过程中自己被感染，病情一度恶化进了ICU，经过治疗后病情稳定好转。然而，2月5日，李文亮在微信中告诉财新记者，自己病情加重。6日21时许，突然传来他病情恶化、心脏停跳去世的消息。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重症治疗医生使用ECMO（体外膜氧合肺，俗称人工肺）等生命支持手段对李文亮进行抢救。7日凌晨3时许，武汉市中心医院官微宣布，经全力抢救无效，李文亮于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李文亮成为本次武汉新冠疫情中第一位在岗位上感染殉职的医务人员，也是截至发稿时记者所知去世时最年轻的新冠肺炎死者。
李文亮的病程突变，也正是姜利认为新冠肺炎最大的特点：“快，从好到不好，发展得非常快。在我的危重病房里，有的病人就在几个小时突然恶化。”
新冠肺炎的快速发展，也让黄晓波心有余悸。他介绍，有一位62岁的患者，转入ICU后的第二天，身体状况恢复得还不错，指氧饱和度大概有90%，能自己在病床上做俯卧位。“我还和她说，你现在症状变轻了，要坚持住。”然而到了第三天，情况就急转直下，氧饱和度很低，迅速从高流量吸氧变成面罩通气，最终没有抢救过来。
黄晓波表示，H7N9和H9N1这样的病毒感染发展速度会特别快，医生在治疗时会很快把所有的治疗措施都用上去。但新冠病毒不同，一开始发展得不快，而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恶化。
彭志勇则更精确地把新冠肺炎的发作周期估计为三周，每周一个阶段。从有症状起病（轻症）发展到呼吸困难（重症），一般是一周时间。这一阶段，轻症的症状多数是乏力、喘气，有的人会发烧，有的人不发烧。彭志勇根据中南医院138个确诊病例的样本研究后发现，在第一阶段，最普遍的病症表现是发烧（98.6%）、乏力（69.6%）、咳嗽（59.4%）、肌痛（34.8%）和呼吸困难（31.2%），不那么普遍的症状有头疼、眩晕、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进入第二周后，部分病人会突然病情加重进入重症阶段，一般会出现呼吸窘迫的现象。彭志勇介绍，“抵抗力强的人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好转，慢慢康复，而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可能会发生并发症，比如呼吸衰竭、身体其他器官衰竭等，也就是发展到危重症。第二周是从重症发展成危重症的分水岭。”
第三周则是危重症到死亡的分水岭。危重症患者有的经过治疗，淋巴细胞指数逐渐回升，免疫系统逐渐好转，就说明抢救回来了；而那些淋巴细胞一直往下掉的人，免疫系统最终被摧毁，出现多脏器衰竭，就会最终导致死亡。
彭志勇认为，对一般病人来说，新冠肺炎两周左右就能治好，而对发展成重症、危重症的病人来说，“三周时间，熬过来了就活了，扛不过这三周的就死了”。
彭志勇与其他一些专家进行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从出现症状到发展成呼吸困难，平均需要5天，到入院治疗平均需要7天，发展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平均需要8天，从发生症状到转为危重症的时间中位数是10天左右。在年龄上，新冠肺炎患者平均年龄56岁，进入ICU的危重症患者平均年龄66岁，这意味着老年人患者更容易发展为危重症。研究还发现，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在最初1-2天内出现腹泻和恶心，然后再出现发热和呼吸困难，而危重症患者比普通患者更容易出现咽痛、呼吸困难、头晕、腹痛和厌食等症状。
专家们认为，新冠肺炎早期症状不典型，是导致其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一位患者因为消化系统症状住院，谁都没想到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导致十多名医护人员和他的家人被传染了。这些非典型症状，增加了新冠肺炎甄别和确诊的难度。
杜斌介绍，不少病例在发病初期，只有发热、无力等较轻微症状，但到第二周，大约有15%-20%的患者症状会突然加重，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发展成重症病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也介绍，从目前经验看，有的新冠肺炎病人发病一开始就是持续高热，但有相当大一部分病人一开始只是中低热，症状并不明显，“甚至有的医生很形象地称之为‘它的症状和影像学看到肺炎的表现是分离的’，就是肺炎很重，但是症状不重。然而，过了一周后，部分病人的病情会突然加重。”
随着病程进一步发展，进入危重期的新冠肺炎病人病情恶化的速度可能更快。“我们不敢带病情太重的病人外出做CT，一旦离开可靠的氧疗或呼吸支持，患者有可能在途中发生不可逆的病情恶化。”姜利说。
为何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情况会突然恶化？
彭志勇表示，新冠病毒主要是攻击人的免疫系统，导致淋巴细胞下降，肺功能受损，呼吸衰竭，很多危重症病人是因为呼吸衰竭憋死的。也有很多病人的免疫力系统下降，导致多器官并发症，多器官衰竭而死。“我在临床上观察到三分之一的重症患者会出现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发展成危重症，在某些病人身上，这个过程非常快，两三天就病危。”
在此阶段，病人多个脏器都会出现问题。杜斌介绍，其中比较有共性的是明显的心肌损伤，部分危重病人的心肌损害标志物——肌钙蛋白指标甚至可达心梗病人的10倍。此外，还有不少危重症患者出现肾功能衰竭，显示其泌尿系统也遭攻击。
北京一位三甲医院心内专家表示，肌钙蛋白指标如此之高，意味着患者心肌损伤已经非常严重，可诱发严重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
姜利补充说，新冠肺炎的共性，除了缺氧导致的心肌损伤，还有就是淋巴细胞绝对值会特别低，这是因为病毒攻击了人的免疫系统；第二个特点是多器官衰竭，先是呼吸衰竭，如果病情进一步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循环、肾等肺外器官衰竭。如果患者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慢性肾功能不全，可能会更早地出现肾脏的问题。
对于心肌损伤和肾衰竭等多器官受损究竟是由于新冠病毒自身毒性导致，还是病毒侵害机体导致其他病菌进入出现这些并发症，严谨的重症医学家们不愿轻易下结论。姜利提醒，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二重感染。“很多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一周或更长时间后，很容易发生二重感染。这时候病毒还在，又来了新的细菌感染，患者可能体温降下来了之后又上来，白细胞恢复后，又会再下去。”
她注意到，有些新冠肺炎患者最开始是没有痰的，但部分后来就会有脓性痰出来，这可能是已经合并了细菌性肺炎。“之前患者的免疫系统已经被病毒给毁得差不多了，就像一个破烂的棉絮，你再去撕一下，就破了。而且一旦出现二重感染，病程就变得很迁延，治疗时间越长，越容易出各种问题。”她停顿了一下，“另外，这个时候新冠病毒我也不敢说是不是完全没了。新冠病毒有自限性，但我们真的知道它多久会自己死吗？”
另一种解释认为，新冠病毒是通过S-蛋白与人的ACE2（血管收缩素转化酶2）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来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从病毒学角度来说，ACE2作为新冠病毒的受体，在心脏和肾脏中高度表达。一位病毒学专家告诉财新记者，如果病毒在人体内能有通路，即病毒在患者体内可扩散到肾脏和心脏，也是可能攻击这些器官的。
还有一种比较概念化的解释是“细胞因子风暴”——这似乎能比较切合解释34岁的李文亮为何突然病情恶化离世。
人们从SARS和禽流感疫情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青壮年一旦罹患后病情相对更为严重，一种理论性论述是因为年轻人免疫系统更强，对病毒入侵反应更剧烈，过度免疫导致过度的炎症反应，最极端的免疫攻击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意指免疫系统瞬间火力全开，像风暴一样自杀式攻击外来病毒，但也会给自身肌体带来巨大伤害，尤其循环系统遭遇的冲击最大。
财新记者翻查国内各省市关于新冠肺炎病例通报，确实发现有青壮年新冠肺炎患者因心脏问题过世的病例。2月4日，香港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曾于1月21日乘搭高铁到武汉并于两日后返港的39岁男病人。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献称，该患者从1月29日起出现肌肉痛，1月31日开始发烧，并于当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入院，初期情况较为稳定，主要症状是呼吸不畅，服用抗病毒药物治疗。2月2日后呼吸不畅情况加重，4日早6点突然心脏停跳，经抢救无效于四个小时后宣告死亡。
刘家献对财新记者表示，该病人患有糖尿病，但一直都有服药，且考虑到患者年纪较轻，入院时自述此前没有心脏病史，当时也没有考虑可能出现心脏病。不过，该患者入院后，一直有用心电监护仪进行监测。
湖北省卫健委1月24日的通报显示，一名36岁李姓男子因心脏骤停而去世，通报显示他并无慢性病史，1月9日，李某因发烧且乏力持续三天到医院求诊。入院时胸片显示双肺感染、白细胞升高，当时被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院方对他采取输氧、抗病毒、抗感染、抗炎等治疗手段。入院14天后，即1月23日午间，李某突然心率减慢，出现心跳停止、血压下降症状，后因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2月3日，在重庆的疫情通报中亦发现类似案例：1月24日，51岁的男患者黎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该患者有多项基础疾病，包括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乙肝等，化验结果显示其心肌梗死特异性指标高。2月2日午间，黎某心率突然下降，血氧饱和度猛降至38%，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不过，多位重症医学专家认可过度炎症反应，但对“细胞因子风暴”持谨慎态度——没有人检测过突然恶化时所谓细胞因子的变化，更何况从临床上看，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仍是新冠肺炎危重症及死亡的高发人群。
财新记者综合多位一线危重症救治专家的数据和意见发现，即使在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有15%-20%会发展成重症病人，重症病人25%-30%会发展成危重症，但对于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由于各自关注的病例病情严重程度和样本数量不同，各位专家的看法不一。负责在武汉多家大三甲和二级定点医院巡视的杜斌估算，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总体死亡率在10%-20%；接管红会医院的黄晓波认为，危重症致死率是15%左右；彭志勇通过中南医院的病例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是20%左右；在病人病情最严重的金银潭医院支援的姜利则表示，危重病人死亡率最高可达30%-40%。
 |
| 2020年2月5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在穿衣室穿戴防护装备。 |
 |
|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向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的医护人员。 |
“我的病区一开始来的时候接了10个病人，后来陆续死了6个。”姜利介绍，“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死亡率约为30%-40%，现在的新冠肺炎也是ARDS，别的肺炎也会出现到发展到ARDS，包括禽流感，危重患者的病死率大约就在30%-40%的范围内。”
彭志勇和黄晓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他们所在医院的总体统计：彭志勇把2020年1月6日至1月28日入住中南医院的138个新冠肺炎病人看做重症病人，其中有36人转入ICU，视为危重症，之后陆续有28人康复出院，6人死亡，还有几名重症患者没有度过危险期，死亡率可能还会上升，因此彭志勇估算出重症转为危重症的比例是26%，而危重症致死率在20%左右；红会医院的危重症致死率和中南医院类似，其40多个转入ICU病房的患者中，目前死亡5人，康复5人，黄晓波估计危重症致死率是15%左右。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杜斌的估计，危重症死亡率10%-20%，这也意味着，即使在获得有效诊治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仍可达到0.6%-1%。
一个可资参考的公开数据是，截至2月6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1161例，累计死亡病例636例。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112例，其中武汉市11618例；累计死亡618例，其中武汉市478例。以此计算，中国内地31个省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死率是2.0%，湖北确诊病例病死率为2.8%，武汉则高达4.1%。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0.19%，也就是说武汉确诊病例病死率是湖北之外全国总体水平的22倍。
之所以出现这样高企的死亡率，主要原因就是武汉不少患者得不到及时确诊和救治，延误了时机，从轻症拖延成了重症再到危重症，甚至财新记者在前线获悉的患者高烧不退、呼吸衰竭但无法就医进而病死家中的惨剧都不是一例两例。比如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0点，江岸区万松园街道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社区一遍遍给民政局、卫生局、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殡仪馆打电话，因为其并未确诊为新冠病人，但所有人都怀疑其大概率死于新冠肺炎，各政府部门无法按新冠病人死亡的既定流程作业，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2点，社区卫生院才来给遗体消毒，然后殡仪馆来车拉走遗体。期间患者家属多次情绪激动，在社区到处走动。之后死者家属也被诊断为疑似病人。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二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当时该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病患，死亡2人，后来2名社区网格员也出现发烧现象，工作人员不再入户排查，改为每天电话了解情况。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新冠病毒对下呼吸道系统特别是肺部的攻击尤甚，很多危重症患者就算出院康复，也会有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杜斌表示，有证据表明，患者康复出院了，可能在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里，心肺功能依然恢复不到从前的水平，比如走路时喘气的时间明显缩短。
姜利表示，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还可能会有后续影响。一是肺功能受损，这是由于不可逆的肺纤维化；二是这次患病经历造成的心理影响，有点像创伤后应激反应，“很多病人和我聊过，说经历过这次，他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进ICU了。”
如何降低死亡率
北京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谈及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重症医学的作用：“重症医学的关键作用在于生命的维持，因为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即使不用药物治疗，病毒到了一定时间就自己死了，只要帮助病人扛过这段时间，病毒死掉了，人就回来了。”
作为本地大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彭志勇就戏称自己是“维持会会长”。他告诉财新记者，ICU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病人维持生命体征。病人呼吸衰竭，同时会诱发多器官衰竭。不同的病人临床有不同的症状，呼吸困难就给病人供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就做透析，休克的病人就用ECMO抢救。“病人缺什么就给他补充什么，维持病人生命，等待病人免疫系统恢复，把病毒清除掉。”
1月28日，彭志勇接手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胡先生康复出院，他也是武汉第一例使用ECMO抢救成功的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
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重症病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呼吸衰竭，给危重症患者供氧，保证病人体内的氧饱和度达到一定数值，是危重症抢救的基本路径。抢救危重症病人，一般可分为四种方法，一是经鼻高流量吸氧，二是无创呼吸机支持，三是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支持，以及俯卧位和肺复张；对于上述方法效果不好的，还可以采用体外膜氧合肺（ECMO）抢救。
姜利说：“我们有这些不同的手段，一个比一个劲大，前一种手段不行，我们就及时用劲更大的去代替它，这样能够让病人体里整个机体不总处在缺氧的状态下。”
彭志勇的病人胡先生一度呼吸衰竭，氧饱和度严重不足，无创通气和有创插管都先后使用，依然不见效果，病人眼看不行了，彭志勇最后决定采用ECMO抢救：把管子放入病人的血管里，把血引出来，通过体外把氧气打入血液里，再用管子把充满氧饱和度的血导入人体内。
八名医护人员，耗时一个多小时，胡先生最终抢救了过来，1月28日康复出院。ECMO被称为“最后一道守护者”，但彭志勇觉得不能过分夸大ECMO的效果，他认为使用ECMO治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拯救式治疗。中南医院有两台ECMO，彭志勇使用五次ECMO抢救病人，活下来的仅有两位病人。
 |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一名感染新冠肺炎后痊愈，再次回到工作岗位的护士。 |
 |
| 2020年2月4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外，一名没有防护服的家属用塑料布替代。 |
对于援助红会医院的黄晓波来说，最痛苦之处在于抢救设备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生命流逝。红会医院是二级医院，没有ECMO，只能采用高流量氧气和无创机械通气两种抢救方式，没有负压病房，连有创插管都不能做，担心病人呼出来的病毒在气溶胶中污染环境。
“我们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只能摆出二板斧。”黄晓波觉得很无奈，接手红会医院ICU以来，死了五个危重患者。除了两个年纪大、状况非常糟糕的病人，黄晓波认为其他三名病人，如果采用ECMO救急，还有机会抢救回来，延长其生命，等待免疫系统恢复。
2月5日早上，又一名老年病人去世。一位年轻的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当场哭了，他们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是不是哪个环节犯了错误。黄晓波疏导他们，现实条件如此，只能尽全力抢救病人，这是医生的大义；只要是醒着的人，医生就要多给他们一点鼓励，安抚他们，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缺乏必要的抢救设备，黄晓波曾经考虑把危重症病人转送到条件好的大医院去，但需要市卫健委批准，手续很麻烦，其他大医院床位也很紧张；而且危重病人插管转移，很容易出问题。黄晓波最终意识到，危重症患者只能他们自己救。
黄晓波带着医疗队成员改造了高流量氧疗。危重病人很多都需要高流量氧疗，但是医院电压达不到，报警器经常报警。黄晓波创造性改造了已有设备，在高流量氧疗设备钢瓶的旁边再加个储气面罩，同时在无创机器供氧时增加一条无创氧气通道，两个钢瓶供氧，加一个管道供氧，相当于三股氧气供氧，基本能把病人的供氧维持住。
2月4日，黄晓波又建议红会医院建一个负压室，可以抽吸气体，把抽进去的有病毒气体进行消毒，再释放出来，负压病房建好，就可以使用有创插管抢救濒危病人。
医生们要面对的，还有病人病情突然恶化。前几天，黄晓波收治一名62岁的老人，刚开始状态还可以，第二天的氧饱和度数值就降得很低，黄晓波给他做无创机器供氧，依然不行，病人濒死，黄晓波意识到不采用ECMO病人可能就撑不过了。他到处借ECMO，借不到。一天后，老人死了。
很多临床医生也向财新记者谈及，最重要的是病人自身能扛到病毒自己的大限到来那一天，不能夸大ECMO的作用，也不能不切实际地盼望神药降世。
此次新冠肺炎所导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比他们日常工作所见的要严重，而且危重症患者往往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有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一旦危重病人出现肺外多脏器衰竭，无论ECMO生命支持系统，还是针对病毒的所谓特效药，都已经难以奏效。
“对于危重症患者，重要的还是维持住病人的生命体征，等待病毒的自限期，等待病人的免疫系统慢慢恢复。”黄晓波说，“这个过程最主要还是靠病人自己熬，精神状态和信念很重要，求生欲强的就挺过来了，熬不过去的就死了。”
一位40岁的女病人给黄晓波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黄晓波去留观室查房，连续三次都在留观室看到那名女病人，她的丈夫在旁边陪护，一直在病床边给她鼓劲。
1月30日，ICU病房改建好，黄晓波将女病人转入ICU病房。留观室在四楼，ICU在七楼，从四楼转移到七楼的十多分钟时间里，要维持供氧是个难题。当时这名女病人呼吸衰竭，脉动降到个位数，状况一度非常危险。病人的丈夫一直在她身旁喊：“老婆坚持住，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住。”病人很努力想要活下来，转入ICU病房，上无创机器供氧，她的氧饱和度上升，两三天后能吃东西，活下来了。
关口前移
1月29日，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齐心协力，拯救生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阻击战——致全国重症医学专业同道倡议书》，表示新冠肺炎阻击战正进入关键阶段，“新冠病毒感染后期，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循环衰竭，重症管理的专业化科学监测、生命支持与救治将是有效减少死亡率的重要措施。重症医学的专业使命，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此次阻击新冠肺炎流行战役中的重症病人生命救治的主力军。”
“我们之所以发布倡议书，是因为疫情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危重病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重症救治将面临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大批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奔赴一线，拯救生命，减少死亡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席修明对财新记者说。根据当时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1月29日24时，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重症病例1370例，重症病例数比27日增加了约40%。
这之后，更多重症医学专家从各地云集武汉。以2月1日为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带领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两名ICU护士长组成专家团队从长沙驰援武汉；同日启程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二批援鄂抗疫医疗队名单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都是院长、书记亲自带队，以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ICU护士长为主。2月3日，有消息传来，以国家医学专家组和援鄂抗疫医疗队为主的“国家队”正集结于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集中接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援鄂抗疫医疗队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在京委管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专家组成。
 |
| 2020年1月25日凌晨，来自广州、上海的医疗队伍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并随机带来医疗物资。 |
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姜利也可以继续留在金银潭医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治病救人，但她说自己更愿意去收治确诊轻症病人的方舱医院或者宾馆隔离点去“捞人”。
“我现在特别想干的是把上游解决掉，就是把那些轻症将要进展到重症的病人找出来，及早施治。下游你是在最后救命，但是其实把上游工作做好，能够救更多的人。”姜利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病情刚开始加重的病人，他们开始出现低氧的情况，就是呼吸困难，嘴唇颜色变紫，还会感觉乏力，无精打采。”
姜利刚到金银潭医院的时候，第一波有10个病人，有一个当天就治愈出院了，其他9个里，3个危重，5个重症，低氧程度远较普通肺炎严重，现在还有3个住在ICU，另外6个都死了。让她很难过的是，这些病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入院、治疗滞后，有的病人送进ICU病房时就已经处于濒死状态，医生都来不及分析其病情变化。
“重症医生的任务，是通过ICU的力量及时抢救危重症病人，降低死亡率。说到底是在亡羊补牢，但是洞太多的话是补不好的。我想从上游把它掐断。”姜利说，传染病学有三个原则，就是对付传染病最有效的办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三件事，现在一件都没干好。”
在前线待了十几天，所见所闻让习见生死的姜利有了很多感触。“想让少一些人死，就应该关口前移，早诊断、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在前期轻症阶段早进行医学干预，从轻症中迅速地把可能变重的病人筛选出来。这个工作现在是否有人在做？我猜大概够呛。我现在收到的病人太滞后了，前头的环节估计也是滞后的。”
她说：“大家应该意识到，虽然对这个病毒没有特效药可以完全阻断病情，但如果能在刚开始病情加重的时候把病人筛选出来，及早进行高流量氧疗，其实我可能花一分力气就行了，但是一旦已经极度恶化，就必须花十分力气。我们现在就花十分力气。”
彭志勇也认同这一点，“在轻症和重症之间，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病情，发展到危重症，治疗难度就大了，占用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也更多。”
姜利曾经在国外学过灾难医学。“以地震为例，地震像我们这样的重症医生是不去第一线的，第一线的是去筛选伤员，检伤分类，然后分级后送，可能第1级的医疗站就做最基本的伤口处理，第2级的能做救命性的急诊手术，第3级的再做大手术，伤情严重的直接用直升机运到后方大医院。”
在姜利看来，关口前移方法很多，可以派小分队巡查，也可以进行社区医生培训，由有经验的专家设计一套评分系统，给几个指标都赋分，社区医生去完成分筛工作，加起来之后超过一个分值的就及早送到医院救治。
在某种程度上，杜斌就承担着巡查“捞人”的工作，只不过他收到的指令是到各家定点医院和非定点医院，了解收治入院的确诊或者疑似的危重病人情况，看有没有明显已经进入危重阶段的确诊或者疑似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然而他无奈的是，参加过数以十计的地震、火灾、塌桥等重大公共突发灾难事件的救援，以往他作为从北京派来的重症治疗专家，都会得到一份救援指挥部给出的详细的各医院收治病人清单。这次救援，没有人事先给他病人资料数据，都得靠自己一家家医院去跑、去摸底。
这些麻烦，都没有磨掉这些常年在ICU里经历肾上腺激素和多巴胺“风暴”的医生们的勇气。
在上述那份重症医学三大分会倡议书中，他们写道：“重症医学专业从她诞生的第一天，就注定了与现代医学面对的灾难、瘟疫、战争和临床医疗生命支持与救治的密不可分，就注定了从事这个专业的医护工作者的责无旁贷。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清楚地反映了这个专业在灾难中、在国家重大卫生事件中的历练与成长，2003年的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5天津滨海爆炸⋯⋯重症人冲在第一线，从死神手中抢救病人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重症医学的专业使命，决定了我们必将成为此次阻击新冠肺炎流行战役中的重症病人生命救治的主力军。”
面对财新记者，席修明又加了一句：“疫情进入关键时刻，重症病人不断增多，重症医学救治必须做好长期准备。”
财新记者邸宁、 文思敏，实习记者黄雨馨、陈丽金、王颜玉对此文亦有贡献
点击收听记者萧辉采访彭志勇的音频故事《一个武汉ICU医生的坚定与遗憾》
此文限时免费阅读。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成为财新通会员，畅读财新网！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0年第5期，原题为：封面报道|抢救新冠病人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财新周刊》印刷版，各大机场书店零售；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记者萧辉：坚持送医院订单的外卖“跑单王”
。很多在外执勤多日的JC本身带有感染可能性，有没有想过这样直接
动图
